人们用眼睛看他人、看世界,却无法直接看到完整的自己。所以,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需要寻找各种“镜子”、不断绘制“自画像”来审视自我,尝试回答“我是怎样的人”“我想过怎样的生活”“我能做些什么”“如何生活得更有意义”等重要的问题。

但实际上,反衬我们自身的不只是这一面或那一面镜子——每一面镜子都照出我们自己。整个世界无非就是每一面镜子的总和。我们当下的境遇,则成为另一抹底色,与各个镜像共同绘制出每个人的“自画像”,关于当下,但主要是关于未来的自画像。

当然,有一幅自画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人镜像,占据了一个绝对的位置,指示出其余所有人的相对位置。1966年以前的高干子弟们,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主人地位。他们被父母送进最好的中学,但这些中学之所以好,和这些“小主人”无关,本是由于良好的学风与其他好学生方才成为好学校。但在这些高干子弟眼中,老师与校领导不过是服务于“小主人”的保姆。身为保姆,却没有五体投地地偏向自己,这让他们不满。于是,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开端,这些人成为了理所当然的造反派,制造了血腥的红八月。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人们群众参与到打倒红色贵族的运动之后,这些造反派却摇身一变成了保皇派,成了保爹保妈派。随着大民主的失败,这些只为保住自身特权与利益的小主人,竟成为了真正的主人。

主人镜像是我们永无可能触及的位置,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穹顶。穹顶之下,则生长出改革开放40年的盛世繁华。我们拥有了北上广深等富丽堂皇的城市,这成为另一个结构着人们欲望的镜像。于是我们看到,在北方,30万人像蝼蚁爬向北京。在南方,30万人像蝼蚁爬向深圳。青年们在千军万马中闯过了高考的独木桥,毕业后留在大城市,追逐生活的理想。但北京或者深圳报以他们的,是以高房价筛选万分之一精英的“深圳模式”。大部分人,在产业园的写字楼与单身公寓的隔间里,留下自己的劳动力与青春,最终却只能草草收场。这是另一个讽刺的悖论:到北京或者深圳去,我们不会得到什么;但如果我们不去,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一个法国的记者,派屈克·圣保罗,发现了与穹顶、与这一切繁华相对的,另一个绝对的镜像——像老鼠般,生活在北京地下的打工者。他写道:“這些拚命留下且住不起地面上房子的人,被稱作「鼠族」。他們像鼠一樣,群聚在北京城的地下廊道裡竄動、討生活,為中國夢燃燒生命,卻注定被貼上「低端」標籤,被驅趕、切除。”

以我们这个时代为镜像,我不禁回望那个虽然窘迫、艰辛,但劳动者们互为镜像,相互之间是对方“自画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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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自己画好像-激流网(作者:lxr。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