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天，我在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结束，回到胶东文协。说“回到”，是一种省略的表述，事实上，从1944年春天我离开文协长期下乡深入群众体验生活，先后到过几个地方，后来又到党校学习。不过，尽管多历年所，组织部门认为我仍是胶东文协的干部，所以党校结业之后叫我仍回文协工作。1944年离开文协的时候，我是研究部的干事。研究部主任是罗竹风。1946年我回来时，罗竹风已经调走，研究部也撤销了，于是把我安排到编辑部做记者，专事写作，不过也兼做音乐编辑。当时蒋介石要下山抢桃子，解放区正在进行自卫战，我编辑了几本自卫战歌曲选，正是在编辑歌选当中，我发现了于会泳。
当时他在一个小学当教员，作了一首关于自卫战的歌曲，题目已经忘记，只记得开头是说：人民虽然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但这胜利“还没有巩固，还没有巩固，还没有巩固啊！”曲子很流畅，但是结构散漫，所以没有采用，但从中仍可看出作者有些才能。我把稿子退还给他，给他写了一封信，鼓励他继续努力，同时也向一些同志介绍了他的情况。此后不久，我又参加工作团，到莱西南搞土改去了。年底从莱西南回来，1947年春节后又出发到东海区长期下乡。不过这次下乡没有下成——被东海地委派到东海中学去当了一年教员，直到年底才回到胶东文协，安排到文工团作音乐指导，这时于会泳已经是文工团的乐队的演奏员了。
在此以前我没有见过他，现在看到他本人是一个中等身材男子，相貌寝陋，气色晦暗，面目黧黑，国字型的脸、浓眉、细眼、大嘴，天冷的时候常常流涕，人们打趣他“又化冻了”。总之他的样子一点也不讨人喜欢。据我的老伴徐静说，当时他曾追求她，她根本不予理睬。看起来他一点都不像一个聪明伶俐的人，但是却有内秀，而且勤奋努力，肯动脑筋。他在乐队里主要是拉提琴，但也能拉二胡，弹三弦，吹笛子，有时还兼做演员。记得有一次搞了个时事活报剧，其中有一场表现1948年襄樊战役中，襄阳城破，蒋军特务头子康泽化妆潜逃时，被我军俘获，导演叫他扮演康泽，真的惟妙惟肖，令人叫绝！
作为音乐指导，我除了作曲和指挥，还负责对全团进行音乐教育。好在我在东海中学教了一年音乐，取得了一些经验，也积累了不少材料。当时我主要是参照李凌、赵沨合著的《新音乐教程》给大家讲课，这本书文字浅显，但内容广泛，从识谱法到指挥法，全有简要的介绍，正合乎文工团员的需要。全团通过教学，每个人都获得了基本的音乐知识。于会泳也从中受益。在此以前，他虽然认识简谱，喜欢唱歌、玩乐器，但对乐理却不甚了了，现在可以说已经入门。大课之外，我还对音乐组的几个骨干——正副组长宫润身、刘峻岱以及于会泳，开了一门小课，给他们讲作曲法、和声学的初步知识。由于于会泳一向好学，特别用心钻研，所以收获也就比其他人更多，进步更快。
我和于会泳的关系，虽然不是特别亲密，但是彼此尊重，有时在一起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但不论是他或我，都没有提起我当年给他写信的事。有一次我找这几个音乐组的骨干专门谈民间音乐的问题。记得我当时说：欧洲资产阶级在进行民主革命时，由于需要农民的援助，对农民比较关切，系统地搜集了大量民歌。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这个力量，也顾不上做这件事，搜集民歌的任务落在了无产阶级身上，我们要积极地担当。虽然大家都很赞同，但其他两位却并未有所作为，而于会泳却认真做了起来，从此以后，他经常进行民歌调查，每到一地就找老乡记录民歌，逐渐积累了不少材料。为他以后编辑《胶东民歌选》作了了准备。
这本民歌选，是他在音乐学院学习期间，与南京军区选送的进修生张仲樵合编的。张仲樵是我的老乡，还是小学同学，后来专门研究明清俗曲。他们知道我搜集了大量胶东民歌，曾来信要我参加此书的编辑，但我刚从地方来到空军，面临新的情况，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忙于深入部队，体验生活，进行创作，顾不上整理民歌，所以未能参加。
我和于会泳的思想交流，不限于民歌，甚至也不限于音乐，对整个文艺问题，也时常交换意见。当时中国解放区，在毛主席文艺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东方红》、《白毛女》早就见到了，我曾写过两篇热情赞扬的文章。后来又陆续见到赵树理的小说，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我和于会泳以及文工团的会计兼乐队的三弦演奏员李季（不是写《王贵与李香香》的诗人）经常在一起很兴奋地交谈对《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观感。当时我认为这个问题涉及整个文艺的发展方向，值得深入探讨，于是提议成立一个研究小组，取名“赵树理学会”。为便于同其他地区的同志交流，李季还去刻了一个图章。这一下事情闹大了，领导发现以后，认为我们在搞非组织活动，对我们进行了严厉批评。不仅不许继续研究，还对我和于会泳进行了变相的惩罚。当时我们刚刚从国民党军队手里夺回烟台市，文工团奉命到烟台进行宣传。城市的建筑物上，到处是蒋军留下的反动标语，需要用新的标语加以覆盖。团里有两位美工，这件工作本来应当由他们承担，我是音乐指导，也是团里的负责人之一，于会泳也有他的本职工作，但为了惩罚我们，强令我和于会泳去写标语。那时已经是十月份，天气越来越凉，每天提着沉重颜料桶，扛着梯子，在冷风里作业七八个小时，两手冻得发僵，浑身淋得五颜六色，又不能能及时洗换，几天下来，裤子硬得像铅桶。而且吃力不讨好，最后领导检查，还认为我的字体没有于会泳写得好看。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再也不敢搞什么非组织活动了。
胶东民间有一个传说：不知在什么年代，曾有个官绅老爷死后用活人陪葬。1944年春天，我曾根据这个传说写了一首叙事长诗《古冢的秘密》。1947年，马少波的小说《农公泊》也是取材于这个传说，但内容完全不同。1948年文工团把马少波的小说改编成同名歌剧，由张波执笔编剧，由我作曲。北京解放以后，小白玉霜剧团曾将这个剧本改成评剧《枪毙九尾狐》，创造了空前的票房收入。但这个剧本的人物、情节，我并不喜欢，不赞成把群众写成逆来顺受，尤其是男主角，被地主婆藏在地洞里，苟且偷生，充当性奴，更加其令人反感。张波的唱词也缺乏文采。1948年春节以后这个剧在胶东各地不断演出，演出当中又不断修改。到1949年决定正式出版。这时我们正在准备解放青岛，创作排练非常忙碌，我没有时间看校样，于是就委派于会泳到印刷厂去做校对工作。他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个剧的音乐也不能令人满意，我自己在后记中说它是歌剧领域中的一件“赝品”。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我掌握了些什么，如何运用。这时，我早已掌握了传统的和声学、对位法、曲式学，而且对中国化的写法也进行了许多尝试。特别是歌剧的后半部，以火热的激情，运用戏曲音乐的音调，采取非传统的和声手法，创造出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农民翻身进行曲，较之已经出现的其他歌剧毫不逊色，未敢多让。这在演出中就已给了于会泳强烈的印象，通过仔细校对乐谱，他对我的写作方法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因而增进了彼此间的关系。不过在后记中，我说自己“修养不足”，“养”字我按当时的习惯写成“羊+文”，于会泳看不懂，就改成了“修歌不足”，糊弄过去，但后来也没有人看出什么毛病。
进入青岛后，我们住在青岛影剧院，连续上演了《血泪仇》和《农公泊》，引起巨大轰动，山东大学冯沅君教授撰文在报刊上备致赞扬。我们准备的一场音乐节目，为各界人士演出后，也得到高度评价。我为这台节目创作了中西混合乐队的《第一组曲》，在和声配器方面都有一些新鲜的尝试，例如第二乐章的结尾，在羽调式的终止式中，我使用了附加六度的五级小三和弦，这个附加音与和弦的五度音是个尖锐的小二度，造成一种奇妙的音响，而且解决非常自然、顺畅。记得有一次排练时，吹笛子的民间乐手樊昌文陶醉在这迷人的音响中，闭着眼睛赞叹道：“逼养的，真美呀！”于会泳参加弦乐组的演奏，当然也感受到这种魅力，当时他也许并不明白其中奥秘，但是到音乐学院学习之后，便渐渐领悟了我的创意。问题还在于，在胶东，甚至在全山东，我没有任何老师可以请益，这一切完全是“外师造化，中法心源”，独自琢磨出来的，不能不使于会泳感到惊奇。
进城后我曾通过各种途径，努力搜求音乐方面的书籍和唱盘，利用剧院的音响设备，组织文工团的同志欣赏经典作曲家的名作，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札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瓦格纳、格林卡、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柯萨科夫、莫索尔斯基、鲍罗廷、格拉祖诺夫、拉赫曼尼诺夫以至比才、德彪西、德沃夏克、格里格、西贝柳斯等等的作品，听了不少。每次听赏，我都做一些说明和介绍。于会泳热心地参加听赏，有所不解便积极提问，闻所未闻，眼界大开，开始步入音乐艺术宏伟壮丽的殿堂。
不久，中央音乐学院东分院招收进修生，给了我们两个名额。在团部研究派谁去进修时，我强烈地要求让我去。但两位主要领导人都不同意，他们认为我已经懂得够多了，应当把机会让给下面的同志。当时我不知道，已经决定把我提升为副团长，只是手续还没有办妥。于是，结果派了音乐组长宫润身和于会泳两人去上海进修。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一种不幸，使我失去了一个提高的机会。后来我们调到空政以后，同样的事情又重复了一次：上海音乐学院又给了我们一个本科的名额，领导又是说你已经学了很多，把名额给了演奏员姚学诚，我再次——而且是永远被关在学院门外。
1947年，蒋军重点进攻山东时，于会泳曾有一个“致蒋军士兵书”的事件，当时我还在东中教书，详细情况不大清楚。大致上是坚壁清野的时候，他把一个包裹埋进山洞，附了一封信，请求蒋军士兵把包裹送还他的老家。这件事后来被大家发现，当时的领导认为是思想动摇、敌我不分，对他进行了批评，三查三整的时候也没少挨整。所以，虽然他积极要求入党，却拖了好几年没能如愿。不过后来的领导对此看得不那么严重，认为是一种不恰当的玩笑，不够严肃而已。所以在选送他去上海进修时，同时也解决了他入党的问题。由于审批手续要费些时间，所以组织介绍信是在他到校后才寄到的。
他的党籍问题，在他死后又被提了出来。胶东文协原来的负责人是马少波，但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他奉命率领胶东文协京剧团到前线慰问，演出《闯王进京》，对部队进行入城之前的防腐教育，从此离开了胶东文协。京剧团后来归了济南军区，马少波本人则因他在戏曲工作方面的突出成就，被中央直接调到北京，参与文化部和所属戏曲部门的组建。马少波走后，胶东文协由江风负责，所以于会泳入党的情况马少波并不知道。于会泳死后，马少波对于会泳的党籍问题提出质疑，认为他是利用去上海进修的机会，伪造身份，混入党内的，是一个假党员。不过当时胶东文协文工团的许多老同志都在北京，最后一任支部组织委员就是八一制片厂著名的“中国老太婆”曲云，所以问题很容易澄清。虽然这对于会泳已经没有什么帮助，但对马少波的影响却很不利。人们很自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你既然认为他是假党员，为什么在他生前不揭露？
于会泳到上海之后，我们的接触就很少了。和于会泳同去进修的宫润身，结业后回到团里，这时我们已经编入空政文工团，他在创作室，仍任音乐组长。不过后来的情况证明，他经过进修并无心得，最后终于离开文艺创作，转业后到泰安当了文化局长。1950年国庆以后，空政文工团创作组的几个人曾到上海江湾机场，深入部队，体验生活。当时音乐学院就在江湾，我们曾去看望于会泳，这时他在学院的音工团工作，同时仍继续在贺绿汀等导师指导下深造。从他当时的言谈看来，似乎特别强调掌握技术的必要，大约正是因此，后来有人曾批评他走“白专道路”。
1949年他们去上海时，我曾交给于会泳一些钱，委托他给团里买些音乐方面的书。但后来人事倥偬，机构变动，他一直没有把书寄来，这次见面，我请他给我送到机场。但拖了好久，他还是没有送来，似乎有意私吞。我很生气，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当时有个创作员看了，说是有点“冷酷”。冷酷也罢，总之几天后他把书送来了，也没有表示什么不满。当时我正好用王希坚的词写了一首新歌《一朵花开满园香》，他唱了一下，对曲中的“新声”表示赞赏，随后就“创新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后来，1956年第一次全国音乐周的时候，他来北京参加演出（上海的节目中有他改编的民歌《杨柳青》）。他看到我在《音乐周会刊》上写的《赵玉斋的古筝艺术》一文，打听到我的住处，曾特地跑到南郊的大红门来看望。不过我对他改编的《杨柳青》并不喜欢，又加当时脱离肃反运动的困厄不久，精神不大振作，也就没有谈兴，不记得谈了些什么了。
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了。1958年我被当作右派下放到山西，在郭堡水库劳动的时候，常听到扩音器里播放他的《不唱山歌心不爽》，感到他仍在追求新声，技巧也更圆熟，但似乎缺乏激情，音乐的发展主要靠逻辑的推进，内在的动力不足，说明生命之火尚未点燃，需要火种。以后，江青同志给他送来了火种，点燃了他的生命。革命样板戏的音乐创作，才是从他生命里爆燃出来的瑰丽的火花。“打虎上山”、“家住安源”、“细读了全会公报”……这些才是他真正的杰作，不仅为中国的戏曲音乐开一生面，而且成为国际无产阶级艺术的瑰宝。一个人一生能写出这样几部作品，也可以死而无憾了。
文革期间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继续革命，积极从事红色文艺的创造，也曾把所写的《毛主席诗词大合唱》、诗剧《心里有个红太阳》等一些作品寄给于会泳，但不知他能否收到，也不期望他回复。1973年，我所在的团体把我评为先进工作者，并且让我和另一位先进工作者到北京观摩学习。这位同行者知道我认识于会泳，竭力撺掇我带他去拜访，我虽然很不情愿，还是同他去到东四八条。向传达室说明情由之后，一位工作人员出来说：“首长很忙”云云。这本是意料中事，我们也就知难而退了。
听到他的死讯后，我很为他感到惋惜。任何革命中都有一些激进的左翼，例如17世纪英国革命中的“掘土派”，18世纪法国革命中“愤激派”、“平等派”等等，他们不是盲动的、冒险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而是最底层的人民、最激进的思想的代表，他们要求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要求违反已经从革命中获得利益的上层阶级的意愿，于是遭到镇压。他们也许有些错误，但绝对不是反革命。于会泳是一个艺术家，他的主要事迹是成功地搞了几部革命戏曲音乐，何罪之有？只能说他是革命艺术的干将，劳动人民的公仆。
1983年以后，我在中央电视台主持文艺宣传。在音乐节目中，常见到一个年轻的女中音歌唱家于佳易，声音很好，台风也朴实大方。有人告诉我她是于会泳的女儿，在铁路文工团工作。我对这个孩子深感同情。当时有一个栏目“远方的旋律”，专门介绍一些雅俗共赏的外国音乐作品。于佳易常常应邀参加这个栏目的演出。有一次她和一个男高音，重唱苏联歌曲《喀秋莎》，曲子大概是他们团里的人改编的，编得并不成功，但演唱不错。当晚，有一对云南的夫妇来信说：他们在遥远的边疆，收看了“远方的旋律”，向我们表示感谢。他们很喜欢二重唱《喀秋莎》，信里面特别强调“演员的眼神真挚，不轻浮”……我把这封信的内容写信转告了于佳易，我没有说我是她父亲的朋友，她在回信中也没有提及父亲，但是称我“叔叔”，可见她知道我是什么人。
于佳易
戴家枋教授在他那本关于于会泳的小册子里，说于会泳“见到陈志昂，以为这就是大音乐家了”。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对我和于会泳的鄙薄意味。我当然不是什么“大音乐家”，而且年龄比于会泳还小两岁，于会泳生于1925年，我生于1927年，是实实在在的小音乐家。前面讲过，我和于会泳的交往很平淡，可以说是君子之交。他从不“面谀人”，在我面前，从未流露过钦佩、敬仰的情绪。但后来，我却听到他在别人面前对我有过誉之词。最早是从姚学诚那里，他在上音学习时，假期回来就告诉我，于会泳常说：“陈志昂这个人了不起！”后来姚学诚还不断向我重复提起这话。老实说，我并没有把这话当真，并不是不相信有此一说，而是认为只是一种虚浮的客套，因为我从不认为自己有何卓异之处。最近在一本关于“样板戏”的学术专著《文化革命及其最新形式样板戏》中，作者张晴滟披露：“七十年代，于会泳对他过去的学生和彼时的下属吕韧敏说：‘有两个人他是佩服的：陈志昂和沈知白。’”却使我感到意外，并引起深思。
吕韧敏是烟台人，参军后在第三野战军从事音乐工作，被选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战友歌舞团。文革期间，于会泳请他到文化组负责音乐工作，主持编辑了《战地新歌》，后曾任文化部对外文化司司长。文革后他又回到战友。我们原来并不相识，我同他接触是很晚的事。周巍峙晚年曾主持编写一部《解放区艺术史》，其中音乐部分，他请唐诃执笔。唐诃搜集了一些材料，其中有我写的《胶东解放区音乐史稿》，他读后觉得体例、文笔都不错，于是就推荐我代替他，并把他所搜集的材料全部移交给我。这些材料中，有一本《新四军歌曲》，是吕韧敏向他提供的，事后吕韧敏为收回这部书曾到我的住处，于是开始了交往。他们干休所离我家不远，我也曾回访。前几年，响应化工部前部长秦仲德的倡议，我们还曾一起商讨创作再现毛主席革命生涯的大型音乐史诗，但见面时，他从未提到于会泳，当然也就没有提及于会泳对我的评价。沈知白我当然知道，而且早就读过他的《中国音乐史纲要》。他虽然名声并不显赫，但把我与他并列，还是使我惶悚，感到自愧弗如。我想，于会泳心仪沈先生，可能是由于沈的格局虽然不是很大，但能融汇中外，贯通古今。他所推重于我的，大致也当如是，但我实在愧不敢当。我虽然涉猎很广，但入焉不深；虽然有志于会通，但并未达到融贯，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2021年7月10日
陈志昂 (1927～)，山东龙口人。1938年参加革命，在山东解放区从事文化工作。1950年调入空军。1957年错划为右派 。1979年后历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中央电视台文艺指导、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委员，高级。离休后曾任《中流》杂志编委、副主编。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顾问。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作者：陈志昂。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