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科克肖特（Paul Cockshott）是一位计算机工程师，从事计算机设计，在苏格兰多所大学教授计算机科学。他发表了52项专利，其研究范围涵盖机器人技术、并行计算、3D电视、可计算性理论以及数据压缩。著有《经典经济物理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9）、《计算与极限》（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

本文摘选自保罗·科克肖特的最新著作《世界的运作方式》（每月评论出版社，2020）

1972年的苏联拖拉机工厂（照片来源：Henri Cartier-Bresson, Magnum）

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批判在于：计划经济本质上不如市场经济有效率，因为对主要经济部门进行计划的官僚任务的规模非常庞大。如果有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的不同产品，没有一个中央计划机构能够期望追踪到所有产品。相反，计划机构只能为不同行业的产出设定总目标。对于天然气或电力等某些行业而言，这不成问题。电力和天然气都没有产生分化，一千瓦就是一千瓦，没有争议。但即使对于另一个大工业——钢铁工业来说，也存在各种各样的轧制板和棒材，具有不同抗拉强度的不同等级的钢等。如果计划决策者不能追踪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产品，仅仅给轧钢厂设定一个吨数目标，那么轧钢厂会最大限度地生产最容易生产的那类产品，无论是什么产品。

上面钢铁的例子有点牵强，因为传统的行政手段仍然可以相当容易地解决这种程度的分化。依然可以为不同种类的钢材制定吨位目标。但你一旦转向消费品（服装、餐具等），产品范围就太过宽广，生产目标就要根据货币产出而制定。

计划就要规定服装、家具等产品产值的增长。这会转变成什么，取决于价格的结构。为防止企业采取其他形式从计划中谋私利，产品定价必须在经济上切合实际。如果将椅子的价格设定得过度高于桌子，工厂集中生产椅子就变得合理了。

诉诸货币指标，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已经承认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译者注：20世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部分观点，采用了米塞斯声称的对任何经济的合理性都至关重要的货币计算方法。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计划决策者不可能设定出合理的价格，因为只有竞争的市场才能做到这点。经济计划依赖于聚合汇总，聚合汇总必然使用货币指标，货币指标依赖于合理的价格，而合理的价格依赖于市场。但是有了市场就可以免除计划。计划必然要求计划被替代，这是辩证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论点很大程度上是理论上的。在苏联后期，上述观点得到许多传闻证据的支持，但是，即使相比传统的苏联计划经济，市场的宏观经济效率更高的经验证据，也更站不住脚。正如罗伯特·C·艾伦（Robert C. Allen）表明的那样，唯一在长期增长速度上超过苏联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是日本，其自身模式也与无计划的资本主义相差甚远。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处于同一经济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苏联增长速度要快得非常之多。一种解释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宏观优势，即由于消除了未来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计划经济促进了更高水平的投资。这种宏观经济上的优势，可能超过了任何由计划带来的微观经济上的低效率。

市场可能比计划表现得更好的最有力证据来自中国，而且这无疑是中国正统的观点。他们声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避免了资本主义在宏观经济上的不稳定性，同时利用了市场在微观经济上的效率。作为证据，他们引用了中国在邓小平改制后的更高的增长速率。但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国走的是重商主义道路，这造成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换取美元，而使生产它的工人变穷困。商品出口对中国工人没有益处，尽管它使中国私人企业可以在美国收购资产。从中国政府立场来看，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也可以收购海外企业，但这是否是长期优势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观点，因为本可以用来提高中国经济和生活水平的实物产品被献出了。

从历史上看，中国变为出口导向经济的过程使中国避免了西方国家曾经施加在苏联头上的科技禁令，进而让中国的制造技术迅速赶上。既然如今在某些大规模生产领域中国正在超过美国，上述优势就变得不明显了。中国有理由向国内更高消费和更高薪资转变，也确实在如此转变，不像德国。在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国的增长优势可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引入最新生产技术的新能力，而不是微观经济上的效率。但是非常明确的是，有利于市场的改制造成了经济不平等的急剧扩大，催生了新的国内亿万富翁阶层。这反过来又产生了扩大私有制的政治压力，并逐渐破坏国有企业仍占主导的地位。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计划经济体系是否可以运转在具有高度多样化产品的现代经济中？它要如何克服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论点？我和其他学者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就一直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批判集中于这一点：社会主义需要对比不同的可选制造技术的成本。除非能实现这一点，否则就不能选择出最有效率的制造技术。我们的回答一向是：不仅劳动时间原则上可选择——这也是米塞斯承认的——而且使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就完全有可能持续得到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每种劳动成本的最新数字。利用这些，工作场所将采集到和价格一样有效的数据，以供在各种技术间进行选择。

因为对生产的约束是多因素的，所以劳动价值像任何标量度量手段（例如价格）一样存在局限性。我们的生产能力不仅受劳动力的限制，还受自然资源和生态因素的限制。单一的标量度量手段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如何处理这种多重约束的问题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被社会主义经济学所解决。坎托洛维奇（L. V. Kantorovich）提出了完全通用的技术，用以完成受劳动时间以外的因素限制的社会主义计划。【1】他的方法是一种实物计算形式，即非货币形式。当时在整个苏联经济层面上使用他的方法不切实际，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苏联的计算资源十分匮乏，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计算机就可以胜任了。【2】

因此，自米塞斯写作开始，非货币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基本问题就已经被解决了。当时在苏联无法实行，原因有两点：（1）苏联当时没有计算机技术；（2）如果实行，就要使用不可转让的劳动账户来取代货币结算和货币支付。这会是迈向更大社会平等的激进的一步。

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领导下的苏联经济以及后来俄罗斯经济的崩溃，是和平时期史无前例的经济灾难。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沦落为经济轻度破产的状态，工业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没有什么比人口数据更能体现这场灾难的规模，数据表明，由于灾难本身导致的贫困、饥饿、无家可归以及酗酒现象的增长，造成死亡率大幅上升（表1）。

注释：在20年内，增长的死亡人数约为1200万。资料来源：“Death Rate, Crude (per 1,000 people) – Russian Federation,” 与总人口数相比较, 1986–2009, 世界银行, 可参照 http://data.worldbank.org.

在确定造成这一灾难的原因时，必须研究导致相对停滞、危机进而崩溃的长期、中期、短期因素。长期因素是苏联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进行改革来解决。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政府实行的政策，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造成了形势的灾难性恶化。

长期因素

在1930~1970年间，除去战争年代，苏联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增长。经济究竟增长得有多快是有相当大争议的，但普遍认为增长速度远超1928~1975年间的英国，此后增速放缓至英国水平。经济的增长让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发展水平可同1922年的巴西相比）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技术、军事大国。

后期增速放缓的原因有很多。一个经济体在工业化初期，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经济飞速增长是很容易的。在经济体已经完成工业化之后，经济的增长有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种提高通常小于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

苏联有相当一部分的工业产出被投入到国防中，特别是在冷战后期，当时为了和里根的“星球大战（Star Wars）”计划竞争。国防用尽了技术工人，从而限制了可以被分配去发明新的、更有生产力的工业设备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

美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禁止向苏联供应先进的技术设备。这意味着苏联对于国内设备设计的依赖，不得不达到异乎寻常的程度。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没有相同的技术贸易壁垒，于是西方世界的工业发展相互促进。

尽管苏联工业增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放缓到美国水平，但这本身并不是一场灾难。毕竟，美国经历了这种几个百分点（每年2.5%）的增速几十年而没有发生危机。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工人阶级的收入实际上已经停滞时，苏联工人阶级收入在继续增加。两个国家在知识分子、管理阶层的地位上有所不同。在美国，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国民收入几乎全进了那最富有的10%人口的腰包。美国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收入停滞了半个世纪。而在苏联，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尽管所有群体的收入继续增加，但相比五六十年代还是慢得多。这2.5%的增长率在一些苏联知识分子看来是无法忍受的停滞，可能是因为他们将自己与美国、德国的管理阶层和专业人员相对比了。一种认知在这一阶级中生根发芽：相比美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衰败。

若不是因为这些阶层在苏联内部具有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力，前述的事实就不会对于制度未来的生存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尽管执政的共产党理论上是工人的党，但其成员中来源于最熟练的技术工、专业员工的比例过高，而体力劳动者的比例未能充分代表他们。

苏联增速放缓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成熟的必然结果，这是一种向成熟工业国家典型的增长速度转变的趋势。采取适当有计划的措施来提高经济管理效率，可能使增长率有所回升，但是期望五六十年代的快速增长重现是不现实的。然而苏联并没有采取适当有计划的改革，而是彻底拆除了其基本经济结构。这项拆除工作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驱使。苏联内部以及自美国访问苏联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承诺：一旦取消计划经济制度，允许企业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经济效率就会得到彻底的提高。

中期因素

苏联经济崩溃的中期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政府试图改善经济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结果是国家破产和货币贬值。

我们必须意识到，苏联政府依赖的财政基础主要是对企业的营业额和销售额征收的税款。

为了杜绝导致旷工和破坏健康的酗酒现象，戈尔巴乔夫政府禁止饮酒。这一政策以及全面加强的工作纪律，在他执政的头几年改善了经济增长。然而，它具有无法预料的副作用。因为政府商店不再售卖伏特加，由黑社会控制的非法蒸馏的伏特加在黑市盛行。这一犯罪阶层谋取了财富和权力，后来成为了最危险的敌人。

非法酒品交易的金钱到了罪犯手里的同时，政府失去了这一重要的税收来源，由于没有被其他税收所弥补，继而引发了通货膨胀。

如果酒品税收的损失是国家财政的唯一问题，那么可以通过提高其它商品价格来补偿。但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观点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允许企业保留大部分欠国家的营业额税收，这时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如果允许企业管理者保留这些税收，他们会比政府更有效地利用这些税收。

实际上发生的是灾难性的国家税收危机，导致国家必须依赖于中央银行信贷手段，来为其经常性支出负担经费。货币存量的增加导致迅速的通货膨胀，并削弱了公众对经济的信心。同时，企业管理者手中额外的未经审计的资金，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那时戈尔巴乔夫政府刚刚使工人合作社合法化，允许他们独立经营。这一合法形式后来被贪官污吏、黑帮分子和小商人构成的新阶层用来清洗通过腐败谋取的资金。

结果

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一旦企业摆脱政府的束缚，“市场的魔力”将确保它们能够为了公众利益而进行高效的互动。但是这种经济观点过分夸大了市场的作用。即使在所谓的市场经济中，经济学教科书中描述的那种市场也是例外，仅适用于世界石油和货币市场等特殊领域。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结构取决于一个生产者-消费者关系系统，这个系统是复杂的、相互联系的、有规律的。在这个系统中，同一供应商每周定期向同一客户交付产品。

在苏联，这个相互联系的系统横跨两大洲，并将其他经济体纳入其网络：东欧、古巴、北越。企业依赖于定期的政府订单，订单的内容可能被分发到千里之外的其他企业。西伯利亚荒原各地的所有城镇和社区都依靠定期订单维持其经济的生存。一旦国家破产到无法继续发出订单，一旦它无力支付工资，一旦协调这些订单的计划网络被撤销，那么发生的就不是自由主义理论宣称的自发性经济自组织，而是多米诺骨牌式的坍塌过程。

由于没有任何订单，第一部类的工厂倒闭。由于没有零部件交付和物资供应，第二部类不能再进行生产，它们也倒闭了。在迅速而有破坏性的连锁反应中，一个接一个的行业倒闭了。苏联分裂成十几个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的经济互相独立之后，这一过程变得更加糟糕。工业体系本来是被设计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现在被国家壁垒分割成一片废墟。

表2显示了2003年经济衰退的程度。数字表明，即使在自由市场运行了13年之后，经济也只有少量复苏。哪怕经济以勃列日涅夫后期的温和增长率（如2.5%）继续增长，那么工业生产规模也将达到1990年水平的140%。十三年资本主义的最终结果是，即使以社会主义经济表现最差的时期的经济水平来预期，俄罗斯的工业产能也只有预期的社会主义工业产能的一半。

注释：

1. 原论文是坎托洛维奇所著的 “Mathematical Methods of Organizing and Planning Production,” Management Science 6, no. 4 (1960): 366–422. 我在这篇文章中向现代读者解释了他的技术是如何运作的：“Von Mises, Kantorovich and In-Natura Calcul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tervention 7, no. 1 (2006): 167–99.

2. 这部小说向非专业人士很好地介绍苏联计划经济中计算机的使用：弗朗西斯·施普福特（Francis Spufford）的小说《苏联红色的富裕》（Red Plenty）（伦敦：费伯出版社，2010）。

原文链接：https://monthlyreview.org/2020/04/01/crisis-of-socialism-and-effects-of-capitalist-restoration

翻译：小旋风

校对：扫地工

编辑：圣光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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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无产者译从。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