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20世纪初，工人运动孕育了三八国际妇女节，妇女解放的先驱们用罢工和游行来庆祝，因为革命才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
一百多年过去了，世界范围内女性所遭遇的贬低、轻视和发展瓶颈依然存在，但是女性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更加关注自己的命运和解放，女权主义者的涌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没有谁比这些女权主义者对于女性遭受的不公更加敏锐，也没有什么比各种女权主义理论更能使女性的解放陷入如此孤立和混乱的境地。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成功的实践。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中央委员会成员阿努拉达·甘地对形形色色的女权主义理论进行了批判，并指出了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
阿努拉达·甘地
目录
1.序言
2.西方妇女运动概览
2.1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2.1.1批判
2.2激进女权主义
2.2.1性/性别系统与父权制
2.2.2性取向：异性恋和女同性恋
2.2.3批判
2.3 无政府女权主义
2.4生态女权主义
2.5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2.6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妇女解放战略
2.6.1批判
2.7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
2.8总结
1.序言
在国际上，资本主义时代最显著的进步之一是妇女运动的出现和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女性第一次团结起来要求她们的权利和在阳光下的地位。将妇女从多少个世纪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已然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妇女运动对妇女受压迫的问题提出了理论分析和解决办法。妇女运动通过其活动和理论，向当今父权社会、剥削社会提出了挑战。
这并不是说早期的妇女没有意识到她们所受的压迫。她们意识到了。她们以各种方式明确表现了这种压迫——通过民歌、凝练的成语、诗歌、绘画和其他她们能接触到的艺术形式。她们还对被强加的不公待遇发出怒吼。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她们对神话和史诗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解读。例如，《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不同版本，仍在印度各地的农村妇女之间通过歌曲流传，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些封建时代的杰出女性，通过当时能用的手段寻求出路，成为了反抗父权制度的象征。“圣女”Meera bai（मीराबाई）只是对社会产生持久影响的众多人物的典型之一。这是全世界所有社会都经历过的时期。这是一种反主流文化，反映了被压迫者的意识。但它受到环境的局限，无法找到一条可以结束压迫的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在宗教或个人崇拜中寻求解决办法。
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条件和思想的巨大变化。民主概念的提出让人民变得更加重要。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哲学，在其早期阶段引领了变革；来自进步社会阶级的妇女团结起来挺身而出。因此，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妇女自己的运动，要求社会给予她们权利和解放。这一运动同所有其他社会运动一样，也有兴衰起伏。尽管在印度这样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影响受到限制和扭曲，却也对进步的男性和女性产生了影响。
20世纪上半叶，印度出现了妇女运动。这是国际社会动荡的一部分，但根源在于印度社会的内部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理论在印度找到了它们的用武之地，并被用于解决印度的实际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兴起的当代妇女运动的背景下，这一点甚至更为明显。当代妇女运动提出了社会所面临的更多的挑战，因为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局限性现在已经暴露无遗。运动为争取平权诉求的形式合法性进行了大量的斗争。即使在那之后，不仅在落后国家、甚至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法国，平等仍然没有实现。
妇女运动现在开始在社会制度本身中寻找压迫的根源。妇女运动分析了父权制，并在历史上寻找其根源。她们与社会科学进行了斗争，揭露出其中固有的男性偏见。她们揭示了父权思考方式是怎样影响了所有对女性在历史和当代社会中角色的分析。“妇女有历史，妇女存在于历史中”——格尔达·勒纳。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她们重新认识到妇女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对重大运动和斗争所作的贡献。她们还揭露了资本主义下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将绝大多数女性置于技能最低、收入最低的工作类别。她们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方式；特别是资产阶级从父权制中获得了经济利益的方式。她们揭露了国家及其法律法规的父权制偏见。
女权主义者分析了特定社会的象征和传统，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延续父权制度的。女权主义者重视口耳相传的传说，这样能够把历史上被压制的妇女的声音表现出来。这场运动迫使男性和女性都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对女性的态度和想法，审视自己对女性的行为和言语。这场运动挑战了各种父权制和反妇女的态度，这些态度甚至败坏了进步和革命的运动，影响了妇女的参与。尽管还有理论上的困境和不足，但女权主义运动对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妇女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妇女运动丰富了世界范围内追求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运动。
当代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女权主义者对妇女状况的理论化。她们进入哲学领域是为了给她们的分析和方法提供哲学基础。妇女寻求解放的哲学，并与各种哲学思潮发生纠葛，她们认为这些哲学思潮可以为妇女的斗争提供一种前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哲学思潮都被美国和英国的妇女运动积极研究和采纳。因此，女权主义者是一个兼收并蓄的群体，根据她们所采用的哲学思潮，她们囊括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观点和框架。然而，她们都致力于表达妇女的经历，结束妇女的从属地位。由于西方的霸权地位，这些思潮的派别也对印度国内的妇女运动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因此，对妇女运动的认真研究必须包括对运动中各种理论思潮、派别的理解。
女权主义哲学家受到了洛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德里达、尼采、弗洛伊德等哲学家的影响。然而，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总结出，传统哲学是偏向男性的，其主要概念和理论，其对自身的理解揭示了“一种独特的男性化的理解世界的方式”。(阿利森·贾格尔)。因此，她们试图改变传统哲学。请牢记这一背景，我们已开始着手呈现女权主义者中的一些主要哲学思潮派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不同的思潮派别不是固定的和独立的。一些女权主义者反对这些分类。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人改变了她们的路线，有些人则成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派别的调和。然而，理解这些广泛的思潮将是有用的。但在讨论这些理论之前，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妇女运动的发展。这对于理解女权主义者理论发展所处的环境是很有必要的。
2.西方妇女运动概览
西方妇女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世纪中期，并在20世纪20年代结束，而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60年代。第一阶段以女权主义运动或妇女的政治权利运动而闻名。妇女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意识形态扩散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出现的背景是当时出现的其他社会运动。在美国，解放黑人奴隶的运动和不断壮大组织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19世纪社会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废奴主义者（那些为废除奴隶制而竞选的人）包括一些受过教育的妇女，他们顶着（上层）社会的反对进行斗争，要将黑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柳克丽霞·莫特，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苏珊·安东尼，安吉丽娜·格里姆都是积极参与反奴隶制运动的女性，她们后来积极参与争取女性政治权利的斗争。
但是，反奴隶制组织自己却反对代表它们的女性和其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这强迫女性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自身权利。在美国，各州的妇女开始聚集在一起，要求与男性平等的接受普通教育的权利，以及平等的财产权和离婚权。
斯坦顿、安东尼等人于1848年召开的塞内卡秋季大会是美国女权运动第一阶段的一个里程碑。他们通过了以“独立宣言”为蓝本的“情绪宣言”，要求在婚姻、财产、工资和投票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在这个州际公约制订后的20年里，他们通过讲座、小册子、签名请愿等方式进行宣传活动。
1868年，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版）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赋予黑人投票权，但不授予妇女投票权。斯坦顿、安东尼反对这项修正案，但没有成功阻止它。妇女和废奴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分歧。与此同时，工人阶级运动也在发展，当时的工会领导对组织女工不感兴趣。只有IWW（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支持组织女工的努力——她们长时间以极低工资工作。女性服装工人成千上万。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一些是女性，在工人中间工作并组织他们。其中包括艾玛·戈德曼、埃拉·里夫·布卢尔、马瑟·琼斯、索杰纳·特拉斯。在19世纪80年代，激进的斗争和镇压成为了常态。大多数选举权运动领导人对工人受剥削不感兴趣，也没有支持他们的运动。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工人阶级妇女运动迅速发展。其中1909年近4万名服装女工的罢工是一个高潮。在欧洲，女社会主义者非常活跃，像埃莉诺·马克斯、克莱拉·蔡特金、亚历山德拉·科隆泰、薇拉·查苏利奇等女性共产主义领导站在组织女工斗争的最前线。她们组织了数千名工人妇女，出版了妇女论文和杂志。
正是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劳动妇女会议上，德国共产党人、国际妇女运动的著名领导人克莱拉·蔡特金受到美国女工斗争的启发，决定将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加以纪念。到19世纪末，美国妇女的处境发生了很大改变。虽然她们仍没有投票权，但在教育、产权和就业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因此，妇女对选举权的要求获得了尊重。但后来该运动转向保守，将争取选举权的问题与其他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分开。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向参议员请愿和游说等。1914年，爱丽丝保罗回国后，他们开始活跃。保罗引入了英国女权主义者的激进策略，如罢工封锁、绝食斗争、静坐等等。由于他们积极的活动和激进的策略，美国女性在1920年赢得了投票的权利。
英国的妇女斗争起步晚于美国，但在20世纪初，艾米琳·潘克赫斯特与她的女儿以及支持者们采取激进手段以引起社会关注后，运动迅速走向激进。当局为镇压他们的要求多次逮捕他们。出于对旧组织的工作方式的失望，他们在1903年组建了“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PSU）。这个组织领导了要求选举权的斗争。但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向英国政府妥协了。在美国和英国，选举权运动的领导人都是白人和中产阶级，并把这项权利限制在中产阶级妇女的范围内。只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妇女拒绝把投票权局限于拥有财产的人，并进一步提出了对所有妇女（包括工人阶级妇女）的投票权的要求。他们组织了单独的群众动员活动，以声援对妇女投票权的要求。
在大萧条时期、法西斯主义兴起和世界大战期间，妇女运动中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蓬勃发展，中产阶级扩大。在战争年代，妇女从事各种工作以振兴经济，但在战后，她们被“劝导”放弃工作，安心做称职的家庭主妇和母亲。这种繁荣和富足的泡沫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黑人的民权运动加剧了社会动荡，后来又出现了反越战运动。
这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中国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产生了影响。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增加，正是在这种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氛围中，妇女运动再次现身，这次的源头是大学生和教师。
妇女意识到了她们在就业、工资以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歧视。消费主义思想也受到了批判。西蒙娜·德·波伏娃在1949年写过《第二性》一书，但现在它的影响力也衰落了。贝蒂·弗里丹在1963年写了《神秘的女性》。这本书变得非常受欢迎。她于1966年发起了全国妇女组织，以反对妇女遭受的歧视、争取平等权利。
但妇女自治运动（激进的妇女解放运动）从具有左翼倾向的学生运动中脱颖而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它为黑人争取公民权利）的黑人学生在1968年的芝加哥公约中清除了白人男女学生，理由是“只有黑人才会为黑人解放而斗争”。同样，“妇女解放是妇女的斗争”的观点也深入人心。
在这种背景下，在1968年6月民主社会学生（SDS）召开的大会上，其女性成员要求妇女解放成为国民议会的一个议题。但回应她们的是一片嘘声和投票否决。该组织中许多女性离开，在芝加哥组建了妇女激进行动机构（WRAP）。新大学会议（NUC，一个要求在美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学学生和教职工的国家级机构）中的女性组成了妇女组织。芝加哥的马琳·迪克逊和内奥米·韦斯坦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和帕梅拉·阿伦在纽约发起了类似的活动，并组建了纽约激进女性（NYRW）。她们都拒绝自由主义的观点——即修改法律和平等的权利修正案将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而认为整个社会架构必须改变。因此他们称自己是激进的。他们认为男女混合的团体和党派，如社会党、民主社会学生和新左派等将无法为争取妇女解放而进行斗争，因此需要一个超政党的妇女运动。纽约激进女性的第一次公开行动是抗议美国小姐选美比赛，这次行动让初具雏形的女性运动进入了全国公众的视野。
一年后，纽约激进女性分裂为红色长袜和女巫（“来自地狱的女性国际恐怖主义阴谋”）两个组织。红色长袜在1969年发表了他们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激进女权主义的立场首次清晰地确立起来。“我们认为我们遭受的压迫来自男人，男性至上是最古老，最基本的统治形式。所有其他形式的剥削和压迫（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都是男性至上主义的延伸：男性主宰女性，少数男性主宰多数男性......”“妇女有力量，人人有政治”成为他们广泛流行的口号。与此同时，民主社会学生于1968年12月发布了他们对妇女解放的立场的文件。妇女门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辩论。凯茜·麦卡菲和默纳·伍德写了《面包和玫瑰》，阐述了这场斗争不仅仅是反对资本主义（面包）的经济剥削，而且还反对女性遭受的心理和社会压迫（玫瑰）。
这一时期，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出现了妇女团体制作的各种报刊，在这些报刊上进行的此类辩论引发了人们的严肃思考，并影响了妇女运动的进程和派别。这些团体主要在小圈子里进行思想教育。必须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团体都属于左翼中的托派或“古巴社会主义”。他们反对所有类型的等级架构。在这样的条件下，女权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派别出现了。虽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它有许多局限性，但它提出了问题，并将妇女受压迫的方方面面暴露在了阳光下。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在美国和西欧，“不同的团体有不同的革命观。有女权主义者，黑人，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其他主张的革命者，但对这样或那样的革命即将到来的信念超越了这些分裂。”芭芭拉·爱泼斯坦如是说。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激进女权主义者的革命观相同。在第一个阶段，女权主义者正在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关键概念，如生产，再生产，阶级意识和劳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激进女权主义者都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适应女权主义者对妇女地位的理解。但1975年之后出现了转变。系统分析资本主义和整个社会架构的女权主义被取代或重铸为文化女权主义。
文化女权主义基于男女天然不同的假设。它侧重于父权制压迫的文化特征，主要针对这一领域的改革。与激进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不同，它坚决反对任何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并强调父权制是女性受压迫和导致分裂主义的根源。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成为女权运动中的一个潮流。与此同时，有色人种妇女（黑人女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第三世界女性）对正在进行的女权主义运动提出批评，并开始阐明她们的女权主义。主张同工同酬的、儿童抚养的等工人阶级的妇女组织也开始成长。女权主义运动一直局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白人妇女，并且只关注她们所关注的问题，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这促进了全球或者说多元文化的女权主义的产生。
在第三世界国家，妇女团体也变得活跃，但并非所有问题都是“纯粹的”妇女问题。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强奸，一直是一个重大问题，但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还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贫困和地主的剥削、农民问题、流离失所、种族隔离以及许多其他严重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在女权主义者中流行起来。但是，右翼保守派对女权主义的反动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加强了，这集中体现在反对女权主义者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他们还污蔑女权主义摧毁家庭，鼓吹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性。
然而，女权主义观点广泛传播，无数的激进组织，基层的社会和文化机构不断发展并继续活跃着。女性的研究成果也广泛传播。卫生保健和环境问题一直是这些团体关注的焦点。许多先进的女权主义者都专注于学术工作。与此同时，许多主要的女权组织和小组已成为大型机构，由机构吸收，由工作人员运作，就像任何旧有的官僚机构一样。群众运动衰落了。
在20世纪9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更多地通过这些组织的活动和女权主义者在学术领域的著作为人所知晓。“女权主义已成为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运动，而且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卓识远见的品质”，芭芭拉·爱泼斯坦在《每月评论》（2001年5月）中写道。在20世纪90年代，工人阶级以及被压迫的少数族裔的经济状况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性别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越来越多，全球化对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妇女开始重拾马克思主义。
与此同时，参与过反全球化和反战运动中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进一步加速了妇女觉醒的进程。对西方女性运动发展的简要概述到此结束，下面我们将分析女权运动中主要理论派别的主张。
2.1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始于18和19世纪，主要思想家有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 1797）、哈丽特·泰勒·米尔（1807-1858）、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1815- 1902），她们在自由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谈论妇女的权利。为妇女争取平权的运动，尤其是争取投票权的斗争，主要就是基于自由主义思想。
早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如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他们为“绝对真理”、“所有人的平等”而呼吁，但这种思想中并不包括女性的平等地位，尤其是政治平等。他们没有把自由主义理论应用于社会中女性的地位。17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包括个体的价值和自由这个核心理念。它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反对基于不平等的封建父权制的价值观。这是资产阶级上升时代的哲学。封建价值观基于对精英——尤其是君主的旧有权势的迷信。臣民，下属都是附属。他们捍卫等级制度、不平等的权利和权力。与这些封建价值观相对立，自由主义哲学提出了人类生来平等和自由的信念。“他们倡导一种社会和政治架构，承认‘所有人’的平等，并为他们提供机会平等。这种哲学是严谨的理性主义和世俗的，是启蒙时代最强大和最先进的思想。它的特点是强烈的个人主义。然而，18世纪的著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例如卢梭和洛克，并没有把同样的原则应用于父权制家庭及其中的女性地位。这是自由主义中的父权制偏见残余。”——奇拉·艾森斯坦因。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属于英国贵族知识分子中的激进者，支持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她在1791年写了一篇《妇女权利的辩护》，回敬埃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意义的保守解释。在这本小册子中，她反对女性对男性的“自然依赖”的封建父权制观念，即认为女性是为了取悦男性而创造的，她们不能独立。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妇女运动兴起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她的论证是基于逻辑和理性。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分析基础是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相信人类的理性的能力，以及美法两国革命前出现并贯穿始终的自由和平等观念。她认为理性是唯一的权威，并认为除非鼓励妇女发挥其理性的能力并依靠自己的判断，否则全人类的进步都会受到阻碍。她主要是主张女性接受与男性相同的教育，这样她们也可以吸收理性思维的品质，并应该有机会学习和过独立生活。她强烈批评卢梭关于女性教育的观点。
据她说，卢梭关于女性教育应该与男性教育不同的理论，会后天塑造女性的柔弱性格——卢梭的逻辑是：女性接受教育，是为了使她们认识到服从是最高的美德。她的论点也反映了她思想的阶级局限；虽然她写道，来自“普通阶级”的女性体现出更多的美德，因为她们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的，并且也相信“最受尊敬的女性是最受压迫的女性”。
她的书在当时甚至在美国都很有影响力。哈里特·泰勒，伦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著名功利主义哲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米尔的妻子，于1851年写了《论妇女的选举权》一文，以声援美国当时刚出现的妇女运动。她以自由主义明确地反对鼓吹妇女不应争取权利的人，支持主张男女平权的女性，她写道，“我们否认该物种的任何部分有权为另一部分做决定，或任何个人为另一个人决定什么是、什么不是他们的‘合适领域’。全人类能够达到的最大和最高的领域就是他们的合适领域......”她着重写道，“世界很年轻，并且刚刚开始摆脱不公正。现在只是摆脱了黑人的奴隶制，难道我们不该想想为女性做的还不够多吗？”事实上，19世纪中叶美国诞生的女性运动的自由主义基础在1848年的《塞内卡瀑布宣言》中体现得很明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这样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男女生来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的权利不可剥夺;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20世纪60年代末，在女性运动的第二阶段中，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旗手是贝蒂·弗里丹、贝拉·阿贝朱格、帕特·施罗德。弗里丹1966年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NOW）。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主要来自妇女权利团体、政府机构、委员会等。他们最初关注的是修改法律，规定妇女在教育、就业等领域的权利。他们还反对基于性别限制妇女的机会平等的社会公约。但随着这些法律和教育上的障碍开始减小，很明显，自由主义的在现有体系内修改法律的战略不足以使妇女获得正义和自由。他们转而重点争取结果平等而不仅仅是机会平等。
这意味着要求国家创造更平等的条件，使妇女能够真正抓住机会。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已经吸纳了儿童扶养、福利、医疗保健、失业工资、单身母亲特殊计划等方面的诉求。他们也领导了争取“平权修正案”（ERA）的斗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工作是通过全国性组织进行的，因此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齐拉·艾森斯坦因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一个论点是，自由主义具有解放意识形态的潜力，因为劳动妇女可以通过她们的生活经历看到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父权制之间的矛盾，后者否定了意识形态所承诺的平等。但自由主义并不是这一阶段运动中的有影响力的派别。
2.1.1批判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在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期的时代诞生在西方封建社会的子宫内。因此，它包括对神圣真理和等级制（社会不平等）的封建价值观的攻击。它代表着所有个体的理性和平等权利。但这种哲学是基于极端的个人主义而非集体努力。因此，它催生了一种思维：如果给予所有人正式的法律平等，那么个人就可以很好地抓住机会并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它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阶级差异以及阶级差异对人们能获得的机会的影响。曾经，自由主义在打破封建社会和政治制度方面发挥了进步作用。但在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壮大后的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局限性暴露出来。成为统治阶级的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将其所宣扬的权利推广到穷人和其他受压迫的群体（如妇女或美国黑人）。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妇女运动和那个时期的黑人运动能够利用自由主义的理论来要求他们的权利。资产阶级的妇女处于这一运动的最前沿，她们没有关注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妇女的权利问题。
但随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出现，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在工人阶级的活跃分子中受到了支持。他们开始质疑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自由主义只强调形式平等和个人自由的局限性。在这个时期，自由主义失去了进步性，美国和英国争取选举权的主要妇女组织的目的都非常狭隘，并且沦为支持帝国主义和反工人的组织。在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不得不超越形式平等的狭隘范围，争取积极的集体权利，如单身母亲、囚犯等的福利措施，并主张福利国家。
自由主义有以下缺点：
1.它侧重于个人权利而不是集体权利。
2.历史局限性。它没有全面了解妇女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没有对妇女从属（被征服）的任何分析。
3.在没有具体了解不同阶级妇女的状况及其具体问题的情况下，它所追求的形式平等往往是机械的。因此，它只能够表达中产阶级的需求（来自美国中产阶级的白人妇女和印度的上层种姓妇女），但不能代表来自各受压迫民族、种姓和工人阶级的妇女的要求。
4.它仅限于要求法律、教育、就业机会、福利措施等方面的改变，而不反思造成父权制歧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架构。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它都是改良主义的。
5.它认为国家是中立的，可以借用来支持妇女。事实上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印度，是父权制的国家，不会支持妇女解放的斗争。国家机器维护从妇女的从属和低下地位中受益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6.由于它只关注法律和国家妇女政策的变化，因此它强调游说和请愿是实现其诉求的手段。自由主义派最常将其活动限制在会议和公约上，以及鼓动签署请求变革的请愿书。它很少动员妇女大众的力量，事实上是害怕“激进地”动员大量贫穷妇女。
2.2激进女权主义
在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妇女运动的第一阶段，自由主义是主流意识形态; 在妇女运动的当代阶段，激进女权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分散在许多方面。许多女权主义的思想和立场可以追溯到激进女权主义上。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采取的保守道路相反，激进女权主义旨在重塑社会并重建其制度，他们认为旧制度天生是父权制的。激进女权主义提出了现代女权主义的核心理论，认为女性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根深蒂固地融入到社会架构中，如果没有对社会本身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就无法打破。他们认为等级制和传统的权力关系反映了男性的偏见，力图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非等级和反独裁的方法取代它。
在女权运动的第二阶段，在美国，激进女权主义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和反越战/和平运动中涌现出来。她们是对这些运动赋予女性的角色以及新左派在其理论、著作和支持者中解决女性问题的方式不满意的女性。同时，她们都不想维护现有体制。因此，在最初阶段，他们的著作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改或改写的一种尝试。后来随着激进女权主义运动变得强大，马克思主义被抛在一边，整个重点转向对性/性别系统的分析与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相干”的父权制。在当代女权主义阶段，他们主要关注女性受压迫的起源，许多理论书籍都试图分析女性受压迫的形式并追溯这种压迫的根源。然而，需要记住的一件事是：在他们所有的著作中，都只关心自己所在的社会。
因此，他们所有的批评、描述和分析都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1970年，凯特·米利特出版了《性别政治》一书，其中对传统的政治概念提出了挑战，并提出了更广泛的权力关系观，包括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关系。凯特认为男女关系是权力关系; 男人对女人的统治是一种社会权力。因此，她将自己的书起名为《性别政治》。在这里，她声称人人有政治，这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流行口号。“人人有政治”，意思是单个女性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满不是由于个人的失败，而是由于社会制度使得女性在很多方面处于从属地位，受压迫。因此，她的感受是政治性的。
但事实上，她断言男女性别关系是社会中所有权力关系的基础，是在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据她说，这种“社会种姓”（主导的男性和从属的女性）取代了所有其他形式的不平等，无论是种族、政治还是经济——这是人类的基本情况。其他这些压迫体系将继续存在，因为它们在这样的基本情况下有了压迫的逻辑的和情感的合法性。根据她的理论，父权制是男性对私人和公共世界的控制。要消除父权制，男女必须消除性别特征，即性别状态、角色和气质，因为它们是在父权制下构建的。父权意识形态夸大了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从而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米利特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没有性/性别系统，男女平等的社会。与此同时，她认为我们的行动必须是渐进的，消除诸如服从（女性的）和傲慢（男性的）等不良性格。凯特·米利特的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有影响力，目前仍被认为是现代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的经典之作。另一位有影响力的早期作家是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她在《性别辩证法》（1970）一书中指出，女性从属地位和男性统治的起源在于男性和女性的生育角色。在这本书中，她篡改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
恩格斯曾经写过，“历史唯物主义从下列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随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
费尔斯通篡改如下：“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史观，它寻求最终的原因和所有历史事件在性别辩证法中的巨大动力：社会分为两个明显的用于生殖繁殖的生物阶级，和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 在这些斗争所造成的婚姻、生育和抚养儿童模式的变化中; 在其他生理上有区别的类（种姓）的连接发展中; 也在基于性别的发展成为经济-文化阶级制度的第一次分工中。”
费尔斯通把生殖而非生产当成历史的动力。此外，她没有分析女性状况的社会原因，而是强调了生理原因，并把它作为历史的动力。她认为，妇女生育的生物事实是妇女在社会中从属的物质基础，需要进行生物和社会革命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她同样认为性别差异需要消除，人类必须双性化。但她在凯特·米利特提出的终结女性受压迫的方案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她认为，除非妇女放弃其生育角色而不再生育子女，并改变现有家庭的基础，否则不可能完全解放妇女。
因此她说，除非自然繁殖被人工繁殖所取代，传统的生物家庭被意识家庭所取代，否则两性之间的生物差别就无法消除。生物家庭是有血缘关系的成员组成的家庭（父母和孩子），而意识家庭——按照她的意思，是按照友谊或便利选择成员的家庭。她相信，如果这种变化发生，那么现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各种人际关系将不复存在。其他的一些作家描写了历史上第一次男女之间的社会冲突是如何形成的。“男性是猎人，倾向于制造暴力，他们通过强奸来征服女性。”（苏珊·布朗米勒）。
这些著作为妇女运动中最激进的派别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不满足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做出的改变法律和制造运动的努力。他们推动了深入研究女性迄今为止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育角色的由来、性别差异，并质疑父权制、等级制和压迫性的社会架构。他们呼吁彻底改造社会。因此，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自己是革命者而不是改革派。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性/性别系统是女性受压迫的原因。他们认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与其他社会制度不相干，是最基本的矛盾。因此，他们的整个分析和行动的方向主要围绕这一矛盾，这使他们钻进了死胡同。由于关注女性的生育角色，因此他们把建立性别关系和家庭关系作为他们改造社会的核心目标。
2.2.1性/性别系统与父权制
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核心观点是性/性别系统。根据盖尔·鲁宾给出的流行的定义，性/性别系统是“社会将生物性行为转化为人类活动产物的一系列安排”。这意味着父权社会将关于男性和女性生理上的某些差异作为构建一套男性和女性身份和行为规范的基础，这些身份和行为规范赋予男性权力，剥夺女性权利，也就是说，男人应该如何以及女人应该如何。据他们说，这是妇女从属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础。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确信这些文化决定的行为特征是“自然的”。因此他们说，“正常”行为体现的是某个人遵守与个人生理性别相关的社会性别认同和行为的能力。
最初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例如波士顿小组或“激进纽约”小组坚持凯特·米利特和费尔斯通的观点，并专门研究女性气质的概念、生殖、性别角色以及责任（育儿等）如何限制女性作为全人的发展。所以他们提倡双性化。双性化意味着既是男性又是女性，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因此严格的性别定义角色不会保留。这意味着女性应该有一些男性特征，而男性则有一些女性特征。但到了70年代后期，一部分激进女权主义者否定了双性化的目标，并认为这意味着女性应该学习男性气质中的的一些最糟糕的特征。相反，他们提出女性应该肯定他们的“女性气质”。女性应该更像女性，即强调女性的美德，如相互依存、社区、联系、分享、情感，身体、信任、不分等级、自然、内在、过程、喜悦、和平和生活等。从这里开始，他们的重点完全错了——女性应该只与女性联系，她们应该建立一个女性的文化和制度。
即便如此，他们对性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女性应该成为同性恋者，并且鼓吹“一夫一妻”制的女同性恋关系是女性的最佳选择。在政治上他们变成了和平主义者。根据他们的说法，暴力和侵略是男性特征，应予以摒弃。女人天生就爱好和平和生命。他们相信自己正在通过创造替代（父权社会的）制度，推动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他们开始建立女性俱乐部，制作女性电影，创造其他形式的单女性文化。他们认为一场革命性的社会转型将逐步发生。这股潮流被称为文化女权主义，因为它仅仅专注于社会文化，而没有将文化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架构联系起来。但它成为了激进女权主义的主流派别，并与生态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合流。众所周知的文化女权主义者有玛丽莲·弗伦奇和玛丽·戴利。
2.2.2性取向：异性恋和女同性恋
由于男女关系是激进女权主义者宣扬的根本矛盾，因此她们极为关注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性行为已经成为大多数激进女权主义者热衷讨论的问题。西方基督教会对于性和堕胎等各种问题一直非常保守，在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更是如此。基督教道德只有在婚后和反对堕胎的前提下才会为性行为辩护。激进女权主义的理论家必须面对这些问题。与此同时，他们也揭露了在父权制社会的性关系（即使是婚姻中）中，女性常常有被支配的感觉。
正是在性别压迫的背景下，异性恋义务、同性恋、性向选择等诸多问题成为了一个热门议题。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在父权社会中，即使在性关系和性行为中男性也占上风。第一阶段的文化女权主义者将其称为客体化的性观念压迫。父权社会将性视为坏的、危险的和消极的行为，被允许、接受的唯一性行为是婚后异性恋行为。（异性恋是指不同性别的人即男女之间的性关系）。父权制社会强迫人们都成为异性恋，而性少数群体即女同性恋者、异装癖者、变性者等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性快感是一种强大的自然力量，父权制社会通过划分所谓的良好、正常、健康的性行为与不良、不健康、非法的性行为控制了它。
但是这两个派别对性的理解有很大不同，这也影响了他们的诉求和方案。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压抑性行为是文明力量控制人类行为的最原始，最不合理的方式之一。宽容对女性和男性是最有利的。相反，文化女权主义者认为异性性关系的特点是客体化的观念，其中男性是主人/主体，女性是奴隶/客体。“异性恋与殖民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即通过暴力维持——特别是当（男性的）家长式作风被拒绝时；将自己对女性的统治描绘理所当然的；以及阉割女性的能力。”——萨拉·露西娅·霍格兰。这是一种男性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因此，女权主义者应该反对任何使男性的性暴力正常化的性行为。按照文化女权主义者的说法，女性应该根据自己的性取向选择，而不是男性的，从而重新控制自己的性行为。他们说，女性渴望亲密和关怀，而不是性表演。因此，他们主张女性应该拒绝与男性的异性恋关系，并成为同性恋者。而另一方面，激进派的盖尔·鲁宾认为女性必须寻求她们的快乐，而不是用条条框框束缚自己。
对于文化女权主义者来说，异性恋就是男性统治、女性从属的关系，因此它为色情、卖淫、性骚扰和殴打女性开了口子。因此，他们主张女性应该放弃异性恋关系，并进入有情感参与的同性恋关系。
文化女权主义者强调需要培养女性潜在的“女性气质”。女同性恋主义80年代初期在西方女性运动中曾鼓噪一时，但几年之后又消退了。文化女权主义者的结束女性从属地位的办法是终结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女性自己形成一个单独的“阶级”。他们是第一个倡导自由的性关系，摆脱自己与男性或女性的任何情感关系的派别。
实际上，他们鼓吹的路线将亲密的人际关系转化为商品化的没有人情味的关系。这就是助长色情和卖淫的第一步。虽然文化女权主义者强烈反对色情内容，但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色情内容对于男性对女性的看法并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相反，他们认为色情可以用来克服性压抑。即使在生殖技术问题上，双方也存在分歧。激进女权主义者支持辅助生殖技术（译者注：指试管婴儿、人工代孕之类的技术），而文化女权主义者却反对它。文化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不应该放弃母性，因为这是她们唯一拥有的力量。他们一直积极介入由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道德辩论，如代孕者或亲生母亲的权利。
2.2.3批判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清晰地看出，激进女权主义者是把马克思主义踩在脚下自说自话的。虽然我们将在关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章节中讨论费尔斯通的论点，但这里需要强调一些问题。他们在对物质条件的认识中，将生殖的生理事实和女性的生物角色作为分析的中心点并得出结论，认为这是女性受压迫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曾写道，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再生产意味着物质再生产和种的蕃衍。但事实上，物种的繁殖是人类与动物王国共享的东西，这不可能成为女性受压迫的基础。因为在人类存在的第一阶段的数千年中（译者注：原始公社阶段持续了上百万年，但原文如此），妇女并非从属于男性。事实上，她们的生殖作用极受重视，因为物种和群体的生存依赖于繁殖。在大多数部落社会中，生育率和生育仪式的重要性证明了这一事实。
马克思主义认为，必然是因为出现了一些物质条件，才导致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处于从属地位。物质条件的重大变化伴随着大量剩余产品的出现。如何分配这些剩余产品是阶级产生的时间点，剩余产品由公社中的少数首领占用。女性此前在生殖中的作用从提高她们地位的原因变成了奴役她们的一种手段。女性所生育的孩子属于哪个氏族/大家族，变得很重要，正是从这时开始妇女受到限制、女性从属的父权制家庭出现了，她们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变成了为家庭生育孩子。
激进女权主义者轻视了历史发展和历史事实，把自己对男女矛盾的主观认识当成固有矛盾和决定实际历史进程的主要矛盾。从这个中心论点可以看出，激进女权主义的分析完全抛掉了历史，忽视了政治经济制度，只关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和文化方面，并把那里的情况当成人类的普遍情况。这是他们的分析和方法的另一个大问题。由于他们把男女关系（性/性别关系）作为社会的中心矛盾，所以他们的分析都是从它开始的，男性变成了女性的大敌。由于他们没有任何推翻现有社会的具体策略，他们的整个分析都只围绕着对制度以外的内容的批判——文化、语言、观念、伦理，而不关心资本主义的事实和资本主义在维持性/性别关系中的作用，因此需要将推翻资本主义包括到妇女解放战略中。
虽然对父权制进行了非常强烈的批判，但他们提出的路线实际上是改良主义的。他们的路线专注于改变角色、性别特征和态度以及道德价值观，并创造另类文化。实际上，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放弃某些价值观，男人可以通过承认他们是父权制的来放弃侵略性的特征，女性可以尝试更大胆、更少依赖男性，但是当整个社会制度是父权制的时，在不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这些改良能走多远是一个他们根本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激进女权主义者最终变成了一些小组，试图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关注人际关系而不是整个社会。虽然他们开始分析整个社会并希望改变它，但他们的指导思想已经把他们带进了改良主义的歧途。以这种方式解放妇女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基本分析本身就错了。
文化女权主义者更进一步强调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本质区别，并声称女性特征和价值观（不是女子气的）是可取的。这一论点指出男性与女性差异的生物学基础比社会教育更重要。事实上，这是一个适得其反的论点，因为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总是利用这种理论（称为生物决定论）来证明对一部分人的统治是正当的——奴隶之所以是奴隶，是因为他们有这些特征，他们需要被统治，他们无法照顾自己。女性是女性，男性是男性，他们根本上是不同的，因此女性和男性的社会角色也不同。这是反动保守势力反对妇女解放的论点。
因此，他们提出的基本论点具有危险的意义，可以并且将会反对妇女争取变革的斗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父权制社会的特征，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些刻板特征。但它与推翻整个剥削社会有关。在一个父权统治不再存在的社会中，男人和女人将会如何，他们将拥有什么样的性别特征是不可能预言的。人类将有的特征将与那时的社会类型相适应，因为在社会框架之外不存在“不变的、与生俱来的”人性。寻找这种女性特征就像追逐海市蜃楼，是自欺欺人。
通过将异性恋作为批判现行架构的核心点，他们鼓励女同性恋，从而使妇女运动走进了死胡同。除了建立小型女同性恋团体和创造另类文化之外，他们无法向前迈出一步，更逞论将大量妇女从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认为女性与男性完全独立存在是不切实际和不符合自然的，他们完全放弃了建设更美好的人类社会的目标。这种主张对大多数女性没有吸引力。
客观上，它是为妇女解放而进行的大量运动的一个分支。支持色情制品和抽象论证“自由选择”的激进女权主义已经走向反动，为帝国主义者推动的性旅游业提供了借口，帝国主义者将来自被压迫民族和第三世界各国的数以万计的妇女卷入了性剥削和无尽的痛苦。在批评反动资产阶级和教会的虚伪和压抑性欲时，激进女权主义则造成了另一种情况——只是进一步疏远人类彼此，并贬低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将性与爱和亲密分开，把人际关系变得机械和不人道。
此外，他们的论点与女性生活的实际情况和痛苦经历完全脱离。玛丽亚·密斯对整个派别进行了批评，总结了他们的路线的错误：“通过教育、文化行动、甚至文化革命推动变革是中产阶级小市民的典型信条。关于妇女问题，他们的立论点是妇女的压迫与基本的物质生产关系无关。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中更多人抱有这种幻想，他们通常闭口不谈资本主义。在许多西方女权主义者眼里，女性的受压迫植根于父权文明的文化。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女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运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或一种新的意识。”（1986）
这种文化女权主义主导了西方女权运动，也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权主义思想。它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并将妇女运动的整个方向从改变妇女生活的物质条件的斗争导向了对“表征”和符号的分析。他们反对女性应该成为激进力量的观念，因为她们强调女性的非暴力性质。他们无视历史上女性在反对暴政的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妇女将继续积极参与旨在结束压迫和剥削的战争。因此，她们将成为斗争的积极参与者。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激进女权主义派使妇女运动走进了死胡同。他们理论和路线的主要错误是：
1.重视人格特征和文化价值而不是物质条件，采取哲学上的理想主义立场。完全忽视世界的现实形势物质条件，只关注文化方面。
2.以男女矛盾为主要矛盾，从而为分裂主义辩护。
3.将生育的自然事实作为妇女从属地位的原因，并拒绝承认造成压迫的社会经济原因，从而巩固了男女生来不平等的保守主义论点。
4.要求女性和男性的“本性”不变。
5.忽视妇女之间的阶级差异以及贫困妇女的需求和问题。
6.宣传妇女的非暴力性质，阻碍了妇女成为争取自己解放和社会斗争的斗士。
7.尽管声称自己的策略最彻底、最激进，但不能将妇女的解放向前推动半步。
2.3 无政府女权主义
女权运动受到无政府主义（安那其）的影响，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激进女权主义者最接近他们的观点。因此，被称为无政府女权主义的工作主体可以被视为激进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所有形式的政府（国家）都是专制的、私有制的和暴虐的。他们设想建立一个没有政府、没有等级制度、没有私有制的社会。虽然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其他经典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但美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德曼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尤其具有影响力。出生于立陶宛的艾玛·戈德曼于1885年移民到美国，是一个在许多服装工厂工作过的工人，在此期间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她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积极宣传家，演说家和活动家。在当代女权主义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传播了艾玛·戈德曼的著作，她的思想一直很有影响力。
无政府女权主义者认为，没有一种固定形式的无政府主义，但他们有无政府主义传统的共识，即：（1）对现有社会的批评，关注权力与统治的关系;（2）替代的愿景，平等主义，非专制社会，以及关于如何组织起来的主张，以及（3）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的战略。
他们设想了一个确保人类自由的社会，但他们相信个人的自由和社会是一体的。但社会的制度必须能够使自由成为可能，应该没有等级制度或权威。他们的观点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但最接近激进女权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所从事的实践。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手段必须与目标一致，革命的过程也是如此。新的制度必须反映新的社会和必须创造的关系。因此，过程和组织形式极为重要。
根据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统治地位和从属地位取决于国家暴力维持的社会等级架构和经济胁迫（即通过控制财产等）。他们对社会的批判不是基于阶级和剥削，也不是基于国家的阶级性等，而是集中在等级和统治上。国家捍卫和支持这些等级架构，中央一级的决定强加于等级制度中的下属。因此，对他们而言，社会等级架构是社会统治和从属的根源。
这也导致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因为促进和传播的观点是官方观点——统治者的观点、制度及其流程。无政府主义者批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根据他们的说法，革命者正在创建层级组织（党），通过这种组织来实现变革。据他们说，一旦建立了等级制度，高层人士就不可能放弃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认为，实现变革的过程同样重要。“在一个等级制的组织中，我们无法学会以非专制的方式行事。”无政府主义者强调“行为宣传”，他们用这个词表述模范行为，通过正面的例子鼓励其他人加入。无政府女权主义者举例说明了创建各种社区活动的团体，例如在美国经营一家广播电台或食品合作社，其中已经探索出了非专制的组织运作方式。他们专门强调没有等级和统治的小团体。
但是这些团体在实践的运作中，隐藏的专制领导（Joreen）的出现招致了许多批评。遇到的问题包括隐藏的领导、媒体的噱头、有闲中产阶级妇女的人数过多、妇女可加入的任务组缺乏、对表现出主动性或领导能力的妇女的敌意等。当共产党人提出帝国主义者控制的中央集权国家需要被推翻时，他们承认他们的努力作用很小，需要与他人协调并与他人联系起来。但他们不愿意考虑建立一个集中的革命组织来推翻国家。
大体上根据他们的理论，资本主义国家不应该被推翻，但它必须被超越，“我们如何对抗病态的国家架构？也许最好的答案就是过渡而不是推翻。”——《无政府女权主义宣言》，西伦（1971）。
从他们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与革命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不相信推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是核心问题，而是倾向于把精力用于组建参与合作活动的小团体。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认为这些活动可以扩展和壮大并逐渐席卷整个社会是一种幻想。他们只会在像美国那样富足的社会中，被当成一种古怪的外来植物容忍。这样的群体倾向于以这种方式被社会选择。
激进女权主义者发现这些观点与他们的契合，并且受到无政府主义组织观念的极大影响，也有的无政府主义者对组织的观点和激进女权主义者的融合了。无政府女权主义思想的一个方面是他们对生态的关注，我们发现生态女权主义也是从无政府女权主义观点中产生的。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参与环境问题。
2.4生态女权主义
生态女权主义也与文化女权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生态女权主义者自己也与众不同。像玛丽·戴利这样的文化女权主义者在他们的著作中采用了接近生态女权主义认识的说法。耶涅斯特拉·金，万达娜·希瓦和玛利亚·密斯都是著名的生态女权主义者。
文化女权主义者在美术、诗歌、音乐和公社中赞美女性对自然的认同。他们认可女性并本能地对抗男性文化。例如，他们是积极的反军国主义者。他们指责男性参与战争，并指出男性的侵略是无视死亡的行为。生态女权主义者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强调的女性受压迫的经济和阶级原因，但批评她们忽视了自然统治的问题。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是自然反对人类统治的反抗。他们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自然的本身。
在生态女权主义中，自然是分析的核心范畴——自然的相互支配——心理和性欲、人类和非人类的压迫，以及女性在其中的社会历史地位。根据耶涅斯特拉·金的说法，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起点。据她所知，在实践中，女性一直站在保护自然的斗争的最前沿——奇普科-安多兰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据说村里妇女紧紧抓住树木，以阻止承包商在特里-加瓦尔砍伐树木。
生态女权主义中有许多分支。有的宗教生态女权主义者把唯灵论奉为圭臬，而世俗生态女权主义者则坚持积极干预以阻止破坏性的行为。他们说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必须被消解，我们与自然的统一才会出现。除非我们都生活得更加简朴，否则有些人将无法生活。根据他们的说法，在保护地球的运动中也有人发展的空间。生态女权主义者中有一个反对强调自然-女性联系的分支。据他们说，妇女必须尽量减少参与社会建构并在思想观念上加强与自然的特殊联系。目前世界分为男性和女性（文化和自然）;必须消解文化建构的男人和自然建构（育儿和生育）的女人，而要统一强调。男人必须把文化带入自然，女人应该把自然融入文化。这种观点被称为社会建构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像沃伦这样的思想家认为将女性与自然联系起来是错误的，因为男性和女性同样属于自然而且同样具有文化性。密斯和希瓦结合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见解（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角色）；以及世界女权主义者的见解——她们认为女性在世界各地的日常工作中更多地关注自然；以及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使文化倾向于同质化的批评。
他们相信世界各地的女性都一样能与资本主义的父权制及其产生的破坏作斗争。以妇女与破坏生态的工业或军事利益做斗争以保护赖以生存的环境为例，她们得出的结论是：妇女将站在保护生态斗争的最前沿。他们主张维持生存的观点，人们不得生产超过满足人类需求所需的产品，人们利用自然应该不超过自身需要，生产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满足社会需要，男人和女人应该培养传统的女性美德（关怀，同情，养育）。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能够与自然和平相处，维护国家、世代和男女之间的和平”，才能从事自给自足的生产。“妇女本质上是非暴力的”，她们声称并支持这一点。他们被认为是生态女权主义者的变种。
但是，万达娜·希瓦支持自给农业的理论依据实际上是反动的。她对绿色革命及其整体影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从一种对妇女和自然的“西方父权制暴力”的角度分析的。她用非西方智慧反对西方的父权制、理性和科学。帝国主义者利用农业科学的发展强迫农民增加产量（以避免红色革命），并与种子，肥料，杀虫剂等农业的跨国公司市场紧密联系。
但希瓦完全拒绝农业科学，不加批判地捍卫传统习俗。她声称传统的印度文化与普鲁沙和普拉克里提的辩证统一优于西方的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等哲学二元论。
因此，她声称，在这个生产是为了维持生计的文明中，为了满足人们的重要基本需求，妇女与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绿色革命打破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这种联系。事实上，希瓦正在赞美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民经济、封建制度和极端不平等。在那种经济形势下，妇女在艰苦的劳动中长时间劳作，而自己的工作得不到承认。她没有考虑到达利特（贱民）和其他较低种姓妇女的情况，她们在当时的封建地主的田地和房屋里辛苦劳作，大部分时间都遭受虐待、性剥削和无偿劳动。
此外，“维持生计”并不是基于所有人的生活需要，事实上，在这个“光荣”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妇女甚至被剥夺了基本必需品，她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不是独立的。这种缺乏独立性被她和密斯解释为第三世界女性拒绝自决和自主，因为她们重视与社会的联系。如果妇女们支持的社会制度包含任何其他选择，那么就被希瓦视为有意识地拒绝自我决定。实际上，他们以生态女权主义的名义和反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名义维护父权制的前资本主义生存经济。在科学和传统之间制造了一种错误的对立。
这是一种文化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形式，是捍卫第三世界社会的传统父权制文化的，反对以攻击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名义发展群众。我们反对唯利是图的帝国主义农业企业对农业技术（包括转基因种子等）的破坏性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推动，但并不反对将科学和农业技术用于改善农业生产。在现阶级关系下，即使是科学也是帝国主义的女仆，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下并非如此。
重要的是保留我们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但把传统全盘接受、大肆吹捧，是反人民的。生态女权主义者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理想化，也缺乏阶级观点。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像印度这样的落后国家，上层阶级的妇女几乎都没有表现出对自然的敏感性，因此她们沉迷于帝国主义炮制的全球消费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不是世界范围的剥削制度。他们没有改变自己的特权和基本生活方式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的意愿。对于农民妇女来说，生态破坏给她们的劳动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比如为牛采购燃料，水和饲料。由于大型项目占据她们的森林和土地而造成的流离失所也严重影响了她们。
因此，这些问题可以而且已经成为在斗争中动员她们的关键。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女性与男性相比具有保护自然的“天然”倾向。反对垄断资本主义无情地破坏自然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是人民的问题，全体人民——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参与其中。虽然生态女权主义者引用了奇普科的斗争作为例子，但实际上在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其他的斗争，其中无论男女都对生态问题及有关他们的权利的事情非常关心。
纳尔马达的骚动、奥里萨邦村民对大型采矿项目的反对、反对核导弹项目，或者巴斯塔尔和贾坎德邦的部落反对大型钢铁项目毁坏森林的斗争就是这样的例子。
2.5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20世纪60年代，当自发的妇女解放运动出现时，积极参与新左派、反越战学生运动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妇女加入了它。在运动中提出的女权主义论点的影响下，他们对自己在广泛的民主运动中的作用提出了质疑，并对新左派——他们身处其中——提出的妇女问题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基本上是批判苏联和中国的、托洛茨基修正主义倾向的。虽然他们批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无视女性的问题，但与激进女权主义派不同，他们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运动，而是热衷于将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其中也有很多派别。
一派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他们将自己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区分开来，因为他们更紧密地追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并将他们的分析集中在女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受的剥削。另一派是那些关注如何通过育儿实践创造性别认同的人。他们专注于心理过程，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他们也被称为精神分析女权主义者。但所有人都使用女权主义这个词。
一些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参与严肃学术和政治活动的女权主义者也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既表达了他们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区别，又表达了对女性问题的认真态度。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塔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和意大利女权主义团体的其他女权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务劳动进行了理论分析。达拉·科斯塔详细论述了在家庭工作中妇女就变成了工人，是一种商品（劳动力）。
因此，根据他们的观点，认为家庭工作只创造使用价值是错误的。家庭工作也创造交换价值——劳动力。当家务劳动的工资诉求出现时，达拉科斯塔主张把它作为一个战术行动，让社会意识到家务劳动的价值。虽然大多数人不同意他们的结论，即家务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并创造了对家务劳动的工资需求，但他们的分析在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圈子中引起了大量讨论，并提高了对家务劳动如何服务于资本的认识。大多数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此诉求持批评态度，但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最初（70年代初）家务劳动问题是他们讨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很明显，很大一部分妇女在家庭外工作，或者部分时间在家庭外工作。
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45％的劳动力是女性。此后，他们的研究重点转向他们的国家的妇女劳动力的状况。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分析了美国女性在工作和工资方面的受歧视程度。工作中的性别隔离（妇女集中在低工资的某些类型的工作中）也已经详细记录。这些研究有助于揭示资本主义的父权制本质。但是，就本文而言，我们只关注他们的对妇女受压迫和资本主义的理论立场。我们将采用海迪·哈特曼提出的一个立场，叫做“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不幸婚姻：建立更加进步的联盟”，以了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基本立场。
根据海迪·哈特曼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是两种已经结合的分析体系，但它们的“婚姻”却不幸，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以其对资本的分析能力占主导地位。但据她所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对历史发展和资本的分析，但没有分析男女关系。她说，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是由父权制度决定的，女权主义者对此进行了分析。
对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历史社会制度的父权制都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是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女性在其中的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形成以及父权制如何塑造资本主义这四个问题所必需的。她在妇女问题上批评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解决妇女的问题时只涉及经济制度。她说女性被视为工人，而恩格斯认为，如果女性进入生产阶段，性别分工将会瓦解，妇女生活的一切方面就会只与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延续相关。即使是关于家务劳动的研究也涉及到女性与资本的关系，但不涉及男性。虽然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女性的痛苦，但他们只关注私有制和资本，将其作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但据她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没能考虑到男性和女性对资本主义感受的差异，并认为父权制是更早时期遗留下来的。她说，资本和私有制不会把妇女当成女性压迫;因此它们的废除不会结束妇女的压迫。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正确地分析家庭中妇女的劳动。从她的家务中得益的不仅有资本家，也有男性。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不应忽视这一关键点。由此可见，男性有维持女性的从属地位的物质利益动机。
她的分析进一步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雇佣方式、意识形态及主要概念，如产业后备军。但工人、阶级是无视性别的，因为它不管谁将填补工作空位，即谁将是工人，谁将成为产业后备军等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任何人，无论是什么性别、种族、国籍，都可填补岗位。他们说，这就是妇女所面临的问题。
一些女权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了妇女的工作，但却对其进行了修正。例如，朱丽叶·米切尔分析了女性在市场上的工作、再生产、性行为和抚养孩子的工作。据她声称，市场上的工作是生产，其余的是意识形态。米切尔认为，父权制在生殖、性和育儿三座大山中张牙舞爪。她对男女如何形成基于性别的人格进行了精神分析研究。根据米切尔的说法，“我们在分析两个独立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和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模式。”
哈特曼不同意米切尔认为父权制只是意识形态、没有独立的物质基础的观点。据她说，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控制。他们通过阻止妇女接触社会的生产资料（剥夺她的生活工资）和限制她们的性取向来控制她们。她说这种控制不仅在家庭内，也在工作场所中。在家里，她为丈夫服务，在工作中，她为老板服务。这里一定要注意哈特曼没有区分统治阶级的男性和其他男性。哈特曼的结论是，没有纯粹的父权制，也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在整个社会中以组织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因此就有了她所谓的父权制资本主义。
据她说，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紧密。她认为马克思主义低估了父权制的力量和灵活性，高估了资本的力量。人已经适应了父权制，资本在早期生产方式中具有灵活性，并且已经使人们适应了资本积累的需要。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和在家中的工作取决于性别分工，资本主义将妇女当作次要的工人加以利用并借以分化工人阶级。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不同意哈特曼的双重制度理论，即两个独立制度，一个是生产领域的资本主义，另一个是生殖和思想领域的父权制。例如艾丽丝·扬，她认为哈特曼的双重制度把父权制当作一种永恒现象，在资本主义之前存在，并且在每个存在过的社会中都使其成为历史的，这倾向于文化和种族偏见。艾丽丝·扬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一种制度，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父权制。
根据艾丽丝·扬的说法，可以用来分析这一问题的概念不是阶级——因为它与性别无关，而是分工。她认为，基于性别的分工对于生产关系的架构至关重要。
在最近更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中，玛丽亚·密斯（她已经成为一个生态女权主义者）也专注于分工——“男女之间的等级分工及其变动构成了主导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即特定时代和社会以及更广泛的国家和国际劳动分工的阶级关系。”
据她说，唯物主义的解释要求我们分析女性、男性和自然之间作用的本质，并通过它来建构人性与社会性的本质。在这段中，她批评恩格斯没有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定义。因此，在早期她所谓的母系社会中，女性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她们是生产性的——生活中的积极生产者。在资本主义情形下这种状况改变了，她们是家庭主妇，没有任何创造性和生产性。妇女作为孩子和母乳的生产者、收集者和农民，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男性。男人通过工具与自然联系。男性的至高无上不是来自卓越的经济贡献，而是来自于他们发明了破坏性工具，通过这些工具，他们统制着女性、自然和其他男性。她补充说，这是建立父权关系的经济基础。男人们学会了在父权制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对武器以及男性在生殖中的作用的知识的垄断导致了劳动分工的变化。妇女作为食物收集者或生产者不再重要，她们的任务只是生孩子。因此，她的结论是，“我们可以将男女之间的不对称分工归因于这种掠夺性的生产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侵占，这是基于男性对控制手段的垄断，包括武器，以及通过暴力建立和维持两性之间永久的剥削和支配关系。”
为了维护它，家庭、国家和宗教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密斯说我们应该拒绝生物决定论，但她自己也转向了它。他们，例如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一些社会变革建议，都是针对男女关系的转变和抚养子女的责任。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所关注的核心是生殖自由。这意味着女性应该决定是否要生孩子以及何时生孩子。
生殖自由包括安全避孕措施权、安全堕胎权、日托中心、可照顾儿童的体面工资、医疗保健和住房。它还包括性选择自由;这是让孩子超越社会文化规范，即只能在一男一女的家庭中抚养孩子的权利。在这种家庭之外的妇女也应该被允许拥有和养育子女。从长远来看，育儿必须从女性的任务转变为男女共同的任务。妇女不应因无子女或因做母亲而受苦。但他们认识到，为了保证以上所有要求的实施，社会的工资分配必须改变，妇女的角色必须改变，强制性的异性恋必须结束，照顾儿童必须成为社会性的任务，而这一切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是不可能的。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不是单独的，生育方式必须一起转变。
后来的作家中，格尔达·勒纳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她的著作《父权制的产生》中，她详细解释了父权制的起源。她辩称，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历史上的一个时刻，不是因为某一个原因，而是一个超过2500年的过程，从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600年。她指出，恩格斯在他的开创性工作中为我们认识女性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规定了未来一百年的主要理论问题。他提出了关于妇女从属地位的历史性的命题，但他无法证实他的命题。根据她对古代社会和国家的研究，她得出的结论是：私有制的基础是男性对女性的性和生殖能力的占用;它先于私有制。
世界上第一批国家（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以父权制的形式组织起来。古代法律将妇女的性从属关系（男性控制家庭）和奴役制度化，并以国家权力强制执行。这是通过暴力、妇女的经济依赖和上层妇女的阶级特权来实现的。她通过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古代国家的研究，追溯了思想、符号和隐喻是如何发展的，通过这种发展将父权制的性/性别关系纳入了西方文明。男人学会了如何通过统治自己的女人来统治社会。但是女性继续在女神崇拜中扮演女祭司、治疗师等重要角色。直到后来才发生了妇女的宗教地位没落。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机械马克思主义者、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经济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等派别使用一样的术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专注于研究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但与他们都截然不同。他们批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把反对妇女压迫的斗争视为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核心方面。根据他们的说法，组织妇女（女权主义组织项目）应该被视为社会主义政治工作，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必须包括女权主义的方面。
2.6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妇女解放战略
在追溯美国左翼运动与女权主义运动之间的历史关系之后，哈特曼坚定地认为，除非女权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可能取得成功。她提出了一个战略：首先，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联合不同的利益群体（例如，妇女的利益不同于一般的工人阶级利益）；其次，妇女不能相信男人会在革命后解放他们。妇女必须拥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和权力基础。艾丽丝·扬也支持自治妇女团体的组建，但认为没有哪个女性的问题是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无关的。
在这个战略中，她认为没有必要建立一个先锋队以使革命成功，妇女团体必须独立于社会主义组织。贾格尔在以下这段文字中，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整个社会秩序——在其中妇女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异化。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战略是支持一些男女混合的社会主义组织。但也建立独立的女性团体，最终是一个独立的女性运动，致力于摧毁资本主义和破坏男性统治地位。妇女运动将加入与其他革命运动的联盟，但它不会放弃其组织独立性。”
他们为反资本主义和反对男性统治进行了煽动和宣传。由于他们将生殖确定为妇女受压迫的基础，他们将其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概念。因此，他们认为，许多正在热议的问题，如反对强奸、性骚扰和合法堕胎的斗争都是反资本主义的，也是对男性统治的挑战。他们支持发展鼓励集体精神的妇女文化的努力。他们还支持建立替代制度的努力，如医疗保健设施、鼓励社区生活或某种形式的中途安排。在这方面，他们接近激进女权主义者。但与激进女权主义者不同的是，后者认为这些设施应该使女性能够摆脱父权制、白人文化进入自己的避风港，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并不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这种撤退是可能的。简而言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将其视为组织和帮助女性的一种手段，而激进女权主义者则将其视为与男性完全分离的目标。像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一样，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改变家庭架构——他们所谓的女性受压迫的基石——的努力，必须从现在开始。所以他们一直在鼓励社区生活，或者某种中间道路，在那里人们试图在工作分配中克服性别差异，共同照顾孩子，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可以共同生活。
尽管他们知道这只是局部的改变，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取得成功，但他们认为做出努力是很重要的。激进女权主义者断言，这种安排是“生活在革命中”。这意味着这种行为本身就是革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意识到转型不会慢慢到来、会有一段时间的动荡，但这些都是准备工作。所以这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激进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都受到黑人妇女的尖锐批评，因为他们基本上忽略了黑人妇女的状况，并将所有分析集中在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情况和理论上。例如，约瑟夫指出了从未被认为是“女性”的黑人奴隶女性的状况。在田地和种植园中、劳动和惩罚中，她们被当成男人驱使。黑人家庭永远无法在奴隶制条件下稳定下来，黑人奴隶男子几乎无法主宰自己的女人。后来，黑人妇女被迫谋生而工作，许多人都做了富裕白人家庭的佣人。她们在那里面临的骚扰和长时间工作，使她们的经历与白人女性的经历大不相同。因此，他们不同意家庭是压迫根源的概念（对于黑人来说，家庭是抵抗种族主义的来源），以及女性对男性的依赖（黑人女性很难依赖于黑人男性，因为他们的失业率）和妇女的生殖角色（她们通过在白人的家庭就业来创造白人劳动力和孩子）。种族歧视对她们来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况，这使她们与黑人男性而不是白人妇女结盟。而白人女性自己也在继续宣扬种族主义，女权主义者应该反思自己。最初，黑人妇女几乎没有参加女权主义运动，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黑人女权主义运动逐渐形成，它试图将反对男性统治的斗争与反对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来自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的类似的批评产生了女权主义中称为全球女权主义的派别。在这种背景下，后现代主义也在女权主义者中找到了追随者。
2.6.1批判
基本上，如果我们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主要理论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结合起来，而他们的重点是证明女性受压迫是社会斗争的核心和动力。理论著作主要集中讨论欧洲和美国，他们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他们所有的分析都与他们国家的资本主义有关。甚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仅限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辩证法。
人们倾向于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推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和制度。例如，在封建时期较长的南亚和中国，我们看到那里的女性在封建时期的受压迫情况要严重得多。毛主义者对印度妇女问题的看法也将父权制视为一种在整个阶级社会中压迫妇女的制度。但他们没有将其看作具有独立运动规律的系统。他们的理解是父权制在不同的社会中由于其发展水平和特定社会的具体历史和条件而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统治阶级曾经并且正在利用它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父权制不是孤立的敌人。
统治阶级，无论是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封建统治者还是他们控制的国家，都同样是妇女的敌人，因为他们维护和延续了父权制家庭、性别歧视和社会中的父权意识形态。毫无疑问，他们得到了普通男性的支持，他们吸收了重男轻女的思想，这是统治阶级和压迫女性的思想。但普通男性和统治阶级的地位无法相提并论。强调生殖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低估了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的重要性。关键问题是，如果妇女没有掌握生产资料、生产必需品和财富的手段，那么妇女的从属地位如何能够结束？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虽然这可以在实践中基于性别分工的背景下加以考虑，但重点在于异性恋家庭内部的关系和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她们失去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是她们在阶级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基础。因此，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组织特定社会中的劳动分工，生产资料与劳动本身的关系，从而了解统治阶级如何利用妇女并迫使她们从属。父权制加剧了对妇女的剥削并降低其劳动价值。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支持费尔斯通提出的论点，强调女性在生殖中的作用，以构建她们的整个论点。他们引用以下恩格斯的话：“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在这段话的基础上，他们指出，在恩格斯的分析和研究中，只关注生产而完全忽视生殖。恩格斯的话给出了社会形态的基本框架。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对历史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在不考虑其他方面的情况下孤立地理解。事实是，在整个历史中，妇女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忽视了这一点、并断言妇女在生育领域的作用是核心方面、是应该首要关注的问题，事实上是接受父权制的论点——统治阶级认为女性在生育中的社会角色是最重要的，没有之一。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在分析中也歪曲并抹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的意义。费尔斯通说（像哈特曼这样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也这么认为）生殖是基础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与之相关的所有社会关系必须被视为家庭基础、其他男女关系等的一部分。如果所有经济关系和生殖关系都是基础的一部分，那么基础的概念就会变得过于广泛。它完全失去了意义，不能成为一种分析工具。性别分工一直是分析特定社会经济架构中重男轻女偏见的有用工具。但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性别分工概念比私有财产更有用，这在历史和分析上都令人困惑。第一次分工是男女之间的分工。这是由于自然或生物原因——妇女在生育孩子中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统治。
女性在部落生存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她们所做的食物收集、发现可种植的植物并培养、驯化动物对于部落的生存和进步至关重要。与此同时，进一步的分工不是基于性别的。新工具的发明、驯养动物的知识、陶器、金属工具、农业的知识，这些以及更多的知识技术促使了更复杂的分工。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整个社会及其架构——氏族和亲属架构的发展，与其他部落的交流和冲突以及对正在开发的生产资料的控制的背景下考量。随着剩余产品的产生、战争和对其他可以劳动的部落的征服，妇女退出社会生产的过程似乎已经开始。
这导致了生产资料的集中和部落首领开始占有剩余产品，这显然是男性的统治。无论对生产资料的这种控制是否仍然是共同形式，或者它是否以私有财产的形式发展，无论当时的阶级形成过程在不同的社会中是否完全不同或部分不同，我们必须研究特定社会的特定事实。基于他那个时代的信息，恩格斯追溯了西欧在古代的上述过程，我们在自己的社会中追溯这一过程。父权制的全面形成，即观念限制妇女退出社会生产、而只能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中生儿育女，只有在阶级社会全面发展、国家出现之后才能实现。
因此，性别分工这一事实并不能解释不平等。断言基于性别的分工，而不是阶级，是女性受压迫的基础，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一些社会的，物质上的不平等原因，我们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论点，即人类有追求权力和统治的内在动机。这种说法是自我矛盾的，因为这意味着争取平等没有意义，永远无法实现。抚养儿童的任务本身不是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种在原始社会中受到称赞和欢迎的角色。必然是其他物质原因导致了这个原因的出现，而激进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并没有探究更深的原因。
在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揭示了社会中的父权文化，例如母性的神话。但是，他们中一些人只片面强调关注意识形态和心理因素，使他们忽略了这种意识形态和心理所依托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制度。在组织问题中，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正在追随激进女权主义者和无政府女权主义者。他们已经明确地制定了战略，但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这是完全改良主义的战略，因为它没有解决如何从这个战略中诞生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如果按照他们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党/共产党不应该这样做，那么妇女团体应该提出一个如何推翻垄断资产阶级男性的战略。他们将实际活动限制在组织小组、建立替代社区、进行一般宣传和围绕特定需求进行动员。这是一种经济实践形式。这些活动本身对于组织基层人员是有用的，但这些活动还不够推翻资本主义并推动妇女解放的进程。这需要进行涉及与国家对抗的重大组织工作——情报和武装力量。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从某种意义上说，把它留给了他们批评的修正主义者和革命政党。因此，他们的整个方针是改良主义的，在现行制度内进行有限的组织和宣传。激进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派别的大量理论家已经被高薪、中产阶级的工作所收买。在大学中，这体现在他们写作中的精英主义和他们与群众运动的距离上。它也反映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国家理论领域中，“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大学和大学附近工作的许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不仅已经完全融入中产阶级，而且还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
2.7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
来自非白人妇女的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导致一部分女权主义者走向了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从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那里继承了观点，他们认为女性是“他者”（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群体叫他者，例如贱民、原住民、女性等）。后现代女权主义者正在赞美他者的立场，因为他们认为他者能够洞察她所不参与的主流文化。因此，女性可以批评主流文化强加给每个人的规范、价值观和活动。他们认为研究应该面向正在被研究的人——被统治者的价值观。后现代主义在学术界很受欢迎。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没有固定的类别，自我被各种身份的划分所分散——性别、阶级、种姓、民族、社区、种族。这些不同的身份具有内在价值。因此，这成为一种形式的文化相对主义。
因此，例如，实际上不存在单纯的女性类别。女人可以是自我的身份之一，也可以是其他人。可以有一名贱民妇女、一名贱民妓女、一个上层阶级妇女等。由于每个身份本身都有一个价值，因此对所有人都有的身份，它的价值没有重要意义。以这种方式看，集体政治活动没有共同空间。妇女的概念帮助妇女团结起来、共同行动，但这种身份政治的分裂程度超过了它的统一程度。这种统一是建立在最狭隘的基础上的。
后现代主义者鼓吹差异和身份，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关注一个“整体”阶级。进一步地，后现代主义认为语言（至少西方语言）没有反映现实。他们相信身份是通过“话语”建构的。因此，在他们的理解中，话语构成了现实。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的“解构”上。嗐，这使得人们“一无所有”——没有确切存在的物质现实了！这是极端主观主义的一种形式。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者专注于心理学和语言。后现代主义与法国大哲学家福柯结盟，反对他们所谓的“权力关系”。但是这种权力概念是分散的，并没有明确界定。
谁掌握了权力？据福柯说，权力只是在基层一级，所以对权力的抵抗也只能是地方性的。这不是非政府组织运作的基础——非政府组织是将人们组织起来反对一些地方腐败势力，并使上层权力，即中央政府和国家政府做出调整。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极具分裂性，因为它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并且在没有任何理论框架的情况下赋予了身份相对很大的重要性，旨在理解身份形成的历史原因并将各种身份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像WSF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中，每个人都在庆祝自己的身份——女性、妓女、同性恋、女同性恋、原住民、贱民等等，但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让他们全面了解、接受共同的策略。每个群体都会抵抗自己的压迫者，因为它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有了这样一个论点，从逻辑上讲，就不需要组织了，充其量只要有地方一级的自发组织和临时联盟就行了。按照他们的理解所主张的“组织”就是再造权力——等级和压迫。大体上，他们是让个人只为自己抵抗，反对联合的有组织的抵抗和武装抵抗。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卡罗尔·斯塔比尔说：“反组织的偏见是后现代主义一揽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家和女权主义者来说，组织任何哪怕最临时和最自发的联盟，都会重现压迫、等级和难以控制的统治形式。资本主义极其有组织的事实他们几乎视若无睹，因为个人抵制多元分散的权力形式。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正如二十年前出现的Joreen（隐形领导）那样，无组织会产生其自己的暴政。因此，意图取代任何有组织的政治的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给我们兜售的多元主义、个人主义、个人代理以及最终完全个人化的药方，这些药方从未——也绝不会——能够解决架构性问题。”（1997）
后现代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仅仅看成是一种形式的权力，这并不奇怪。虽然发达国家的后现代主义在印度这样的半殖民地社会中可能找不到，但许多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却受其影响。他们站在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的立场上对革命和修正主义组织的恶毒攻击也反映了近年来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2.8总结
我们简要介绍了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主要理论派别。虽然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在20世纪70年代占主导地位，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女权主义及其分裂主义毒瘤，和对文化上的女性受压迫的情况的关注渐渐抬头。性别选择和妇女生育角色问题在女权主义界的辩论、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许多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也重视这些问题，尽管不是以文化女权主义者的极端形式。异性恋家庭的转变成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运动的主要呼吁，其中较为活跃的份子也试图将其付诸实践。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已经设想以这种方式改变整个社会制度，但事实上它已成为他们试图理论化的改良主义方案。
后现代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产生影响。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再次成为女权主义分析中的重要理论。用这种批判地看待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的思想（特别是激进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派）从理论上分析了女性受的压迫、他们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以及他们为推动这一运动发展所制订的的策略之后，我们可以说，他们理论中的缺陷导致他们的解决方案只能使女权运动陷入死胡同。尽管该运动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并且得到了正在认识自己的诉求和问题的妇女的广泛支持，但这一运动无法发展成一个基础广泛的运动，一个不仅包括中产阶级、还包括工人阶级和受压迫种族的成分的运动。
他们的理论和策略的主要缺点是：
1.在生育角色中寻求女性压迫的根源。由于女性在生殖中的作用是由生物学决定的，因此它是无法改变的。不是把社会原因确定为妇女受压迫的起源，而是盯着生物学上的死的因素，从而陷入生物决定论的泥坑。
2.关注妇女在父权制核心家庭的生物学角色，并把这当做妇女受压迫根深蒂固的社会基本原因。因此，他们把反对异性恋家庭作为反对女性受压迫的主要任务。结果，决定家庭存在和家庭形成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架构被忽视了。
3.以男女矛盾为主要矛盾。将注意力集中在改变性/性别系统这一男女被后天培养的性别角色上。这意味着只盯着社会生活的文化和心理方面，而忽视产生和维系父权制文化的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4.强调男女之间的心理/人格差异是生物的，并倡导妇女的分裂主义。过分强调妇女的性解放，提倡男女分开社交、分开生活和女同性恋。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这种女权运动仅限于小团体，不能吸引或动员大量妇女。
5.通过强调解放妇女的性压抑的必要性，或者以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主张女性应有加入美国陆军的平等机会的名义，陷入了助长帝国主义的色情、性旅游等的泥坑。
6.组织上，强调反对等级制度和统治，并只盯着自发的小的学习小组和替代活动，反对动员和组织大批被压迫妇女。
7.忽视或反对苏联、中国（一共）等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对改变大部分妇女的处境的贡献。
在女权运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错误的理论分析和错误的策略如何影响运动。他们不了解妇女的受压迫与更广泛的剥削性社会经济、政治架构、帝国主义密切相关，反而在帝国主义制度内寻求解决办法。这些解决方案最多使一部分中产阶级妇女受益，但却使大量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妇女离解放越来越远。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不可能脱离推翻帝国主义制度本身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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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努拉达·甘地，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成员。来源：红色文献翻译。责任编辑：郭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