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用眼睛看他人、看世界，却无法直接看到完整的自己。所以，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需要寻找各种“镜子”、不断绘制“自画像”来审视自我，尝试回答“我是怎样的人”“我想过怎样的生活”“我能做些什么”“如何生活得更有意义”等重要的问题。

但实际上，反衬我们自身的不只是这一面或那一面镜子——每一面镜子都照出我们自己。整个世界无非就是每一面镜子的总和。我们当下的境遇，则成为另一抹底色，与各个镜像共同绘制出每个人的“自画像”，关于当下，但主要是关于未来的自画像。

当然，有一幅自画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人镜像，占据了一个绝对的位置，指示出其余所有人的相对位置。1966年以前的高干子弟们，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主人地位。他们被父母送进最好的中学，但这些中学之所以好，和这些“小主人”无关，本是由于良好的学风与其他好学生方才成为好学校。但在这些高干子弟眼中，老师与校领导不过是服务于“小主人”的保姆。身为保姆，却没有五体投地地偏向自己，这让他们不满。于是，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开端，这些人成为了理所当然的造反派，制造了血腥的红八月。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人们群众参与到打倒红色贵族的运动之后，这些造反派却摇身一变成了保皇派，成了保爹保妈派。随着大民主的失败，这些只为保住自身特权与利益的小主人，竟成为了真正的主人。

主人镜像是我们永无可能触及的位置，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穹顶。穹顶之下，则生长出改革开放40年的盛世繁华。我们拥有了北上广深等富丽堂皇的城市，这成为另一个结构着人们欲望的镜像。于是我们看到，在北方，30万人像蝼蚁爬向北京。在南方，30万人像蝼蚁爬向深圳。青年们在千军万马中闯过了高考的独木桥，毕业后留在大城市，追逐生活的理想。但北京或者深圳报以他们的，是以高房价筛选万分之一精英的“深圳模式”。大部分人，在产业园的写字楼与单身公寓的隔间里，留下自己的劳动力与青春，最终却只能草草收场。这是另一个讽刺的悖论：到北京或者深圳去，我们不会得到什么；但如果我们不去，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一个法国的记者，派屈克·圣保罗，发现了与穹顶、与这一切繁华相对的，另一个绝对的镜像——像老鼠般，生活在北京地下的打工者。他写道：“這些拚命留下且住不起地面上房子的人，被稱作「鼠族」。他們像鼠一樣，群聚在北京城的地下廊道裡竄動、討生活，為中國夢燃燒生命，卻注定被貼上「低端」標籤，被驅趕、切除。”

以我们这个时代为镜像，我不禁回望那个虽然窘迫、艰辛，但劳动者们互为镜像，相互之间是对方“自画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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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xr。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