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可以解决民族问题吗？

民族主义可以解决民族问题吗？-激流网

近年来的热点事件中，有许多涉及到了民族问题，或者被归咎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为了弄清楚应当如何分析这类事件，笔者阅读了思想导师们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并整理了一篇读书笔记，以和大家一起探讨。

民族与民族问题的界定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民族。按照斯大林对于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1]]这里着重说一下容易被忽视的“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联系”这一民族的特征。强调这一特征的原因是由于民族问题的关键是民族发展相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的经济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研究相隔遥远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属于同一“民族”的群体的“民族”问题，是因为这句话中所说的“民族”除了是口头上的称呼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实际意义。由于这样的群体并不具备经济上的联系，甚至其他的联系也没有，因而也就不构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因为在我们探讨问题时不将其称为一个民族。这也是为什么当鲍威尔将民族等同于民族性格（即认为“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结合成共同性格的人们的集合体”，而不考察民族是否真的实质上有“共同命运”）时，斯大林对其批评道：

“不，社会民主党不是为这种纸上的‘民族’制定自己的民族纲领的。它只能承认那些活动着的、运动着的、因而使人们不能不承认的真正的民族。” [[2]]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

《共产党宣言》第一节第一句话即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这样的论断放在分析至少是近代以来的民族斗争历史中也是适用的：“近代以来一切民族斗争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民族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阶级矛盾的反映。

这个论断似乎是想当然的，因为任何民族之间的冲突，最主要的必定是由于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所引发的，即是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所引发的。形式上有可能是两个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有可能是两个民族的统治阶级联合镇压某一民族的被统治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矛盾实质上是阶级矛盾，似乎和没有说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一样的，强调民族矛盾实质上是阶级矛盾，最重要的意义是指出当分析民族矛盾时，需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有可能清晰地认识并且解决民族矛盾。

例如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分析。义和团运动在明面上反抗的是外国入侵，看起来是民族问题的体现，但是必须对其进行阶级分析。如果不能分析当时农民阶级受到清朝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共同压迫，便不能清晰地知道当时义和团运动所处的处境；如果不分析当时农民阶级作为小生产者的特点，便不能准确地指出为什么他们会提出“扶清灭洋”口号而对清政府丧失应有的警惕。

更为明显的例子则是毛泽东在1925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析了各阶级的不同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回答了在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革命运动中应当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的问题。

即使在日本大肆侵华、民族矛盾空前严峻之际，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仍然强调阶级分析，例如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政治报告中，指出：

“我们不是否认它（阶级斗争），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要求。只顾一方面，不顾另一方面，都将不利于抗日。” [[4]]

始终不忘民族矛盾实质上是阶级矛盾，也指出了在当时的情况进行阶级斗争，需要调整斗争的方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去反对最主要的压迫阶级。

毛泽东在1941年做的指示也验证了这一观点：

“我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这两方面性质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如何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5]]

毛泽东时刻不忘阶级分析，在联合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进行联合抗日的同时，对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保持着充分的警惕，因而，“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并不是只强调民族矛盾而忽视阶级矛盾的产物，而恰恰是对于民族矛盾进行充分的阶级分析的产物。

要分析近段时间的民族矛盾，也必须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要解决近段时间的民族矛盾，也必须通过适当形式的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

民族自决权与社会主义运动

什么是民族自决权？斯大林指出：

“自决权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干涉这个民族的生活，毁坏它的学校和其它机关，破坏它的风俗和习惯，限制它的语言，削减它的权利。” [[6]]

这样看来，似乎民族自决权和促使民族进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革命运动是冲突的，因为如果从外界帮助一个民族实现群众革命运动，那么似乎便不是民族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然而，实际上，民族自决权恰恰需要由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革命运动来保证。因为这里所说的民族自决，指的并不是民族的压迫阶级的自决，而是民族的人民群众的自决。在近代，民族的人民群众主要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只有民族内人民群众占据了统治地位，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需要民族内部的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而只有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运动，才有可能实现人民群众的真正当家作主。

因此，斯大林接着指出：

“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要支持一个民族的一切风俗和机关。它反对用暴力压迫民族，仅仅维护由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同时要进行鼓动，反对该民族的一切有害的风俗和机关，使该民族的劳动阶层能够摆脱这些有害的东西。” [[7]]

列宁也指出：

“社会民主党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但决不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在每一个别情况下就不对某一民族的国家分离是否适宜给予单独的估计。相反地，社会民主党人正要作出这种单独的估计，不但要考虑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和联合起来的各民族资产阶级对各民族无产阶级压迫的条件；还要考虑到一般民主的任务，首先是而且主要是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 [[8]]

可见，实际上民族自决权保证的是民族的人民群众（主要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使其能够自己管理本民族的事务，利益不受侵害。而民族内压迫阶级的统治，恰恰是民族自决权反对的对象。如果不能保证人民群众在本民族内部的社会权力分配，那么民族政策就只能是“只限于空洞地、形式地、纯粹宣言式地承认民族平等，在实践上却不负任何责任” [[9]]。

而为什么实行民族自决权，列宁是这样说的：

“民族自决，在不背叛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按照民主的方式建立国界，实行民族自决，是有必要的。国家还没有达到消亡的程度。民族自决有利于国家消亡。” [[10]]

实行民族自决权的原因在于，即使实现了各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仍然远没有到可以抹煞民族间差别的地步。在这个时候，如果妄想抹煞民族间的差别，强制性地将民族联合起来，那么假如这样的企图不是空想，那便是反动，就是对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群众利益的侵犯。这样不利于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群众接受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因为这样所谓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带给他们的仍然是压迫，他们对待这样的压迫也必然会采取反抗的态度。

民族自决权并不是否认社会主义原则，民族自决权恰恰是要在社会主义原则之下，组织起没有阶级压迫的生产和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和大大加速各民族的亲近和融合。只有实行民族人民群众的自决，才能有利于维护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利益、缩小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能有利于国家的消亡，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以史为鉴：西藏民族问题的历史演变

民国时期，西藏的阶级压迫非常严重。占总人口2%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三大领主完全占有西藏地方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操纵着西藏的经济命脉。而西藏的农奴阶级虽占西藏总人口的近95%，但不占有土地和牧场，对农奴主有人身依附关系。英国入侵西藏之后，西藏的统治阶级出现分裂，一部分西藏贵族出于保护自身特权和财产的目的而投靠英国，走上“藏独”道路。西藏相关的问题不仅仅包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和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非常的复杂。

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至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的8年间，西藏的主要矛盾是西藏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故这一阶段是集中反帝，暂不反封。

这一阶段，对待西藏的统治阶级，分成两部分区别对待。对于执意进行分裂活动的统治阶级实行专政，坚决反对其和帝国主义进行勾结的行为；而对于其余的上层，则广泛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只要他们割断同帝国主义和其他外国干涉者的联系，不再进行破坏活动，就不咎既往。” [[11]]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中共西藏工委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开展影响群众的工作，做那些西藏上层同意、人民群众拥护的好事，如筑路、架桥、建机场、办学校、免费治病、发放贷款等。中国政府给修路的西藏人发工资，冲击了西藏社会延续了几百年的乌拉徭役制；让西藏儿童免费上学，破坏了传统的寺庙教育体制；训练农奴出身的西藏干部，则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这一些都为西藏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民主改革提供了准备条件。

驻藏部队平息了1958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同时遵照“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进行了民主改革。没收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牲畜等财产；对于未叛乱的领主，则由政府出钱将他们的土地、牲畜等赎买下来。将这一些土地、牲畜分给西藏人民。1960年初，20万户西藏农户拿到了土地证，由于实行“谁种谁收”“减租减息”和废除旧债等政策，劳动人民所得的经济利益折合粮食达十亿多斤，平均每人可得1500多斤。[[12]]

对于寺庙也进行改革，清查寺庙内的叛乱分子，并在寺庙内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由“贫苦喇嘛”当权。并且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寺庙失去行政、经济事务中的权力。

西藏的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农奴们说：“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与此同时，共产党大力培养当地民族干部。毛泽东在1950年就指出：“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13]]1960年底，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达到了1万多人，4400多名翻身农奴成为基层干部。[[14]]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藏民众对于民族关系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们不再相信藏独相关的宣传，他们头脑中的藏传佛教被淡化，群众与僧侣处于平等状态，毛主席反而成为了他们心中的神。藏人对汉人也普遍融洽友好，今天经常制造麻烦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15]]

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藏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的幌子下，主张大力发展西藏文化，核心是恢复宗教信仰，将佛祖请回西藏，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再一次成为了特权阶层。

特权阶层再度获得了社会权力，开始向西藏当局指手画脚，反对民主改革以来西藏人民取得的当家作主的地位，再次用宗教对西藏人民进行影响乃至控制。藏人们发现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宗教势力被政府恭恭敬敬地请了回来，因此认为达赖喇嘛才是藏族的救星和希望，达赖喇嘛再次成为藏人心中的偶像和神。

与此同时，和特权阶层利益相关的分裂势力卷土重来，重新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压的一枚棋子。并且，在对过去统治阶级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的诱惑下，寺庙势力尤其青壮年僧尼成为藏独的急先锋。自1987年“9.27”制造的骚乱，到1996年5月6日甘丹寺反革命事件的九年多时间当中，发生了骚乱、闹事、帖反标、散发反动宣传品等反革命事件上百起，参与人员中青年僧尼占据了大多数。[[16]]

由于上层路线的实施，翻身农奴重新沦为了“弱势群体”，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再度建立起来，两极分化再度加剧。改革开放初期，西藏城乡收入差距为1.8：1，但到2004年已扩大到4.18：1，几年来西藏城乡整体的基尼系数都达到0.4以上。[[17]]有文献这样来描述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地位变化：

“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 而过去的穷人重新穷下去,不管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 这种现象产生的心理影响,肯定会让具有强烈宿命感的藏人感到其中暗含的天意。西藏普通百姓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调整行为方式。文革时期, 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 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 一只袖子搭在肩上, 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 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 给当年的领主让路。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 [[18]]

在这样的阶级结构之下，阶级矛盾凸显。然而，长期以来，分裂势力将类似于鲁固社区的贫富分化、汉回商店里面的假冒产品等的事件歪曲为汉族对藏族的歧视，这样阶级矛盾就转化为民族矛盾。西藏民族矛盾也因此而不断凸显了。

总结来说，西藏民族矛盾的解决，正是因为对西藏社会进行了正确的阶级分析，实行了正确的阶级政策，对于统治阶级的顽固分子实行专政；对于统治阶级中可以争取的部分进行统战；进行民主改革，使得农奴翻身做主人，改变了西藏地区不同阶级的社会权力关系；并且培养藏族干部，促进藏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阶级矛盾一旦解决，民族矛盾也就相应地解决了。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走的是上层路线，对西藏的上层采取的是顺从而非统战，背离了对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争取，西藏的阶级矛盾再次激化，民族矛盾也相应地再次激化了。

总结

通过阅读思想导师对于民族问题的论述，笔者总结出了一句话：只有通过阶级分析方法才能正确地认识民族问题，只有通过受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才有可能解决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把阶级矛盾解决了，才能将民族矛盾解决。而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社会主义阶段，还没有达到可以消灭民族差别的地步，必须承认民族自决权，即各民族的人民群众能够掌握本民族的社会权力并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权力。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别也需要被限制，被逐渐缩小。“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当人与人之间已经不存在阶级差异之时，民族与民族之间地位差异也会被根本消除，共产主义的曙光将普照在各民族共同劳作的大地之上。

注释

[[1]]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M]. 1913

[[2]]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M]. 1913

[[3]]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1848

[[4]]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M]. 1938

[[5]] 毛泽东.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M]. 1941

[[6]]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M]. 1913

[[7]]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M]. 1913

[[8]] 列宁. 民族问题提纲[M]. 1913

[[9]] 列宁.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M]. 1920

[[10]] 列宁.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M]. 1916

[[11]] 阴法唐.百万农奴争取解放的大革命.西藏研究，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