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四〇年。

中国的农村已经朽烂很久了。农民们挣扎在温饱线上，一层层的地主老爷和官吏们骑在他们头上，吸吮着他们的血汁。但大清国的统治仍然在面子上维持着。朝堂之上，官员们先前争论的是鸦片贸易所导致的白银外流的问题，以至于有官员提出了朝廷自己种鸦片以杜绝财源外流的“建设性”意见。至于老百姓的死活，那不过是和朝廷的白银收入间接相关而与朝堂更加间接地联系着。

英国人带着近代工业的铁家伙来敲门了，口岸开了，列强们一个个地都来了。工业时代的产品十分缓慢且曲折地开始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沿海的工业也逐渐建起来了。然而，农村还是在那里凋蔽衰败着。这些新鲜玩意儿只不过像旧时代的官老爷一样吮吸去一些血汁，把伤口弄得大一些，仅此而已。

太平天国来了，又走了，留下了更加凋敝的江南农村，但也使因为人地紧张而不得甦息的农民得到了丝丝许许的喘息机会。又是几十年过去了，朝廷要自强，搞了洋务、维新，但在农村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倒是义和团运动掀起了些波澜。但义和团的运动方式本身则说明，农村只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暗沉的底色，一直在旧的生产方式中凋敝着。农民供养着地主阶级，还要为帝国主义输送养料，他们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却没什么大的变化。

辛亥革命，然后是军阀混战。

在鲁迅的作品中，在那个时代的一切对农村的描写中，人们看到的乡村也还是老样子。但变化也正在缓慢地进行着。先来的是商人，在《寻乌调查》中可以看见，乡下的土布逐渐被潮汕来的洋布挤压，农村家庭小生产的日子越发不好过了。外来的商品冲击着旧有的自然经济，外来的商人挤占着本地商户和手工业者的市场。与商人们一道来的，还有另一些城里人。过去，知识分子们还在城里战战兢兢地看着这些变化，向上谋求救亡。但只要在城里还过得下去，城里人是大概想不到乡下的。只有城市也陷入凋敝和危机，只有各阶级陷入总的危机中，乡村才会被重新发掘，成为人们开展事业的新的土壤。

寻乌调查（国画，作者刘世群）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思想的第一次大震荡，民族处境的窘促、各阶级的普遍苦难使各种思潮在五四的旗帜下汇聚。这些思潮影响下的人们终于瞥见了一直凋敝着的乡土中国。

最先着手改造乡村的却是共产党人。彭湃根据阶级分析原理发掘了农村社会矛盾所蕴含的巨大动力，并深入粤东农村开展实践。1922年7月，他和自己交的五个农民朋友建立了第一个“六人农会”，半年后，组织起了县农会，又半年，1923年7月，拥有数十万会员的广东省农会建立起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各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为大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红流澎湃》剧照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继续在乡村开展彻底的土地革命，工农联盟成为中国民族解放和进步的中坚力量。

城里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见证了农村革命的威力，惧怕革命发生在自己头上。他们要温和的“改良”，希望用纤弱的胳膊汇聚起巨大的力量。他们下乡去了，与其说是为了农民，不妨说也是为了自己。1840年以来，农村一直在凋敝，乡建派在哪里？如果只有农村的凋敝，在城的地主和知识分子压根儿不觉得农村凋敝是个事儿。他们照样吃香喝辣，搞些顶层的“救国”设计。只有统治者再也无法继续他的统治，只有他们再也不能坐视农民运动力量的壮大，只有大火烧到他们自己的屁股的时候，他们才赶忙去乡下搞些自己主导的农民运动，去发挥自己的世外桃源的想象，并把它包装成什么救国的良途。

到了三十年代，乡建派登场了。  

二

梁漱溟、晏阳初等人是在土地革命的背景下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的 “乡治”主张是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的广州提出的，当时他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试办计划大纲》；他接办《村治月刊》，则是在1929年的北平；接着，他先是在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后来又在韩复榘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在菏泽搞乡建实验区和出版《乡村建设》。乡治讲习所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看上去都是讲习所，但内容却是大不同的。乡治与农民运动的区别，要害在于一个要打破旧秩序，另一个则是要维护旧秩序。总之，开展了土地革命的地方，大抵是不需要他们的这种乡村建设的。他们只能在大革命失败了的地方，在新老军阀的庇佑之下搞些改良，好维持农村的现有秩序，同时希冀能够促进中国的进步。

定县广场集会，标语是平教会“除文盲，作新民”，1931-1932

在普遍的救国事业中，各种人总是倾向于发挥自己的优势。他们既然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所擅长的只有教育，所以，晏阳初以为中国的落后是农民的“愚、贫、弱、私”造成的，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便要搞“平民教育”，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加以医治。梁簌溟也将教育视作改造农村的根本。这样的思路，便是要把城市的那套秩序系统贯穿到城市中，维持住某种统治阶级可接受的秩序来。

梁漱溟走的是传统礼法路线，据说“摒弃了欧美近代资本主义的路”，又“避免了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颇重视教育。从实践上说，1931年到抗战爆发前的7年间，他在山东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的试验，收效甚微。可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想依靠教育哄住农民而实现什么进步，大概总是要痴心妄想的。

晏阳初留过洋，思想更新些，更加注意于“新民”，愿意沉下农村去做些切实的工作。他于1929年携妻儿举家迁入定县，“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一住就是八年。他讲：“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不仅深入群众，他还认为，教育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训育”，而是“到乡间来求知道”，“努力在农村作学徒”。总之，先要给群众当学生，才能给群众当先生。

在定县，“平民教育会”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编写了600余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以“救农民之愚，培养智识力”。他们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开办生计巡回训练学校，训练比较热心、能干的农民充作“示范农户”，示范使用新技术，并组织农民自助社、合作社等商业团体，以“治农民之贫”，培养他们的“生产力”。他们实施卫生教育，普及卫生知识，培养卫生习惯，在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以“救农民之弱”。他们对农民进行公民教育，以“救农民之私”，养成他们的公共意识与合作精神。晏阳初将公民教育作为平民教育的中心，认为“假使农民的知识已经培养起来了，生产技术也改良了，科学化了，体格也强健了，要是没有团结力，所谓民力培养，完全失去目的，也是枉然！”他在定县领导建立了乡县议会组织，组建公民服务团，让农民进入乡镇的公民大会，或县、乡的管理委员会以及农村改造委员会，以公共实践培养农民的公共意识，等等。相比于梁簌溟的武训式实践，晏阳初的改造工作更贴近农村的具体社会运动，因此收效更加明显些。

据1980年代初河北省的调查材料，由于平教会的工作，定县在抗战爆发前已成为无文盲县，消灭了天花；而平教会当年引进的良种猪、优质白杨和良种苹果，届时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不触及农村的根本社会矛盾，不将农村的矛盾与全社会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结合起来开展工作，这样的改良工作便不大能获得迅速的收效。不久，抗战军兴，一切改良都淹没在硝烟中了。

三

建国后，晏阳初离开了大陆，梁簌溟则继续留在国内，很是为农民发了一通牢骚。他那时还是沉浸在局部的冥想中，而不能理解社会运动发展过程的复杂与艰巨。随后的岁月里，中国的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道路上与全国劳动人民共同阔步前进，旧乡建派也就归于沉寂了。

乡建派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就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却在二三十年间将农村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农村的状况到了什么地步呢？2000年，长期在湖北监利县担任乡镇负责人的李昌平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反映湖北农村的突出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随后，一批知识分子或由于情怀，或由于理想而自觉地下乡去，想改变乡村的落后面貌，新乡建派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三农问题被摆上台面后，政府刚开始做的是“减负”的工作，渐次取消了各种税费和摊派，把农民身上的负担卸下，其中较著名的是农业税的取消。但关于如何带动农村发展，政策却没有太多的顾及。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本身来自于乡村，有感于自己生长的农村的落后，立志要改变这一状况；而另一批来自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则怀着家国理想，有志于通过服务乡村实现国家富强。他们都在新乡建派的号召下深入农村开展自组织的帮扶工作。

他们继承了晏阳初的思路，重视与农民朋友打成一片，以推进“教育”，试图培养独立自主的小农，并将他们推向小私有制基础上的合作化，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力，以对抗外在的资本化。他们办学校，搞培训，兴办各种文体活动。在乡间广场上熊熊的篝火中，映照着他们服务乡村的火热心肠。

他们强调农民的“自主”，反对资本下乡，强调合作化，反对土地向资本开放承包和流转。拿什么反对呢？以小农生产对抗规模化了的资本无疑要另辟蹊径。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以温铁军为代表的新乡建派力推以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为主要内容的“新乡村建设”运动，试图通过差异化的绿色农业、生态农业产品避免与资本化的“规模量产农业”在同一市场的竞争，在一个细分了的市场中占据竞争优势。然而，由于这些环保、绿色的产品单位劳动投入较多，价格不得不高于量产的农产品，便不得不面向小众市场寻找消费群体，而不能服务于广大工农群众。它的消费者大多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较为富裕的小生产者，就不免将有产者的感性情感和支配欲望带入产品需求中，要求这样的农业生产投入更多的个体劳动而非规模化的协作。而生产方式上的局限又限制了合作化的深度和广度，使农业生产止步于小农和小规模协作，限制了合作的深度；细分市场的局限也影响了这种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扩大，限制了合作的广度。如果农业上的合作仅仅局限于单个乡村，而不能结成一省、数省乃至全国的大规模团结协作，又如何在充斥着吞并挤压的市场上与规模化经营、无所不用其极的资本竞争呢？又要反对资本，又要与资本在市场上竞争；既意识到大生产的威力，又想避其锋芒搞小生产；既想求得全体农民的改善，又选择了细分的小市场——这些思想和逻辑上的矛盾，总要带来实践上的困顿。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局限了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不免沉溺于经验主义，颇有些“摸石头过河”的意味。如果不把社会整体的矛盾发展运动和最终目标带入思考中，一切措施就都只是苟且和权宜，局部的改良也就总是困难重重的。农民阶级要改变自己的整体处境，还需与全社会各劳动阶级一道寻求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支配，以求得彻底的解放。

总体而言，新乡建派是带着炽热的情感深入农村的，但他们的思路中仍带着些小生产的影子。他们的视野仍局限在小农经济的合作，希图在不改变所有制结构、不改变社会整体面貌的条件下实现“乡村振兴”，大概还是要在社会大环境的压迫下处处碰壁的，就像压在五行山下的美猴王般，舒展不得手脚。农村的问题并不单纯，三农矛盾的解决也要与社会整体的改造一道进行，才能有所收获。因此，单纯乡建的路仍是充满艰辛困苦的。

政治主张的极端化、对诉求能够轻易实现的执迷妄念成了近年来各国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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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巫吉。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春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