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城市工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一环，而学生工作又是城市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在22年的革命实践中，党在白区学生工作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学生工作从最初的零星、小规模的运动逐步发展为配合解放军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本文聚焦于党组织在日常生活中开展学生工作的经验研究。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基本历史阶段、典型案例、经验和启示，拟分三次连载，本文系连载第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白区学生工作的经验与启示(1937-1949)（一）-激流网

一二九运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是以农村根据地为主的武装斗争。但是“没有城市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1]，因此，城市工作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一环，而学生工作又是城市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在22年的革命实践中，党在白区学生工作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学生工作从最初的零星、小规模的运动逐步发展为配合解放军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当年一些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作为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已经为大众所熟悉，因此，本文将聚焦于党组织在日常生活中开展学生工作的经验研究。

一、基本历史阶段

（1）抗日战争前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长期被左倾错误路线的支配，在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方针指导下，白区党组织把大量的时间精力花费在组建赤色工会、组织大规模的政治游行示威上，此时的学生工作仅仅对工人工作起辅助和配合的作用，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也大多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性的游行示威，进行盲动的政治宣传。左倾错误路线使得白区党组织遭受了重大损失，党支部被大量破获，党员数量流失严重。以上海为例，地下党员人数从1927年的7000余人萎缩至1937年5月的不足200人[2]。

1935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地位。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系统地批判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存在的关门主义和盲动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工作方针：取消赤色工会，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合法工作与不合法工作结合[3]。这次会议后，白区的工作开始步入正轨，党在白区的学生工作也蓬勃发展起来。抗日战争时期，一套正确的白区学生工作方针和策略探索成型；至解放战争时期，党在白区的学生工作趋于成熟。

（2）抗日战争时期

2.1公开合法活动时期（1937.7-1939.1）

1937年7月初，抗日战争爆发。在共产党的长期努力下，1937年9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发布了国共合作宣言，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一阶段，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高涨，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推行了有限的民主措施。共产党利用此时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及在国统区的合法身份，进行广泛公开的宣传活动，建立了大量的抗战群众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战救亡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4]。

以广西为例，1938年国民党当局组建了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共4000余人，共产党员积极参与进去，在学生军中建立了党支部，获得了领导权。学生军分别在广西的30多个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共产党员带领学生军战士，每到一地，就走家串户，访问群众，参加各种农事活动，同群众打成一片，然后，通过举办报告会，座谈会，出版墙报，张贴标语，演出戏剧，教唱歌曲，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痛诉沦陷区人民所受的深重灾难，激发起人民群众抗日救亡保卫家乡的热情。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学生军在各地城镇、乡村普遍开设了各种识字班，读书会，开展演剧、歌咏等活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提高群众政治思想文化水平，引导群众关心国家大事与时局发展。他们还参与地方的民事工作，为群众排忧解难，处理纠纷；协助当地政府处理政务，解决疑难问题；引导和帮助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进行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把青年、妇女，以至老人、而通过都组织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来。他们所到之处，抗日救亡运动迅猛星期，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信任和爱戴。群众称誉学生军为“兵王”。[5]

在云南，党先后组织了公开的“学抗会”、民众歌咏团和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学抗会”编辑报纸，报道学生运动的动态；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启发群众觉悟；深入街头和农村，采取讲时事、演唱救国歌曲、演街头剧、报剧、话剧等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抗日救亡。“民众歌咏团”通过歌咏工作扩大宣传，以激励人民抗日热情，鼓舞青年学生开展斗争。在节假日举办歌咏宣传活动，组织各歌咏队参加各界群众抗日集会，定期在广播台演播抗日歌曲，组织创作新歌和出版歌集等活动，推广介绍进步歌曲。民众歌咏团还结合形势变化，组织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及时调整演唱曲目。此外，民众歌咏团还开办歌咏训练班，培训了一批开展革命歌咏活动的骨干力量，把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由昆明推向了全省各地，形成了全省演唱抗日救亡歌曲的高潮。在“学抗会”被国民党破坏后，党又发起成立了“抗先”、“民先”等组织团结进步学生，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组织学习马列理论，并在其中发展党员[6]。

2.2反共逆流时期（1939.2-1944.9）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的策略发生了很大转变，由前一阶段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力图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在此背景下，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全面压制群众运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达到高潮[7]。在国统区，国民党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1941年，中共鄂西特委遭受重大破坏，400多名党员和群众被捕；在闽西，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干部和群众700多人，杀害200多人；在湖南，数月内300余人被逮捕，十几个县的中共组织遭到破坏。由于国民党的疯狂迫害，国统区各省的共产党党组织受到严重打击，党员数目大幅降低[8]。

在国统区政治环境走向白色恐怖的背景下，中共及时调整在国统区的工作策略。1941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论政策》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十六字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成为了共产党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地下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在实践中，中共中央南方局[9]将十六字方针具体化，白区工作从组织方式都工作方法上都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组织方式上，主要有以下具体措施：

1、主动疏散干部，将已经暴露和将要暴露的干部撤退到延安或新四军（略）。

2、以巩固党组织为主，一般不发展党员，加强对党员的气节教育。

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给江苏省委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党的组织求精不求多，不应大量发展……只有必须发展者，可以发展一些”。[10]南方局成立后直到1944年，总的政策方针也是一般不发展党员，以更好地隐蔽各省的地下党组织。同时，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时局，南方局很重视对已有的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信念教育和气节教育，主要的方式是讲共产党员先烈们的英勇悲壮、坚贞不屈的伟大事迹，教育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斗争，严守党的纪律秘密，不自首，不叛变。1941年，1942年，日机经常轰炸重庆，周恩来连躲避空袭的时间都不放过，经常在防空洞里讲先烈的壮烈故事，各省党组织也通过个别交流和谈话的方式加强对党员的气节教育[11]。

3、精简组织层次，缩小党的领导机构。

南方局规定，省委和特委领导人数一般为二到三人，可以不足，但不能超过，三人中留一人作为候补，不做联系工作，只做学问研究。湖南从省委到县委，一律缩减为三人，分别分管书记、组织和宣传工作;云南省工委不设部委，不建立国定的机关，仅组成由三人负责的领导班子，单向联系各自分工的地区，这一阶段内，南方局将大支部化为小支部，一个单位里可以建立几个平行支部，但每个支部人数不能太多，相互之间不能打通关系。

4、改变组织联系方式和领导方式。

同一地区或同一个单位两个以上的平行组织，互不发生横向的联系，严格执行“横不超支（部委），纵不越级”的规定。之前基层组织开会时，全体党员都参加，少则数人，多则十几人，调整后，党组织对党员以单线联系为主，如云南的弥勒，罗平等县，保留领导机构，但取消了常委会，由一个干部同县里分散的党员单线联系，实际上该干部执行的是特派员的职能[12]。南方局在是使用和教育干部问题上，特别强调，使用干部时，要做到以保存干部为主，工作为次；以干部职业为主，工作为次；在培养教育干部时，首先以如何隐蔽为前提，具体教以怎样做秘密工作，方式是个别谈话和讨论工作为主。

5、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层活动和下层活动严格分开。

南方局和领导和工作人员一般都有公开合法的身份，是“明牌”的共产党干部和代表，他们一般不管地下党的秘密工作，从事地下工作的人一般不做上层人物的工作，从事上层工作的人和从事下层工作的人即使在一个部门里，相互间也不交换情况，不发生联系[13]。地方党党员严禁与新华日报报馆接头，更不得向报馆索要书报和宣传品。南方局的机关红岩，当时设置了一条秘密通道，做秘密工作的人仅通过这条秘密通道进出[14]。

除了组织方式的调整之外，在工作方法上，南方局在多次讨论，总结各省地下工作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地下党工作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群众化））的要求，对于巩固党的组织，隐蔽精干力量，使地下党干部深入群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勤”中的“勤业”，是指共产党要在自己的工作中努力勤奋，钻研业务，做出成绩，获得群众的好评，在群众中扩大影响，树立威信。这样一旦遇到特务的迫害和追查，就会有群众出来保护和讲话。“勤学”，是指要勤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树立正确的革命的人生观，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时事，了解国内外形势，如果是一个学生党员，还得学好专业课程，做到成绩优异，成为教师和学生公认的好学生，以利于站稳脚跟开展工作。“勤交友”，就是要广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各行各业，三教九流都要交，进步分子要交，敌人方面也要交，交了可以了解敌方情况；中间分子更要交，交了以便更广泛地团结群众，了解群众的情绪，带领群众前进。广交朋友并非不讲原则，和敌人交往时，要做到“同流不合污”[15]。

“三化”中的“职业化”，是指将社会中的某项工作固定地作为个人谋生的主要手段，进而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从而掩护自己开展秘密革命活动。“社会化”是指通过学习社会的知识，技能，提高生活技能和劳动技能，把自己塑造成符合社会要求的人，从而取得参与社会生活的资格，地下党要求自己的成员要尽量取得合法的社会身份来掩护自己，能够以社会普通一员的面貌来开展政治活动[16]。“合法化”是指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和条件，进入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部门与合法团体，获得社会职业与合法身份，做到职业、身份合法和所开展的社会活动合法。[17]

经过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的调整，地下党在学生工作中认真执行“三勤”“三化”要求，有效地保存了党的骨干力量，并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在勤学方面，西南联大的党员和进步同学勤奋攻读专业知识，努力学好专业知识，在每次作业和考试中争取得到高分。党员齐亮钻研功课特别认真，除去课堂学习外，经常在下课后，找个茶馆坐下，不受周围的嘈杂环境影响，专心致志读书做作业，受到了中文系主任罗常培的赏识，他经常提出很多课题交给齐亮，希望他留校任教，由于党员和进步同学在学习中的刻苦努力和考试中的优异成绩，他们得到了老师们和同学们的赞誉，并在一般同学中树立了威信。齐亮后来凭借其巨大的威望了担任了昆明学联主席。

在交朋友方面，1940年，中共中央青委发布关于国统区青年工作的指示，指出统战工作的中心，在于交朋友，交朋友是今日国民党区域最重要的革命工作[18]。以云南为例，各级中共组织在交朋友方面创造了许多形式。一是宝塔式，即一个党员周围交3-5个朋友，3个朋友再交3个，即9个朋友；二是两三人或三五人不等，不定期的类似小组生活；三是个别联系，一个党员周围有三个朋友，分别个别来往，三个人不一定认识，从联络感情，互相有共同的业余爱好活动等开始，在学习上、职业上和生活上互相关切，进而讨论时事，学习革命理论[19]。四是秘密组织读书会，经过相当时期交友活动深刻了解到思想进步的，或从中间状态中经工作转为进步的，组织成秘密的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党报，党刊，进行时事讨论，读书会无明文章程，无固定形式，有大体定期的学习生活，如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读书时很谨慎，甚至用黄色小说作为封皮进行伪装，称之为“白皮红心”[20]。西南联大，云南大学，联大附中，云大附中等都有读书会。交朋友的过程中，云南的地下党员积极主动地从生活上关心群众、服务群众，如在西南联大，由于物价飞涨，沦陷区学生依靠学校的贷金维持生活，校内伙食很差，地下党员齐亮挺身而出，办好膳团，到外县去购买物美价廉的米和菜，让同学吃饱，深受同学赞扬。通过几年交朋友工作，云南党组织团结了数倍于党的群众。

在交朋友过程中，南方局开创性地探索出了一种团结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形式——据点。随着交朋友的范围越来越大，联系到的积极分子越来越多，许多积极分子要求组织起来，完全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存在一定的困难，根据这一情况，周恩来指示将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据点的名称根据周恩来的一次谈话确定：“干脆就叫’据点’吧，我们在敌后安插了几个‘据点’，这里也应安插几个据点”。[21]据点既不是中共内部组织，也不是有固定形式如纲领，章程，名称、组织系统的群众组织，它是中共与群众保持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据点是基于友谊和共同的政见基础之上建立的，政治基础就是事实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遵循抗战民主等原则。一般来说，一个单位有三五个熟悉的朋友便可以组成一个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只有纵向联系，不进行横向交叉，它是一种秘密的进步组织[22]。如云南地下党员交友过程中组织的三五个人参加的不定型的读书会，事实上就是一个据点。到1945年春，南方局青年组建立的据点达48个，在20多所院校中联系的进步青年达上千人[23]。

在合法化方面，南方局和各地中共组织充分利用各种合法的团体，组织做发动和争取群众的工作，通过工作启发群众，掌握群众，以至掌握整个组织、团体。如民先，救国会、抗敌后援会，劳协，基督教青年会，甚至国民党，三青团等，凡是有群众的组织和团体，不管它是灰色的还是黄色的，都要设法进入里面去。[24]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中，地下党员组织了歌咏队，剧艺队，美术队，体育队等，并创办了多种多样的壁报，从联络感情、郊游、唱歌、比赛，学术讨论等形式把普通同学组织起来，使得群众生活活跃起来[25]。

通过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的转变，南方局领导下的各地党组织成功了保存了已有的组织力量。执行三勤三化的过程中，白区地下党成功地在群众中隐蔽下来，发挥其群众政治核心的凝聚、引导作用，而且能就此而更加充分地掌握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并且，党的工作范围明显扩大，突破了白区地下党单一的工人工作范围，扩展到了学生、知识分子等各个群体，党的政治基础大大增加。

2.3民主运动重新高涨时期（1944.9-1945.8）

1944年英美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苏联也已经把德国法西斯赶出了国土，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了反攻，但国民党却在豫湘桂战役（1944年4月-11月）中大败，中国军队损失五六十万人。在此背景下，一个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呼声在国统区，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高涨起来。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和各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国是会议，国统区的民主浪潮由此兴起[26]。

在成都和重庆，从1944年5月4日起，各学校中有进步倾向的壁报纷纷出现，讨论时事政治、活跃学术与思想的聚会常常举行。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成都燕京、华西金陵等大学，都先后举行了一些座谈会，讲演会，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在华西大学，经共产党员倡议，发起组织了皖南事变后第一个公开的进步群众组织——“时事研究会”。与此同时，在成都成立了一批进步社团，如四川大学的“时事研究社”、“女声社”，金陵大学的“狂狷周刊”、“时声社”、南京大学的“燕京文摘社、“星火社等，他们用各种形式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1944年暑假，金陵大学等6所大学等20多名进步分子举行座谈会，一致认为：现在群众对国民党反对派日益不满，要求斗争，当务之急是尽快把群众组织起来，每一个进步分子都应该回到学校，用各种方式去组织群众。秋季开学后，各校又有一大批以进步分子为核心的社团组织起来，讨论时事政治，活跃学术与思想的集会更加频繁。

在云南，由于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矛盾，云南政府对民主运动持默许的态度。从1944年开始，西南学生中进步社团纷纷成立。1944年5月3日,在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联大学生举办了五四座谈会。5月4日，昆明学生3000余人集会纪念五四，要求民主。8日，西南联大的国文学会在图书馆的大草坪上举行3000多人参加的纪念晚会，晚会讲演号召科学、民主、救国的五四精神[27]。7月7日，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云南四校等2000余名师生参加了纪念抗战7周年时事晚会，进步学生和著名学者在会上发表演讲，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谴责、痛斥国民党的腐败和妥协政策。1945年4月30日到5月4日，云南省工委领导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后来发展成为建国前最大的秘密外围组织）以各大中小学校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和学生社团联合发动青年学生，组织五四纪念周活动。在纪念周期间，昆明各校学生和工人，职业青年络绎不绝地来到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参加青年运动座谈会，科学讨论会，文艺晚会，音乐晚会，诗歌朗诵会，书画展，球赛，火炬竞走等纪念活动，使近2万青年受到一次广泛的民主教育。特别是5月3日，举行了有三四千人参加的五四青年运动讨论会，社会知名人士，教授、大学生、工人、职员和中学生积极发言，群情激昂，气氛热烈，表达了人民的斗争意志。“坚持团结抗战！”“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口号声震撼着整个会场，显示出纪念周活动的浩大声势。当晚，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和“民青”组织负责人研究决定举行五四大游行。次日，1.5万人参加了五四大游行，由民主党派教授闻一多居首，高呼“坚持民主团结，反对独裁内战！”“取缔特务机关，取缔新闻检查制度”等口号走过昆明主要街道。游行结束后，又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英专学生自治会名义发表了《国是意见书》，提出六条民主主张，通电全国。通过五四纪念周的活动，“民青”和进步社团迅速发展壮大，进步力量掌握了云南20所中学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并于5月成立了昆明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选出了地下党员齐亮任昆明学联主席[28]。

在民主运动中，不少进步青年要求靠拢党的组织，而当时南方局总的政策仍然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实行“三勤三化”，一般不发展党员。而新的民主运动和革命斗争在群众中已经充分发动起来，并且在日益走向深入的情况下，光靠社团、党员，进步骨干的分散串联，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让他们得到锻炼，积蓄革命力量，待条件和政策许可时再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已经成为青年运动发展的需要。在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带领和推动下，一批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在各省市出现。1944年10月，在地下党员的带领下，成都的一批团结在党周围的进步分子组建了成都民主青年协会；1944年底，云南的一批学生进步分子成立了云南民主青年同盟；1945年，重庆中央大学的地下党在原有据点的基础上，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这些秘密外围组织都有明确的纲领和章程，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为目标，实行民主集中制，扩大了共产党在青年中的政治影响，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29]。

（3）解放战争时期

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艰苦的地下工作，学生中的进步分子数量已经有了较大的增长，但在学生总体中仍然处于少数，大部分学生依然处于中间状态。不少学生认为只有读书才是自己的正业，学好本事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不很关心政治，彼此很少联系，或者只作为运动的同情者，少参加实际活动;还有少数家境较富裕的公子哥儿，追求的只是比较舒适的物质生活，甚至除上课外很少留在学校里，对学生运动既不参加，也不反对。这两类学生最初在学校里处于多数，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30]，白区地下党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大部分学生一步一步争取过来。

3.1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1945.9—1946.6）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蒋介石反对派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力量，在积极进行军备的同时，在政治上虚伪地邀请共产党进行和谈，并宣称和平建国，组建联合政府。经过了8年残酷的抗日战争，广大青年普遍渴望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对内战深恶痛绝，抗战胜利初期，上海沪江大学同学会对本校学生的民意调查便反映了当时大部分学生的愿望：

表1 沪江大学学生关于内战问题的民意调查中国共产党白区学生工作的经验与启示(1937-1949)（一）-激流网

在这一背景下，国统区的地下党一方面继续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实行三勤三化，另一方面开始领导群众开展了发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

这一时期，学校中的各种群众组织广泛恢复。北平的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组织了校友会，学生会，天津地下党成立了天津市学联；上海成立有近百所学校参加的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31]，不仅如此，在上海的许多学校，党员根据群众不同的爱好和需求，建立了文体性或学术性的组织，歌咏队几乎遍及大多数学校，读书会也相当普遍；壁报刊物社团甚多，剧社较多，各种研究会也不少。有的学校党组织根据女学生的特点，建立了女同学会或女生宿舍组织。一些学校的党组织从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组织群众，建立了膳委会、学生自办的伙食团、经济食堂、助学小药厂、图书馆、合作社等。党组织考虑群众的现实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将群众组织起来。在次基础上，引导学生从“贫富悬殊”、毕业即失业”的社会现象去反思社会制度。针对当时大多数学生由于物价生活而陷入经济困境的状况，上海地下党在1946年初发起全市性的助学运动，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后，帮4000多名学生解决了生活困难[32]。

另一方面，西南地区的共产党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的宣传和集会。在云南，1942年11月25日晚，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四校联合举办反内战时事演讲，到会的大中学生，教师，工人市民等共6000余人。著名教授在会上发表演讲，主张迅速制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晚会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阻挠和破坏，次日，国民党中央社在报纸上污蔑与会人士为“匪”。学生教室等群情激愤，地下党迅速领导开始了昆明学生总罢课，最终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33]。

3.2第二条战线时期（1946.7—1949.1）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协议，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内战爆发。为了稳定后方，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独裁统治。1946年7月一周之内，特务暗杀了民主党派爱国人士闻一多和李公朴，军警任意搜查封闭报刊，大肆逮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

国民党一意孤行，悍然发动内战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背后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蒋介石政府不惜同美国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协定，为美国经济侵华打开方便之门，美货倾销，民族工业摇摇欲坠；驻华美军在中国横行霸道，仅从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青岛5市发生的美军暴行至少有3800起，被横冲直撞的美军车轧死的中国人多达1000余人。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成为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抗暴运动)的导火线。事件发生后，地下党北平学委(南系)北平学委(北系)紧密配合，并肩战斗，发动和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2月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愤怒的学生高呼“美军滚出去”、“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要求严惩暴徒，赔偿损失，公开道歉，撤出美国驻军。学生的行动得到市民的广泛同情，他们纷纷加入到抗暴斗争的行列中。这场波及全国的反美抗暴运动持续了两个多月，参加学生到达55万人，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政治觉悟。

1947年初，国统区开始面临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失利，军费开支暴涨，再加上官僚资本巧取豪夺，使得国统区经济凋敝，恶性通货膨胀爆发，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如以抗战前夕的物价为标准，到1947年7月已上涨6万倍。上海的米价，1947年6月比1月上涨8.3倍。北平物价在半年之内上涨约10倍。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电讯发表一个材料，说明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口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个鸡蛋，1947年则为三分之一盒火柴了。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大量教育经费挪用于内战，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危机日趋严重。靠工资收入的教师朝不保夕，靠助学金和贷金维持生活的学生受到失学、失业的严重威胁，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1947年四五月间，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的学生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5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等学校的学生3000人，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未能得到满意答复，于是决定5月20日举行大规模游行。同时，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医学院等也派出代表到南京请愿。在北平，5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也纷纷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华北学生还成立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斗争声势日渐扩大，最终发展成为波及全国的“520”运动，这一运动后期又深化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力量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的发展，将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深深地陷于革命力量两面夹击的不利境地而无法自拔。

3.3迎接解放，准备接管（1949.1—1949.10）

1948年9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秋季攻势，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和收编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这一时期地下党在学生群体的工作重心组主要是动员学生参与武装斗争迎接解放，以及进行护校斗争。

在广东，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逐渐平息下来，转入到开展保卫学校财产、反对迁校、保障师生安全的工作中。有的学生通过打入国民党的企业、机关，搜集材料准备接管的工作。还有的学生通过直接投身革命运动，进入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为建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与人民的解放英勇奋战。学生组织“爱国民主协会”的成员约半数以上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广东农村的武装斗争，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一支、大鹏武工队、五桂山游击区人民武装、珠江纵队、北江二支队等。根据现有资料统计，仅广州的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文化大学、中大附中、执行女中、侨二师等校在解放战争后期牺牲的青年党员、地下学联成员就有19人，他们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上海，在争生存的合法斗争掩护下，各校广泛开展了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活动。护校活动一般是由全校性学生组织与校方合作或取得校方的支持，以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各种内容的护校队、纠察队、救护队、宣传队等，发挥群众创造性，巡逻放哨，开展多种形式的护校活动。1848年底，党组织获悉国民党政府策划提前放寒假和延长寒假，企图将一部分学校(包括交大、同济等)迁往台湾和华南，一部分学校驻兵。针对这一阴谋，许多学校学生提出不放寒假，继续上课，自办伙食等，获得教师的支持，国民党当局的计划未能得逞。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2]《获得权威——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第三章。

[3]《白区斗争纪实》第六章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

[4]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十四章争取实现全面抗战路线。

[5]《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第二章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推动团结抗战。

[6]《云南学生运动史》。

[7]《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十五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8]《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第三章隐蔽精干，在反共逆流中巩固中共组织。

[9] 1939年1月16日根据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

[10]《获得权威》第四章-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

[11]《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第三章隐蔽精干，在反共逆流中巩固中共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