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城市工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一环，而学生工作又是城市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在22年的革命实践中，党在白区学生工作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学生工作从最初的零星、小规模的运动逐步发展为配合解放军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本文聚焦于党组织在日常生活中开展学生工作的经验研究。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基本历史阶段、 典型案例、经验和启示，拟分三次连载，本文系连载第二部分。
《“一二一”运动》，作者：王广范
二、典型案例
（1）广东中山大学的学生工作
中山大学于1940年10月从云南徽江迁回广东坪石。迁回坪石初期，学生人数1700余人，到1942年度招生后，激增至4100余人，其中包括各院系本科生3439人，研究生18人，先修班学生348人，香港各大学、专科借读生146人，以及少数南洋归国学生。学生和教师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学校，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各种政治派系的影响，情况比较复杂。地下党充分利用各种合法的组织，成立合法的社团，如班会、系会、级会、同乡会、同学会以及各种学术研究会、歌咏团、诗社剧团、壁报社，宣传党的主张，团结教育学生。
广东省委动员一批年轻的党员投考中大，并抽调一批有经验的党员干部回中大复学。有的曾任县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有的曾在特委负责部分领导工作。省委还把原任特委青年部长、连阳中心县委书记张江明调到省委青年部任副部长，专职负责中大和几所高等学校与重点中学的地下工作。鉴于国民党顽固派自1939年以来不断制造反共事件，省委决定在中大不建立全校性的总支或党委，而在各学院分别单独建立支部，支委分工联系党员。先修班和中大附中都有党员。前后共有一百多个党员。张江明常驻坪石，直接与各学院支书联系，统一和协调全校性工作和斗争。
党组织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注意掌握政策。迁校坪石初期，各学院党员虽然不多，但文化水平、政治觉悟较高，其中一部分又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因此有较强的战斗力。党组织要他们对学院各派政治力量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分工负责联系学生群众和做教授员工的工作。在隐蔽地下的艰难岁月中，党员仍然保持十天或半月过一次组织生活，认真学习党的文件和指示。当时中大有许多形形色色的社团，每系有专业性质的学会或研究会，如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教育、历史等学会。每个学院有一个女同学会，同一届的学生又有横向联系的组织如动社、铝社等。各班还有班会，但没有全校性的学生组织。临时性的级系代表联席会是当时全校公认的学生合法机构。此外还有各地同乡会，其中人数较多的中原(客籍)、四邑、广西、潮州等同乡会比较活跃影响较大。中大党员积极领导和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用各种手段威胁利诱大学生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在中大的“军统”、“中统”等各自在学生中发展本派势力。中大党组织经多方面研究后，认为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可利用他们的派系矛盾掩护党的地下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省委批准后，先后派党员关海、吴逸民、杨家杰、黄杰文等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担任区分部书记、委员或区队长职务，由此与代校长张云及教务长董爽秋经常保持联系，还利用他们与“中统”派的矛盾来掩护革命工作的开展。如地下党支持师院进步学生驱逐中统派院长齐浮林时，由于“军统”派的系主任也表示反齐，坪石举行的国民党党政军警联席会议就认为是“自家人闹来闹去”。“中统”派向韶关国民党省党部控告文学院岭风文艺社(地下党员黄杰文任社长)是赤色组织，由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起作用，就以“该社为我党(国民党)忠实同志所主持”，搪塞过去。“中统”派见文、法两学院进步壁报林立，于是大肆宣传两学院所在地的车田坝和铁岭已经“赤化”，参加国民党中大区党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则在上报国民党省党部的文件中称：“我党(国民党)致力于学术文化工作者众，所谓‘赤化’，实属无稽之谈”，弄得国民党省党部真假莫辨，还派专人来调解“中统”与“军统”两派之争，最后把“中统”的三青团干事长调走了事。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大一部分依靠海外接济的学生，侨汇断绝。更多的依靠学校贷金生活的学生也因物价暴涨，受到严重的威胁。特别是一向由外国进口的洋油(煤油)，一日之内涨价数倍，国产茶油价也跟着飞涨。学生们已难于饱腹，更没有有余钱来买油点灯夜读！因此，解决饱和光的问题，便成为大多数学生眼前迫切的要求。恰巧学校有人揭发总务长动用学生贷金去做生意，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学生们的愤慨，纷纷提出提高贷金，惩办贪污的要求。但也有一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假冒若干社团的名义把矛头指向代理校长张云，指责他包庇有贪污嫌疑的妹夫，企图把张云拉下台取而代之。党组织对这些情况作了分析，认为大多数学生要求饱和光，是合理的，应予以支持和组织引导，但也要明确这次斗争的性质主要是关心同学的切身利益，改善同学生活待遇，斗争的矛头应该指向掌握贷金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斗争取得一定胜利后，就应适可而止。同时要提防“中统”派在运动中偷梁换柱，转移斗争目标。经过党员向各方面进行工作后，1942年春，各院系学生代表在车田坝举行联席会议，推选农学院的欧阳象才、工学院的张盛澄等学生(党员)为全校代表，率领学生队伍浩浩荡荡来到校本部游行请愿，要求学校增加并发放生活贷金和灯油费。张云派校长室秘书黄际遇老教授与学生代表谈判。他在向代表说明学校所能处理经费的范围后，表示愿意协助学生向教育部申请增加生活贷金和灯油费，以改善学生们的学习待遇。双方经过进一步协商后，决定由学校电告教育部转达学生三项要求：一、增加学生贷金数额；二、另发晚间学习灯油补助费；三、今后贷金数额随物价上涨定期调整。此外由学校预借一笔现款帮助学生解决眼前生活困难。结果使50%的学生增加或获得生活贷金和灯油费。
1942年11月，在党被迫停止组织活动后，党员按照党中央坚持“三勤”活动的指示，实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继续发展多种形式的社团组织，团结广大师生员工支持和拥护党的抗日、团结、进步的主张，为后来发动大批党员和进步学生进入游击区，参加东纵、珠纵等抗日武装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1943年春，广东春旱严重，灾情为百年来所罕见。尤其是潮汕一带，百姓以草根、树皮、观音土为食，卖小孩以斤两论价，甚至有的灾民食人肉。加上国民党政府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奸商囤积居奇，致使各地粮价暴涨，中大师生的吃饭问题受到严重威胁。5月中旬，中大附中潮州同乡会与广西大学潮州同乡会、中原同乡会发起救灾运劝，发出快邮代电呼吁政府切实救济岭东灾民。与此同时，坪石中大有大字报呼吁“既要救济灾民，也要救救我们!”诉说不少多子女的老教授已靠典衣卖物来维持生活，低薪职工和靠贷金度日的学生已处饥饿线上，要求学校和政府设法救济。大字报贴出不久，虽被特务分子覆盖，但随即又在各学院出现，而且愈盖愈多。这些大字报引发了广大师生员工的共鸣，于是要求增加工资和学生贷金、灯油费的呼声在各学院此呼彼应，学生们互相串连，教职员工也积极响应。农学院学生因询问院长提高贷金消息遭到训斥，学生们于是要求校长撤换这位不关心师生生活疾苦的院长。师范学院的学生也再次提出改善伙食的要求。但是这时中大地下党奉上级命令已停止组织活动，执行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上级组织党交待下来的任务是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党员不宜再出头露面去组织和领导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发起全校性的斗争。当时，法学院师生集会推举进步学生李士铮等五名代表(内有教职员代表两名)向学校请愿，提高生活待遇。李又暗中串连各学院在国民党、三青团任职、有双重身份的地下党员，共同研究行动部署。此时学校当局见灾情严重，各地出现抢米风潮，生怕学生闹出事来，遂通知各学院派代表与学校商量“共渡难关”办法，并先发放若干粮价补贴和增加少量贷金以缓和紧张局面。6月初，学校派总务长何春帆等约见师生代表，经过谈判协商，校方答应学生贷金可与全国物价最高的昆明、重庆地区同一标准，教职员工的粮价补贴则与广东省政府人员的补贴一致。
1945年抗战结束后，中山大学迁回广州，不久传来国民党镇压“一二·一”昆明西南联大学生争和平民主斗争的消息。中山大学地下党于1946年1月30日发动100多名中大学生，与广州其它各校学生共200多人，罢课一天，并且到广州市区举行“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示威游行，声援昆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揭露蒋介石策划内战的阴谋。1946年2月初，中共广州市青委书记林华康在罗湘林家里召开有罗湘林、廖建祥、罗柏元等人参加的会议，宣布成立中山大学党总支委员会，由罗湘林任总支书记，廖建祥任宣教委员，罗柏元任组织委员。全校各学院约有五六十名党员，“组织形式有的成立支委会，有的仅设支部书记，有的仅是小组或单线联系”，医学院在广州市区，党组织不归总支领导。
1946年2月下旬，三青团在中大及各校张贴反苏反共标语。21日晚，中大三青团分子还殴打不满三青团组织反苏游行的进步学生江仲怡。25日，国民党、三青团诱骗广州各校学生参加反苏游行。对此，广东区党委发出《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补充指示》，要求赶紧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发展各种细胞组织。中大迁回广州后成立的临工委在地下党总支的支持下，改组为级系代表会，并开展各社团活动，恢复和健全“中师剧社”、“南燕剧社”、“春蕾壁报社”等。3月25日，针对“江仲怡事件”正式成立“国立中山大学人权保障会”。
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白色恐怖笼罩广州。中共广州地下市委为保存革命力量，进行长期斗争，重新强调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要求做到“立住脚跟，联系群众，支援农村，整顿组织，转入地下。”部分党员撤退后，广州仅剩近百名党员。
中山大学地下党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在学生中成立各种秘密或公开的社团，并成立学生会，使学生中的进步力量占了优势。这些进步学生组织常常召开各种座谈会、演讲会，讨论时局问题。茅盾、周钢鸣、司马文森等著名进步作家都到校作过演讲。但在广东国民党当局导演“五四”反苏游行后，进步力量受到打击，大批党员被迫离校。1946年12月24日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事件激发起学生的抗暴运动，中大地下党组织及时发动广州各校学生共2000多人，于1947年1月7日在市区举行抗暴示威游行。中大学生中部分积极分子，基于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自发地多次出面召开福利问题和时事问题的座谈会，于1947年2月间发起全校性的反内战、反独裁的罢课运动。但由于脱离了地下党组织的领导，缺乏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公开斗争的经验和策略，加上广大学生正忙于期终考试，结果仅有少数学生响应，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而学校当局却乘机迫害进步学生，于3月初开除了10名进步学生。1947年初，中共中央青委通知各地区党组织要按实际情况建立党的青年外围组织，为在全国解放时建立青年团作好思想、组织上的准备。中共广州市委经研究决定，以党员为骨干，首先在中大建立一个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定名“广州市爱国民主运动协会”(简称“爱协”)，起草了会章和秘密工作条例。1947年3月29日，“爱协”在纪念广州黄花岗起义这一天正式成立，拥有会员约50人。这“是解放战争期间广州地下党新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外围组织。后来在中学发展时，采用‘学生联合工作协会’的名称。1949年春，又统一改称为‘地下学联’，但仍保留‘爱国民主协会’的名称用于发展其他阶层的成员”。“爱协”成立后，地下党组织便逐步把大部分学生积极分子吸收进来，帮助他们总结二月罢课的经验教训，对他们进行群众观点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
1947年震动全国的“五·二〇”惨案像一根导火线点燃了华南人民反内战的怒火。消息传来，中大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声援京、沪、平、津同学的正义斗争。5月22日中午，中大地下党马上向第一线的同志提出：“迅速打开局面，推动全体同学大会的召开，参加大会选出的工作机构，公开出面领导群众开展斗争”的紧急战斗。但当时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广州行营主任公开威胁学生说：“谁敢煽动游行就枪毙谁。”中大学校当局也贴出“严禁学生集会和游行，发起者一律开除学籍”的布告。这时中大几乎没有任何“合法”机构可用来发动群众了。要打开群众斗争的局面，就要有正确而灵活的斗争策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经何锡全等认真研究后，当天下午贴出一张既无题目又无署名的通告：“一群热心于时事和福利问题的同学将于晚上七时在福利饭堂开座谈会，届时请同学们踊跃参加”。当晚的座谈会开得很成功。会议决定要求“膳团联合会”尽快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这一决定得到与会的803位学生签名拥护，并以他们的名义发起，于5月24日召开全校2500多名学生参加的大会，打开了群众斗争的局面。
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破坏5月24日中大全体学生大会的召开，5月23日晚上，军统“十三太保”之一、三青团广东支团干事长黄某窜到石牌，召集中大的三青团及青年军的骨干会议面授机宜。内容是：“一、占据会场有利地位，集中力量，以便利发言及会场之控制，二、争取主席团人选，三、上述失败，就发动叫嚣、喧哗，扰乱会场，四、最后，以左臂缠白手帕为记，制造流血。”并派校外特务到会，以指挥三青团及部分青年军特务的行动。中大地下党摸清敌情后，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5月24日上午大会开始前，地下党已布置了勇敢的、身强力壮的学生把守门口、窗口和靠近主席台前排的位置。召集人宣布大会开始时，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一个特务迫不及待跳出来说：“今天起来发言的同学，都要先自报姓名、学院，系、班级的所在单位”。指挥唱歌的学生立即指挥大家高唱“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压下他们的嚣张气焰。推选主持大会主席团时，特务们抢先提出竞选人，表决时他们只有37票，而由学生们提名的5位，却以绝大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大会作出决议，选举产生了由45人组成的公开领导机构——工作委员会，其中，地下党员和“爱协”成员占1/3的名额，保证了党的具体领导，促使这次大规模爱国民主运动的顺利开展。
1949年2月初，在反对国民党政府南迁到中山大学的斗争中，先是发动师生抗议迁校的命令。校园贴出抗议的标语，指出“只有日寇才占用过中大”，“一致呼吁全校员工重振‘五·卅一’焚烧伪宪法流血护校的精神，誓死抵抗南京流亡政府的占据校舍扼杀教育”。然后在广大师生中进行反迁校的民意测验，结果89%的教授和83%的学生反对迁校，迫使国民党政府放弃原来计划。反迁校斗争取得胜利。
在反对教育部门提高学杂费的斗争中，各校采取统一行动，坚决反对教育当局提高征收学费和米费。结果，斗争取得胜利，大多数学生也不致失学。
中大附中主任张某自1947年“五·卅一”运动以来，秉承国民党当局旨意，先后开除进步学生10人(其中地下学联成员4人)。当其殴打萧教授事件发生后，地下党立即通过附中学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组织附中护校委员会，向张展开斗争，在报纸上公布其罪行，并在校内广泛发动学生给张写劝告信或警告信，迫令他立即辞职。中大师院派出20多名同学到附中着令张辞职，表示：“如张氏恋栈不去，决联络各学院学生一致声讨”。中大附中同学多次派出代表，并多次呈文，要求坚决撤销张的附中校主任职务。由于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迫使中大校方令张下台。
为了更有力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假和平面目，揭露国民党政府制造的南京“四一”惨案，1949年4月15日在中山大学体育馆举行了追悼会。指挥部组织纠察队站岗放哨，迫使当局派来镇压的暴徒只好站在校门外张望。少数潜伏在校内的反动学生不敢轻举妄动。追悼大会发言的师生，充分利用大会讲坛揭露、控诉、声讨国民党当局镇压革命的暴行，誓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追悼大会变成了向反动派宣战的誓师大会。
（2）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日常学生工作
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上海学生界的党组织继续长期隐蔽，开展群众斗争。其中，既有轰轰烈烈的大规模运动，如“欢迎马歇尔”的斗争，公祭于再，“六·二三”反内战大示威等，也有细致而扎实的群众工作。下面对于后者的相关经验进行了总结梳理。
2.1 通过勤学勤业，广泛交友，把群众组织起来
不论是哪一类学校，学生党员都抓住有利形势，在勤学勤业力争读好书，取得师长赞许，同学尊敬的同时，积极主动地联系周围群众。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和学习情况，关心他们的困难和要求，和他们交知心朋友，结伴同行，个别谈心，一起温课，交流思想，互助互帮，建立感情。再根据群众的不同特点，带领他们参加联谊性、学术性，以至政治性的活动，逐步扩大联系，进而启发他们组织起来，一步一步打开局面。
例如务本女中，在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重新复校，学委即从外校抽调8名党员投考，去恢复党的工作。由于学校刚复学，同学互不相识，因此分布在4个班级的这8个党员，首要任务是做好调查研究，了解群众情况，她们在未正式上课前，就分工走访、结识了几十个同学。随后，根据该校学生大多家境清寒、注重学业的特点，与同学一起补习功课，互教互学，扩大了联系面。在此基础上，又组织了文体活动，发动了100多名同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二分之一)上街助学义卖，涌现出积极分子50人，到“六·二三”运动党员发展至12名。
大量的思想工作是依靠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以强烈的政治热情和对群众的深切关心来进行的。他们生活在群众之中，自己也是在党引导下成长起来并且还在继续成长。他们通过和群众日常密切的交往，在一起上学、一同温课、走访家庭、嘘寒问暖、开展活动、参加斗争之中，围绕生活学习、时事形势、理想前途、个人遭遇等各种问题，以平等的态度，共同探讨议论、漫谈体会、交流心得、疏解苦闷、寻找答案，根据不同类型学生的具体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启发：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引导他们从“贫富悬殊”、“毕业即失业”的社会现象，从制度上去找原因；对于埋头“死读书”的学生，既肯定他们学习努力，又帮助他们开拓视野，关心国家、人民的命运，建立正确的学习观；对于出身上层家庭的学生，发掘他们身上青年人共有的积极因素，肯定他们的进步；对于女学生，把她们在家庭、社会受到的歧视，从妇女解放引伸到社会解放。像这样日常的、结合实际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是群众宣传教育的基础，是上海学生运动的好传统。
党员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将群众组织起来。有以班级、系科为单位的组织，也有跨系科的社团。在许多学校，党员根据群众不同的爱好和需求，建立了文体性或学术性的组织，歌咏队几乎遍及大多数学校，读书会也相当普遍；壁报刊物社团甚多，剧社较多，各种研究会也不少。有的学校党组织根据女学生的特点，建立了女同学会或女生宿舍组织。一些学校的党组织从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组织群众，建立了膳委会、学生自办的伙食团、经济食堂、助学小药厂、图书馆、合作社等，考虑群众的现实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将群众组织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90％以上学校的学生自治会都由进步力量领导。另外，在一些学校，建立了其他形式的全校性组织，也取得了公开合法地领导全校学生工作的地位。进步力量在全校性组织中领导地位的取得与党组织行动迅速和关心学生生活等策略是密切相关的。如南通学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即派江苏省党部书记张某任院长，建立了三青团及中统组织，加强了控制。但党组织行动迅速，根据该校学生家境清寒者占半数的特点，组织了全校性的“同学互助会”，先后解决了约300人(全校学生为800人)的学费困难，使这个全校性学生组织站住了脚根，三青团的争夺，校方的取缔，均未得逞。
在组织广大学生群众的过程中，许多学校都遇到了国民党、三青团的阻挠和破坏。他们或通过校方压制，包办学生会选举，或企图使学生会与其“学生总会”挂钩，或硬把反动分子塞进学生会，或采用各种手法进行挑拨和打击。各校党组织坚决依靠群众，团结师长，开展斗争，巩固领导权。如同德医学院学生自治会成立后，三青团分子提出要向“学生总会”登记。为了挫败这一企图，党支部采取以事实教育群众的办法，组织学生代表去分别参观“学生总会”所在地和“学团联”所在地，群众亲眼看到前者设在三井花园(三青团上海市团部，今瑞金宾馆所在地)，接待的人都身穿军服，腰佩手枪，满嘴官腔，不象真正的学生团体；而后者的办事机构设在教诚小学的一个普通的房间，接待的人是约大等学校的学生，衣着、谈吐和一般学生一样，是学生自己的团体。结果群众都表示不愿与“学生总会”挂钩，而拥护同“学团联”联系。可见，斗争对于群众的教育作用是很大的。
这一阶段，各学校的群众组织工作，从广泛交友到形成多种群众性小集体，到及时建立全校性学生组织，工作是艰苦而深入的，也是很有成效的，局面迅速打开；群众的组织程度有较大提高，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2.2 生活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
党的群众工作的一大特点是既关心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在生活斗争中将群众组织起来，又能够将生活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上海学委组织发起的大规模助学运动。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劫收掠夺，准备内战，造成物价上涨，人民生活艰难，大批学生面临失学危机。因物价狂涨，1945年11月，上海各大、中、小学决定向学生增收第二期学费，金额较第一期增加达4倍以上，相当于沦陷期内学费的7倍。有团体联合发起了义卖助学章，被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抓走街头劝募的学生70余人。这次助学运动受到了挫折。
1946年初，学费继续上涨，上海学生中出现一个为数相当大的清寒学生群体，困难严重的约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情况甚为紧迫。
根据党的指示，要把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同保卫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学委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再次开展大规模的助学运动。由于已经有了抗战时期助学义卖的成功经验和不久前1945年11月的助学运动受到挫折的教训，学委认为需要做到广泛发动群众，争取社会同情，扩大合法，并精细、主动地做好组织工作，从而冲破国民党的禁令，挫败国民党的阻挠与破坏。
首先建立一个公开领导全市助学运动的机构——“助学联”，随后便立即采取一系列争取社会同情、扩大合法的有力步骤。向国民党政府社会局和警察局申请登记备案。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向社会宣告：因“百物飞涨，失业众多，下学期学费昂贵，同学失学严重”而办助学，并指出：“虽已有上海市教育局办理教育贷金，但因失学过多，救济难以普遍，仍有多数同学受失学之痛苦，”驳斥了国民党所谓已经有官办的贷学金，学生们不该“多此一举”的论调。启事还公开宣布助学运动的数十所发起学校，办公联络地点为建承中学。宣布聘请法律顾问和会计顾问。各顾问也分别在《大公报》上发表启事，接受聘请。随即又由若干著名人士登报声明，组成管理委员会，宣布在浙江兴等三所银行开户，所有捐款当日交银行。与此同时，各基层学校学生都纷纷行动起来，在校内放手进行宣传酝酿，筹组劝募小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同学。“助学联”还组织学生进行声势浩大的社会宣传，在街头和公园内讲演，演出活报，张贴标语漫画，在影剧院放映幻灯片，以及电台播音等等，争取社会公众的了解与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宣布助学运动为非法，但又不肯承认为合法。他们仍然试图进行种种阻挠和破坏，然而却更加坚定了广大学生团结起来，集体助学的决心。
在一系列紧张而有条不紊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准备的基础上，“助学联”决定在1946年春节举行全市学生大规模义卖助学章，并在《大公报》上公开刊登启事，公布义卖助学章的日期和助学章的面值，郑重声明助学章均编有号码，盖有印章，助学劝募小队人员胸前均佩带识别标志，做到堂堂正正，师出有名，组织严密，博得了社会的赞许。国民党当局十分被动，他们欲压不能，却又不甘心失败，匆匆忙忙在2月4日，以市教育局教育贷金委员会的名义也在《大公报》上发表启事，说什么“推销助学章事与本会完全无涉，请各界人士切勿轻信”云云。针对这个启事，“助学联”顾问马叙伦当即于次日仍在《大公报》上作出批驳，他说：“国家金融无善策，物价日增月涨，学费也随而激增，政府不能制抑，以至学生自谋救济，我辈已非常内疚，教育贷金委员会在报上启事，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
助学运动引起了社会各界同样受国民党压榨的人们的普遍共鸣，他们纷纷伸出援手。助学运动共计帮助了4000余名学生解决了困难，并于3月31日在《大公报》上公布了得到助学金的学生名单和帐目结算清单，工作的认真、细致和周到深得社会赞许。
助学运动是生活斗争，又紧密联系政治斗争。党坚决代表群众利益，通过发动群众解决他们自身的学费问题，同时，又引导大家进一步认识失学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的内战与搜刮。通过助学运动，广大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加强了团结，得到了社会实践的锻炼和教育。运动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密切了党群关系，推动了学校基层工作，积蓄了力量，打开了一些新单位。运动在策略运用、争取社会同情方面是比较成功的，积累了组织大规模活动的经验。由于这次助学运动对国民党禁令的冲破，还有助于以后寒暑假期间，各种形式的助学活动的经常开展。这次助学运动，还同棉纺、上电、法电、三区百货业、酒菜业职工等要求按生活指数计薪，争取年奖，保障职业的斗争，起着互相配合呼应的作用。
2.3 多种多样的群众宣传教育活动
抗战胜利之后，国统区政治文化中心东移，上海又成为革命进步文化活动活跃的中心之一，占领上海的宣传文化阵地的任务非常值得重视。在这一方面，主要的活动如下：
几乎所有学校都组织了读书活动，进行政治理论启蒙教育和时事形势教育。根据学校的具体环境，范围或大或小，形式大都为半公开，避免反动势力的监视和破坏。进步书报在学生群体中广泛传阅，并且与组织讨论或辩论相结合，不少学校党组织都根据群众思想认识上带有共性的问题组织讨论，诸如：抗战怎么能胜利？主要靠的什么力量？怎样才能巩固抗战胜利的成果？怎样才能使国家真正富强，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究竟往何处去，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也有讨论：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卖国？内战的责任何在？罪魁是谁？爱国青年的责任是什么？等等。有的学校还结合女学生的特点讨论：封建半封建制度下妇女的地位与出路，妇女怎样才能解放，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等。广大学生读了解放区的报道，体会解放区人民翻身、军民团结和生产建设的新面貌；看了茅盾的《腐蚀》，联系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认识；学了《大众哲学》，讨论“雷峰塔怎么会倒掉”，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认识为什么人民力量必将胜利，反动派终将覆灭；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新人生观讲话》，议论“人的一生要怎样度过”、“什么是青年应有的人生观”等等。
学校还会举办讲座，或一校单独举办，或数校联合举办，或结合晚会、庆祝会进行等等，邀请老一辈的进步知识分子，给予青年学生以帮助和支持。
抗战胜利后，“上海联”的歌咏工作也开始开展，学生系统一些热心歌咏活动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在各种集会上指挥唱歌。歌咏活动迅速在各校兴起，上百所学校建立了歌咏队，一些主要的学校几乎有会必唱，重点学校更是班班唱、天天唱，新开辟的学校或力量不强的单位常有以歌咏活动为着手点，从而打开局面的。可以说哪里有歌声，哪里就有党的工作。
除此之外，还有活报、舞蹈活动、观看进步电影和戏剧，创办多种学生界的报刊等活动，这一些措施所掀起的进步文化运动在青年学生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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