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理论思维与“摸着石头过河”

毛泽东是科学理论思维的杰出代表，而总设计师则否定理论思维，崇尚感性思维。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从认识论看，到现在为止，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由科学理论思维向“摸着石头过河”转变的历史。

毛泽东是科学理论思维的杰出代表，他的一生是学习、运用和发展科学理论的一生，从而引领我国站到了科学发展的最高峰；而改革开放以来，总设计师却极力推崇“摸着石头过河”，经验主义占统治地位，从而使我们的民族不仅出现了社会发展的大倒退，在科学理论思维方面也出现了大倒退。

一，毛泽东十分重视科学的理论思维

毛泽东历来重视科学的理论思维。他在描述中国人民追求科学理论时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地471、1478页）毛泽东正是运用这种科学理论指导中国的革命，使我国站在了科学发展的最高峰。他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了认识的发展过程和求得科学理论的方法，写出了《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并且在党内开展了伟大整风运动，实现了党内高层的思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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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概括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概念，并经过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检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路线。

是他首先提出建立“红色政权”的概念，并“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实践论》语），得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论。他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指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有可能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历史证明，他的理论思维是符合实际的，是科学的。

抗日战争时期，他概括出“持久战”的概念。在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性质、双方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以及国际力量的发展变化之后，得出中国必胜，既不会亡国，也不可能速胜的科学论断，还预见战争将分为三个阶段等。历史证明他的预见符合实际，是科学的理论思维。

他分析了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认为革命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过这个革命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因而革命的性质是新的民主主义革命。他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根据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性质的理论，首先对旧的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改造：建立和发展国营经济；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实行集体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赎买等。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论，我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但是，他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以后，概括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指出只有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够，还必须进行文化等领域的革命，并进一步指出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晚年还特别揭示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商品货币关系，从而构筑了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1958年时，他根据马克思所说的观点，认为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是“资产阶级法权”，晚年才明确商品货币经济关系，是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把阶级斗争的理论，落实在经济基础之上，回归了历史唯物主义。他的继续革命理论，发展了马列主义，是社会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所以说，毛泽东的一生是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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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能够不断地进行科学理论思维，是因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揭示思维发展的过程和内在联系，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认识活动。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他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在《实践论》中指出，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感性认识只是对于事物现象的反映，有待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只有理性认识，才是对于事物规律性的科学认识；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又依赖实践检验等。

他把中国革命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地归纳、总结，进行理论思考，并进一步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他和教条主义者的思维不同。教条主义者虽然也进行理论思维，形成概念，进行推理，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些科学的概念、观点变为自己认识世界的工具。虽然他们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等，但是，到实际观察社会现象时，又认为是“长官意志”决定社会发展。他们的概念、推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出发，是从国际的指示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例如，教条主义者不顾俄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我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行的是民主主义革命，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要求我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一样，首先夺取大城市。毛泽东则从我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斗争实践中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探寻革命运动的内在规律，得出农村包围城市等的科学结论，从而引导我国革命由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使中华民族站在了世界科学的最高峰。

毛泽东把科学的认识论归纳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6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等等，从而掌握了认识活动的规律。

二，总设计师的“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开放以来，总设计师否定了马列毛主义，推崇感性认识，使经验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一再强调“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另一方面说，就是“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摸着石头过河还需要理论思维吗？摸着石头过河，还能够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吗？当然不要，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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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是人们的直觉，属于感性知识的范畴，用不着概括、抽象，也不可能概括出概念、上升到理论思维的阶段，更不要科学的理论思维了。

感性知识不可能说明、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更不可能说明一种社会现象到另一种社会现象的运动规律。运用感觉来指导革命运动，引导社会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倒退、复辟，而不可能是前进。

社会主义革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斗争，是改变几千年私有制社会的伟大变革，即使是进行理论思维，像教条主义者那样，也不可能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更何况不学习马克思主义，连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清楚，就更不可能摆脱几千年私有制的影响，建设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

“摸着石头过河”能够“摸”到共产主义吗？当然不可能！

总设计师反复强调“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集人类智慧之大成，是对社会现象加以科学提炼的产物。列宁指出：“他们的基本思想（指马克思——引者注）——是把社会关系分成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关系是人们维持生存的活动的形式（结果）。”“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马克思在四十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指历史唯物主义——引者注），就着手实际地研究材料——并根据大量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比较是完全正确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密联系的思想’。”（《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8、8、9页）可见，要真正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须认真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而总设计师却公开扬言：“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不读大本子，怎么可能获得科学社会学的理论知识？不精通
，怎么能够引导社会前进？总设计师不是一般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有时间打桥牌，而且获得世界桥联的特别奖——荣誉金奖，却不读马列主义的大本子经典著作，这和毛泽东手不释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毛泽东逝世以后，华国锋接任了共产党的领导职务。但是，华国锋也不懂马列毛主义。为了抵抗各种反对势力，维护他的地位，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的理论武器当然是站不住脚，明显地是教条主义。结果党内的走资派发起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个大讨论并不是探讨理论问题，而是政治斗争，矛头对准的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党内的走资派以反对“两个凡是”之名，实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之实，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经验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敞开了大门。

总设计师崇尚感性认识，只有“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的认识水平，从而排除了理性思维，排除了概念的建立等。对于社会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富”和“穷”等现象上，根本就不可能理解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这样一类科学概念。因此，他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贫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这些论断不仅说明他不懂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否定了我国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性质。他还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225、377页）这就充分反映他只认识贫与富的现象差别，根本不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资本主义是首先一种经济关系，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一百多年前的英国没有现在的富，但是，那时和现在都是资本主义，因为，雇佣劳动经济制度没有变；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虽然比现在贫穷，但是社会主义，现在虽然比毛泽东时期富裕，却是资本主义。因为，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现在的经济是雇佣劳动经济制度。判别社会制度的标准是生产关系的性质，而不是贫穷或富裕。

社会主义首先是公有制经济关系，是对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制度的否定，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一些人还把这个观点吹捧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它抹杀了不同社会的本质区别、抹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历史发展说明，任何新的社会形态，在建立初期都曾促进过社会生产的发展，这也是新社会得以出现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6页）按照总设计师的理论，资本主义曾经促进过生产发展，是不是也成了社会主义？反过来，当社会主义要过渡到共产主义时，也会阻碍生产力发展，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又该怎么说明？可见，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不能说明任何社会的本质。只有用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容区别，才能够反映出不同社会经济的本质：如资本主义是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是公有制的经济制度等。

总设计师是凭着感觉决定路线。陪同访问美国的李慎之在问到总设计师为什么对美国开放时，他的回答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嘛！”这是跟着感觉走的典型。在他心目中，跟着美国走富裕的样板，就是新加坡。

总设计师不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要的只是“富起来”。他公开宣称“宏伟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翻两翻，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而且说是“政治目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页）所以，根本不讲经济的性质，不分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他谴责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外资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所谓的“外向型”经济，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怎么能够指责上述观点是错误的呢？怎么能说“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呢？他还发明了“不争论”，必须执行他的路线，“不换思想就换人”。实践证明总设计师的认识，只停留在现象层面，不能够理解社会的性质，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他的“跟着感觉走”的思维方式指引下，我国怎么能够不复辟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经济制度呢！

总设计师的这种思维方式，得到了一些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拥护。《人民日报》的主任编辑、记者马立诚、凌志军专门写了《交锋》一书，宣称否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观点，是“思想解放”，赞扬破除“姓社”“姓资”的束缚，破除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束缚。

总之，总设计师不仅使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在我国占据了统治地位，使我国复辟了雇佣劳动经济制度；而且也使科学的认识论倒退回庸俗的经验主义。当前，在政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占据了主流媒体；经济理论则完全是庸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占统治地位；文学艺术则向“低俗”、“媚俗”发展，出现了认识论的大倒退。

毛泽东指出认识活动发展的规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从科学的认识论，复辟到“摸着石头过河”，再经过实践，必将重新回归科学的认识论，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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