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晚上，给《防毒面具》写稿子，整理准备提交地方委员会的报告，又读了积压下来的、由负责发行的同志转来的宣传小册子和资料，弄得很晚，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十点来钟。我好像猛地一惊，睁开了眼睛，--我对楼下有人来这类事，是十分敏感的；这一点，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奇。--抬起身子注意一听，果然是来了警察，是来查户口的。我早就把自己的籍贯，姓名等等都写好了，交给了大婶，免得在这种时候把自己叫出去。
警察正在仔仔细细、追根盘底地询问大婶的家庭，简直就像审问犯人一样。我感到情况有点不对头，一边把装着文件的皮包上了锁，不声不响地开始换衣服，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有房客吗？”警察问。“有。”……大婶又回到了饭堂，好像是把我写的纸条交给了警察。
“这上面没有写以前住的地方呀。”……“是夫妇吗？”“是什么时候登的记，还是没有登记，这一点没写清楚。”大婶说了些什么。“丈夫不工作吗？”……“现在在家吗？”--我想：果然来啦！只听大婶回答说：“现在出去了。”我这才拾了一口气，马上就想到，还是把仅有的钱都掏出来付了房租做对了。“那末，回头再给我仔细问一问。记住！”警察这么说了之后，好像就要走了。我心里想：好啦！好啦！又重新坐到被子上，只听警察一边开门一边说：“最近赤色分子常常租人家的房子住，你可要当心！……”我心里扑通了一下。“啊？”大婶反问了一声。警察好像又说了两句什么话。大概大婶还不懂得什么叫“赤色分子”吧。
通过这样的盘查，我感到这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这一天，出外联络回来，在附近的一条街上，看到一个警察捧着户口册子走进一家小铺子；而在同一条街上隔不多远，又有两个警察拿着户口册子从一条胡同里走出来。和S会面的时候，我提起早晨查户口的事，他说现在全市好像在挨户调查出租房子的人家，要我千万小心注意。我从这种大张旗鼓的调查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敌人过去不知有多少次说我们党已经垮了，已经被连根拔掉了，在他们的大报纸上大登特登这一类的消息，极力想让不明真相的工人相信他们的那一套，企图切断党对群众的影响。可是，就在他们这么大肆宣传之后不久，党还在到处活动。不管他们怎么进行欺骗，也是没有什么效果的。现在，在这个战争时期，尤其是面临像“国际劳动节”或八月一日的“国际反战日”之类的重大节日，他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想把党的力量连根铲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正使出全部气力，把他们所掌握的全部国家权力来一个总动员。他们造谣诽谤，嘴上蔑视党，把党不看在眼里，可是事实正好相反，这表明了党是他们最强大的敌人。据说某个外国报纸把日本的党称作“小而有战斗性的党”.S（他跟须山不一样，须山很熟悉“神田伯山”之类的典故，他很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跟我谈起这个问题时说：“这个小而有战斗性的党可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它站在对等的地位。不，超过了对等的地位，在跟一个国家政权对抗！”他说：比我们要庞大几百倍的敌人，正在拚命地想把我们这个“小而有战斗性的党”连根拔掉，所以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带着这种“自豪感”来进行工作，他还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自豪感”.这时，我们都非常兴奋。为了把这种自豪感坚持到底，我们就决不能让他们逮住。
在这样的情况下，住在出租的房子里是极其危险的。我和须山，伊藤还指望仓田工厂在五一节那天有所行动。结合六百名临时工解雇的问题，只要我们努一把力，这还是很有可能的。现在如果就被敌人抓去，那简直就等于是对阶级的背叛。据说S最近在枕头边放了一根粗大的手杖和一双草鞋睡觉。我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打算在晒台上放一双草鞋，但是还没有实行，因此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一双。
跟须山一见面，我才知道“搜捕赤色分子”的活动并不只是在工厂外面进行。事情是这样--去进行街头联络，只见须山满脸包着绷带，一瘸一拐地从对面走过来，我吃了一惊。他说是“捱打了！”不时地按着包着绷带的脸。原来是伤口发痛，他一直考虑是出来还是不出来，但想到现在是这样的时期，联络一断就会引起麻烦，因此还是勉强地来了。我们决定不在外面走动了，进了一家小点心铺子。
据说工厂方面单靠厂外的警察效果不大，于是让清川、热田的“僚友会”和在乡军人的青年团打进工人里面，企图从内部来“搜捕赤色分子”.可是，《防毒面具》和传单上连这件事也把它揭露出来了，这一下他们好像是着了慌，从两三天前，工厂就搞了一次所谓的“慰问金”的募捐。本来这类事早已过时了。仓田工厂搞它的目的，是想用它来在工厂里造成一种气氛，不让所谓的赤色分子有渗透进来的余地。由此可见，不论是所谓的“忠君爱国”也好，什么也好，如果对他们没利，他们是不会关心的。给工厂出这个坏点子的，据说就是那些在降落伞车间殴打拿了《防毒面具》的女工、穿着工人服的在乡军人青年团员。
须山想抓住这个问题，使群众摆脱“僚友会”的清川和热田这些家伙的影响。伊藤对此也表示赞成。他们的那个工农大众党现在还标榜是为工人服务的政党，还打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旗号。而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为工人服务的政党”,只是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已。很有必要在群众的面前揭露这个问题。须山和伊藤已经加入了“僚友会”,是普通会员。无产阶级要揭露资产阶级的一切欺骗政策的本质，要反对战争。而要进行这样艰巨的工作，首先就必须要同表面上装着是自己人、像“僚友会”的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须山就慰问金的问题，跑到清川那儿，向他建议是不是开一次“僚友会”的全体大会，同时又通过自己和伊藤结识的人，把募捐“慰问金”的问题在群众中散布出去。
到大会场上一看，想不到青年团的职工也来了。我们之所以重视“僚友会”,是因为那里面正式工多，临时工只是极少数。在伊藤和须山争取过来的工人当中，只有一两个正式工。尽管我们过去反复地强调争取正式工的重要性，但是做起来很困难，所以成绩不大。而“僚友会”里的人，除了两三个人之外，其余都是稀里糊涂地参加进去的。所以在她们的面前弄清楚是清川正确还是须山正确，就很有可能把这些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快半年了，而“僚友会”只开过一两次会。会员中间对这件事都有点不满。所以须山在群众的面前一开头就说，现在有这么多的工人农民被送上战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是这么被迫赶着往前跑，而“僚友会”却从来没有认真地开过一次会，这简直是对阶级的背叛。他这么一说，就有五六个人一齐说：“完全同意……”这几个人这么说了之后，底下又嘀咕起来。我和须山都有在反动工会里当“革命的反对派”的经验，对于这种喊过“完全同意”之后底下又嘀咕的情况是很了解的。所以我笑了，须山也笑了。可是他一笑就震动了伤口，赶忙用手捂着缠着绷带的脸，连声地叫着：“哎哟！哎哟！”在谈话中，须山还善于抓住别人的特征把它模仿出来。
谈到“慰问金”问题的时候，清川这么说：现在开到满洲去的士兵都是工人、农民，是我们的伙伴。所以从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来看，给他们捐送慰问金，并没有什么不妥。大家都搓着自己的手指甲，默默地听着。清川接下去说：我们的同志在工厂里受资本家的剥削，现在又开到前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牺牲，而保护我们这些同志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响应慰问金的募捐。--对清川这次的讲话，大伙儿似乎感到还有些道理，纷纷点着头。
伊藤一见这种情况，感到有些不妙，皱了皱眉头。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她发言说。
“僚友会”里有十四五个女工，平常参加会的只有一两个人。这次由于伊藤邀集大家来，才算来了六个。而这对于“僚友会”却是罕见的事。至于女工在“僚友会”上发言，那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大伙儿的眼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伊藤的脸上了。
“听了清川的发言，似乎很有道理，不过，总觉得好像是在听陆军大臣的训话。”
大家哄的一下笑了起来。
“清川也好，谁也好，都很明白这次战争不是为咱们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资本家。如果是为了咱们职工、失业的人或是贫苦农民在打仗，没有问题。咱们就是穿不上吃不上也应该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当作慰问金捐献出去。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呀。”
伊藤这么一说，青年团的工人就突然插嘴进来捣乱，于是须山也插了进去。他利用清川的话这么说：“我们在工厂里受剥削，资本家用不着我们的时候，就随意地把我们赶出去；一到战争，首先把我们拉去打仗，不论是什么情况，都是当资本家的牺牲品。所以要出慰问金，应当要他们去出！”
须山这么一说，大伙儿的脸上露出一副“这话也有道理”的神情。
“让我们出慰问金，这是阴谋诡计，目的是要我们相信：战争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全体国民。”
这时，伊藤又接过须山的话，说了“红色慰问袋”的事，谈了战争开始以来大伙儿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善等等。这么一来，清川这帮人已经没有还手的余地了。清川作为“僚友会头目”的那种威严已经在群众的面前给打下去了。至于青年团的家伙们更是无能为力了。但是，如果认为这样就会万事大吉，那将是大错特错。因为这些社会法西斯分子的本质，不是在群众的面前面是在群众的背后来演他们真正的好戏。
在开完会回去的路上，两三个青年团的家伙对须山说：“你小子是共产党，你来一来！”一走进小胡同，就猛地扑过来，把须山狠揍了一通。
“他们是三个人，没有法子，我挨了一顿穷打！”须山说着笑了起来。
须山决定通过伊藤，立即把他们这种卑鄙懦弱的行为告诉给昨天参加大会的“僚友会”的成员。因为这将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谁是谁非。
跟须山见面之后一个小时，我又见了伊藤，她说工人们都很关心地打听为什么因为慰问金的事而打了起来，所以趁着谈打架的事，恰好可以给大家说明慰问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她非常高兴。--以前我们总觉得未能够让群众充分了解慰问金的问题，感到放心不下，而现在正当大家被活儿累得够呛的时候，又要他们出钱，所以不必讲许多大道理，群众就说，“这简直是要我们的命！”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募捐以失败而告终了。伊藤告诉我说，从厂子里的情况来看，须山自从挨打之后，威信一下子增高了；工人们知道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立即对他产生了一种感激的心情，但是另一方面，工头开始注意起须山来了，说不定会出危险。
“这次募捐慰问金，说不定是工厂故意干的，好从职工中发现赤色分子。……你说呢？”伊藤这么问我。
我说确实是这样。
于是，她说：“我们有点上当了。……”
我感到伊藤和平时有点不一样。
“这不对！”我说：“尽管是这样，但咱们在几十个工人的面前，表明了谁是谁非，同时在‘僚友会’的内部，造成了我们的影响。只要我们继续扩大这种影响，并从组织上加以保证，就会取得很好的成果。不付出一点代价，是不可能成就事业的。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这一切肯定会起作用的。”
伊藤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一边说：“我明白了！对！我明白了！”一边带着她那特有的深思的眼色，接连地点着头。
我开玩笑地说：“最后笑的才是真正的笑，现在暂时让须山哭丧着脸吧！”
伊藤也笑了。
她接着给我谈了她带着自己小组的人去筑地小剧场看戏的事。任何一个女工，一说戏就只知道歌舞伎（虽然她们自己并未看过）或者水谷八重子，而这次工人呀女工呀居然也出现在舞台上，“闹闹嚷嚷”,看来真叫她们吃惊不小。据说看完戏之后，大家都说：“这不是戏呀！”伊藤就问：“那是什么呀？”她们说：“是真事情呀！”再问她们：“有意思吗？”大伙儿说：“啊！怎么说，……”--不过，看来她们是受了狠大的震动，据说以后还经常谈起筑地小剧场。有一个矮个子、平常跟伊藤要好的女工，人们叫她小君。她说：“人家一说我是女工，我就感到很寒伧。可是，那个戏里面，一说是女工，还骄傲的了不得呢。我觉得有点不真实。”但是，她想了一想，又说：“要是真的罢工，我也能挺起胸膛大干一下。可是，听到左邻右舍说我是女工，还是感到寒伧！”
据说问她们想不想什么时候再去看一次，大多数人说还想去一次。原因是那个戏里面，有一个跟她们家（所谓家，是指她们自己的车间）的工头很相似的家伙，被大伙儿狠狠地整了一通。
伊藤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横竖要被人家裁掉，乖乖地干活也指望不到津贴，咱们干脆像那个戏里那样，大家一块儿来它一次罢工，治一治工头怎么样？伊藤这么一说，大家嘻嘻地笑了起来。
“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来它一下，也挺有意思呀！”于是嘁嘁喳喳地商谈起怎样治工头的办法，最后说出的办法，不知不觉地竟和筑地小剧场的戏里的一样。
由于伊藤的影响，“僚友会”的三个女工加入了她们的那个小组。这三个人多少呼吸过一些正式工会的空气，伊藤她们平时故意避讳说的一些新词儿，她们却满不在乎地说个不停。这样一来，和其他人的关系就造成了一些隔阂。这三个女工还有点“摆老资格”,常常摆出一副很熟悉“革命运动”的架势；伊藤现在正抓住一切机会来搞好她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伊藤笑着说：“事情可不像小说里写的那样顺利啊！”
我和伊藤商定了“坐坐”的日期，由伊藤去找地点。越来越有必要决定最后的对策了。
“你还是在吃茄子吗！”伊藤一边站起来，一边这么问我。
“嗨！”我笑着说：“托它的福，两个膝盖骨都发软了！”
伊藤把手伸进衣带里，掏出一个折成四方的小小的纸包。我以为是汇报，看了看她的脸，就把它装进了衣袋。
回到住处，掏出来一看，原来是用薄薄的手纸包着一张五元的钞票。
（作者：小林多喜二[日]，卞立强 译。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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