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四)-激流网(四)

须山有事到我这儿来,经常顺便上我母亲那儿去一趟。他跟我母亲说我身体很好,又把母亲的情况告诉我。

我离开自己的家的时候,是非常突然的,连自己唯一的母亲都来不及把情况说清楚,就被迫转入了地下。那天晚上六点钟左右,我跟往常一样出去联络。当时我正从事“非法”的活动,不过是以一个黄色工会的会员的身份,利用一切合法的场合,作为工会内部的反对派来积极进行活动。那天六点钟跟我碰头的那位同志对我说,和我一块儿工作的F突然被捕了,被捕的原因虽然还不清楚,但我是直接和他发生联系的,必须马上转入地下。我一下于愣住了。如果因F的关系而知道了我的情况,那就不仅仅是黄色工会的革命反对派的问题,还会牵涉到“老头子”①的关系。我说我想回家去一趟,收拾收拾,准备一下再转入地下。我以为这么一点余裕的时间总还会有的。而那位同志(他就是胡子)却说:

“开玩笑也得看时候呀!”

他说话的语气好像是开玩笑,但是他要我一定不能回家,要整理东西托别人去做,即便只穿着身上那套衣服也要走。他还笑着说:“这可不是学生旅行啊!”胡子是个很难得的同志,他能够把最坚决果断的意见用亲切的语气说出来。他还举了一些例子,说有个转入地下的同志,因为实在无处可去,就以为“今天晚上大概不要紧吧”,于是又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住,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被抓住了,还有个同志因为要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充分地考虑到搜捕的危险,结果一出门就给抓走了。他不怎么说为什么不能这么做,碰到这样的情况,只是举一些适当的事例。看来他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生活,这方面的经验相当丰富。

我向胡子借了他身上仅有的五块钱,匆匆忙忙跑到一个朋友的夫妇家里。后来听说警视厅和S警察局的四个特务果然在第二天早晨就跑到我家里来抓我了。我母亲什么也不知道,大吃了一惊,告诉他们说我昨天晚上出去之后就一直没回来,其中一个好像是“头头”的家伙,说我大概是闻风逃跑了。

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回过家。所以须山带着我的消息去看望我母亲的时候,母亲就好像自己的儿子回来了似的,把须山让进屋里坐下,端上茶,然后就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的脸。须山给瞅得不好意思,一个劲地搔着脑袋。须山谈起我离家以后的情况,中间稍一停顿,母亲就催着说,“以后呢?以后呢?”母亲长期夜里睡不好觉,弄得眼泡浮肿,眼囊下垂,两个腮帮子瘦削了下去,颈脖子又细又干,脑袋在脖子上战战兢兢地来回晃荡,乍看起来,简直叫人感到就要掉下来似的。

据说最后母亲问须山说:“还要多少日子安治才能回来呀?”这一下子可把须山问住了。多少日子?!眼瞅着母亲那摇摇晃晃的小脑袋,须山怎么也无法把真话说出来,他说:“嗯,不会太长吧。……”

以前我多次被抓进警察局,在拘留所里度过好多个“二十九天”。母亲对这些当然是习惯了。尤其是前年蹲了八个月的监狱,母亲在这期间还给我往监狱里送过东西。由于这些情况,母亲反而对我所从事的活动慢慢地理解了。她只是不明白我这次为什么不跟往常一样,老老实实地让警察抓去,担心我到处逃跑,将来的后果会更加不好。

在以往的日子里,我也许太使母亲伤心了。但是,最后我还是用自己的破釜沉舟的行动来对待了母亲。我意识到六十岁的老母亲正在向我的心情靠近,可以看出她内心经历的痛苦的斗争,比我们投身于革命运动还要困难百倍。我的母亲原来是一个贫苦的农民,连小学也没有上过。可是,在我还没离开家的时候,她却学习起字母来了。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她戴着花镜,弓着背,把脚伸进被炉子里,被子上放着一块小薄板,把我用过的废稿子收集在一起,在稿纸的背面,用铅笔练习着写字。我笑着说,“妈,你打算干啥呀?”她说前年我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因为自己一个字不会写,没有给我去过一封信,“唯有这件事感到过意不去。”加上我出狱以后,母亲也看出我越发深入地投身于运动了。她觉得这么一来,今后肯定还要被抓走。再说,即使不抓我的话,(那次我是被保释出狱的)刑期一判决下来,总归我还是要进监狱的。为了准备我蹲监狱时给我写信,母亲就开始学习认字了。在我转入地下之前不久,母亲写的字虽然又大又不整齐,但是能够辨认的出来。这使我大为惊异。——而这次据说母亲问须山说:“能不能见一面呢?”须山回答说还是不见为妙,母亲就说,“那末,连信也不能写罗。”我从须山那儿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想到母亲说这些话的心情,心里感到很难受。

须山从我家要走的时候,母亲把我的夹袄、衬衣、裤衩和袜子交给了他,然后还要他等一会儿,自己跑到厨房里去了。在厨房里忙活了好一阵,须山正奇怪老太太在忙什么,母亲拿着五个煮鸡蛋走出来了,还嘱咐须山跟我说,鸡蛋一毛钱可买三四个,要我一定挑新鲜的多吃点。我和须山、伊藤他们把这些煮鸡蛋吃了。须山笑着说:“喂,伊藤,咱们吃一个就得啦,要不老太太以后该恨咱们罗。”伊藤装着不懂他的意思,偷偷地擦着眼睛。
以后须山顺便又上我家去的时候,我决心要他明确地告诉我母亲,说我是四年五年也回不了家的,还要他跟我母亲说,我回不了家并不是因为我从事革命运动,而是有钱人的走狗——警察不让我回家;所以不应该恨我,而要痛恨这个是非颠倒的社会。我觉得与其含含糊糊,还不如让母亲明确地知道,反倒会产生一种抵抗的力量。另外,还有这样的事,我认识的一些同志,他们被警察抓去之后,人家说他们跟共产党有关系,家里的妻子和母亲就说,我的丈夫、我的儿子不会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或者说这是捏造,是因为“要加个罪名”,才说他是共产党。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等于是这些同志的亲属亲口说出了共产党专干“见不得人的事”,对共产党就可以随意加个罪名。我母亲虽然六十岁了,但我认为她是不会这样想的,也不会这么说的。我的母亲过去五十多年的生活是在贫苦的深渊里度过来的,如果把道理给她讲清楚,我想她是能够理解的。

据须山说,我母亲默默地听着这些话。但她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说她今年六十了,一旦病,说不定今天明天就会死,在临死的时候,我能不能回来一次。须山没想到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我听了之后,要须山给她说,就是那时候也不能回去。

“这样的话,我说不出口!”须山露出为难的脸色说。

我并不是没有想到这对母亲是残酷的,但是我想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应当让母亲通过这一切的事实,对统治阶级终生感到仇恨(事实上母亲的一生确实是这样)。因此我一再嘱咐须山,要他反复地给母亲讲清楚,我不能给她养老送终,那也完全是统治阶级造成的。——可是,后来我再次和须山见面的时候,心情仍然无法平静。“怎么样?”我问山说。

“按你说的那么说了呀。——”

须山说我母亲最近似乎瘦了一点,脸色也有点发青;她问须山只见一面行不行。
我突然想起了渡政。据说渡政转入地下以后,他的母亲(这位老母亲现在已经不只是渡政个人的母亲,而且也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母亲)问同志们说:“跟阿政再也见不上了吗?”同志们说,“见不上了。”我把这些事告诉了须山。

“这个我明白。不把你的地址告诉她,找个什么地方跟她会一面吧!”

实际上须山见到我母亲的那种样子,内心里早已被感化了。

可是,那帮特务正在到处找我,不这么做已经够危险的了,万一要是出了事,……”

不过,我到底还是被须山说服了。决定多加小心,约定在一个我们平常不去的地方,由须山用汽车把我母亲接去。我按时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子。母亲在桌子的对面,远离着桌边,拘拘束束地坐在那儿,脸色显得相当忧郁。我一见母亲穿着出门的最好衣服,心里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我们并没有谈多少话。母亲从桌子下面取出一个包袱,从包袱里拿出香蕉、枇杷,另外还有“煮鸡蛋”。须山很快就回去了。临走时,母亲把鸡蛋、香蕉硬塞到他的手里。

过了一会儿,母亲慢慢地谈开了。她说:“你比在家的时候好像胖了一点。我这就放心了。”母亲还说她最近几乎每天都要做梦,梦见我非常瘦弱,被警察抓住了,在警察局里受“折磨”(母亲总是把拷打说成折磨),每天都是从这样的梦里惊醒过来。

母亲还谈到茨城县的女婿,说是今后要来照顾她,要我放心去工作。因为谈到了这些事,我就把以前托须山向母亲说的话,又亲口说了一遍。母亲笑了笑说:“我明白!”

在谈话的中间,我注意到母亲有点心神不定,好像沉不下心似的,说话也吞吞吐吐,不能尽情地把话说完。——后来,母亲终于说出了原因。她说没有见到我之前,想得她坐卧不安;一旦见到了我,又担心在见面的时候,我被人家抓走,心里七上八下的,心想还是赶快回去吧。怪不得母亲不时地注意着别的桌子上来的客人,一有客人进来,她就直朝那边瞅着说:“那个客人好像不要紧吧。”进来另外一个客人,她又说:“那个人相貌很凶。”相反地,当我不知不觉地用在家时那样的大声说话时,她就提醒我把声音放低些。母亲说,与其见到我这么提心吊胆,还不如不见我,知道我平安地在工作就行了。

母亲临回去的时候说,她今年已经六十岁了,虽然还想活上二十年,活到八十岁。但是,现在毕竟是六十岁的人了,说不定明天就会死,我要是得到她死的消息,恐怕说不定还会跑回家来一下,那样做是很危险的。因此决心不让我知道她死的消息。对于一个普通的常人来说,恐怕再没有比临死的时候见不到自己的亲人更大的事了,更何况是一个六十岁的老母亲呢!母亲向我表示了这么大的决心,使我整个的身心都感到激动,我默默地说不出一句话。我除了沉默又能说什么呢!

走出饭馆的时候,母亲在我的身后说:“我可以一个人回去了,你小心点,回去吧。”接着,突然担心地说:“你那个肩膀就是有毛病。……认识你的人,从背后也能一下子认出你。你得把摇着肩膀走路的毛病改掉才好。……”

“噢,大家都这么说哩。”

“就是嘛,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一直到分别的时候,母亲还自言自语似地说了好几遍“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从此以后,我把过去留下亲的个人生活的最后的退路——和亲生母亲的关系彻底切断了。在今后多少年内,只要新的世界不到来(我们正在为着这个新世界的到来而战斗),我跟母亲将不能生活在一起了!
正在这时候,胡子来信了。

胡子最初在T警察局只呆了五天,以后转到K警察局,在那里给关了二十九天。有一个朝鲜工人,曾经和胡子同住过一个牢房,由他把这封信捎到须山和伊藤他们常去的T那里,这样才了解到胡子的消息。信上写着他是在秘密住所里被捕的,但原因至今不明,还说,要重建自己的队伍,决不能“急躁、冒进,不能简单从事”。在“急躁、冒进”和“简单从事”的旁边,还特别打上了圆圈。

看了这封信,我和须山、伊藤都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工作,连“急躁”、“冒进”都够不上,感到很惭愧。
胡子的家里有父母和兄弟。他还通过他的家给我来了信(用的是仅在我们中间称呼的名字)。胡子在这封信里说,他准备给敌人创造一个“白纸的审讯记录”,对一切的讯问,只用“不知道”三个字顶过去。看了这封信,我们都说:“太田这小子给咱们带来的一肚子气,这一下子都出了。”

我们坚定地相信,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叛徒和机会主义者,一条又红又粗的正确路线始终还是鲜明地贯穿在我们当中。

胡子平时经常给我们说,什么也不说,这是咱们的铁的纪律,让咱们说点什么,这是敌人规律。面对敌人的审讯,哪怕说了一句,这就违背了咱们的纪律,屈服于敌人的规律。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当然不能屈服于敌人的规律,而必须遵守咱们的铁的纪律。现在,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了这一点。

“阿芳,有一个叫肖瓦洛夫的人,你知道吗?”须山问伊藤说。

“马克思主义者呀!”

“你又翻开剪报簿了吧?!”我笑着说。

“据说肖瓦洛夫被捕的时候,坚持了七个月,一句话没有回答。他还这么说呢——一个平凡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不做任何的供述,也就是说,要学咱那个坚持七个月的战术。”

伊藤一听这话就说:“咱们有个女同志,敌人明明知道她的姓名和籍贯,可是她就连这一点也不说,一直坚持到底,最后还是放出来了。这件事前些时候还编成无产阶级戏剧来演呢。——她可是比肖瓦洛夫还坚强!”

她就好像在说自己的事情,弄得须山很尴尬,一个劲地搔脑袋。

于是,我们决定把“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对敌人的审讯一言不答,作为我们支部的决议付诸实行;另外还决定这个决议不仅要在我们的支部执行,还要呈报给上级机关,使它能够成为全党的决议。

从以后送到T那儿的信里知道,胡子又由K警察局转押到0警察局;在那里,一连三天从早到晚,七八条汉子不停地对他进行拷打追问。他的两手被绑在背后,吊在审讯室的天花板上,下面由拷问的人用竹剑殴打他;晕过去就灌凉水,反来复去折腾了他好几十次,但是,他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

看了这封信,伊藤说:“真叫人可恨呀!”她自己就有两三次在警察局连短裤衩都被剥去了,弄得赤身裸体,然后警察就用竹剑的尖子朝她的身上到处乱戳。

这些同志们的英勇斗争,使我们振奋起来。每当有些工作非干到第二天不可,但自己又困得不行,直想睡,这时候想到狱中的同志,就忍耐着坚持下去。一想起狱中的同志,困一点又算得什么!——现在狱中的同志怎么样了呢?正在遭到拷打吧?一想到这些,就决心把工作坚持干完。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地和狱中同志们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了。狱中和狱外虽然不同,但是在向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作者:小林多喜二[日],卞立强 译。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附全部章节及链接:

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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