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一看表,还只有九点,于是决定闲聊一会儿,我们都把身子横躺了下来,我一看伊藤的梳妆台,那比笠原的梳妆台要漂亮的多了,连黄的、红的,绿的胭脂香粉都样样齐全,我就说了一句,“啊哟哟,可不得了。”

伊藤明白了我的意思,站起来说,“讨厌死了!”

“伊藤搽上红的、绿的、黄的困脂香粉,摇身一变,天天晚上玩弄各种迷人的手腕呢。”须山笑着说:“你看,那儿有那么多三越、松坂屋的包装纸,全都是进贡的,真是幸福的人儿呀!”

在工厂里,只要是稍为能看上眼的漂亮的女工,工头、各部门的主管人和一块儿干活的男工,一般都会给她们买礼品,带她们上松板屋,或者一块儿上小点心铺请她们客,伊藤对那些看来有培养前途的普通职工,只要他们一邀请,伊藤就跟他们出去,当然她自己也愿意主动地去邀请他们。所以她总是把脸蛋儿打扮的漂漂亮亮地才去上工。而男工的情况也是一样,只要是穿着还干净整齐、相貌长的还不错,就会像太田所说的那样,“直接而具体地”被女工们缠上。

“你最近怎么样?”我问须山。

须山摸着下巴,笑嘻嘻地说:“一向运气不佳!”

“小芳还没有……?”我两手托着腮,没有转过脸,只用眼睛看着伊藤,这么问道。

“什么?”伊藤反问了一句。可是她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眼睛的表情(在一刹那间)稍为动了一下,马上又恢复了平静,回答我说:“早着呢!”

“说是要等革命成功以后再谈呢!据说是因为咱们这些男同志,一旦结了婚,尽管是马克思主义者,三千多年的旧意识仍然会发作,也会把咱们的阿芳当作奴隶来看待啊!”须山笑着说。

“须山在作自我坦白呢!”伊藤几乎是带着冷冰冰的表情在说话。

“是没有碰到好的同志吧。”我看着伊藤这么说。

“你看我怎么样?”须由骨碌一下抬起上半个身子说。

“太不相配了!”我说。

“谁不相配?我吗?”须山嬉皮笑脸地说。

“这小子,真不要脸!还以为自己挺美呢!”

我们三个人都放声大笑起来。--我把我们周围的同志都想了一遍,感到能配得上伊藤、和她一起生活的也确实不多。如果真是她看得上的对象,那一定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这么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互相帮助,为党工作,那该是多么理想啊!--我跟伊藤一直是这样在一起工作过来的,但我从来没有把伊藤当作这个问题的对象考虑过。当然,这也说明了伊藤一向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也就自然地在我的思想上反映出来。

“我负责给你找一个好样的!”我用开玩笑的语气对她这么说,但也包含着我的真心。这时,伊藤用一种苦恼的神情看了我一眼。……

回去的时候,我到大街上雇了一辆出租汽车。车子好像是要抄近道,转了好多条黑暗的街道,突然开进一条热闹的明亮的大街。我赶忙装做有点醉了的样子,把帽子盖在额头上。

“到哪儿了?”

一问,说是银座。我想这一下可槽了。这种繁华的场所是很不好对付的。可是我又不能说,只好装做没事的样子,把帽子又往下拉了一点。但是我又想,我不是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银座座了吗?!掰着指头一算,有四个月没见了。我不时地抬眼看看大街的两旁,这一带跟我从前从这儿走过的时候大大地不一样了。我不知不觉地贪婪地看的入了神。以前我也曾经产生过和这类似的感情。那是前年蹲监狱的时候,因为要出庭预审,我被戴上了手铐,装上监狱的囚车,在开往法院的途中,我从镶着铁格子的车窗中,看到了半年未见的新宿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那时候,我真想把每一个建筑物、每一块招牌、每一辆汽车,乃至拥挤的人群中的每个人都看个仔细,我非常留意,想从人群中看到一个熟悉的同志。记得后来回到监狱的单身牢房时,眼睛酸溜溜地痛了一两天。

车子开到第四条街的十字路口,电铃滴铃铃地响起来,对面电杆上的红灯亮了。我坐的车子只好在停车线前停了下来。各种各样的行人立即川流不息地从车窗外拥过去。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行人中还有的朝车子里瞅着呢!为了万一出事好逃跑,我把手握着另一边车门的把手,把脑袋搭拉到胸前。过了一会儿,电铃又滴铃铃地响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放松了把着车门的手。

我看到无数个漫步的行人川流不息地走过去,就想到自己的生活中根本没有漫步这回事。对我来说,既不允许随便到外面去溜达,就连在屋子里也不能轻易地打开窗子,让外人看到我的脸。在这一点上,我跟关在拘留所或单身牢房里的同志们没有什么两样。而在某种意义上比这些同志更加难受,因为我虽然能够随便外出走走,但是必须要竭力加以抑制。

我是有了自觉,感到非这么做不可,所以还算好一些。而跟我一块儿生活的笠原,看来是很难适应这样的生活。她有时还是想跟我一块儿到外面走走,可是这根本办不到,她就显得有点烦躁不安了。再说她白天上完班回家来,我总是老早就出去了,跟我碰不到一起。因为我是白天在家里,只是利用晚上出去,所以连一块儿坐在屋子里的机会都很少。这样的状况继续了一两个月,眼看着笠原一天比一天不高兴起来。她似乎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极力克制着自己,可是日子一长,就受不了了,朝我的身上发泄起来。一个完全不能过私人生活的人,跟一个有大部分私人生活的人生活在一起,确实是一件苦恼的事。

“自从跟你在一起,没见你一个晚上呆在家里,没有一次带我出去散过步!”

笠原终于说出了这样明显的糊涂话。

为了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曾经想过也让笠原参加我们的工作,而且也试着这么做了好几次。可是,自从跟她一块儿生活之后,我发觉她不是适合做这样工作的人。她是一个感情脆弱、缺乏毅力的女人。我跟笠原说过:“你是个气象台!”为了一点点琐碎的小事情,她就犯急躁,或者相反,动辄就跟你怄气。这样性格的人,根本不可能干我们这样的工作。

当然罗,她一天的大半时间,在打字员这样一种脱离工人生活的工作上消磨掉了,回到家里还要做饭,逢到星期天什么的又赶着洗两个人衣服,很少有空闲,生活的负担重,确实是够可怜的。可是,她自己没有决心从这儿摆脱出来的勇气和愿望。我想帮着她这么做,她就是不跟着来。

我半路上下了汽车,走了两站地,然后踅进小胡同,回到了家里。笠原脸色苍白,没精打采,横着腿坐在屋子里。她一见到我就说:“我被人家裁了!”

这太突然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她。

--其实笠原并没有干过什么事,而公司里却在议论她是赤色分子。于是主任就跑去找她原来的房东(也是她的保人),发现她早就不住在那儿了。我的住处是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的,所以她把自己的住处仍说是以前的地方。这么一来,公司方面就更加感到可疑了,赶快把她解雇了。

最近以来,我一直是靠笠原的薪水来付房租和零零碎碎的日常费用,勉勉强强把生活维持了下来,没有使工作受到妨碍。所以她的解雇,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原来公司决定要解雇一个人,起码得要向它要一笔相当可观的退职金,可是,因为我是从事非法的活动,就没法去硬要,实际上,公司的主任早就暗中安下了钉子,说没有把笠原送到警察的手里,就已经算是便宜她了,所以还是希望她老老实实地自动退职。

我们立即面临极大的困难。糟糕的是楼下房东大婶很快就会知道。如果得不到房东的很好信任,单凭这一点,就会被人们怀疑。这么一来,就不仅是糟糕不糟糕的问题了,而是非常危险了。所以无论如何首先得付房租,而付了房租,剩下只有两三块钱了。两三块钱很快就会花光。笠原每天跑出去找工作,我一天平均得出去四次,以前坐车去的地方,现在我决定改为步行了。所以每进行一次街头联络,前后要多费三四十分钟,有的地方来回一道要花两个小时,工作效率眼看着大大降低了。我向同志们发起了“募捐”,见到一个同志就苦笑着说:“当不成须山的‘神田伯山’了!”要他们给我五分、一毛。须山和伊藤很为我担心,他们说自己是过着合法的生活,没有钱关系不大,而且还可以向别人借,因此从每天的工资里拿出五毛一块的给我花。我感到不能随便地花这些钱,只用于联系工作的交通费,吃饭方面就尽量节约。茄子很便宜,五分钱可以买二三十个,把它塞进楼下房东大婶的糠酱里,早晨、中午和晚上的三顿饭,就靠边种酱茄子凑合过去。接连吃了三天,身体马上就受到了影响,一上楼梯就气喘、出汗,感到吃不消。

尽管肚子饿,身子发软,可是每天吃的是老一套,弄得一点食欲也没有了。后来就用开水泡上饭,使劲地闭上眼睛,稀里糊涂硬往嘴里扒。有饭吃还算不错呢,有时候只在早上吃一顿饭,晚上要进行三次街头联络,而且没有钱坐车,必须要步行着来回,自己感到确实够惨的。有一次,心里想,见到那个同志,总会吃上一顿面包吧,于是抱着指望去了,结果却大大地失望了。那个同志感到很过意不去,说他现在就去见M,也许他会拿出面包钱,要我一块儿去试试。我饿得实在忍不住了,加上M又是熟人,因此就决定跟着一块儿去了。在M那儿,我吃上了奶油和面包。M笑着说:“为了吃一块面包,你达样一个大人物,居然大大咧咧地跑到我这儿来了,要是给抓住了,那可不得了啊!”我说:“抓住了,我第一句话就说:给我面包!”说完我也笑了。--不过,我也感到这样继续下去,确实很不妙。为了踏踏实实,专心致志地把工作长期坚持下去,不遭逮捕,这么蛮干和冒冒失失是不行的。

我下了决心,要采取最后的手段。这天,我回到家里,鼓起勇气跟笠原商量,她能不能上咖啡馆去当女招待。她最近由于每天到处去找工作,弄得疲累不堪,情绪很不好。她一听我的话,突然扭转过身子,露出一副厌烦的、阴沉沉的脸色。我简直不敢看她了,而她就这么一动不动,顽强地一声不吭,我没有办法,也只好不说话了。

“你又说是为了工作吧?!……”笠原并不看我,反而冷静地低声地这么说。接着,也不等我回答,却突然尖声地喊着:“当妓女也行呀!”

正因为笠原平时总是不愿跟我走,所以她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看作是为我的牺牲。如果要说牺牲,那我几乎是把自己的全都生活都牺牲了。每当跟须山、伊藤他们碰头之后往回走的时候,想到他们是回到普通的世界、普通的自由的生活里去,而自己仍然要回到一点不能疏忽、丝毫不能随便的生活里去,心中不免要产生一些感慨。而且要是一旦被捕的活,就会有四五年的监狱生活在等待着。不过,这些牺牲,要跟千百万工人,贫农在每天的生活中所作的牺牲比较起来,那简直是微不足道。我从自己的父母当了二十多年的贫苦农民尝尽痛苦的生活中,可以切身地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自己的牺牲,是为了解放千百万工农,避免他们付出巨大的牺牲所必不可少的牺牲。

可是,笠原还不能真正领会这个道理,更糟糕的是她把什么事都看成是“为我牺牲”.她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像我这样一个糊涂虫,就应该为你牺牲!”--可是我是一个根本没有个人生活的“我”,所以事情很清楚,为这样的一个“我”而牺牲,那是意味着什么。我是组织的一员,保卫组织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解放整个无产阶级的工作,我有义务要把这一工作进行到底。所以我必须要十分保重我自己。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伟大,也不是因为我是什么英雄。--笠原只知道个人生活,所以她只能用个人的尺度来衡量别人。

我跟笠原仔细地说了这个道理。她默默地听着。这天晚上,她以后一句话也没说,很快就睡了。

(作者:小林多喜二[日],卞立强 译。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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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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