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三)-激流网(三)

  这天晚上和S碰头的时候,跟他谈起昨天晚上的事,他说这样下去不行,于是给我筹措了租房子的钱。我已经找好了房子,决定等须山和伊藤给我弄来家具,马上就搬过去。起初我拿不定主意,不知道住在仓田工厂所在的地区内好不好。住在同一个地区,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可是,要是住到其他的地区去,交通费又发生困难。相比之下,当然还是其他的地区好,但是也说不定警察以为我已经逃到其他的地区去了。所以我想趁其不备,来个将计就计,就住在原来的地区也未尝不可。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据说有个同志经常在江东一带活动,可他却故意放出风声,说自己在城西一带出没。另一位现在已经去苏联的同志,听到这个同志采取这样的战术,认为并不高明,他说要是他的话,自己在江东活动,就放出自己在江东的风声。由于我在这个地区还没有被特务认出,再说又从工厂里歇了工,经济上没有了来源,因此还是决定在原来的地区找个住处。

租房子最好还是租小商人家的楼上,如果房东是一对老夫妇,那就更好。这些人跟我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对楼上房客的行动,理解很有限。要是住在一个半吊子知识分子的家里,他们一看你进进出出的情况和房间里的摆设,马上就会锐敏地嗅出我们和“常人”不一样的味道。只是警察这些家伙要常常到小商人之类的家里来查户口,而且查起来又很不客气,相比之下,对持门第高的人家就不一样,该去两次的只去一次,去了也只问一问:“有事没有?”我这次找的住处是一户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家。房东大婶子据说先前当过妓女,现在好像是什么人的侍妾。

  须山和伊藤给我张罗来了一副行李,好容易才安定下来,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唯一不足的地方,是楼下还住着一个房客,所以我第一件事就要了解他是个什么人。我下楼到便所去,正好那个人不在,他的房子的纸拉门敞开着,我首先朝他的书架子上瞅了一眼。——每当我搬到一个新住处。如果有同住的房客,我首先就采取这个办法。因为一瞅书架子。马上就可以估量出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人。——书架子上摆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书,大多是地理、历史之类,看来大概是哪个学校的教员。不过桌子上放了一本《日本文学全集》。我迅速地瞅了一眼,书是打开着的,正好翻到卷头,上面刊有片冈铁兵和叶山嘉树②等人的照片。但是这种书只有这一本,别的好像没有。
  在我们的同志当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好容易搬了一次家,可是却发现这家房东原来是在警察局里做事的。马上能发现房东的职业,那还算好的;而有时甚至过了一两个月还不清楚。因为我们是干这样工作的人,就连“您家先生是做什么的”这样简单的问题,也不能随便地问的。

  我向大婶打听了澡堂在什么地方,就出去作第二步调查。我手里拿着毛巾和肥皂,闲闲散散地走着。首先注意地看了看每天要经过的路旁两边人家的门牌。走过了五六家,在拐角上有一家名牌上写着“警视厅巡警×××”。但这是一家大宅院的后门,还不用十分担心。从澡堂出来,我调查了一下这附近一带的胡同和岔道,就回来了。一般来说,这个地区(其他地区说不定也是这样)的特点,是工厂区和有钱人的住宅区交错地紧联在一起。这一带尽管和仓田工厂同属一个地区,但是一出拥挤的大街,就是幽闲清静的住宅区,而且好在走完一条清静的长长的大路,马上紧接着既是热闹的大街,所以办完事回来,可以发现后面有没有人跟踪;出了家门马上可以走上热闹的大街,混进拥挤的人群。条件确实很好。

  我发现二楼上我的房间的窗子紧挨着晒台,而且一步就可以跨上邻居家的晒台,从那儿可以很容易地越过别人家的墙头。于是我准备买一双草鞋来放在晒台上,以便一打开窗子马上就可以穿上。麻烦的只是这一带人家简直就像《巴黎屋檐下》那样拥挤在一起,你稍一打开窗子,就有被周围五六家人家和租居在二楼上的房客们看到自己的危险。在没有弄清楚这些人家的职业之前,我只好呆在房间里,把四面窗子关得严严的。为了和房东拉拉闲话,我就下楼去了。我是想从闲谈里了解一下附近的情况。

  一打听,住在附近的,有在法律事务所工作的事务员,三味弦的教师,他楼上住的是股票经纪人,还有“临时女佣会”的女工,其他七八家都是公司的职员,有一家是这一带的财主,家里备有钢琴。搬来的当天晚上,就了解了邻近的这么多情况,确实是很大的收获。除了那些多嘴多舌的“临时女佣会”的女工,恐怕应该说周围的环境还算是不错的。

  不过,按过去的经验,还必须要准备一个另外的住处,以便秘密住所一旦遭到袭击,或者发现有可疑的迹象,马上能够有地方住。一个住所不管看起来是多么安全,但丝毫不意味着它永远安全。事实上在这很久以前的那个住所,刚搬过去的第二天,我从澡堂回来,就发现住所的门前站着一个穿西装的家伙。那里只有一条道,我发现了他的时候,已经走到了眼前,没法再后退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摇摆着身子,把湿毛巾挂到脑门上几乎要碰着眼睛的地方,嘴里吹着模糊记着的“我追求着幻影,在遥远遥远的地方……”的口哨,没有进住所就打门前过去了。穿西装的好似看了看我,但那种看法又令人感到有点不像是暗中监视人的样子。我走了一段,回头看了一看,那家伙还站在那儿,朝我这边望着。那天晚上我睡到一个同志的家里。这个同志是个很有经验的同志。据他判断,第一,监视人不会是这种的样子,第二,刚搬去两三天,不可能预先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跑来监视。第二天派人一调查,果然没有什么事。不过,不管怎么说,为了能够及时对付突然降临的灾难,做好第二步的准备总是必要的。在下一次出去联络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拜托了笠原。

  工作很快就恢复了。伊藤芳最近特别积极,因此决定让她填补了太田的空缺。当强烈的镇压风暴刮起的时候,表现出积极性的人是不多的。她虽然是高等学校①毕业的,由于长期不断地经历了工厂生活(虽然一直到处流动),身上早已没有以前的那种学生气了。自从被迫转入地下以后,她一直是打入工厂活动,曾经被捕过好多次,而这恰好锻炼了她。一般人一转入地下,就进入街头活动,就会脱离现实的工人生活的气氛,而这个伊藤却正好走着相反的道路。伊藤每次被捕,警察总是把她母亲叫去,让母亲把她领回家。而母亲每次总是求她:“这次你可别出去了。”可是在家里呆不到半天,她又跑出去。潜入地下,开始活动。即使是这样,她母亲一接到警察局的通知,说她女儿被捕了,要她上警察局去,她总是很高兴,在警察局里再三地道谢,把女儿领回来。大概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回家的时候,伊藤心里想,承担的工作越来越重要,今后恐怕不可能像过去那么容易放出警察局了,因此很少有地和母亲一起去了一趟澡堂。这里面暗含着要和母亲告别的意思。据说母亲在澡堂里一眼看到自己女儿的光身子,一下子就瘫软地坐在地上。原来伊藤的身子因为多次受刑拷打,遍体都是青紫的伤斑。据伊藤说,从此以后,母亲突然对自己的女儿同情起来,而且慢慢地开始理解自己的女儿了。母亲气愤地说,“警察把我女儿弄成这个样子,我再不向他们低头了!”以前伊藤交通费或生活费发生了困难,没有办法只好托人上母亲那儿去要钱,母亲总是说,要不回家就不给钱。可是打那次以后,要两块给四块,要五块给七八块,还叮嘱说:“不要惦记家!”母亲见人还这么说:“只不过为穷人干点事,就把一个无罪的姑娘打成这个样子。这肯定是警察方面不好!”假如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能争取到自己的一边来,那怎么能在工厂里把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伙伴组织起来呢?——如果说这话里包含着许多道理,那么像伊藤就是一个证明。她的那些争取群众的“办法”,确实叫我五体投地。她稍为有一点空闲,就跑到浅草去看歌舞剧,看国产的电影,或者读无产阶级小说。而她在争取群众的时候,能马上把这些看过的东西拿来作为话题,巧妙地加以利用。(这是题外的话,她长着一副漂亮的面孔,很引人注目。男工们放工回家的时候,即使她不开口,也会有人拉着她到白木屋的分公司或松坂屋②去,给她买各色各样的东西。她对这样的机会,也能非常沉着地很好地加以利用。)

  她是一个直率的姑娘,很能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她对于通过自己过去几十次的经验所获得的工作方法,却像一块顽石似地坚持。现在正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尤其是仓田工厂八百名工人中百分之七十是女工,其意义就更大了。

  除了仓田工厂的工作外,我还担任“地方委员会”的工作。胡子被捕的事,差不多是确实无疑了,我还必须承担他的一部分工作。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不过,秘密住所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不必过工厂的生活了。所以我可以充裕地制定自己的日常生活计划,比以往更加精力充沛地去从事工作。

 以前在工厂的时候,可以了解厂子里每天每天的“动态”,并且马上能反映到第二天的传单里去。现在这些工作都让须山和伊藤去负责了。起初我还担心脱离工厂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可是现在由于和须山他们在组织上保持密切的联系,不但没有浮在表面;有意义的是,离得远一点,反倒了解到须山和伊藤(也包括以前的我)只被眼面前的事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而不能进一步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那时看起来好像观察的非常仔细,其实应该说是在一个固定的框框里坐井观天。当然,这还由于我担当了便于展望全局的“地方委员会”之类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体会到没有必要担心自己会漂浮在上面。

  我首先注意到一种倾向,在这样一个八百人的工厂里,仅有由四五个人组成的支部在拼命(确实是拚命!)地工作。当然,尽管说是四五个人,如果没有这四五个人的支部在拚命地工作,那就不可能把整个厂子推动起来。但是,这四五个人要想努力工作来推动全厂,就必须要具体地来研究如何和厂子里的群众组织相结合(或者建立这样的组织,在里面活动)。如果不考虑这样做的具体计划,那就仍然只是这四五个人在唱独脚戏,就不会有任何发展的可能。而实际上临时工中的女工们,认为她们好不容易互相认识了,马上又要四分五散,各奔东西,觉得“同舟过渡也是前生的缘分”,因此正准备建立一个临时工的“友谊会”之类的团体。临时工和正式工因工资和待遇的问题,关系不好,那是厂方故意制造的,而其中有些人也因“同病相怜,互相关照”结成了朋友。尽管这只是少数一两个例子,但是,如果支部懂得怎样努力把这些自发的东西加以扩大和组织起来,并在里面(不是只在自己的四五个人当中)做工作,那末在最近即将有六百人就要被解雇的时候,把全厂发动起来,也决不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仓田工厂是个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和飞艇外壳的军需工厂。在战争时期,在这样的厂子进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那是自不待说的了。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就把组织工作的重点放在军需工厂(主要是金属和化学工厂)和交通运输企业(这是运输军队和军火的)来开展工作。这也是我和须山、太田、伊藤等人打进仓田工厂的原因。问题是我们都是临时工,不到半个月就要被解雇。我们必须在这期间让组织多少扎下一点根。因此就必须争取正式工。能争取到他们,即使我们被解雇了,也可以依靠从外面和遗留下来的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系,毫无障碍地继续开展工作。所以我们决定的方针是:不管在怎样小的问题上,都要经常让正式工和临时工接触,促进他们结合起来。而同时也要重视临时工的组织工作。因为他们这些人在被解雇之后,又要去寻找另外的工厂,进入不同的单位,是所谓的“种子”。所以从始到终决不能脱离每一个临时工。——在解雇之前的极短的时间内,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些工作。
  两三天之后,我和须山进行街头联络的时候,只见须山怪摸怪样地摆着胳膊从对面走过来。他这个人一有什么事情,总是要做出这副样子,就好像等不及见面之后慢慢地谈,而首先在动作上表现出来。我心里想:又出了什么事啦!我刚拐进路旁的一条小胡同,按规定本来是要再拐一条胡同,然后我们才走在一起,而须山却小跑着赶上来,从背后叫了我一声说:“太田来信啦!”
  我心里想,果然不出所料。
  据说信是在拘留所里托一个流氓捎出来的。从仓田工厂一走上电车道,那一带都是“花柳街”;夹着电车道两旁的小胡同里,是一排排带有圆形小窗的妓院。一到晚上,这儿就成了夜市,热闹非常。在这一带横行霸道的是一些叫做“某某”帮的某某把头(流氓)。而有个浑名叫作“疯子”的流氓,曾经因威胁罪而被N警察局抓了起来,偶然和太田关在一个牢房。所以当这个“疯子”流氓放出来的时候,太田就托他把这封信交给了我们所认识的T。
  据信里说,警察正在加紧追捕我,甚至还知道我戴的是宽边眼镜,还说像我这种角色,只要稍为花点钱,马上就能把我抓到,因此希望我要特別注意。
  听到这些话,我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太田把什么都说了,我才受到警察的追捕。”
  须山也笑着说,“是呀,特务竟然知道你戴没戴宽边眼镜。他们没有见过你,那怎么会知道呀?!”
我们认为太田写这封信完全是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解。比这更要紧的,我们倒是想知道太田在警察局里究竟供认了些什么,供认到什么程度。我们必须根据这些立即制定对付的办法。我认为太田这么一来,肯定很快就会放出来,对于采取这种态度的家伙,一定要十分注意。
  但是在工厂里,太田是在干活的时候给抓走的。就凭这一点也给厂子里带来了不小的波动。大家了解到以前为他们带传单进来的原来就是太田,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而且还明白了以前动辄就被工头说成是“豺狼虎豹”,说成是“卖国贼”的“可怕的”共产党,原来竟是太田,原来以为共产党是在自己看不见的遥远的地方,现在明白了原来就是每天跟自己一起拿熨斗熨降落伞的太田。——这些事太出乎意外了,大伙儿都感到吃惊。伊藤芳立即抓住这个“太田事件”,在工人中这么宣传说:“太田经常关心咱们女工的事,现在他给抓走了,咱们应该用工厂部分工人的名义,到警察局给他送点什么东西吧!”于是募集了一些现款和物品。大约有七个人出了钱,其中还有个据说是喜欢太田的女工。伊藤芳从太田的事谈到传单,谈到工厂的活儿,终于争取了七八个女工。她根据自己长期工厂生活的经验,懂得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群众就会跟上来;再说降落伞车间几乎全是女工,而太田在那儿是颇得“好评”的。她也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她从这八个人当中挑了几个比较积极的女工,打出“仓田工厂部分女工”的名义,上警察局去给太田送东西。送的东西有裤衩、衬衣、夹衣、带子、手巾和手纸,另外还有一块钱现款。警察局让这个拿东西的女工稍等了一会儿,然后有个警察跑出来说,太田感谢大家的盛情,但他有顾虑,不能接受这些东西。因此要她们带回去。这个女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和其他同去的四五个女工把这些东西又带回来了。而伊藤自己过去关押在警察局里的时候,曾经被警察要弄过这种骗人的鬼把戏,因此她又跑到警察局去了一次,硬把这些东西留在那儿。可是,后来她从须山那儿听到太田的情况,简直把她气坏了。
  像太田这种家伙,说不定会以为自己的变节和卑躬屈膝只是他个人的事,却不知道会给许多工人的心灵上带来了多大的阴影。他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是个投降主义分子,是叛徒。他要是说出了警察还不知道的我的部署和今后的行动计划,我和仓田工厂的同志们今后要进行的工作,将会困难十倍。——我们就是这样,不仅从敌人那儿,而且还要遭到自己内部的“蜕化分子”的交叉火力的攻击。那天我的交通费不够,只好走着回去。一路上我的神经显得异常敏感,碰到的每个人,都觉得好像是特务。我不断地回头注意着身后。特务们想要抓住我,一定会根据太田的口供在这个地区严密戒备的。据胡子说(他以前对我说过),他们抓住咱们一个人,就可以领到五十块钱。他们在这种诱饵的引诱下,一定在千方百计地搜捕我。——不过,我又想到,我这么心神不定,是很危险的。我可不能被他们抓住!于是我走进一家卖小豆年糕汤的铺子,让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然后才回了家。
  我们是没有所谓退路的。我们的按个生命都献给了党的工作。这跟做公开工作的人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状况下碰上了这样的背叛行为,我们的整个身心都感到愤怒和憎恨。现在,我们没有可以称之为“私人生活”的东西,所以我们是用整个生命的感情(如果可以使用这样的语言的话)来愤怒,来憎恨。
  也许我是气糊涂了。平常出入寓所,我总是要正正经经地给房东大婶打个招呼。而这次我连这个也忘了,就直接跑上楼去了。一坐到桌子面前,就脱口骂了一声“浑蛋”!
在这以后,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跟笠原突然亲近起来了。凡是托她的事,不论是什么事,她都——地满足我的要求。由于太田叛变了,我决定最近搬到别的地区去。但我不能到处去找房子,因此拜托了笠原。这时我就联想到和笠原同居。为了切实地,长期地把地下工作坚持下去,这样做也有好处。
  一个单身汉住在寓所里,不到哪儿去工作,而且每天一到晚上就外出,——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人家怀疑了。以前在工厂里做工的时候,问题还不大。而现在一个晚上平均有三四次联络,尤其是有的时候中间还有一个来小时的空隙,又不能在外面逛荡,只好先回家,然后再出来。这时候,房东大婶马上就露出一脸怀疑的脸色来。大婶的那副疑心的脸色,就好似说:这家伙靠什么吃饭呀?警察来查户口的时候,她要是说出是这么一种情况,马上就有极发觉的危险。
  笠原在公司里工作,早晨上班走时,要是能跟她同居,即便人家看着我好像整天游游逛逛,也会说我是靠老婆的薪水过日子。社会上总是只信任有固定职业的人。因此我就问笠原能不能跟我住到一起。她一听这话,突然睁大着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我。但是什么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我催她回答我。她还是不言语。那天她到底什么也没说就回去了。
  第二次跟笠原见面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过那样毕恭毕敬地跪坐在我的面前。她紧缩肩头,两手放在膝头上,身子僵直着,那样子实在是拘谨极了。回想在她那儿过夜的第二天早晨,刚一步跨出门外,她就用一种爽朗的男人腔调大声地说:“啊——,臭老婆子!”而现在这种女人气一点儿也看不到了。我奇异地看着她。
  我们谈了各种事情。但是话头一断,她就显得局促不安起来。我们俩都回避上次的谈话,尽量把它往后拖。事情谈完之后,我终于提起那件事,她说她是下定了决心才来的。

在这以后,我和笠原很快就一起搬到新的住处去了。那儿离仓田工厂虽然稍为远一点,但须山和伊藤还有着可以公开坐电车、走路的“身份”,因此就让他们上我这儿来。这样既能够节省交通费,也减少了路上的危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