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三）

（三）

这天晚上和S碰头的时候，跟他谈起昨天晚上的事，他说这样下去不行，于是给我筹措了租房子的钱。我已经找好了房子，决定等须山和伊藤给我弄来家具，马上就搬过去。起初我拿不定主意，不知道住在仓田工厂所在的地区内好不好。住在同一个地区，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可是，要是住到其他的地区去，交通费又发生困难。相比之下，当然还是其他的地区好，但是也说不定警察以为我已经逃到其他的地区去了。所以我想趁其不备，来个将计就计，就住在原来的地区也未尝不可。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据说有个同志经常在江东一带活动，可他却故意放出风声，说自己在城西一带出没。另一位现在已经去苏联的同志，听到这个同志采取这样的战术，认为并不高明，他说要是他的话，自己在江东活动，就放出自己在江东的风声。由于我在这个地区还没有被特务认出，再说又从工厂里歇了工，经济上没有了来源，因此还是决定在原来的地区找个住处。

租房子最好还是租小商人家的楼上，如果房东是一对老夫妇，那就更好。这些人跟我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对楼上房客的行动，理解很有限。要是住在一个半吊子知识分子的家里，他们一看你进进出出的情况和房间里的摆设，马上就会锐敏地嗅出我们和“常人”不一样的味道。只是警察这些家伙要常常到小商人之类的家里来查户口，而且查起来又很不客气，相比之下，对持门第高的人家就不一样，该去两次的只去一次，去了也只问一问：“有事没有？”我这次找的住处是一户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家。房东大婶子据说先前当过妓女，现在好像是什么人的侍妾。

须山和伊藤给我张罗来了一副行李，好容易才安定下来，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唯一不足的地方，是楼下还住着一个房客，所以我第一件事就要了解他是个什么人。我下楼到便所去，正好那个人不在，他的房子的纸拉门敞开着，我首先朝他的书架子上瞅了一眼。——每当我搬到一个新住处。如果有同住的房客，我首先就采取这个办法。因为一瞅书架子。马上就可以估量出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人。——书架子上摆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书，大多是地理、历史之类，看来大概是哪个学校的教员。不过桌子上放了一本《日本文学全集》。我迅速地瞅了一眼，书是打开着的，正好翻到卷头，上面刊有片冈铁兵和叶山嘉树②等人的照片。但是这种书只有这一本，别的好像没有。
在我们的同志当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好容易搬了一次家，可是却发现这家房东原来是在警察局里做事的。马上能发现房东的职业，那还算好的；而有时甚至过了一两个月还不清楚。因为我们是干这样工作的人，就连“您家先生是做什么的”这样简单的问题，也不能随便地问的。

我向大婶打听了澡堂在什么地方，就出去作第二步调查。我手里拿着毛巾和肥皂，闲闲散散地走着。首先注意地看了看每天要经过的路旁两边人家的门牌。走过了五六家，在拐角上有一家名牌上写着“警视厅巡警×××”。但这是一家大宅院的后门，还不用十分担心。从澡堂出来，我调查了一下这附近一带的胡同和岔道，就回来了。一般来说，这个地区（其他地区说不定也是这样）的特点，是工厂区和有钱人的住宅区交错地紧联在一起。这一带尽管和仓田工厂同属一个地区，但是一出拥挤的大街，就是幽闲清静的住宅区，而且好在走完一条清静的长长的大路，马上紧接着既是热闹的大街，所以办完事回来，可以发现后面有没有人跟踪；出了家门马上可以走上热闹的大街，混进拥挤的人群。条件确实很好。

我发现二楼上我的房间的窗子紧挨着晒台，而且一步就可以跨上邻居家的晒台，从那儿可以很容易地越过别人家的墙头。于是我准备买一双草鞋来放在晒台上，以便一打开窗子马上就可以穿上。麻烦的只是这一带人家简直就像《巴黎屋檐下》那样拥挤在一起，你稍一打开窗子，就有被周围五六家人家和租居在二楼上的房客们看到自己的危险。在没有弄清楚这些人家的职业之前，我只好呆在房间里，把四面窗子关得严严的。为了和房东拉拉闲话，我就下楼去了。我是想从闲谈里了解一下附近的情况。

一打听，住在附近的，有在法律事务所工作的事务员，三味弦的教师，他楼上住的是股票经纪人，还有“临时女佣会”的女工，其他七八家都是公司的职员，有一家是这一带的财主，家里备有钢琴。搬来的当天晚上，就了解了邻近的这么多情况，确实是很大的收获。除了那些多嘴多舌的“临时女佣会”的女工，恐怕应该说周围的环境还算是不错的。

不过，按过去的经验，还必须要准备一个另外的住处，以便秘密住所一旦遭到袭击，或者发现有可疑的迹象，马上能够有地方住。一个住所不管看起来是多么安全，但丝毫不意味着它永远安全。事实上在这很久以前的那个住所，刚搬过去的第二天，我从澡堂回来，就发现住所的门前站着一个穿西装的家伙。那里只有一条道，我发现了他的时候，已经走到了眼前，没法再后退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摇摆着身子，把湿毛巾挂到脑门上几乎要碰着眼睛的地方，嘴里吹着模糊记着的“我追求着幻影，在遥远遥远的地方……”的口哨，没有进住所就打门前过去了。穿西装的好似看了看我，但那种看法又令人感到有点不像是暗中监视人的样子。我走了一段，回头看了一看，那家伙还站在那儿，朝我这边望着。那天晚上我睡到一个同志的家里。这个同志是个很有经验的同志。据他判断，第一，监视人不会是这种的样子，第二，刚搬去两三天，不可能预先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跑来监视。第二天派人一调查，果然没有什么事。不过，不管怎么说，为了能够及时对付突然降临的灾难，做好第二步的准备总是必要的。在下一次出去联络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拜托了笠原。

工作很快就恢复了。伊藤芳最近特别积极，因此决定让她填补了太田的空缺。当强烈的镇压风暴刮起的时候，表现出积极性的人是不多的。她虽然是高等学校①毕业的，由于长期不断地经历了工厂生活（虽然一直到处流动），身上早已没有以前的那种学生气了。自从被迫转入地下以后，她一直是打入工厂活动，曾经被捕过好多次，而这恰好锻炼了她。一般人一转入地下，就进入街头活动，就会脱离现实的工人生活的气氛，而这个伊藤却正好走着相反的道路。伊藤每次被捕，警察总是把她母亲叫去，让母亲把她领回家。而母亲每次总是求她：“这次你可别出去了。”可是在家里呆不到半天，她又跑出去。潜入地下，开始活动。即使是这样，她母亲一接到警察局的通知，说她女儿被捕了，要她上警察局去，她总是很高兴，在警察局里再三地道谢，把女儿领回来。大概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回家的时候，伊藤心里想，承担的工作越来越重要，今后恐怕不可能像过去那么容易放出警察局了，因此很少有地和母亲一起去了一趟澡堂。这里面暗含着要和母亲告别的意思。据说母亲在澡堂里一眼看到自己女儿的光身子，一下子就瘫软地坐在地上。原来伊藤的身子因为多次受刑拷打，遍体都是青紫的伤斑。据伊藤说，从此以后，母亲突然对自己的女儿同情起来，而且慢慢地开始理解自己的女儿了。母亲气愤地说，“警察把我女儿弄成这个样子，我再不向他们低头了！”以前伊藤交通费或生活费发生了困难，没有办法只好托人上母亲那儿去要钱，母亲总是说，要不回家就不给钱。可是打那次以后，要两块给四块，要五块给七八块，还叮嘱说：“不要惦记家！”母亲见人还这么说：“只不过为穷人干点事，就把一个无罪的姑娘打成这个样子。这肯定是警察方面不好！”假如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能争取到自己的一边来，那怎么能在工厂里把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伙伴组织起来呢？——如果说这话里包含着许多道理，那么像伊藤就是一个证明。她的那些争取群众的“办法”，确实叫我五体投地。她稍为有一点空闲，就跑到浅草去看歌舞剧，看国产的电影，或者读无产阶级小说。而她在争取群众的时候，能马上把这些看过的东西拿来作为话题，巧妙地加以利用。（这是题外的话，她长着一副漂亮的面孔，很引人注目。男工们放工回家的时候，即使她不开口，也会有人拉着她到白木屋的分公司或松坂屋②去，给她买各色各样的东西。她对这样的机会，也能非常沉着地很好地加以利用。）

她是一个直率的姑娘，很能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她对于通过自己过去几十次的经验所获得的工作方法，却像一块顽石似地坚持。现在正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尤其是仓田工厂八百名工人中百分之七十是女工，其意义就更大了。

除了仓田工厂的工作外，我还担任“地方委员会”的工作。胡子被捕的事，差不多是确实无疑了，我还必须承担他的一部分工作。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不过，秘密住所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不必过工厂的生活了。所以我可以充裕地制定自己的日常生活计划，比以往更加精力充沛地去从事工作。

以前在工厂的时候，可以了解厂子里每天每天的“动态”，并且马上能反映到第二天的传单里去。现在这些工作都让须山和伊藤去负责了。起初我还担心脱离工厂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可是现在由于和须山他们在组织上保持密切的联系，不但没有浮在表面；有意义的是，离得远一点，反倒了解到须山和伊藤（也包括以前的我）只被眼面前的事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而不能进一步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那时看起来好像观察的非常仔细，其实应该说是在一个固定的框框里坐井观天。当然，这还由于我担当了便于展望全局的“地方委员会”之类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体会到没有必要担心自己会漂浮在上面。

我首先注意到一种倾向，在这样一个八百人的工厂里，仅有由四五个人组成的支部在拼命（确实是拚命！）地工作。当然，尽管说是四五个人，如果没有这四五个人的支部在拚命地工作，那就不可能把整个厂子推动起来。但是，这四五个人要想努力工作来推动全厂，就必须要具体地来研究如何和厂子里的群众组织相结合（或者建立这样的组织，在里面活动）。如果不考虑这样做的具体计划，那就仍然只是这四五个人在唱独脚戏，就不会有任何发展的可能。而实际上临时工中的女工们，认为她们好不容易互相认识了，马上又要四分五散，各奔东西，觉得“同舟过渡也是前生的缘分”，因此正准备建立一个临时工的“友谊会”之类的团体。临时工和正式工因工资和待遇的问题，关系不好，那是厂方故意制造的，而其中有些人也因“同病相怜，互相关照”结成了朋友。尽管这只是少数一两个例子，但是，如果支部懂得怎样努力把这些自发的东西加以扩大和组织起来，并在里面（不是只在自己的四五个人当中）做工作，那末在最近即将有六百人就要被解雇的时候，把全厂发动起来，也决不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仓田工厂是个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和飞艇外壳的军需工厂。在战争时期，在这样的厂子进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那是自不待说的了。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就把组织工作的重点放在军需工厂（主要是金属和化学工厂）和交通运输企业（这是运输军队和军火的）来开展工作。这也是我和须山、太田、伊藤等人打进仓田工厂的原因。问题是我们都是临时工，不到半个月就要被解雇。我们必须在这期间让组织多少扎下一点根。因此就必须争取正式工。能争取到他们，即使我们被解雇了，也可以依靠从外面和遗留下来的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系，毫无障碍地继续开展工作。所以我们决定的方针是：不管在怎样小的问题上，都要经常让正式工和临时工接触，促进他们结合起来。而同时也要重视临时工的组织工作。因为他们这些人在被解雇之后，又要去寻找另外的工厂，进入不同的单位，是所谓的“种子”。所以从始到终决不能脱离每一个临时工。——在解雇之前的极短的时间内，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些工作。
两三天之后，我和须山进行街头联络的时候，只见须山怪摸怪样地摆着胳膊从对面走过来。他这个人一有什么事情，总是要做出这副样子，就好像等不及见面之后慢慢地谈，而首先在动作上表现出来。我心里想：又出了什么事啦！我刚拐进路旁的一条小胡同，按规定本来是要再拐一条胡同，然后我们才走在一起，而须山却小跑着赶上来，从背后叫了我一声说：“太田来信啦！”
我心里想，果然不出所料。
据说信是在拘留所里托一个流氓捎出来的。从仓田工厂一走上电车道，那一带都是“花柳街”；夹着电车道两旁的小胡同里，是一排排带有圆形小窗的妓院。一到晚上，这儿就成了夜市，热闹非常。在这一带横行霸道的是一些叫做“某某”帮的某某把头（流氓）。而有个浑名叫作“疯子”的流氓，曾经因威胁罪而被N警察局抓了起来，偶然和太田关在一个牢房。所以当这个“疯子”流氓放出来的时候，太田就托他把这封信交给了我们所认识的T。
据信里说，警察正在加紧追捕我，甚至还知道我戴的是宽边眼镜，还说像我这种角色，只要稍为花点钱，马上就能把我抓到，因此希望我要特別注意。
听到这些话，我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太田把什么都说了，我才受到警察的追捕。”
须山也笑着说，“是呀，特务竟然知道你戴没戴宽边眼镜。他们没有见过你，那怎么会知道呀？！”
我们认为太田写这封信完全是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解。比这更要紧的，我们倒是想知道太田在警察局里究竟供认了些什么，供认到什么程度。我们必须根据这些立即制定对付的办法。我认为太田这么一来，肯定很快就会放出来，对于采取这种态度的家伙，一定要十分注意。
但是在工厂里，太田是在干活的时候给抓走的。就凭这一点也给厂子里带来了不小的波动。大家了解到以前为他们带传单进来的原来就是太田，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而且还明白了以前动辄就被工头说成是“豺狼虎豹”，说成是“卖国贼”的“可怕的”共产党，原来竟是太田，原来以为共产党是在自己看不见的遥远的地方，现在明白了原来就是每天跟自己一起拿熨斗熨降落伞的太田。——这些事太出乎意外了，大伙儿都感到吃惊。伊藤芳立即抓住这个“太田事件”，在工人中这么宣传说：“太田经常关心咱们女工的事，现在他给抓走了，咱们应该用工厂部分工人的名义，到警察局给他送点什么东西吧！”于是募集了一些现款和物品。大约有七个人出了钱，其中还有个据说是喜欢太田的女工。伊藤芳从太田的事谈到传单，谈到工厂的活儿，终于争取了七八个女工。她根据自己长期工厂生活的经验，懂得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群众就会跟上来；再说降落伞车间几乎全是女工，而太田在那儿是颇得“好评”的。她也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她从这八个人当中挑了几个比较积极的女工，打出“仓田工厂部分女工”的名义，上警察局去给太田送东西。送的东西有裤衩、衬衣、夹衣、带子、手巾和手纸，另外还有一块钱现款。警察局让这个拿东西的女工稍等了一会儿，然后有个警察跑出来说，太田感谢大家的盛情，但他有顾虑，不能接受这些东西。因此要她们带回去。这个女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和其他同去的四五个女工把这些东西又带回来了。而伊藤自己过去关押在警察局里的时候，曾经被警察要弄过这种骗人的鬼把戏，因此她又跑到警察局去了一次，硬把这些东西留在那儿。可是，后来她从须山那儿听到太田的情况，简直把她气坏了。
像太田这种家伙，说不定会以为自己的变节和卑躬屈膝只是他个人的事，却不知道会给许多工人的心灵上带来了多大的阴影。他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是个投降主义分子，是叛徒。他要是说出了警察还不知道的我的部署和今后的行动计划，我和仓田工厂的同志们今后要进行的工作，将会困难十倍。——我们就是这样，不仅从敌人那儿，而且还要遭到自己内部的“蜕化分子”的交叉火力的攻击。那天我的交通费不够，只好走着回去。一路上我的神经显得异常敏感，碰到的每个人，都觉得好像是特务。我不断地回头注意着身后。特务们想要抓住我，一定会根据太田的口供在这个地区严密戒备的。据胡子说（他以前对我说过），他们抓住咱们一个人，就可以领到五十块钱。他们在这种诱饵的引诱下，一定在千方百计地搜捕我。——不过，我又想到，我这么心神不定，是很危险的。我可不能被他们抓住！于是我走进一家卖小豆年糕汤的铺子，让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然后才回了家。
我们是没有所谓退路的。我们的按个生命都献给了党的工作。这跟做公开工作的人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状况下碰上了这样的背叛行为，我们的整个身心都感到愤怒和憎恨。现在，我们没有可以称之为“私人生活”的东西，所以我们是用整个生命的感情（如果可以使用这样的语言的话）来愤怒，来憎恨。
也许我是气糊涂了。平常出入寓所，我总是要正正经经地给房东大婶打个招呼。而这次我连这个也忘了，就直接跑上楼去了。一坐到桌子面前，就脱口骂了一声“浑蛋”！
在这以后，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跟笠原突然亲近起来了。凡是托她的事，不论是什么事，她都——地满足我的要求。由于太田叛变了，我决定最近搬到别的地区去。但我不能到处去找房子，因此拜托了笠原。这时我就联想到和笠原同居。为了切实地，长期地把地下工作坚持下去，这样做也有好处。
一个单身汉住在寓所里，不到哪儿去工作，而且每天一到晚上就外出，——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人家怀疑了。以前在工厂里做工的时候，问题还不大。而现在一个晚上平均有三四次联络，尤其是有的时候中间还有一个来小时的空隙，又不能在外面逛荡，只好先回家，然后再出来。这时候，房东大婶马上就露出一脸怀疑的脸色来。大婶的那副疑心的脸色，就好似说：这家伙靠什么吃饭呀？警察来查户口的时候，她要是说出是这么一种情况，马上就有极发觉的危险。
笠原在公司里工作，早晨上班走时，要是能跟她同居，即便人家看着我好像整天游游逛逛，也会说我是靠老婆的薪水过日子。社会上总是只信任有固定职业的人。因此我就问笠原能不能跟我住到一起。她一听这话，突然睁大着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我。但是什么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我催她回答我。她还是不言语。那天她到底什么也没说就回去了。
第二次跟笠原见面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过那样毕恭毕敬地跪坐在我的面前。她紧缩肩头，两手放在膝头上，身子僵直着，那样子实在是拘谨极了。回想在她那儿过夜的第二天早晨，刚一步跨出门外，她就用一种爽朗的男人腔调大声地说：“啊——，臭老婆子！”而现在这种女人气一点儿也看不到了。我奇异地看着她。
我们谈了各种事情。但是话头一断，她就显得局促不安起来。我们俩都回避上次的谈话，尽量把它往后拖。事情谈完之后，我终于提起那件事，她说她是下定了决心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