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仓田工厂撒了一次公开由“党”署名的传单之后，早晚的上下工一下紧张起来。因为时期是这样的时期，制造的产品又是这样的产品，所以厂方开始慌乱起来，有一天早晨，在我身旁干活的一个女工，“啊呀”地尖叫了一声跑了进来。原来在工厂大门的旁边有一个仓库，库门经常是敞开着，里面黑洞洞的。这个女工跟平常一样从那里经过时，一个头上蒙着黑衣服的“东西”在角落里蠕动。后来才知道那是门卫。由这件事也可以了解他们是怎样地惊慌。
战争开始以来。厂子里年轻的工人一批一批地上了前线，而另一方面，制造军需品的活儿又突然增多起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哪一家厂子都不得不开始雇用大批的工人。过去就是雇用一个工人也要经过严格的调查，没有保人还不行。可是战争开始以后，他们不能这样做了。我们就是瞅准这个机会进来的。当然啰，在这样的情况下，雇进来也只算是临时工，而且从厂方的角度来看，以国家“非常时期”的名义来雇用大批临时工，比起雇用正式工，结果将有利于降低整个工人的工资。不过这对他们有利也有弊，因此才不得不干出这种愚蠢而又无耻的勾当，竟然让门卫头上蒙着黑衣服来对工人进行监视。
蒙黑衣服的暂且不说，暗中盯着我的是便衣特务。各个警察局都在传阅着我的照片。当然，我现在是化了装，但也不能疏忽大意。有一个同志，就因为警察局里有他一张十三年前照的照片，结果让一个从来未见过他的特务抓住了。有的同志劝我彻底“转入地下”。这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在工厂外面去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困难要增添百倍，而且得不到百分之一的效果。即使和工厂里的同志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我们所谓的“转入地下”,当然不是隐居起来的意思，也不是单纯躲藏起来，或者是四处逃窜。不了解的人也许会这么想。如果“特入地下”是这么一回事，倒不如老老实实地让他们抓住，一声不吭地呆在拘留所里，反而要痛快百倍。所谓“转入地下”,目的是为了掩蔽自己，免遭敌人的攻击，从而可以更加大胆、坚决地去进行斗争。当然，从便于工作或其他方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合法地进行斗争。所以我跟太田他们说，要尽可能长期保住合法性。从过个意义上说，所谓“转入地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决不是自己要转入地下，而是被他们逼着转入地下。·······
在目前这样的扰况下，我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确是危险，早晚上下工对付便衣特务就很够呛。幸好最近站在那儿的特务经常是同一个家伙，有时老远一看是另外一个人，自己就要放慢脚步，重新把帽沿往下拉一拉，走近他之前，要弄清楚是不是自己所认识的特务。第一道关口通过之后，下面就是门卫老爷的检查。带传单进厂子的人一定不能在这里让他们抓住。太田一向是派女同志带传单。据太田说：“务必要放在女人的肚脐眼下面，这样最安全。”那些家伙似乎还没有无耻到连那种地方也要搜查的地步。
第二天早晨，一打开装工作服的箱子，传单果然放在里面。波涛似的感情像闪电一样传遍了全身。走进车间一看，旁边的一个女工正在念着传单。她像小学生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碰到不认识的字，就用小指搔搔头。她一见我就问：“这会是真的吗？”她是指关于发十块钱津贴的事。
我说：“不但是真的，而且是真得很啦！”
那女工就说：“真叫人可恨！”
在工厂里，我已经受到大伙儿的注意，认为我“好像是那种人”[1].不管有没有传单撒进厂里，只要是大伙儿在纷纷议论厂子里的事，不管是大事小事，我总是要积极插进嘴去，想办法把大伙儿引向正确的方向。我们应当在平时就取得群众的信任，使大伙儿相信一旦有事，是站在他们斗争的前头。所以我们应当领导群众运动，把大多数工人都争取到我们的一边。以前在厂子里搞的是关门主义，是偷偷地把工人一个一个地吸收进我们的队伍。通过以后的实践，才明白这样的做法永远不可能使运动取得群众的基础。
离开工还有一点点时间。大伙儿都围在工作台前互相议论。我正想走过去，工头跑进来了说：“谁拿了传单，交出来！”大家都无意识地把传单藏了起来。
“藏起来，对你们可没有好处！”工头对我旁边的一个女工说：“你快给拿出来！ ”
女工顺从地从衣带里把传单拿了出来。
“把这样危险的东西，当作宝贝这么藏起来。一一有你这样的家伙吗？！ ”工头苦笑着这也说。
“不过，厂子里也搞的太厉害了，大叔！ ”
“所以嘛，所以我说传单就是不好嘛！”
“是吗？那末歇工的时候，真能发十块钱吗？”
这一下把工头问住了，他说：
“这我哪知道，你问厂里去！”
“大叔，什么时候你不也说过要发吗！嗨，看来传单上说的还是真的呀！”
给女工这么一说，车间里的人全都罢笑了起来。
“啊哟啊哟！说的好呀！ ”不知是谁这么说。
工头的脸下子涨得通红，慌忙擦着鼻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怒气冲冲地出去了。——我们第三工房的人，这一下子可大声哄笑起来了。这件事虽小，可是这么一来，工头这小子忘了向其他的人收传单就溜掉了。
这天开工之后不到一小时，我听说太田从工厂里给抓走了。看来是带进传单的事给发觉了。
最要紧的是太田知道我的秘密住所。
他以前跟我说过，要是出了事，他只坚持三天。我问他三天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他说大家都是这么说。那时候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坚持三天”好象已经变成了一个规律。我记得当时我们还继续开了一些玩笑，可是我突然感到太田什么地方有一种弱点。听到太田被捕的时候，首先闪现在我脑子里的就是这件事。
我认识的一个同志，和他同住的人被捕了，而他还漫不在乎地住在原来的秘密住所里。我和其他的同志都劝他必须马上转移，可是这个同志认为这是大惊小怪。果然不出所料，第五天上秘密住所就遭到了袭击。当时这个同志从窗户里往外跳。跳是跳出去了，可是把脚摔坏了。警察怕他半路上逃跑，把他脱得光光地给逮走了。他进了警察局的拘留所，一眼看到先前被捕的那个人，就大骂他是“浑蛋！草包！” 可是据说那个家伙认为自己已经被捕了，你还稀里糊涂地不逃走，所以反而想要说他是“草包”。后来这个同志出来了的时候，我们跟他说：“可不是没有对你说过，你明明知道的而麻痹大意给抓住了，这可是组织纪律问题啰！”而他反驳说：“那是因为那小子（先被捕的那个家伙）给说出来的。在敌人的面前，哪怕是吐出一个字，那才是组织纪律问题！ ”事实上这个同志在审讯中确实是什么也没说。对这个同志来说，他从来就挂没有考虑过自己要说出什么，所以也就没有想过别人会说出什么，因此才“稀里糊涂”地呆在秘密住所里不走。当时我比谁都感到这些话刺到了自己最痛的地方。我要别人从秘密住所里逃走，这就等于承认自己如果被捕，不出三四天也会供出秘密住所；等于自我承认了这种失败主义的情绪。而这种态度是和一个布尔什维克毫不相干的。从此以后，我们就给自己规定了一项任务，要以这个同志的态度作为尺子来衡量自己。可是现在面前摆着这么一个不可靠的太田，我可不能在秘密住所里装作“稀里糊涂”（尽管这是从好意来理解），我必须要马上转移住处。
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把秘密住所告诉任何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例——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志，他把自己的住处告诉了七个人，让他们在自己的住处出入，而且这七个人当中，还不都是同志，有的甚至仅仅是“同情人”,结果这个好同志的秘密住所遭到了袭击。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我们是在夸称世界最完备的警察网的追捕中进行活动。
好在太田还不认识须山和伊藤芳。为了进行工作方便，我曾经打算要告诉太田，说这两个人是我们所信任的同志。但当时考虑到种种的后果，一来是要防止在受到镇压时牵连的范围过大；另外也注意到单纯依靠某某某是自己人这种个人关系来进行工作，是一种危险的简单化的做法，因此才作罢了。
从厂里放工回家的时候，我和须由、伊藤芳一起，在一家卖年糕小豆汤的铺子里作了紧急商谈。结果决定我马上（今天晚上）搬家；厂里情况未弄清之前暂不上工；另外和留下的同志保持更密切的联系，以后再采取第二步、第三步措施。过去在许多同志，就因为抱着“今天恐怕还不要紧”、“哪能会出这种事”的想法，结果出了大问题。我们三人协商好，以上三件事是作为工厂支部的决定，我一定要执行。然后须山从他刚领来的一天的工资中给了我八毛钱，伊藤给了我五毛钱。
须山又犯了他平时的老毛病，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问我知不知道神田伯山[2]的故事。我笑着说：“你又来啦！”据他说，神田伯山不论什么时候（一直到死为止）腰包里都要装上一百块钱现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花这笔钱。据说这是因为他认为，一个人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突然碰上灾难，那时候，作为一个男子汉，如果仅仅因为身上没带钱而受到意想不到的耻辱，那简直受不了。
“同样的道理，如果因为没有钱、动不了身子而被他们抓住，那等于是对阶级的背叛！”须山这么说了之后，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也应该学习他们从经验中得出的教训。”
须山的脑袋里装了这么多的玩意儿，简直就象一本剪报簿子。我和伊藤都大笑起来。
我粗心大意地拐进胡同口，朝我的住处走去。不过说实在的，这恐怕也很难说是我的粗心大意。首先，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太田会这么快说出我的住处。我猛吃了一惊，呆呆地站在那儿。一一二楼上我房间里的电灯亮着！而且我凭直觉感到房间里不只一个人，毫无疑问是有人在守候着我。可是，屋子里有许多东西我得要拿出来，有些东西不拿出来，明天的生活就会发生困难。但我知道这个“可是”要不得，马上改变了主意。
我一下子想不起有什么可去的地方。过去到处流转的生活，几乎把我认识的所有人家都利用遍了，这些地方早已不能再去住了。我现在首先必须要离开这个地区，所以一奔上电车道，朝四周打量了一番，立即叫了一辆出租小汽车。但我并无目的地，只随便地说：“到S街。两毛钱！ ”
这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是直接从工厂里出来的，这一身服装跟出租小汽车很不相称。一一我坐在车子里想了又想，仍然想不出主意，心中焦急万分。只有一个女人，过去帮我找过一两次躲藏的地方。如果去求这个女人，她一定会帮助我。她租了一家商店的三楼居住，在一家小商业公司里做事。她虽然对左翼运动抱有好感，但自己并不积极参加话动。女人的住处，我是知道的，但到一个独身女人那儿去，显得很不合适。所以过去有事的时候，我总是向公司里挂个电话，在电话里就把问题解决了。可是现在只剩下这个女人的地方可去了，我再也不能考虑很多了。于是我决心在S街下了出租汽车，改乘了市营电车。
我尽可能找一个角落坐下，把两手放在膝盖上，然后悄悄地朝电车里瞅了一遍。幸好没有“可疑的家伙”.在我的旁边，有一个穿西版的好象是银行职员模样的人，正在看《东京朝日新闻》。我瞅了一眼，发现报纸第二版的中间有一条“搜捕仓田工厂赤色分子”的标题。我又看了好几眼，可是看不清本文。——这时候，我生平第一次感到电车跑得太慢了，心情焦急得简直坐立不安。
为了小心起见，我在前两站就下了电车，然后走进一条小胡同，拐了两三个弯，朝女人的住处走去。因为是第一次来，又加上走的是小胡同，简直有点迷路了。店堂里有个老爷子，露出贴着膏药的肩膀，用手在上面拍打。我问楼上的笠原在不在家，他瞅一瞅我，一句话也不言语。我稍为放大了声音又问了第二遍，他这才朝着镶着纸拉门那边的饭堂说了一句什么话。里面有个人，透过门中腰上的破璃。朝我这边瞅了瞅，带着怀疑的语调说：“啊呀，她出去啦！”
这一下子我可为难透了。我问什么时候回来，回答说不知道，我知道他们是怀疑我的模样（服装）。我一筹莫展，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可是没有办法，说了一声“九点钟再来看看”,就走出了店门。来到外面，抬头望了望三楼，楼上没有灯光，我忽然感到浑身没有一丝儿气力。
到有夜市的街上去翻了翻书，在棋摊子旁边相了相，又到咖啡馆里坐了坐，好容易混过了两个钟头，然后又转了回来。一拐进胡同口，就看到三楼的窗子是亮的。
我跟笠原简单地说明了情况，接着就问她有什么地方可住。可是，她所知道的地方，过去差不多都让我住过了；公司里虽然有两三个女朋友，但她们对我们的运动毫无理解，“而且都是单身”。笠原歪着脑袋拼命地想了又想，仍然想不出个地方。一看表，已经快十点了。过了十点还要在外面乱跑，那是最危险不过了，再说我还穿着这么一身工作服，那就更加危险了。笠原笑着说：要是女朋友，还有许多地方可以想办法，“可是你是个男人，实在没法可想。”我也没有办法可想。然而要使自己不至于被捕，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但要把它说出口，那是很需要勇气。
“我这里怎么样？······”
我下决心说了出来。但连自己也感到脸红，再也说不下去了。一一这在别人看来，也许认为太大胆了，可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
笠原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猛瞅着我的脸，咽了一口气，接着满脸胀得通红，不知为什么，她好象有点慌乱的样子，把一直随便横坐着的两腿缩回来，改为用膝头跪坐着[3]。
过了一会儿，她下了决心，跑到楼下去了。她跟房东说，住在S街的哥哥来了，要在这儿住一宿，因此来打个招呼。可是，说是哥哥，怎么想也叫人感到可疑。她虽然很朴素，但平常总是穿一身整洁的西服，留着流行的半长发。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穿着工人服的哥哥呢？据说她这么一说，楼下的老太婆一句话没言语，从上到下一个劲地打量着带孩子气的笠原，笠原的脸上不禁紧张起来。对一个普通的女人来说，要留男人过夜，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事情这么一决定，两人不知怎么一下子拘谨起来，话也说不下去了。我向她借了铅笔和纸，伏在铺席上，制订起明天的计划：要立即递补上太田的缺，要把太田的被捕写进传单，让仓田工厂的全体职工都知道。我舔着铅笔，打着草稿，忽然想到女人是不会主动说出要睡觉的。于是我问她说：
“你每天什么时候睡觉？”
“一般大概是这个时候……”她这么回答说。
“那末睡吧。我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了。”
我站起身，打了个呵欠。
只有一床褥子，她要把被子让给我，我硬是拒绝了，盖了一件棉袍就躺下了。熄灯之后，听她走到屋角上，好象是在那儿换睡衣。
我过去（自从离开自己的家以后），到处奔波流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睡法，而且马上就能进入梦乡。可是和女的睡在一个房间里，这还是头一次，实在很难睡得着。我稍为一迷糊，就作起梦，马上就惊醒了。就这么梦梦醒醒，醒醒梦梦，反反复复了好多次。尽是梦见被人们追赶着。做梦一般都是这样——想跑也跑不动，只是心里干着急，一旦意识到自己“啊呀啊呀”地叫起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惊醒了，稍为镇定下来，就觉得半边脑袋滴溜溜地发疼发沉。我感到好象一点没有睡过一样，不知道翻了多少身，而笠原一整夜好象没有翻过一次身，连动一动身子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我心里十分清楚，她是早就准备一夜不睡了。
不过，我总算是睡了一忽儿。一睁开眼睛，只见笠原的铺盖早就整整齐齐地叠在那儿，她大概是到楼下做饭去了。不一会儿，笠原踏响着楼梯板上来了。她问我说：“睡着了吗？”我感到有点不好童思，只是“啊”地回答了一声。
笠原上班的时候，我和她一块儿离开了屋子。楼下的老太婆正在厨房里干活，见我们出来，她停下手里的活儿，一直看着我们走了好远。
“啊—— ”一走到外面，笠原大声地出了一口长气，就好象把昨天一夜别扭一下子吐了出来。接着又轻轻地骂了一声。“臭老婆子！
（作者：小林多喜二[日]，卞立强 译。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注释：
[1]指共产党员。
[2]神田伯山（？一1873） 是江户末期的着名说书艺人。后来，他的弟子也袭用他的名字。
[3]日本人的习惯是坐在铺着草席的地板上，有时是把两腿叠在边横坐着，有时是盘腿坐着，在正规场合或谈重要的问题，一般都是跪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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