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后，中国妇女在政治承认上、经济分配上和文化表现上大幅度地后退，就是韩丁所谓的"大跃退"。有三大的里程碑：一是对江青的审判。我在1996年写过一篇审判江青的社会性别意义的文章；二是在经济体制上，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了落后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妇女的经济地位成了家庭的附属，之后才有坚决要生男孩子的情况，因为要解决家庭劳动力；三是在文化表现上，《渴望》万人空巷，提倡什么价值观？这段历史，我们有责任总结。

      宋少鹏：坦白地讲，我对中国这段社会主义历史感兴趣是由学习和研究中的一些个人体验引发的，而这个体验是负面的。当我开始接触和学习女性主义理论、阅读一些中国妇女史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经过初期的兴奋之后，很快意识到这些知识大多来自西方学界。并不是因为知识的这种传播方向，而是阅读中意识到这些书并不是写给你看的，这种感觉很糟糕。每本书的写作实际上是作者在与设想中的特定读者对话，每本书实质上都是面对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社会而写作的，特别是女性主义研究，是为批判和解决作者所在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的各种问题而写作的。当我开始阅读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时，阅读西方学者所写的中国妇女史时，当意识到不是写给我看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问：我是谁？我们--中国妇女--在哪里？"我们"是怎么走到现在的？当下的"我们"与女权祖辈们是什么关系？当下的"我们"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妇女--我们的母亲们，又是什么样的历史关系？中国妇女不是仅在图书馆中阵列的妇女，而是真实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妇女，而当下的存在与过去又有着不能割舍的关系。同样，正因为妇女在当下中国社会中还面临各种问题，女权主义理论以及女权主义研究才有存在的需要和存在的正当性。

当我逐渐进入这个学科，又产生了另外一种不满。作为学科的妇女 / 性别研究，在中国是一个并没有完全被学界认可和接受的新兴学科。在1995年世妇会之后，妇女 / 性别研究在努力地学科化，努力地希望跟"主流"对话，但是，努力让体制接纳的负面后果是缺失了作为一种批判理论所应具有的批判性。学院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努力跟西方接轨甚至话语系统的接轨，这又使原本应面向社会现实的中国女权主义研究多少有点不沾地气。比如在语言上，世妇会之后流行用"性别研究"取代"妇女研究"；用"性别公正"取代"男女平等"，"男女平等"被看作是毛式妇女解放的语言。我曾经遇到过一件尴尬的趣事。现在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衡，我们认为追根溯源是男女不平等造成的，所以启动了一个干预式行动研究项目。项目的推动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一个地方干部借讽刺以前来做项目的学者敲打我们，大概的意思是学者的语言都需要"翻译"，需要翻译的不仅是学院派语言与乡土语言之间的距离，还有西式话语与中国话语之间的距离。同样有意思的是，这些常年做项目的地方官员非常熟悉"国际语言"。有一官员问我们课题组为什么还用"男女平等"，不用"性别公正"，因为"性别公正"是国际语言，是由西方资金支持的基金会的项目书里常用的语言。但是，我们来到村子里的时候发现，当我们用"性别"、"性别公正"时，村民是茫然的，而用"男女平等"时，村民就非常清楚我们到来的目的，因为"男女平等"是有历史记忆的。在北京我还遇到过另一种质问。有一次我接触北京的一个从事同性恋运动的人，质问妇女研究只研究"妇女"，而不研究"性别"--性之别。"性别 / 妇女研究"是1995年之后这个学科的自我命名。这个质问并非全无道理，"男女平等"是不能涵盖性 / 别公正的。我讲这个故事，是想强调语词替换的背后存在的这个历史的断裂，而不是为了彰显妇女内部的阶层差异。当下的妇女 / 性别研究非常关注"主体性"--不管是伸张性自主还是选择自主，强调女性是主体，有能动性，而不是被动的受害者。这种研究关注点的转移，一方面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影响，学术化、学院化、国际化的要求使中国的妇女研究紧跟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前沿"话题；另一方面与80年代重新兴起的城市知识妇女女权运动背后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寻求国家之外的妇女 / 妇女运动的自主性、独立性。自由主义女权运动有其历史价值，而且它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结束，但不能无视的是妇女研究关注点转向的背后还有一个历史断裂和历史遮蔽的问题：一方面是否定集体主义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否定这种运动下妇女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是悬置对当下资本制度对于妇女压迫的质问，而把关注点聚焦于个体，聚焦于个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当下的正当性往往是建立在对过去历史的否定上面的，因为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那段历史缺乏了解和正确评价，阻碍了对于当下资本制度的批评；因为资本制度和市场社会被看成了妇女主体性和自由的制度性保障。

那么，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如何公正地评价那段历史，以及这段历史与当下的关系？我们在农村做项目时，遇到过几个女村官，三个年龄段，她们各自的选拔经历非常具有时代特色。一位是六十多岁女村官，年轻时因为背诵毛选，作为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被发现，此后成为村干部；一位是五十多岁女村官，初中毕业回到本村，赶上了集体生产时期的尾巴，作为村里的小知识分子当上了村里的记分员，后来成长为妇女干部；一位是三十多岁的女村官，高中毕业，结婚后一直在家，因为丈夫在乡里当干部，有一次某乡干部下村，就到她家吃饭，发现她是高中生，就鼓励她丈夫让她出来做村里的妇女干部。三个女村官的故事所表现的不同时代农村妇女"出来"的不同方式，非常形象地让我了解了集体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对于农村妇女的意义，特别是在男系婚姻家庭制度还没有完全解体之前的农村妇女的意义。现在基层妇联经常抱怨"典型"不好找，妇女干部难培养，这跟集体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解体是有关系的。

当然，不能过分美化那段历史，更不能以非此即彼的二分逻辑来研究那段历史，不能为了批评市场社会而美化那个时代。另外，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实践是两个层次的概念，应该区分开。社会主义实践是可以有各种方式和各种可能性的。当下农村甚至整个中国社会，仍然存在严重的父权制，我们必须检讨和反省当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如何处理父权制的。在强调男女平等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对父权制的妥协？若是，为什么呢？是制度本身的内在逻辑还是受限于现实的暂时妥协？集体主义时期的父权制有什么样的特点？父权制--包括公共父权和私人父权--延续和保留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之间是什么关系？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看，这两个时代有着什么样的延续和断裂？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必须了解那一段历史，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为了更好地想象未来，同样需要更好地理解那段历史。

柏棣（美国德儒大学亚洲研究所）：我正在编本书，重新评价毛泽东时代妇女解放的遗产和资源，要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就同社会主义制度连起来。近两三年，美英法为主体的西方女性主义已经开始对自身的反省。西方女性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第二波女性主义产生在国家资本主义时期，第三波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出现的。80年代初，中国引进西方女性主义与引进西方资本同步。西方女性主义同其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一样，是要全球霸权的，是不喜欢异己的声音的。我们很早以前就在谈全球妇女运动没有中国的声音，没有中国的经验。在我和全国妇联妇女所编译的《路特里奇国际妇女百科全书》中，900个词条中国只占两个。我觉得这次美国引起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机遇，世界都转过来要听听中国成功的经验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同样也开始有人关心了。我们现在的定位是，中国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化、集体化的过程中，对广大劳动妇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解放。而西方女性主义是在私有制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以中产阶级妇女为主的利益集团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这个框架，有很多理论问题要进行梳理。这本书初步想谈两个问题：一是要整理 "妇女解放"的思想体系，也包括苏东的；二是要重新看待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的妇女政策，从1943年批判妇女主义开始。我们从三方面去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表述上的妇女形象问题。我们要重新挖掘当时社会主义政策里面利于妇女解放的东西，要重新解读。

关于社会主义与妇女解放问题，我们在做梳理。我的基本观点是，1978年以后，中国妇女在政治承认上、经济分配上和文化表现上大幅度地后退，就是韩丁所谓的"大跃退"。有三大的里程碑：一是对江青的审判。我在1996年写过一篇审判江青的社会性别意义的文章；二是在经济体制上，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了落后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妇女的经济地位成了家庭的附属，之后才有坚决要生男孩子的情况，因为要解决家庭劳动力；三是在文化表现上，《渴望》万人空巷，提倡什么价值观？这段历史，我们有责任总结。

宋少鹏：当时的社会主义生产体制是刻意保留了性别化分工的，但是，还是有变化的，妻子、丈夫和国家的关系是变化的，国家是承认职工家属的劳动，承认其政治社会身份的。

柏棣：对革命样板戏的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有利于把中国的妇女解放同西方女性主义区别开来。样板戏中所表现的性别社会就是一个妇女解放的乌托邦，树立了一个"女性不为人妻，不为人母"的男女平等的理想。过分强调男女性别分工的社会就不是社会主义。

林春：女权的问题真的是一个革命的问题，如果中国革命不以女性解放为目标之一，不会成功；反过来，如果女权运动与革命分离，也不可能取得任何根本的成就。

吴重庆：曾经在江西苏区做过访谈，有老红军说，当时"扩红"（扩大红军）任务非常重，扩到最后，男子都去参加红军了，生产没法进行了，不得不把妇女推到生产第一线去，结果妇女受不了，劳动太重，有些人就去参加革命。所以，也不否认其中有一部分情形的确不是一个理念先行的结果。

汪晖：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在很多农村地区，涉及妇女及家务的问题。妇女被解放出来到各家做家政都计算到GDP里面去了，但是妇女原先的家务却不计入GDP，GDP计算当中的水分很大。农村妇女变成市场当中的劳动力，使得原有的家庭社会构造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男性也应该做家政，这样会好一点。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女性变成了市场的劳动力，对家庭冲击很大。我在云南的时候，有农民谈这个问题。妇女出去了不能照顾家，妇女出去赚钱计算劳动力，出去买服务又计算到里面去。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今天我认为还是要讨论妇女解放的问题，不是一般的性别问题，跟这样的问题联系起来对于至少在农村社会是特别重要的。

宋少鹏：不管是家务劳动，还是女性从家庭出来成为劳动力，都不只是文化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体社会制度安排的问题。比如，当前的性别化分工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所谓的低廉劳动力，跟再生产由妇女在农村完成是有关系的。

汪晖：有没有可能把家政重新变成社会化劳动，但是又不是现在的完全市场化？

宋少鹏：家务劳动的问题，确实不仅仅是家务劳动能不能计酬的问题，还有一个承认的问题。社会主义时期，家务劳动是被国家看见的，《人民日报》的材料证明那段时间国家是表彰家庭妇女的家务劳动的，尽管没有价值化，但是给予家务劳动承担者以政治地位和社会承认。

林春：妇女参加劳动的话，就要办食堂、托儿所，否则不可能有那么多女工。

潘毅：一个是社会革命，一个是性别革命，这两个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是说，我们现在讲妇女解放，是不是要放在社会革命的框架来理解。《人民日报》肯定了家属的成就，这个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社会革命跟性别革命中间的关系还是要拿出来讲的。现在性别跟资本，资本就更加需要性别的差异。

（本文摘选自《严海蓉、林春、何高潮、汪晖等：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本文首发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