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派制造和传播的“李希光建议人大立法禁止自由思维”的谣言中间，我们看到中国的舆论场域中间，确实存在着一个个“戈培尔团队”。此种团队以编造和传播谣言为其作业方式，目的当然是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李希光在回应谣言是指出：要相信这个粗制滥造的谣言，就必须把自己的脑残水平提高到某个超高水平线之上。

在这种纯粹的自由派戈培尔团队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常见的运作模式：自由派人士传播并扩大官府的伪历史叙事，来扩张自身的政治抱负，那就更为常见了。总之，用谣言来总结历史，同时还希望用谣言来创造历史，是中国舆论场域某些自由派人士的常见努力方向。

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他的成功学秘诀是什么呢? 就是：不停滴发布虚假信息，直到虚假信息大量地淹没真实信息，把获取真实信息的门槛提高到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独立跨越的高度上，他就成功了。海量的虚假信息，导致一个人要获得真实信息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过多，也就是说，获取真实信息的成本高出大多数人自愿接受的最高限度，谎言作为真理的宣传过程，就具备了成功条件。

戈培尔成功的关键逻辑，就是通过发布虚假信息，以极大地提高获取真实信息的“门槛成本”。其实最成功的虚假宣传，是中国今天对许多党史大事件的叙事，官府关于历史的骗局拥有相当多的二传手，很说明其成功。不得不说，作为戈培尔成功学的一个民间基础：是数学网友发现的“右派大笨蛋定律”。

如果是统治阶级要愚弄百姓，那不算大笨蛋而是聪明蛋，戈培尔就是一个。数学网友所说的“右派大笨蛋定律”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在底层的非既得利益群体中间，也有一群最容易受到官府和统治阶级舆论愚弄的群体，这群人中间还有一些人充当官府愚弄百姓的二传手，选择充当戈培尔的“自干五”。应该说，官府的愚弄策略是很成功的，“郑州思想沙龙”微信群就有不少“自干五”，专门自觉地充当官府愚弄舆论的代理人。

那么，有没有低成本地突破“虚假信息淹没”的简易路径呢?还是有的，依据老田的阅读经验，官府机构设计各种虚假信息和论证的主要特点，就是“偷换概念”，如果我们始终牢记初中语文课的逻辑知识——什么是偷换概念，就不那么任意被官府宣传领着走了。

最典型的非既得利益大笨蛋，都要在大跃进和文革问题上有所表现。我们来看看，在大跃进和文革问题上偷换概念是怎么玩的。

在官府愚弄百姓的舆论中间，大跃进实际上有三个内涵截然不同的概念：大跃进A(快速工业化战略、中央向地方和企业放权的“两条腿走路”，毛泽东本人推动的决策)、大跃进B(时间段概念1958-1960年，也有人把死亡率最高的1959-1961年视为大跃进时段)、大跃进C(由刘少奇和安子文等人通过徐水和嵖岈山共产主义过渡试点推广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干部特殊化，合称“五风”)。官府愚弄百姓的舆论，主要的奥妙就是在这三个大跃进概念中间来回玩“偷换概念”的小把戏：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内涵是大跃进A)，大跃进造成了大跃进C，最终导致大跃进B，所以，毛泽东要为大跃进的后果饿死人负责，看看，只要是掌握了偷换概念的小把戏，实在是太方便了，几乎没有什么结论是得不出来的。走出这样的假历史，其实也不算太复杂，分别追问一下三个不同的大跃进内涵，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进入决策和执行过程的，大多数谎言就烟消火熄了。

    文革也一样，官府愚弄百姓的舆论中间，也是玩三个不同内涵的概念，来回偷换：文革A(毛泽东周恩来通过文革小组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批评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申内涵是文革派和反文革派的对立)、文革B(1966-1976年时间段概念)、文革C(文革期间发生的各种显著现象，例如夺权或者干部受批判或者丧失权力等、还有所谓的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玩弄偷换概念的唯一目的是把文革期间当权派联手保守派镇压群众的一切肮脏劣迹，盖在他们镇压的对象身上去，为杀人者抹去脸上的血污之后再赋予其合法性。关于文革的偷换概念是这样展开的：毛泽东发动了文革A，文革B出现大量的文革C，因此，文革是一个人发动几个人利用的、只是一场浩劫而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

其实，追问一下三个不同的文革内涵，还是很容易发现问题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文革小组支持过造反派批判资反路线，但是，文革大部分时间是反文革派别在掌握权力——当权派通过保守派之手以逼供信手段去大量制造冤假错案来镇压造反派，并且在反文革派别内部不同山头和派系之间进行不间断地权力再分配的恶性竞争，文革B时期多数是反文革派别掌权并且对文革A利用逼供信进行反攻倒算，文革C(例如迫害知识精英、权力精英)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是由反文革派别执行和操作的。

关于大跃进，最为关键的史实是：1955-1958年，毛泽东通过正规的决策秩序，决策了两件事：一是《农业四十条纲要》，第二个是一五时期的中央垄断预算投资改为向地方和企业放权，这两项决策都经过了正规的决策程序，由党代会和人大讨论通过。另外一条未经正是决策程序的线索是，1958年四月底，刘少奇在火车上与薄一波、陆定一、邓力群等四人吹牛皮，在海吹中间确立了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的思路，在郑州火车站向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做了布置，吴芝圃通过信阳地委路宪文选定嵖岈山试点共产主义，河北则由陈正人亲自带着康有为《大同书》去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如果仅仅是试点还不至于带来大问题，但徐水试点被安子文(组织部长）通过组织部工作会议推向全国，安子文在会上说“不信来看、不服就辩、不敢就换。”啧啧，这个话我们很熟悉：不换思想就换人。结果，这个共产主义试点还没有取得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就通过上级强迫下级的方式推向全国了，说要是不照着干的话，就换人，结果引发狂热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和干部特殊化风”。刘少奇的试点和安子文的推广，没有经过任何合法的决策程序，仅仅依靠他们手上掌握的组织权力而强行下推的，在省委书记中间也有一批人很热心和积极，这样，刘少奇的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变成了安子文的组织上落实，各省市在热心省委的强大政治压力下紧跟瞎指挥，这样就造成了全国性的共产风和浮夸风。

1958年没有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共产风决策，及其在组织权力的压力下推广过程，在这一过程负有责任的高官群体，共同组成了一个“共产风团队”。关于共产风团队的瞎指挥过程，较为详尽的历史文献有：1994年出版、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与徐水县党史办合编的《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徐水县志》;河南嵖岈山试点的情况，较为详尽的文献是贾艳敏著《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关于对共产风强制推广的相关信息，散见于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以上四本书网络上都可以搜索到)

    官府机构在编造的谣言中间，为了刻意抹去刘少奇、安子文、谭震林(对于嵖岈山特别特别热心)的劣迹，还有好几个省委书记作为共产风的热心人，这群人组成的共产风团队在党内经历过各种批评意见的包围和洗礼。1980年代，官府机构写党史的时候，因为要洗白1958年的共产风团队，强行把这样一群人及其出色表现，从党史写作中间抠出去，导致党史叙事多处出现逻辑性空白，各种批评意见就成了缺乏针对性的空谈。官府也说毛泽东从1958年郑州会议就开始纠左，纠谁的左，纠空气的左吗?把共产风团队隐去之后，批判就没有了对象，看不出针对性，似乎毛泽东也就随口那么说说而已。更后来的党史大事件，那就更不好解释了，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针对共产风团队提出尖锐批评意见，因为这个团队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决策程序就蛮干;结果，这一次为了洗白共产风团队，就需要掩盖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内容说的很清楚，彭德怀究竟是为什么挨批，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1962年七千人大会，说是要恢复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工作作风，这又是对空气说话吗?还是对这个拒不悔改的浮夸风团队进行纠偏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间说到霸王别姬，谁是共产党内部的“霸王”?很清楚的。不过，后来只是撤职了几位省委书记而已，没有动接班人。在会上，很多被共产风团队整过的地县委书记都要求开会出气，发扬民主，受到毛泽东支持后，地县委书记发起了对省委书记和部长们的猛烈批判，有亲历者说批判会气氛极其紧张跟斗地主不相上下，会后有四个共产风责任较为严重的省委书记被撤职。

有些右派二传手极其地卖力，为了推销官府愚弄百姓的舆论，还有不少创造性的发展，这是何必呢?只要区分一下概念的不同内涵，追问一下各个内涵的概念是怎么在历史和政治中间出现的，就能够搞清楚很多事情的真相，做到这个并不难，无需别人来说服或者洗脑。

不读书的人，必然要受到官府发布信息的愚弄，可笑的是某些人自我感觉还特别好，自以为有独立见解和民主批判精神，这其实这就是蠢猪之所以不可救药地充当欺骗舆论二传手的原因所在。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事实是什么?这些自由派人士就发自本能地要跳起来，说你是为他们批判的独裁专制辩护，就这样，戈培尔的二传手通过民主自况，构建这样一种虚假的道义地位想象，来抗拒真实信息的输入，使其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充当戈培尔宣传的二传手。

照说，右派一贯是标榜自己独立于官府的，为什么反而成为官府愚民宣传的二传手呢?因为右派不认同毛时代，因此也不认为那段历史值得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把握，由此，就决定了右派愿意承担的历史学习成本远低于戈培尔设置的“门槛成本”，结果右派就这样地成为戈培尔宣传的理想俘虏和二传手。同时，也因为右派不愿意放弃从历史出发来确立未来社会的新想象，故此，就必须要成为戈培尔宣传产品的自觉消费者和创新性二传手，就这样，我们几十年来看到自称独立于官府的右派，总是作为官府愚民宣传的忠实拥趸这么一个怪异现象。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作者：老田。来源：作者授权激流网刊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