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网编者按】本文作者是文革期间医学院的学生，亲身经历了当年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师生一起探讨教育改革方案，一起到农村、工厂去实践，当时有个时髦的词叫‘开门办学’。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学习效果与脱离实践的课堂灌输相比真有天壤之别！现在整天喊‘创新’，但不过是在老路上越陷越深，学生们越来越疲于应付各种课时、学分、书本、考试，完全偏离了学习的本质。本文的回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创新年代的鲜活实例作为参照。

2014年5月终于有机会回河北省宽城县，看看自己46年前生活工作过1年的地方。

1968年是"文革"的第3个年头，高校开始"复课闹革命"，要恢复上课学习了。当时的北京医学院(简称北医)作为一所医学院校，一是要面临落实"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并且农村正在推广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二是要贯彻"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

因此，当时的工军宣队领导组织了师生共同参加"医学教育革命探索队"。参加的有在校的各年级医疗系、药学系和卫生系学生，基础、临床和公共卫生的教员，地址选在河北省承德地区最贫困的2个山区县––平泉和宽城。

我被分在宽城的"连队"，领队的老师是内科的王海燕和当时在北医基础部101教研组任教的钟南山。同学中有比我高一年级的何权瀛等。我住在西铺子大队贫农张大娘家，大儿子叫春生。与农民(当时一定强调是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是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我与张大娘的小儿子聋哑人二石住一起。

每早5点起床下地干活，7点多收工回家吃早饭，之后去大队合作医疗站。1年下来，肩挑手推独轮车能力大幅提高，与年轻农民没有差别。两手从先起泡到磨出老茧，身上毛衣里充满了"革命虫"(虱子)。

作为医学生，这一年是我学医从医第一次开始接触临床和患者。仅在大学一年级的1965年到1966年6月大约8个月里上过基础医学课程，即高等数学、物理、有机化学、生物学和俄语。

当时批判传统的医学教育制度是"1年不沾医学边，3年不沾临床边，6年不沾工农边"。北医是六年制，前3年在基础医学系学习。

当时与赤脚医生一起互相学习，边学边干。下乡的老师们也定期授课，但更多的是在医疗实践中带教。

我这一年当的是全科医生，主要诊治的疾病是胆道蛔虫症、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肺心病、大叶肺炎(包括重症的休克型肺炎)、有机磷中毒、风湿性心脏病合并急性肺水肿、高血压、溃疡性穿孔、中毒性痢疾、急性阑尾炎、宫外孕等，没见过冠心病和糖尿病。

当时的农村真是一无医、二无药。我与赤脚医生一起跋山涉水采集中草药，随身带着中草药图谱，更多的是向赤脚医生请教。1年下来，认识了百余种山里的草药，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把草药采回来，在大队合作医疗站制成丸散膏丹，办起了土药房。

当时北大医院中药房的李老师手把手指导我们制药，还指导我们背中药汤头，和赤脚医生互相在自己身上找穴位，练习扎针灸。当地肠蛔虫病和胆道蛔虫病十分常见，而无驱虫药，我和同学们一起在自己身上摸索用敌百虫驱虫的安全有效剂量，一直用至出现瞳孔缩小、头晕的轻度中毒症状的剂量。

师生们在大队合作医疗站办起了简易手术室，开展痔疮、阑尾炎、疝气、瘘、子宫脱垂、绝育手术等，赤脚医生也上台学习。当时有位叫谢兰兴的赤脚医生，年龄比我们大，有一定临床经验，我们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

山区没有电话，老乡家里有了急危重症患者，都是家属来敲医生的门，无论白日黑夜，刮风下雨，背起诊箱就跟家属走崎岖的山间小路，到患者家中出诊。

西铺子大队离县城远，交通不便，尽量就地抢救。那时没有输液泵，一人出诊，也不可能配备护士，遇到需静脉点滴时，只有自己计每分钟的滴数，16滴为1 ml；遇到敌敌畏中毒、中毒性痢疾或肺炎，常常通宵不眠，看守着静脉输液，观察患者病情变化。

在那种艰苦简陋条件下，我们抢救了许多生命垂危的患者，手术零感染，无医疗差错事故，从未发生过医患冲突。当时不仅仅参加临床实践，也参与改水改厕，调查地方病。

师生们积极探讨医学教育改革，讨论的一些重要话题包括：

(1)如何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

(2)提倡讨论式，避免"满堂灌"；

(3)注意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打破三段制，从第一年就进入临床，接触实际；

(5)教材改革，打破基础课间的界限，打破基础与临床脱节的传统，按消化、呼吸、心血管等系统编写教材。

那时的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大家叫钟南山为"神汉"，王海燕为"巫婆"，带队的军宣队张义超同志与工人周师傅都很平易近人，政策掌握得很好，对知识分子很理解，也很关心和爱护。

直到1970年毕业分配，我学医的"最高学府"是宽城县医院。

回顾自己学医从医49年的经历，参加医疗实践、开始接触患者的第一年在中国贫困山区农村最基层起步，真是最宝贵的经历和财富。

我从当医生开始，就深深了解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医疗状况和医疗保健服务需求，以全科医疗、防治一体的体验开始自己的医生职业生涯。

亲眼看见、亲自实践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的那次伟大创举，使用很低的医疗成本，实现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实现医疗保健服务公平可及的目标。这也是我为什么一个生长在大城市的人有那么多农村与农民情结，一生都惦记牵挂农村农民的医疗保健。

我们1年后离开宽城返校时，西铺子大队的全体社员停工1天，为我们送行。我相信这一点都不亚于当年乡亲们送红军的场面，令人激动，热泪涌流。

毕业后，我又先后到河北承德地区兴隆县、北京密云的高岭、黄土坎、番子牌等地带教医士班，参加甘肃河西走廊和西藏阿里医疗队，到北京友谊时装厂、北京白石桥皮鞋厂和北京重型机械厂搞高血压防治，这些基层工作的全科防治结合的历练，为我的成长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1970年分配到北大医院（编者注：即当时北医的第一附属医院，因1952年院系调整前是北大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所以一直被简称为北大医院。），又有长达15年的大内科工作经历，并有幸在王叔咸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工作和成长，真是今生有幸。

多年来，一直想回宽城看看，一等就是46年。当年的山区贫困县城是1条马路1座楼(仅2层)，2个警察1只猴，15 min走到头。今日宽城因有金矿和铁矿，已成为承德地区GDP第一位的县，我早上五点半快步走了90 min，还未见到大街主干道的尽头。

高楼林立，多家星级饭店，2层楼的肯德基。12层高的县医院新楼，外观设计内部装修都比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新楼更好。文化广场上有男女老少晨练，打太极拳的壮观方阵和健身舞团队。

但当年的青山绿水不在，瀑河水也污染了，当年西铺子大队大部分已淹没在新修的水库中。我在县医院院长和承德中心医院赵院长陪同下，乘船到了仍有少数住户的山上，重新找回当年山路出诊的感受，路况显然已大好于当年。再次来到喜峰口––抗战时大刀队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地方，辽沈战役全胜后，四野挥师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的地方。

下午在县医院心内科查房会诊，与县医院医生座谈。新的病房楼里心内科有一层病区，60张床位，楼道里加满了床位。会诊的2例患者，一例是少见的限制性心肌病，另一例心肌梗死1个月后在承德做了支架，回县里1年11次住院，症状却是焦虑惊恐发作。陪我来的几位"双心"医生大有用武之地。

县医院心内科主任认真准备了10个关于基层医生学指南的疑问与困惑。目前，遇到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县医院用尿激酶溶栓。我看了病历，写得都很规范，也都是电子病历。

遗憾的是，因时间紧张，未能下去看看乡镇村的医疗机构，也没有机会见见当年县医院的医务人员、赤脚医生和西铺子的乡亲们。1年前在北京我的诊室，见过西铺子现任的支部书记。他说乡亲们让他确认我是不是在村里呆过，乡亲们还都惦记我。

人生恨短，抓紧时间干正确的事。在未来10年，我会坚持走基层，为建设以县医院为龙头的中国农村乡镇村医疗保健服务网络奋斗。宽城、兴隆我都会再回去。

（作者：胡大一；来源：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1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