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革命意味着用暴力摧毁政治制度以建立新的社会，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0月1日欢呼庆祝的这场革命，其深远意义决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就政治破坏性而言，它的重要性较之后两者决不逊色；在为社会发展开拓一条新的史无前例的道路方面它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这三场革命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没有任何单一的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没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革命事件是决定性的，就像巴黎群众一举攻占巴士底狱或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在“震撼世界的10天”里一举夺取政权那样。对于中国革命者来说，既没有巴士底狱可去进攻，又没有冬宫可去占领。

中国革命者运用西方的工具和观念不仅砸碎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而且也摆脱了中国传统的束缚，在他们对中国采来的幻想中，排除了以儒教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以及西方对中国的支配。

由于中国在其总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具有僵化传统的国家，由于中国人保守地附着于传统的儒教社会和文化价值而在实际上“对西方的反应”无动于衷，因此要切记，近代中国革命史是以一种反对传统的方式开始的，并在总体上一直保持着这种特征。太平天国激进的基督教平均主义纲领宣布抛弃中国的文化一历史传统，开创了一个强烈的反对传统的运动，它为后来历次革命运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所继承，特别是为“五四”时期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所继承，而正是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行列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

这样，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以现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为标志:一个弱小的资产阶级和一个更为弱小的无产阶级。但是，并非只有这两个现代阶级是弱小的;现代中国历史状况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社会所有阶级的软弱性。伴随着尚处于萌芽和不发达状态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出现的，是传统的豪绅地主统治阶级的权力与声望的衰落。当帝国主义破坏了豪绅们与之息息相关的封建帝国的官僚国家基础时，豪绅地主们发现用传统的寄生方式继续盘剥农民更加有利可图。随着通过官僚机构获取财富的机会(以及关于剥削的传统的官僚和儒家的道德标准)因旧政治制度的解体而衰减。这种剥削方式越来越具有寄生性。由于缺乏远见、机会和资本，相对来说，旧统治阶级的成员中很少有人转向从事近代商业和工业或近代商品化的农业形式。这样，传统的中国豪绅在一个后传统的中国社会和知识的世界中，还是维持着其主要传统；从这一阶层中没有产生任何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或执掌政治权力的“现代化精英”（如19世纪后期日本的情况）。虽然直到共产主义革命前豪绅还握有对当地农村一级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权，但这个阶级已经是一个日益衰败且越来越寄生的阶级，它在道德和精神上都已经破产，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是毫无作为。

     豪绅的腐败是阻碍从内部对封建帝国制度进行改造的一个主要因素，而这样一来就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到来。除了这一因素外，再加上缺乏一个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和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使得中国未能走上被巴林顿•穆尔称为“通向现代化的保守道路”，即类似于明治时期的日本所走的道路。当然，中国曾进行过这种尝试，继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和鸦片战争蒙耻之后，保守派的“自强者”企图使中国“现代化”，以保护满清帝国和对付来自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并在内部巩固旧的儒家社会政治制度。但是，这是一种无力的挣扎。这种努力的无济于事表现在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表现在19世纪来中国被瓜分为一个四分五裂的殖民地。垂死的清王朝又苟延残喘了10年时间，而在1911年的那场准革命中才默默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长期以来，以豪绅为社会基础的封建帝国制度的瓦解崩溃又反过来加速了豪绅在现代的衰落，封建帝国的终结不仅使儒家思想体系失去了政治上的代表(这种思想体系在传统上对豪绅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一直是推崇备至的)，而且也使豪绅阶级的成员丧失了他们长期以来赖以获得财富和政治保护的官僚网络。豪绅作为垂死的地主阶级蹒跚地步入了20世纪，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实行最野蛮的社会经济剥削的传统形式，而这已不再如传统的政治和道德法令的约束了。作为这种剥削的牺牲品的农民最终有机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即以一种无情的土地社会革命的方式最终于20世纪中叶消灭了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豪绅地主。

然而，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况严格地说并非如此。尽管豪绅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但是，由此却没有产生一个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与交换方式相联系的社会阶级并占据豪绅地主被迫放弃的对中国社会的支配地位。如上所述，现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都是极其弱小的阶级。它们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产物，因此不过是其西方摹本的暗淡的反映。

由于农民地方性自给自足的经济生存方式的性质，因而农民是一个软弱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眼界狭隘，缺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从政治上表达自己的不幸和利益的手段。与传统的中国历史时代一样，近代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的基础上的，但是，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多数情况下，农民对于中国发展的社会政治方向很少有所作为，并且几乎没有发言权。中国农民具有采取有力的政治行动的潜力，并的确具有采取革命行动的潜力，但是，靠农民自身是不可能发挥和实现这种潜力的。农民需要由其他阶级的成员提供领导、组织和思想体系，这样才能使农民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行动者，而不再单纯是近代历史上的牺牲品。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其自身不仅在政治上是软弱无能的，而且也缺乏社会的或经济的力量。

然而，重要的是，曾统治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地主豪绅阶级的衰落和腐败，以及现代资产阶级太不发达以致无法将自己建立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社会阶级。越来越具有寄生性的地主豪绅所以能够在旧封建帝国垮台以后生存下来，仅仅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事实上也不愿意〕作出消灭它的尝试。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历史现象的社会基础：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相对独立性。在一个没有任何社会阶级处于支配地位且所有的社会阶级都软弱无能的社会里，政治权力倾向于日益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并从总体上支配社会。这种趋势在19世纪下半叶地方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它还表现在1911年革命所建立的所谓资产阶级类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的迅速垮台(尽管在名义上还存在)，以及军阀袁世凯随之建立的军事独裁统治(1912-1916年)和接踵而至持续了10年的军阀混战。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独立的政治权力，不仅是历久犹存并制约着20世纪政治生活的封建传统残余的特征，而且也是中国现代两大政党即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特征。单纯依据政党所代表或反映的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既不可能理解国民党的历史，也不可能理解共产党的历史。诚然，这两个政党都以不同的方式涉及到不同的社会集团及其利益。但是，尽管地主和沿海城市的商业金融阶级依附于国民党，但国民党并不仅仅是地主和金融家的政党，正如蒋介石和国民党依赖于城市有产阶级的经济支持一样，“上海的金融家”也总是依附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虽然是以农民大众的支持与参与为基础的，但在它所领导的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进程中，它并没有成为一个农民的政党；农民的支持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但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比农民更具革命性的政党。中国现代两大政党活动于其中的历史环境，与其说是社会阶级的利益决定了政治和政策，不如说是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占有者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社会各阶级的命运。

一方而具有特殊的革命潜力，另一方面又具有保守的历史内蕴，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这种保守的现象明显地反映在清王朝末年出现的半独立的地方政权割据和20世纪的军阀统治及1927年后的国民党政权中。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政治权力不是用以改变中国社会的工具，而是用来维护现存的(特别是农村的)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的。而中国文化一政治精英人物的出现则表现了革命的潜力，他们赋予革命运动以更为激进的冲力，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其所代表的社会阶级所可能允许的范围。

更确切地说，在19世纪90年代，这批人数不多但非常重要的地主官僚精英的后裔开始丧失了对儒家价值观念的效用(并最终对儒家的道德准则)和传统制度的信任。在受到西方观念影响的同时，他们敏锐地认识到，旧的统治阶级无法对外国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带来的日趋严重的巨大威胁作出有效的反应。他们在理智上逐渐背离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其中有些人由于不愿意无保留地接受传统的、被奉为神圣的价值观念，所以不愿意在旧制度中接替其父辈的位置而成为社会领导者和政治统治者。一部分属于传统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后裔的年轻士大夫开始使自己游离于本阶级之外，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新阶层的核心，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现代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正是从这一阶层中产生出来的。正是豪绅阶级的后裔们(他们实际上是这一阶级的背叛者)，将充当最终摧毁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豪绅阶级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并为这个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我认为，使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历史中具有如此显赫的政治地位的，并不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声望，而是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定条件。

在一个以大规模的社会解体和文化解体为特征并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动乱的环境中，在整个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极其弱小，因而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自主的力量而发挥作用，并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知识分子自身并不能创造历史。由于割断了他们与其所属的社会阶级之间的联系，知识分子虽然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但在政治上和历史上还是处于软弱地位。只有当知识分子感觉到将自己与其他社会阶级联系起来的必要性并把握住这种时机，从而成为表达穷苦群众的社会经济不满情绪的政治代言人，并将群众的活动纳入新的政治活动的形式中之时，知识分子才能够认识和利用现代中国历史环境提供的革命变革的潜力；也只有在这时，知识分子才能利用时机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改造社会现实。19世纪90年代，当豪绅阶级的后裔们放弃了接替其父辈的统治者地位的道德权利而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出现时，他们播下了现代中国革命的种子。但是，严格地说，是30年后当知识分子的历史与人民大众的历史相互交融时，现代中国革命才真正开始。

这类知识分子之突然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并不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榜祥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同时传播所导致的直接启蒙这种简单的行动的结果。那些将建立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所以发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启蒙作用，是因为他们在这一理论中看到了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途径。但是，他们了解中国现实环境的方式，他们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企图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式，都深深地受到过前期知识分子禀性的影响。

民族主义与在文化上对传统的背叛这二者令人不可思议的结合，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毫不奇怪，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高度的民族性，因为民族主义(及其早期的明确的反帝性质)是内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从中产生和发展的那些历史条件的。因此。中国人民最为关注的事情，不是维护独特的中国文化或独特的中国社会制度(尽管一些人努力尽可能地挽救那些看来值得挽救的传统)，而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兴旺的强大的国家和社会。正是这种关注，决定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所有新思想的理解及其在政治上的应用，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也概莫能外。

产生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言人是严复和梁启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力量基础并不单纯是西方的物质成果，而且还有产生这些物质成果的生气勃勃的西方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包括竞争和进步的观念，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和征服自然的观念。之所以要将这些西方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介绍给中国并为中国人所运用，是因为知识分子认为，造成近代中国经济贫困和政治软弱的儒家传统缺乏这样一些的观念。P16

在对中国旧传统的无情反叛和否定的同时，人们表现出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强烈信任。青年人将是新文化新道德的载体(因而也是创造一个崭新的、年轻的中国社会的动因)，因为青年人被认为较少受到旧传统的腐蚀，也可以指望他们免受不健全的文化和病态社会的影响，他们还比老年人更愿意接受新观念和新思想，因而他们被视为拯救民族所必须进行的文化变革的主要力量。

《新青年》周围的知识分子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实际上它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特征――是极端相信观念是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并且始终认为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变革必然应先行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毫无疑问，强调(和过分强调)观念特别是他们自己的观念的重要性，是知识分子的一般倾向，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这种趋势的强度和密度看来都是空前的(对此，毛泽东主义提供了当代的证明)，它意味着某种强调意识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的普遍倾向。

《新青年》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至少在陈独秀于1919年后转而归依马克思主义之前，它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但是，由于政治事件迫使它的撰稿人和读者放弃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观念，它最终便产生出了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以及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都是来自这个早期的年轻革命活动家的团体，当然，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泽东。他曾在李大钊的北大图书馆当过图书馆助理，并在政治上追随李大钊。他们新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带有许多早期知识分子的倾向，如民族主义、反传统文化以及确信观念是铸造社会现实的力量的唯意志论等。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中，这些相互冲突的信念造成了多次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内涵的紧张势态，并且，即使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由1915-1919年间的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所提出的问题和所造成的紧张势态，又以新的形式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出现在最近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两次文化革命所涉及的中心问题都是反对和否定过去的传统，都存在着协调反传统的冲动与民族主义的感情这个问题。都相信人的精神力量能够铸造社会现实，并且都确信青年是道德更新的主要力量。青年毛泽东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精神产物，而老年毛泽东则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政治发动者。

对手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共产党人不久就认识到，在一个处于残暴的军阀力量统治和掠夺下的国家里，纯粹的军事力量是决定政治事件的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镇压和摧毁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远比组建这些组织要容易得多。

共产党人承认国民党在资产阶级革命或称为“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们在统一战线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联盟于1924年1月正式建立。苏联向广州的国民党提供了武器、金钱、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其目的在于建立一支现代军队进行北伐以最终统一和解放中国。而莫斯科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则只是精神鼓励和政治劝告。P28

但是，中国需要的决不仅仅是一场纯粹的民族革命，它需要革命的深入发展。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的社会阶级和团体给予了“民族革命”以激进的推动力，它远远超过了构成国共联盟之基础的那些有限目标。在城市里，新一代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反抗早期产业主义的非正义。在农村中，农民组织起来(或被组织起来)推翻传统的地主阶级统治。而那些己被政治化并被组织在现代政党内的激进知识分子则热切地投身于这场群众革命运动之中、并且他们也能够领导这场运动。正如1925-1927年间的大革命高潮所表明的那样，所有这些力量是不可能被限制在“民族”革命甚至更宽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狭隘范围之内的。

但是，促使工人奋起反抗的原因还在于或主要在于早期资本主义的产业主义所造成的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生活在外国势力支配下的城市并在外资工厂或外国人管理的工厂中劳作的工人看到，剥削是与外国人密切相联的。正是这种社会经济的压迫与外来的压迫的结合，使得工人运动具有特殊的战斗力。

到1925年中期，在广州所在的省区即国共联盟力量的主要军事政治根据地广东，就有50万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在两年时间里，广东农民组织的成员增加了4倍，农民组织迅速地扩大到其他省份。这里面当然包含着民族主义和反帝的情绪，但是其主要动力是来自对社会正义和经济生存的根本要求。

正如五卅运动导致了国民党力量的急剧壮大一样，五卅运动也同样引人注目地增强了国民党的同盟者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人数不超过100人，到1924年也不过增加到500人。但到了1925年年底，由于在此之前的6个的群众激进化，共产党宣布自己已有2万名党员，而到了1927年上半年，党员只人数又几乎增加了2倍，达到了5.8万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更加庞大，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它吸引和组织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和青年工人。此外，主要负责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共产党活动家对这些新的群众组织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他们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号。而且，在国民党自身内，在以广州为基地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新军中，共产党人都占据着重要的职位。

在1927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当国民军在对中国南部和中部省份的征讨中取得节节胜利，从面显示了自己的军事优势之时，群众革命运动也发展到了其最高峰。而国民党的纯粹的民族主义目标与群众的社会革命愿望之间的冲突，也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当蒋介石获得其摧毁群众运动、抛弃其俄国施主和共产党同盟的军事实力(并得到上海上层资产阶级财政上的支持)以后，这一冲突爆发了。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共产党人从其毁灭性的失败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在其后的岁月里，这些教训指导着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其中最重要的教训，是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在现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军事力量是决定政治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的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国民党正是依靠其在军事上的优势，在1927年击败了共产党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个重大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的一个教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总结出一个新的著名的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虽然蒋介石在毛泽东提出这一论断之前就已实践了这个原理，但是，毛泽东吸取了蒋介石给他的教训，因而他是一个更高明的实践者。共产党人现在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革命必然要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毛泽东还认识到，莫斯科并不是革命智慧的唯一贮藏所，至少就涉及中国革命的情况是这样，因为正是由莫斯科制定的那种“统一战线”战略，才使中国共产党人惨遭败绩。中国共产党决不是要否定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他们现在决心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性。其后，他们又对农民的革命潜力作了新的估价。这一方面是出于需要，因为现在共产党已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效地开展活动，另一方面也是新的革命的前提。尽管那种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一再强调农民革命的局限性，但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已不再受这种教条的束缚了。

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并不比1917年的俄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少多少，政治战斗力也毫不逊色。事实上，中国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干劲、有组织的创造性、非凡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献身精神、是20世纪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运动所无法比拟的，此外，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运动是在一种各方面条件都非常有利于革命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中国政治力量的四分五裂，再加上一场伴随着强有力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富有战斗精神的无产阶级运动，这些有利因素都使得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运动完全有取得成功可能性。其所缺少的，与其说是革命的客观条件，不如说是革命的主观条件。中国共产党山于其政治上的不成熟且缺乏革命经验，因而把自己束缚在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内并在行动上依靠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出现一个像列宁或托洛茨基那样的勇敢果断和远见卓识的领油，因而他们未能捕捉到革命形势提供的胜利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但没有领导群众，相反，无论他们怎样地不情愿和出于无意，他们都接受并执行了莫斯科制定的政策，从而给群众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27年降临到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身上的灾难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历史的必然。

如果说192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现实的，那么资产阶级革命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诚然，在1927-1928年间，国民党军队北伐的胜利确实获得了某种国家统一的外观，尽管它是建立在群众运动的废墟之上的。但是，南京的新国民政府没有为城市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任何推动力和机会，尽管资本主义是其政权的基础。它在农村则力图维持社会现状，满足于将权力建立在传统的地主豪绅的现存地方势力的基础上。因而即使只把国民革命当作一场纯粹的民族主义革命，国民党的胜利也只是表面的和不完全的。因为“国家统一”并不是建立在消灭军阀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与中国北方较为强大的各军阀武装结成不同的、脆弱的联盟的基础之上的。而“民族独立”则意味着与帝国主义列强握手言和并让外国经济继续左右着本民族的经济发展。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依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共产党人肩上。

所以，仅仅是“我们还活着”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成为一件含有重大心理意义的事情。它还产生了伟大的政治结果，因为它不仅证明了革命使命的合理性，而且还证明了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和毛泽东的智慧的合理性。实际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出这种建议似乎并无不当――产生于长征。毛泽东像先知一样把红军的幸存者带出了荒原。尽管陕西并非理想之地，但后来革命的不断胜利将会实现毛泽东的预言，证明他的政策的正确性。虽然人们在延安时期还没有发现像在近几年所看到的那种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更为极端的崇拜形式，但是，某种神秘性和敬畏感已经在他的名字和他本人的周围萌芽生长。

毛泽东早期的(并为他一直坚持的)思想倾向是一种深刻的唯意志主义信念，即历史(以及发动革命)的决定因素是人的意识(观念、意志)和人的行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当毛泽东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原则并未使毛泽东放弃这个信仰：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来构造客观社会现实。

因此，在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中并未表达清楚但却为毛泽东主义的实践所阐明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的载体是那些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人，这些人独立于任何社会阶级而存在，他们既不依赖无产阶级的实际存在也不属子农民阶级。革命精英(党及其领导人)在思想上坚定地把握着社会主义目标，并引导群众运动去实现这个目标。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无产阶级意识”是潜在地为作为整体的“人民”所固有的意识，因为所有的人民都有可能进行为获得真正的无产阶级精神和社会主义世界观所必须进行的精神改造和思想改造(通过革命行动)。

为毛泽东主义者所着力赞扬和高度评价的延安传统，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遗产.另一部分是神圣的革命价值观念方面的遗产，但这两部分很难截然分开。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等领域中，很多毛泽东主义的独特做法，早在延安时代实行的制度和实践中就有其萌芽形式。在政治领域中有减缓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统治形式的发展的群众路线原则的实践;“精兵简政”运动;为适应地方的需要和条件并为广泛的群众参政提供条件而分散政治结构的主张;以及要求党的干部、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定期与群众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下放”、“下乡”运动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缩小〔即使不能消除〕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裂缝，它们反映了毛泽东长期敌视一切形式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同时，这些措施也是其后那场群众性的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前奏。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大概都不会想到、在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村的革命力量会组织起来包围和制服不革命的城市，而城市工人阶级只是消极地等待着农民革命军队来解放自己。然而，在延安时代最不正统的革命战略的运用过程中，却产生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言的乌托邦社会目标奇妙地一致的社会理想和实践。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延安实践，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进行社全主义改造的步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步骤是实现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一更高的共产主义目标之首要的和基本的步骤。后来，毛泽东主义也正是这样来赞扬和评价延安传统的。延安时代要求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定期参加生产劳动，这对于在中国传统上特别明显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离至少是象征性的一击，它同时证明了，毛泽东主义决心要消除这种分离。为推行毛泽东主义的政治方针而开展的“精兵简政”运动、群众参政运动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虽然还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理想的序幕，但仍然反映了他们对缩小国家和社会之间裂痕的强烈关注。而毛泽东主义关于延安游击队的领导人从理论上说应是能够从事各种经济、政治和军事工作的多面手的观点，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人的观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在革命斗争本身的进程中，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比20世纪其他任何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都更多地产生了(至少是以萌芽形式)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形式的价值观念。

1949年的胜利奠基于其上的延安10年的历史和经验，加强了毛泽东关于精神力量高于物质力量、人的因素优于机器的因素的信仰;坚定了他关于真正具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的信念;同时它还使毛泽东认识到，思想上精神上的团结比由任何官僚组织提供或强加的人为的团结更为重要。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看到了，革命的胜利是在大规模的群众社会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正是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积极地卓有成效地支持和参加了这场革命，才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看来与通常的“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历史模式完全不同，正是这一点，使得当代中国具有特殊的历史重要性。而所谓通常的模式，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当革命者成为统治者以后，革命便寿终正寝。一旦新的社会统治者着手处理革命胜利后的种种棘手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时，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伟大目标便被象征性地推迟到遥远的未来;新的统治者与旧制度的传统和残余势力相妥协，并有意无意地使历史进程背离自己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的理想和希望。在这种为人熟知的革命历史的模式中，革命的乌托邦目标转瞬便成为空洞的仪式，以便在革命胜利后的时代里出现的新的形式的不平等和压迫合理化。

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被拿破仑的专制政权和官僚保守主义弄得面目全非。而斯大林的专制主义和保守的官僚政治的另一种统治形式则败坏了俄国革命的承诺。从巨大的革命动乱中产生的社会完全不同于它们所取代的旧社会，但是它们也完全不同于革命者最初设想的那种理想社会。这样，人们便不无道理地广泛使用“热月”、”波拿巴主义”这类术语来描述革命的生存周期。因为，一般说来，革命胜利后的主要历史进程是以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化为特征的，它与革命所允诺要实现的新社会的理想只有些许相似之处。革命理想的仪式化进程和革命动力的普遍衰减，是研究革命的学者都极为熟悉的现象。人们常用一些熟悉的术语来描述这种现象:克兰•布兰顿很久以前就曾把“热月反动的普遍性”这一术语用来指导支配革命的生存周期的“规律”。

（激流网摘选自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