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图源：国防部网
1935年，日方阴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在这一外敌入侵、主权沦丧的历史关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数千学生为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国游行。对于这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学界已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宏观研究多关注运动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1微观研究则侧重考察某一人物、组织或学校与这场运动的关系。2在研究各所大学与“一二·九”运动的关系时，学界大多集中关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3对北京大学与“一二·九”运动关系的研究较为少见，这使得北大在这场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尚未得到充分认识，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界对运动的整体性把握。4一般认为，“一二·九”运动是由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简称北平临时市委）组织发起的。可是，此时刚刚重建、人数尚少的北平临时市委，如何与各所高校联动，有效动员各大中学数量众多的青年学生？特别是在党组织力量十分薄弱的北京大学，中国共产党如何能够成功号召学生参与到运动之中？有关北京大学和“一二·九”运动的类似问题，仍然有待考察。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北京大学参与“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详细考察中国共产党如何发起并领导北大“一二·九”运动，以期增进对北大“一二·九”运动的认识。
一、组织基础与思想氛围：运动前夕的北大进步力量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调遣大批日军入关，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向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取得对北方五省的统治权。种种迹象显示，日本企图直接控制华北，进而占领中国。国难空前，南京国民政府却依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应对方针，不仅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同时颁布了《邦交敦睦令》，命令取缔抗日团体，禁止抗日活动。
北方各省处境极端危险，力主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其状况却不容乐观。三十年代中期，中共北平市委被摧毁，北方的党组织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党员大量流失。袁宝华称：“在延安看到陈云同志的一篇文章，说当时在华北一共只剩下二十多党员了。”[1]而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也面临严峻挑战，“在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团人数大量减少，难以有效团结青年。”[2]其中，华北地区的青年团力量尤为薄弱。
在北平的各个大学中，国民党对北大的控制尤为严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平高校的学生便曾组织南下示威团，在南京发起请愿和示威活动，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北上抗日。在南下示威运动中，北大学生表现活跃，在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的“南下示威团”还未出发前，北大示威团便提前南下，独自在南京各地示威游行，对北平学生运动起到了引领作用。国立北京大学非常学生会甚至编印了《北京大学示威运动专刊》，对学生运动的发展方向做了从合法斗争到革命斗争，再“由学生的革命斗争进到劳苦大众的斗争”的方向规划。[3]不过，这一运动缺乏全国联动和统一指挥，受中共党组织的影响很小。因此，1932年年末，学生游行队伍受军警弹压逮捕之后，运动便戛然而止。[3]此后，北大更是被国民党密切关注，进步学生遭到多方打压，北大校内的中共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进步学生组织也难以生存。“1933年冬，北大党的组织和北平语联被破坏……1935年5月北大左联被破坏。”[5]国民党对北大的进步学生组织严防死守，以至于“在‘一二·九’运动前，连学生会都成立不起来。”[6]
不过，在“一二·九”运动中，北大师生并非无所作为，而是积极参与游行示威，组织南下宣传团，并在运动中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北大是如何参与到“一二·九”运动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呢？总的来说，北大学生能在短期内恢复元气，参与到“一二·九”运动中，主要得益于学生组织的缓慢恢复和左翼思想的广泛传播。
首先，在组织层面，在“一二·九”运动前夕，北大的党员和进步学生通过学生组织将一大批学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保持了与北平党组织的联络。这些学生组织的存在和党团组织的重建，为北大党组织在“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及时动员学生奠定了组织基础。
“一二·九”前，在北平市的范围内已经建立了一些党的外围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黄河水灾赈济会和北平学联。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是在中共影响下，由宋庆龄出面于1934年领导成立的群众组织，在全国各地和海外都发展了分会，中共党员周小舟是北平分会的负责人。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黄敬，考入北大后，很快加入了武卫会北平分会。1935年夏末，黄河洪水泛滥，大批农民受灾。为了救济难民，黄敬与武卫会的其他成员一道，筹划组建一个临时救助机构——黄河水灾赈济会。赈济活动结束后，武卫会将赈济会中的学生组织起来，直接推动成立北平学联。“11月18日，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在中国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北平学联党团的核心是彭涛、黄敬、郭明秋、姚依林4人。”[7]黄敬此前已有丰富的组织群众的经验，所以在北平学联中“比其他人更显成熟”[7]，承担了许多工作。
在“一二·九”运动前夕，北大内部的党团支部也恰好得以重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刘导生，在“一二·九”前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找到了校内其他党员，重建了北大党支部。刘导生回忆称：“直到1935年11月，我才找到党的关系，中共北平市委指定我担任北大的支部书记。接着，把共青团支部建立起来，由刘志诚（刘居英）同志任团支书。”[5]刘导生随后开始领导北大党组织的活动。
活跃在北大校内的一些进步学生组织，对动员北大学生起到了关键作用。此时左翼文化渐成潮流，受其影响，北大成立了左联、社联、世界语学会等学生组织。1933年考入北大的韩天石回忆称：“一进北大，就有斗争，学生会分两派。还建立了许多组织，什么世界语学会呀，文艺团体呀，还有一个‘一九三六研究会’，1934年成立，都是进步学生组织的。”[1]这些学生组织的作用不可小觑，由于北大无法成立学生会，学生组织便发挥了学生会的职能，并逐渐得到普通学生的支持。北平学联成立时，黄敬领导的世界语学会，便代表学生会加入了地下学联。除了世界语学会外，“当时的左倾群众团体如新文学研究会、世界语学会、新文艺工作者协会、左联、社联，也和地下学联有联系，成了实际上的地下学联的成员”。[11]
其次，在思想层面，北大学生中虽然党员比例少，但许多人受到左翼思想影响，思想左倾，有强烈的爱国救亡意识。在20世纪30年代，虽然北平的中共党组织多次被摧毁，但马克思主义却在北平广泛传播开来。不仅北平的学界有着强烈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北平的各类通俗小报，也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探讨时事政治颇为热衷。[12]这一风气对北大的影响十分明显。1930年，北大校内的刊物《北大学生》创刊时，便刊发了北大学生邓秉均的文章《马克思生平及其著作》，这篇文章说：“无论我们信仰马克思的议论与否，我们若留心现今社会问题总应该加以深切的研究……这是无论何种政治信仰的人所不能否认的”。[13]谭辅之亦曾撰文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短短的时期中，除了普罗文学的口号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之介绍……在这时，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果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的。”[14]“一二·九”运动的参与者同样回忆：“北大那时……左倾是比较明显的。1935年那一段沉闷压得厉害，所以北大不如清华搞得早，但搞起来以后，北大左派力量占据了绝对优势。”[1]许德珩也说：“《八一宣言》发表后，华北的知识界积极响应，北平地下党组织秘密地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进行传播。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俞启威(后改名黄敬)，拿来宣言给我们看。”[16]
在日常生活中，北大学生们也有关心家国大事的传统。“这一时期，北大西斋阅报室经常挤满了人，宿舍里三五成群、议论纷纷。我和住在西斋的许宛乐（许东明）、王永宽、郝天和、孙思白、李书厢等同学，组织了一个没有名称的‘时事小组’，常在一起讨论国内外大事。”[17]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学生爱国思想的形成。而北大沙滩作为学生知识分子的重要聚居区，对凝聚学生力量和传播左翼上，也有着独特作用。“各地没有考上大学的旁听生，各地流亡学生以及政治上找关系的人都住在沙滩。‘一二·一六’有许多人参加游行，就是在沙滩住的。”[18]住在北大沙滩的学生们，很容易和左翼的学生发生联系。这样的环境，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桩奇观了。
“一二·九”前夕，虽然北大的中共党组织力量还很薄弱，但由于北大学生的思想趋于左倾，党组织已经有了潜在的群众基础。而此时十分活跃的进步学生组织，又为一场学生运动的动员构建了人际网络，准备了组织基础。因此，北大党员和团员的数量虽然还很少，但已初步具备动员广大学生的能力。随着运动的开展，北大党组织的动员能力也逐渐得到增强。
二、由被动参与到主动参加：北大学生在运动中的转变
当然，由于北大的左翼力量薄弱，在运动开始时，北大学生并非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随着运动的发展，北大学生也从被动卷入转变为主动参与到运动之中。这一转变在“一二·一六”当天的游行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一二·九”游行时，率先上街的学生主要来自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师范大学和女一中等。而北大学生直到游行示威进行到中途时才加入。游行开始时，刘导生在等待黄敬的通知，却迟迟没有收到消息。于是，北大便没有及时动员学生参与游行，而是在游行已经发起后才匆忙加入。“（刘导生）当时在等黄敬的通知，没有联系上。孙敬文同志说他通知了北大的两个学生，但是这两个人不太积极，没有做发动工作，所以得到消息比较晚。”[18]可见，刚刚建立的北大党支部工作经验缺乏、组织能力不足，与学联的沟通也不够顺畅。
尽管如此，北大并未错过12月9日当天的游行，并且在游行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虽然没有收到上级党组织的通知，但在听到游行人群呼喊的口号后，北大的学生党员快速组织学生走上了街头。参加运动的孙陶林回忆：“到下午三点多钟，我在教室里听到景山东街那里有喊口号的声音，知道是游行队伍来了，立即找刘导生几个同学，一面去敲钟，一面到各个教室大声吆喝同学们出来参加游行。”[11]北大学生加入游行队伍后不久，游行队伍遭到了袭击：“排头遭到国民党警察大刀、皮鞭、水龙的阻击。排尾又遭到埋伏在东单三条西口外、王府井大街上的警察所(原址今已改为商店)里的警察、便衣侦缉队的拦腰袭击，队形大乱。”在这危急关头，黄敬临危不惧，在队伍中指挥大家撤退，高喊“到北大三院集合去！”，并带领游行学生迅速转移到北大三院召开临时动员会。在这次动员会上，北大党组织配合黄敬等人促成了“一二·一六”再次发起游行的决议，使得“一二·九”运动得以继续开展。
一周之后，“一二·九”运动演变成了“一二·一六”大游行。12月9日当天的游行激发了北大学生的使命意识，学生风貌得到了改观。“大家好像都有点气，本来搞学生运动北大一向是带头的。”[18]12月9日游行结束当晚，北大学生群情激奋，刘导生等北大党组织成员及时抓住这一时机，迅速展开了之前计划已久的学生会的组建工作。刘导生在“未见到市委有什么通知，也未见学联有什么布置”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开展组建学生会的工作。当天晚上，刘导生“找了朱仲龙（朱穆之）、孙传文、刘居英、肖敏颂等八九个同学到杨雨民房间里开会……我们分析了学校的形势，认为罢课和成立学生会都必须立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才能取得合法，但北大当时在校的学生共九百多人，马上通知也难以保证过半数，乃决定：由到会同学对有把握但未到会的同学代签名；对罢课的理由要讲充分；提学生会候选人时，要注意提那些和同学关系广、不太红（即大家不认为和左派有关）而又有组织能力的学生。当即列出十人左右的名单。”[5]
游行后的第一天，刘导生领导召开了全校学生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北大学生会，并选出代表，参加北平学联。韩天石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北大学生会成员大致如下：“朱仲龙、韩天石、徐綦燊三人为学生会总务（相当于主席、副主席）；王敬之（王大刚）、王德昭等二十余人为宣传委员会委员；李彬等十余人为交通委员会委员。”[23]北京大学的学生被快速组织起来了。
学生会的成立，给这次运动注入了强大动力。到了策划“一二·一六”示威游行时，北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有了很大提升。12月14日，“学生会执委会彻夜进行游行的准备工作，确定北大游行队伍的编队顺序和游行路线，组织了游行时的纠察队、宣传队、交通队。刘志诚（刘居英）担任纠察队长，我（葛佩琦）担任北大各队之间的交通联系工作。学生会还赶制了两面‘国立北京大学示威团’的大旗（队标）以及各种宣传品。”[23]
由于有了组织基础，并且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北大在“一二·一六”示威游行中的表现十分突出。“全市的学生，以学习所在地的区域，分成了4个大队，每一大队有一学校担任召集。北大是第三大队的召集者，负责召集中法大学、精业、女一中、中法附中、河北高中等校。”[25]在游行中，学生们还组织了纠察队以护送队伍游行。这支队伍从北大出发后，汇合了其他学校的学生，经过南长安街走到了宣武门。
“一二·一六”当天的游行十分凶险。游行途中，学生们被军警用高压水管、棍棒和大刀殴打、砍杀，甚至遭遇了开枪射击，据参与游行的学生回忆：“北大一个同学的鼻子和嘴唇都被劈开，又有一个同学在颈部很重地也挨了一刀。”[26]根据当时的统计，北京大学参加此次游行的共有500人，其中重伤6人，轻伤20人。[27]面对危险，北大这支队伍始终没有被冲散，最终成功与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北师大等校的学生汇合，成为“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的主干力量之一。第二天，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给教育部发去密电，汇报称：“罢课风潮，初起时本校仅法商一部分学生参与，至昨晨乃全体罢课，有加入游行至受轻伤者七人。”[28]不同渠道的统计结果人数虽有差别，但都反映出，北大学生在游行中做出了很大牺牲。
“一二·一六”游行后，在北平学联的领导下，北大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党组织的学生干部。针对运动中表现活跃的进步学生，黄敬提出：“必须想法把这部分力量很快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使其中的积极分子形成运动的骨干。要斗争，又要保存力量，才能使运动不断扩大，不断提高……能不能找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把进步学生组织进来，成为学联的核心？”[29]为了尽可能地组织进步学生，一二·一六游行结束后，在北大党组织的策划下，学生会组织进行了调整和充实，以吸纳更多学生的加入。“学生会迫于实际需要，乃于执行委员会之下成立四个特种委员会。除宣传委员会早经设立外，加设交通、纠察、组织三个委员会。”[30]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北大的学生组织在此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相比，斗争的方式和策略都有了一定的进步，组织和动员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大的青年学生，正在走向成熟。
三、由遭遇困境到自我调整：运动后期学生工作的转向
随着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对学生的压制力度不断增强。参加游行的中学生郭清不幸被捕，随后惨死狱中。这一事件激怒了学生，使得北大党组织和师生群体都出现了焦急情绪和冒险心理。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联在北大举行的郭清追悼会，被校方叫停。群情激奋中，北大师生仓促涌上街头再一次发起游行。然而，仓促的游行举动使得北大师生损失惨重。除了韩天石、巫省三、吴沛苍、叶纪霖四人被开除之外，还有大量游行学生被捕。同时，北大学生会的活动也被叫停。
为此，党中央派刘少奇来到北平，对北平党组织进行整顿，领导北平学联调整斗争策略，并间接促进了北大学生会调整工作方法。4月初，刘少奇指示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平津学联改名为“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北大也同期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各级组织都开始转变斗争策略，“团结群众”成为新的工作重心。
为了“团结群众”，北平调整思路，开始尝试将政治动员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在学生工作中出现了“生活路线”的口号。[31]北大的党团组织和学生会也快速做出反应，举办了一系列学生喜欢的活动。“各种名称的社团：歌咏团、戏剧社、读书会、壁报社等等，如雨后春笋。各种方式的活动，如早操、军训、座谈会、植树运动等在各处开展着……袁宝华独立主编一份壁报，名叫‘炮火’，我是投稿人之一。王德昭、李书箱（“李书箱”应为“李书厢”，原书有误。）[32]、余文豪和我共同组织了一个‘新哲学研究会’。另有个别具一格的‘救亡啦啦队’，我参加了。这个啦啦队在1937年春季温泉旅行时，曾颇为轰动。”[33]“生活路线”吸引了许多同学的参加。对于政见不同的同学，特别是国民党领导下的学生，学生救国会也并未排斥他们，而是组织他们与左翼学生一起讨论如何建成抗敌联合阵线。
经过重整，左翼学生的动员能力很快增强了，整个北平的党组织和进步学生组织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一二·九”运动中产生的民先队，成为党领导青年运动的有力抓手。刘导生被调入民先队总队，与李昌等人一起负责民先队的组织工作。为了加强对民先队的领导，北平市委又派黄敬作为市委代表，直接领导民先队。[34]“‘三·三一’抬棺游行受挫后，北平学生运动骨干经过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总结经验教训，并经过组织整顿，民先组织发展到一千多人。”[11]“我们做了估计，即使在最困难时，北平‘民先’也能动员五千学生出来示威游行。”[36]而在北大，中共党员和左翼学生的数量同样快速增加了。据曹振之回忆，当时北大的党员发展到“有七、八十人左右”，“北大民先队员好像有二三百人”。“一二·九”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北大青年，被吸纳到民先队继续培养，“大部分都坚持下来了”。[18]北大一改党员人数少，左翼学生分散的局面。此后，“北大‘民先’及其影响下的群众，在全校同学中是居于多数的”。[36]
到了随后发生的“六·一三”反日大示威时，学生的斗争策略有了很大改观：“接受过去的教训，‘六·一三’的行动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方针，不和警察当局正面冲突，和他们打游击战。”此时，北大已经成为示威的核心力量之一，领导起了东城区的示威运动。“北大是东城的核心。各区先分散行动，最后集中在北大大操场开大会。”经过成功的组织和有效动员，“游行取得了社会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有不少市民也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跟着同学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游行一直到天黑，才胜利结束。”[11]
“一二·九”运动结束后，北大党组织继续探索学生工作的新方法，力图实现学生工作的学生化、青年化。“西安事变后，为了巩固组织，提高民先队在群众中的威信，广泛团结同学，争取群众，我们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组织民先队员及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学好功课。一年来他们忙于救亡工作，不能不影响学习，成绩有所下降，他们在同学中的威信就受到影响……另一件事是组织西山旅行。青年学生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不能天天只是‘救国’‘开会’‘游行’。尤其在春季，大中学校的学生都有春游的习惯。同时也为了和‘新学联’争取群众，我们发动了两次西山春游。”补课和春游活动，得到了学生群众的欢迎。“这两次活动，参加的有几千人。主要是团结了我们中间的同学，还有一部分曾因西安事变而一度离开我们的人，也被我们团结过来了。”此外，北大民先队，还组织学生进行集中的军事训练，以为可能到来的全面抗战做准备。“北大‘民先’在西郊进行多次军事训练……还组织队员参加在老虎洞、西山大觉寺等处举行的夏令营，请有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的人讲授游击战术。”[36]学生工作的转变，既提高了党的吸引力，争取到了更多的支持者和同路人，又推动了其他工作的进步，为抗日战争做了准备。“我们深深体会到：单一的开会、喊口号、游行示威是不行的，青年运动必须适合青年学生的特点，活动方式要多样化，光搞单一的政治是不行的。”[11]从原来的“不要读书要救国”到现在“要读书也要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从原来的“孤军奋进”到现在团结中间派和平日不大关心政治的同学，北大党组织逐渐把握和洞察了学生工作的特点，为应对未来更加艰苦的工作做好了准备。日军全面侵华后，北大学生中有不少人奔赴前线，“一二·九”时期的学习和锻炼，为他们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为“一二·九”运动的重要参加者，北大进步学生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学生一道，在运动的风浪中增长了见识和才干，反思总结了开展学生工作的正确方向，锻炼了从事政治活动的具体本领。由此，以黄敬、刘导生为代表的北大进步学生，才得以在抗日战争中长期坚持斗争，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更大贡献。
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大多带有民族解放的性质和意义，而并非孤立的学生群体的运动。“一二·九”运动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前夕爆发的抗日爱国运动，其民族解放意义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42]在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北大进步学生以马克思主义这一进步理论为号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吸引和团结了一批北大学子不顾个人安危参与到运动之中。北大“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彰显了北大青年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和追求进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北大青年的家国意识，虽经反复摧折，终究难以磨灭，并汇聚到北大精神的长河之中。而北大地下党组织依靠弱小的组织和有限的党团员，能够突破国民党政权的重重压制，组织起这场持续深入的抗日救国运动，表明“一二·九”运动中北大进步学生始终具备高昂的斗争精神，初步掌握了较为成熟的斗争本领，并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了敢于自我批评和勇于自我革命的工作作风。
四、总结
“一二·九”运动在北京大学的发生，是在北平临时市委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以黄敬、刘导生为首的北大学生党员努力推动、北大学生积极参与的结果。运动初期，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如黄河水灾赈济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等）凝聚了进步学生的力量，为运动的开展做了准备。随着运动发展，北大党组织通过北大学生会对学生群众进行了直接的动员和组织，在此过程中不断积累工作经验，灵活调整斗争的方式和策略，推动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三·三一”事件发生后，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北大进步学生及时调整策略，组建了学生救国会等新组织，主动团结同学，最大程度地动员了青年学生对爱国主义运动的参与，同时也为党组织的快速发展准备了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重要干部。
从长远来看，论及运动造成的持续影响和培养的有生力量，“一二·九”运动并不止步于此。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一二·九”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这批进步青年学生纷纷“西去”和“南下”，及时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缓解了中共的干部紧缺问题，为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人才和干部。
来源：《青年发展论坛》2020年04期，转载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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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88.
注释
1.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背景，具体过程及运动影响的宏观研究，参见：金冲及.华北事变和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J].历史研究，1995(4)；谢荫明，刘亚军.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入和一二·九运动的爆发[J].北京青运史资料，1987(4)；欧阳军喜.一二·九运动再研究.一种思想史的考察[J].中共党史研究，2014(2)；杨树先.一二·九运动史若干问题再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1992(6)；唐宝林.一二·九运动末期的方向之争[J].安徽史学，1990(1)；陈娆.“一二·九”运动与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J].红旗文稿，2015(23)。
2. 对历史人物，组织或学校与“一二·九”运动关系的研究，参见：唐宝林.刘少奇与一二·九运动的转折[J].近代史研究，1988(3)；姜涛.“一二·九”与王瑶先生的学术起点[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黄令坦.北平教授与一二·九运动[J].北京社会科学，2016(4)；王静文.斯诺与一二·九运动[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6)；张牧云.再论斯诺、海伦与一二·九运动之关系[J].中共党史研究，2018(6)；李玉琦，赵德生.林枫与“一二·九”运动[J].党史纵横，2006(1)。
3. 关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对“一二·九”运动的参与的研究，参见：何玉.战斗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党组织[J].北京党史，2012(1)；麻星甫.“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平师范大学女学生[J].北京党史，2015(6)；徐心坦，刘文渊.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历程[J].北京党史研究，1997(2)；张德明.燕京大学与“一二·九”运动论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赵荣声.“一二·九”运动中的《燕大周刊》[J].新闻与传播研究，1982(4)。
4. 北京大学对“一二·九”运动的参与只在上述研究中有少量提及，主要资料以回忆录的形式保存，参见：孙思白主编.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孙思白主编.红楼风雨：北大“一二·九”历史回顾[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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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嘉馨。来源：《青年发展论坛》2020年04期，转载时有删节。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