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勾兑”高手杜月笙

激流按：青帮大佬杜月笙出身寒微，熟悉社情民意，善于结交各方势力，以服务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大革命浪潮中，杜对工运有过支持态度，早年共产党人做工人工作，也曾倡导 “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做小兄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他成为蒋氏鹰犬, 用尽流氓手段镇压工运；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他又积极参与平息工潮, 在官方、资方和工运团体间充当掮客，捞取名利。杜月笙参与“勾兑”工运的活动，也是中国工运史上颇值得注意的一个侧面。

工运“勾兑”高手杜月笙-激流网工人纠察队在倍开尔路人寿里（今杨浦区惠民路419弄）的沪东工人纠察队秘密军训处操练

关于杜月笙的逸闻与传说很多,但真正有学术性的研究并不多见。20世纪80年代以后,始有学者对杜月笙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或着眼于对其一生行为的评述,如《杜月笙其人》(朱华、苏智良,《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或对其作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如《杜月笙和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邵雍,《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通天教主—杜月笙和国民党政权》(刘才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仅就杜月笙与抗战前上海工运的关系作一探讨。

一

杜月笙最早涉足工运开始于五四运动。1925年前后,杜月笙以经营烟赌业而闻名沪上,势力深入租界和各层群体。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兴起。1925年5月“顾正红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员马超俊联络上海绅商学工各界,决定于5月30日在九亩地召开群众大会,向日本人公开提出抗议,筹备组希望杜月笙给予支持。在这一强大爱国潮流面前,杜月笙审时度势,顺应潮流,慨然允诺。他给手下分配的任务是：“尽可能派人出席九亩地大会,尽可能保护马先生及国民党人的安全,尽可能维护会场秩序的安宁,无异议赞成国民党人的一切意见。”[1] (P256-257)

五四惨案后,上海各界成立了“工商学联合会”,领导上海的罢工、罢市、罢课斗争。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运动面前,杜月笙也参加了马超俊等发起召开的上海各界紧急会议,商讨救援被捕人士的办法,并积极支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中的释放被捕人员、抚恤、道歉、取消码头捐、取消印刷附律、收回会审公廨等六项要求。当有关方面发起募捐以接济罢工工人生活时,他带头捐了大笔款项。他的行为获得了爱国人士的赞扬。“惨案过后,杜月笙的个人声望扶摇直上。”[1] (P261-262)

国民党清党反共前,国民党新军阀和共产党都在争取上海滩上拥有巨大潜势力的人物。杜月笙也就成为国共两党注意的人物。中共党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积极争取杜月笙,而杜月笙因其担任总工会领导职务,上海的八大工会都掌握在他手里,也急于和汪寿华结交。因而有一段时间,汪寿华也是杜公馆的座上客。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期间,杜月笙答应汪寿华愿保护工会。据汪寿华说：“杜月笙……说他愿保护工会,要我们尽管到法租界开会与设机关。……他又说我们可备叫子,如有人来被捕,可吹叫子,就(是)捕入捕房,他可想法保释出。”杜月笙并向汪寿华提供情报,汪寿华说：“我告诉八仙坊的机关,他说该地有中国某探长住家,在35号。嘱我们改迁。”[2] (P 220-221)在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杜月笙筹款协助工会活动。汪寿华说：“今天又见杜月笙,法总巡今天他去约,明天同他去见,他要我简单说明点共产问题,鸦片问题他去接洽,以后仍请帮忙。款他可筹五千。”[2] (P262)杜月笙还保护过汪寿华的安全,“杜月笙对我说,李宝章等虽要走,但要指明捕四人,我,亦,独,张。他要我走路小心,并可通知消息,今天他派人保护我们开会,又派人介绍我们装电话,他说现在我帮你们的忙,将来你们应帮我的忙。”[2] (P273) 1927年3月10日的特委会议上,汪寿华说：“法界捕房因谣言太多,说一万工人包围警察厅,前天杜月笙来找我,他说捕房有好几人去找杜月笙说,中国官司厅及英巡捕都去找捕房,杜自己表示无论你们有与没有,始终保护你们,但以后你们要帮助我,即说北伐军来后,可以弄许多钱,于名誉上无关系,将来我给你商量。我要他现在就商量,他说尚早。”[2] (P305-306)

在这一阶段,杜月笙充分表现其八面玲珑的特性,既支持国民党,又联络共产党,通过参加爱国运动,两面讨好,为其社会地位的提升打下了基础。

二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北伐军自九江进驻上海,随后派宋子文、李石曾、戴季陶等与英美法日势力相勾结,并获得江浙财阀的支持,这时他开始向统一战线内的共产党人举起屠刀。面对此种形势,杜月笙和黄金荣、张啸林等青帮头目,态度急转,积极投靠蒋介石,充当其反共清党的打手。

政变前杜月笙的任务是：一、拒绝汪寿华的种种求援,把汪寿华所掌握的工会和工人尽量争取过来,反过来打击共产党。二、尽速建立一支民间武力,……监视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工人,在适当时机,一举加以解决[1] (P312)。蒋介石到上海后,即指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组织便衣队,并拨款5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黄、杜、张在接受指示后,立即召集上海青洪帮头子徐朗西、袁寒云等做帮手,组织了臭名昭著的“中华共进会”,纳其徒子徒孙为会员,配备以武器枪械和书有黑“工”字符号的白布臂章,凭此臂章可携枪自由出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3] (P23)。他们又对会员进行秘密训练,为充当反革命屠杀的急先锋做准备。

一切准备就绪,杜月笙向曾经合作过的工人纠察队和共产党发起进攻。按照事先的密谋,首先设计杀害汪寿华。4月9日,杜月笙派其总管万墨林给汪寿华送去一份请帖,邀请汪寿华于4月11日晚到杜公馆赴宴,说有要事相商。汪寿华因为自己“和青洪帮流氓常打交道”,认为“他们还讲义气”[4] (P317) ,在1927年4月11日晚,单赴杜月笙的“宴会”,结果惨遭杀害。根据亲历“四·一二”事变、并与汪寿华熟识的商务印书馆老工人谢庆斋回忆：“四月十一日,青洪帮头子杜月笙邀请汪寿华同志晚餐,当晚局势已很紧张,总工会已得到流氓要来缴械报告,李泊之等同志曾劝汪寿华不要去法租界赴约,汪考虑后认为还是应该去。……但为了慎重起见,他告诉泊之同志在宴会附近等他,李泊之同志等了两小时不见汪出来,知道事情糟了。”4月11日晚,所有共进队员集中在杜月笙家待命,人人臂缠“工”字袖章,配备各种武器。12日凌晨,青洪流氓由杜月笙的“八股党”率领,乘车冲出租界,分赴闸北、南市、沪西等处,袭击南市工人纠察队的驻地、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所在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上海总工会所在地湖州馆以及驻有100多名纠队员的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制造摩擦。随后北伐军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开到,借维持秩序、调解冲突,将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

4月13日,杜月笙等又公开发表通电,大肆污蔑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电云：“寄生于国民党中之共产分子,贪苏联赤化之金钱,贿买无知识无教育之青年工人,捣乱地方,无所不用其极。……各处总工会成立以来,所收入之会费,已达千余万元。所谓总工会之委员会长,衣西装,坐汽车,纳娇妾,住洋房,口唱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殊不知自身拥资数百万元,需用舶来品物,恬不知耻,其工作以煽惑罢工为能事,以打倒资本主义为胜利,以推翻廉耻、教育为特色,以实行废姓、非孝为优点,此种举动,决非人类,是可忍,孰不可忍。”为自己的暴行寻找的理由是“金荣等不忍坐视数千年礼教之邦,沦于兽域,干净之土,蒙此秽污,同人急起邀集同志,揭竿为旗,斩木为兵,灭此共党凶魔,以免遗害子孙。”(《申报》, 1927年4月14日)其后,又发出警告工人书,污蔑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不是共产,简直是共死”,“希望工人们,各安本分,各守行业,不要被共产党来利用”,鼓吹“工会要由真正的工人来组织,不要让共产党的暴徒来把持”(《申报》, 1927年4月17日)。他们以这样的言论来欺骗、威胁工人,给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贴金。

“四·一二”政变后,杜月笙推荐门徒芮庆荣担任了国民党清党委员会的行动大队长,发动其流氓党徒,协助杨虎、陈群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杜月笙不仅在上海帮助蒋介石进行大屠杀,还随同杨虎到宁波“清党”。之后,再次指派“八股党”之一高鑫宝率领党徒赴青浦、松江配合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进行反革命大屠杀。由于杜月笙的徒党遍布上海滩的角角落落,共产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工人运动领袖、革命人民惨遭逮捕杀害,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由此可见,蒋介石能顺利发动“四·一二”政变,杜月笙可说是“功不可没。”据时任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参谋长的祝绍周在1952年撰文回忆：“自四月十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凡三日,杜先生朝夕参与策划,竟无倦容,新工人纠察队多其从者,出力犹大。”[5]当时蒋介石的得力干将杨虎、陈群把对黄、杜、张的评价秘密上呈,谓黄金荣“声势虽大,因法租界巡房职司关系,仅可暗中加以助力”；张啸林“性情刚烈,易于树敌”；杜月笙“则出身寒微,时刻不忘奋发向上,谦冲自抑,且时值年富力强,颇具国家民族思想”[1] (P316)。杜月笙因而得到蒋介石的单独召见,成为日后蒋介石颇为倚重的帮会头目。

三

“四·一二”之后,杜月笙以调解工潮为手段,操纵和利用上海工运,以达到其扩大社会基础,打入工商界跻身上流社会的目的。而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杜月笙的实力,也为他插手工运提供了条件。

首先,国民党新政权建立后的社会环境为杜月笙插手工运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其时国家财政紊乱,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共产党一再暴动,工人运动时有发生,政局十分动荡。蒋介石为了获得江浙财阀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兑现政变前“调整劳资关系”、“恢复正常秩序”的诺言,对工潮一度十分关注,曾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颁布了《上海劳资调节条例》；5月26日,公布了《上海解决工商纠纷条例》。1927年7月5日,蒋介石在宴请官商要人的宴会上作了关于工潮的演讲,资本家也“深望政府有以保障之”(《申报》, 1927年7月8日)。但是官方调解往往不能使劳资双方都满意,这为杜月笙插手运提供了机会。

其次,工人中存在帮会势力。1924年前后工人中普遍存在同乡帮口关系,同一职业或企业内部同一部门、同一工种常以某一籍贯的工人为主。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工人加入帮会的也很多,据朱学范回忆：“上海职工大众入帮会的人数,据估计,在邮局方面约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全市职工入帮会的比例更大些。若将入帮会的职工人数加上各行各业各单位职工自发组织的兄弟会、姐妹会、关帝会等,以及地方帮口如广东帮、宁波帮、山东帮、湖北帮、江北帮等等的人数,那在全市职工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大些。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大小组织里,有不少人是与帮会有联系,并以帮会为靠山的。”[6] (P2-4)当时杜月笙在工人中的徒子徒孙也成千上万,再加上与他有交情的其他帮会首领的门生弟子,那么,杜月笙所能影响的工人数目还要大。

第三,“四·一二”后,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力量、影响大大减弱,这在工人运动中造成一定的权力真空。杜月笙等组织的中华共进会成为合法组织,杜月笙的徒党在工人中的势力及影响相对扩大。这为杜月笙插手工运打下了基础。

第四,杜月笙的触角深入各社会阶层,人多势众。杜月笙的门徒涉及各行各业的各个阶层,早先的弟子层次较低,随着他影响的日渐扩大,交游的日渐广阔,其门徒范围扩及报界人士、知识分子、工商金融界等。为了方便这些体面人士投入杜门,杜月笙特意修改了拜师礼[7] (P34)。他的门生弟子在1932年成立了一个恒社。翻开《恒社社员录》,里面的成员涉及方方面面的“体面”人物。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市政府社会局、警备司令部及其所控制的工统会,以及后来成立的劳资仲裁委员会等,都有杜门中人。如,陆京士是邮务工会领导人,后来出任军法处长;朱学范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吴醒亚任上海社会局局长,社会局的四个科长中有三个是杜的门生;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民运指导委员会主任陈君毅、民运指导科主任许也夫,训练科主任汪曼云等都是杜月笙的弟子。

大革命失败导致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30年代,随着中共在白区地下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人的罢工斗争也日渐高涨。1932年,朱学范出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杜月笙出面调解工潮渐趋频繁,范围遍及上海各行业。甚至1937年华商电气公司劳资纠纷,工会仍“推派代表赴港恳请杜月笙先生出场调停”[8](P385)。当时总工会隶属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社会局,在处理工潮时,总工会的意见常因倾向于工人而和市党部及社会局的意见不一致,当受到上级的压力时,朱学范就助于杜月笙。杜月笙则利用他在市政府、市党部里“学生”的关系,把事情解决。有时,朱学范在处理工潮时,会与资本家发生矛盾,朱学范也求助于杜月笙。杜月笙会利用自己的关系来压制资方使事情获得解决。陆京士当上了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后,对工界事务无暇多顾,杜月笙把工界的事情都交朱学范出面处理,因此,朱学范请杜月笙调解工潮,杜月笙总是有求必应。朱学范又创办了大公通讯社,专门采访罢工消息,逐日发布工人运动的通讯稿。他让在各主要报馆工作的恒社弟兄,采用大公通讯社的稿件,因此,见报的罢工消息逐渐增多,尤其是《申报》登的工潮消息最多。这些工潮消息,总是突出杜月笙的调解作用。在每次工潮结束后,朱学范总要有关单位在各大报上登鸣谢杜月笙调解的启事,杜月笙觉得很有面子,因而更乐意去做。通过为朱学范频繁调解工潮,杜月笙知名度大大提高,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通过插手工潮,杜的门下又多了大批徒弟,法电公司有许多工人拜杜为“老头子”,以杜月笙的徒弟李麟书为首的联益社有一百多成员,李又收了三十多个徒弟[8] (P362)；面粉业也有很多人投到杜门下。杜通过这些工人中的徒子徒孙,控制了上海的劳工运动。由于“亲身经历过许多次工潮,和工业界人士、工会领袖频繁接触”,杜月笙的“交游亦更拓广”,“上海劳工界领导分子,工人领袖,不分华界租界,不论各行各业,莫不纷纷投入杜门。”这股深厚的潜势力,使他往后行事“能得心应手,其坚实基础的奠立,也就开始在这时候”[9] (P154-155)。更重要的是,杜终于为各方接纳,巩固了他在租界、华界的地位。调解法电工潮,“给李石曾添了面子,为蒋介石解除了忧虑。法帝更看重他,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也对此表示感激。杜是一举而四得了。”[10] (P204)“一些资本家为了借重黑社会的权势,平衡工厂内部的劳资关系,抵挡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不仅自愿投入杜门,而且还邀请杜担任企业、同业工会的董事或理事。”[11] (P95)杜月笙终于将势力打入了上流社会。

纵观杜月笙插手工运,在“四·一二”前,杜月笙的行为具有投机性。在当时万方争雄的上海滩,为了巩固扩大他的社会基础,他多方结缘,不管何方得胜,他都有退路。因而对共产党、进步分子都不拒绝,甚至还予一定的帮助。他对汪寿华的谈话就赤裸裸地表明了他的目的性、功利性。这时期,他在观望、选择。当手握国民政府军、政、财重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对其有所器重、有所要求时,他将赌注押在国民党一边,不遗余力地参与屠杀共产党人,大肆破坏进步工人组织,希望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赏识,调解工运只是自抬身价的一种手段。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调解分化瓦解了工人团结阵营,他的威胁利诱使部分意志不坚强的工人斗志涣散。

文章来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1期，有删节

原标题：杜月笙和上海工运

参考文献：

[1]章君谷.杜月笙传:卷一[M].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0.

[2]上海档案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3]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研究所社会问题组.大流氓杜月笙[M].群众出版社, 1965.

[4]许玉芳,卞杏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M].知识出版社, 1987.

[5]祝绍周.记杜月笙先生[A].恒社旅台同仁.杜月笙先生纪念集:初集[C]. (未刊本) .

[6]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A].旧上海的帮会[C].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7]朱学范.我和工运生涯[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8]朱邦兴.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9]章君杏.杜月笙传:卷二[M].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