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伊藤在临时工里争取了八九个人。——仓田工厂要解雇六百名临时工的消息，越来越确实了；自从共产党撒了传单之后，谁的眼里都看的很清楚，那十块钱津贴厂方也是不会给的。这种不安的情绪，正好适应了我们的方针，像交友会之类的小团体，比预想要容易得多地组织了起来。
女工们从厂子里放工回来，肚子都饿得瘪瘪的，伊藤、辻和佐佐木他们（辻和佐佐木是我们争取到的一伙人当中品质最好的）就拉着大伙儿一块儿上小点心铺子或小面铺子。大家站着干了一天活，累得精疲力竭，都尽挑好吃的吃；加上这一天第一次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大家都高声地谈笑起来，简直想把这一天的话儿一下子统统倒出来。
伊藤她们一般是这样做工作的：伊藤在大伙儿当中，已经被人们叫做“那个”了，所以她在小点心铺子里说一些“那一类的话”，也并不显得怎么不自然，辻和佐佐木担任“敲边鼓”的角儿，一到跟大伙儿在一起，就故意给伊藤提出种种的话题，有时甚至说些反动话，好让伊藤就这些话题发挥一通。起初互相配合的不够好，往往在同一个问题上翻来覆去地兜圈子；有时险些露出了马脚，暴露出她们是串通一气，弄得她们捏了一把冷汗。在这样的时候，谈完话，走出小点心铺子，三个人都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大汗。不过，这么做过一两次，很快就配合的很巧妙了。“敲边鼓”的人要是敲得好，甚至能把那些没有任何想法，只是想交个朋友而跟着来的女工，顺利地争取过来。所以担当“敲边鼓”角儿的人，必须要清楚地了解那些觉悟不高的普通女工内心里存在着什么样的想法或偏见。
女工们一凑到一起，所谈的不外乎是谁和谁的关系可疑，谁和谁有没有勾搭上这一类的话题。伊藤来和我联络的时候，跟我谈过这样一件事。——防毒面具车间的一个正式工吉村，给降落伞车间的女工小娟写了一封情书，情书上写着：“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跟您细细地谈谈。”女工们一出工厂，就嘁嘁喳喳地谈论这件事，坐在小面铺子里也尽谈这件事。说是小绢接到这封情书之后，脸上搽的香粉陡然增多了起来，还把小圆镜子系上一个纽子，挂在衣带上，一边干活，一边不停地照镜子。有一个机灵的女工叫阿繁，她说小绢跟她谈心时诉苦说：“说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细细地谈谈，可是工厂里整天这么丁丁当当的，上完夜班往家走，已经是九、十点钟了，人累得像一摊泥；再说那人七点来钟就下工，又不能走到一起。”听了这些话，不知谁说了一声：“真可怜呀！”于是“敲边鼓”的佐佐木赶紧接着说：“咱们真是连和爱人说句贴心话儿都办不到呀！”于是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是呀！”“真是这样！”
“想说句贴心的话儿吧，首先劳动时间这么长，就办不到；再说，有时还想两个人去看看电影哩！……”
大伙儿都笑起来，说：“这是真话！”
“而且每天挣这么点钱，那也不行哟！”
“是呀！劳动时间不减少，工钱不增加，恋爱也谈不成！”
“工厂实在是太刻薄了！”
“咱们那儿的工头，今天还跟咱们这么嚷嚷呢。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期呀？是战争时期！你们应该把自己看成是军队的一部分，要豁出性命好好地干活！战争稍为一扩大，就要你们跟当兵的一样，发一点点饷金，也要照样地下活。这就是为国效劳。——这个秃头的兔崽子就是这么说的。”
这些话使伊藤也感到吃了一惊。伊藤还没有意识到，话题就已经从恋爱而转到工厂待遇的问题上了。这时候，连“敲边鼓”的也傻了眼。以后的谈话，丝毫没有牵强地，自然而然地转到攻击工厂的做法了。
我从伊藤那里听到这些话，感到确实是这样。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到处都在残酷地增加劳动强度。女工们虽然和男工干的是同样的劳动（甚至比男工还要重），但她们所受的剥削在迅速地加重。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不解决经济问题，确实是连“谈恋爱”都办不到。即使没听到大家所说的这些话，我也是感觉到了这一点。
伊藤最近要带这些女工去看点有意义的戏，但大伙儿一直想看浅草的歌舞剧或片冈千惠藏的戏，所以伊藤藤、辻和佐佐木决定用“敲边鼓”的办法，做点宣传鼓动工作，让她们去看左翼剧场的戏。
听了伊藤的报告之后，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要吸收男工参加这个集团，这只要跟须山联系一下，不会有什么困难，哪怕有一个男工参加，大家的劲头就会不一样，另一点，这个集团不能尽是临时工，要让正式工参加进来，我觉得这一点最为重要。伊藤同意了我的看法。
另外，我们过去带进工厂的传单总有点工厂小报的味道。为了对付对六百名临时工的解雇，我们决定停止这样的做法，把传单和工厂小报分开，各自独立起来。
我让须山考虑考虑工厂小报的名字，他抽动着鼻子说：“就叫《降落伞之恋》，怎么样？”
工厂小报最后决定用《防毒面具》的名称来出。因为我现在不在厂子里做活，决定由我从S那儿接过小报的编辑工作。我把伊藤和须山送到我手头的报告收拢在一起，根据这些报告写成稿子，送到油印的地方。伊藤一清早就到负责油印的联络员那儿去取。我和须山、伊藤每天保持联系，了解工厂小报的影响，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把它立即反映到下一期的《防毒面具》的编辑工作中去。
听了伊藤和须山的报告，知道厂方也在时时刻刻策划对付我们的办法。现在他们对发十块钱津贴和解雇的事，令人不安地只字不提了。这显然是已经策划了什么第二步阴谋。不用说，可以想象这种阴谋的目的，是既不发十块钱津贴，又能巧妙地把临时工强行解雇掉。但是，如果不清楚地了解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阴谋，并在群众的面前揭露它，那还是不行的。假如仍然按过去的老办法行事，群众就会离开我们。我们的战术必须准确地适应敌人的那种资产阶级的狡诈的战术。回顾我们过去失败的教训，一开始总是我们压倒了敌人，但是，敌人一旦摸透了我们的做法，就会出其不意地来袭击我们，而我们却不留意敌人究竟要怎么干，死抱住老办法干下去，这样，敌人的阴谋就会得逞，就会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把我们打倒。
伊藤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说：“最近的情况有点儿怪！”但是她不知道怪在什么地方。
第二天须山拿来了一张纸片。纸片上写着：
布告
由于大家的勤奋努力，使得本厂的事业进展非常顺利。对此，我和大家都感到高兴。大家都知道，战争决不是仅靠士兵所能进行的，如果大家不努力进行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和飞艇外壳的工作，我们就决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工作中如有某些困难，希望我们能以士兵在战斗中冒着枪林弹雨、英勇奋战的精神和决心，加以克服。
为促进大家的决心，特进此忠告。
厂长
“咱们的工作进入了第二阶段啦！”须山说。
工厂按原来的规定，等工作到一定阶段，就把六百名临时工解雇。而现在据说要改变方针，对工作成绩优秀的临时工，要挑选二百来人升为正式工，因此希望大家努力干活。并且已经在工厂里到处放出了这样的风声。
我和须山这一下子才明白了。他们放出这样的“风声”,显然是一种阴谋，一方面是为了在实行解雇之前，破坏工人进行有组织的反抗；另一方面利用这个“布告”,散布“也许能提升为正式工”的幻想，诱骗临时工为他们卖命干活，进一步加强剥削。
须山为了揭露事情的真相，他把布告给抄来了。经过研究，我们明白了工厂的第二阶段的策略。
我和须山、伊藤每天都保持联系。但光靠这样的联系，还不能商定出精密细致的措施，因此约定每星期有一次三个人在一起“坐坐”（坐下来讨论）。地点由伊藤去找。须山和伊藤的身份是“合法的”,没有什么问题，而我要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呆上两三个小时，那就相当的危险，因此要特别小心注意。我们规定了这样的办法，我跟伊藤在街头联络时，问清楚地点，察看一下周围的情况，感到确实安全时，才让她和须山先去，然后我抄另外一条道到那儿去。我到那儿去也不是直接走进去，而是要先看一看某一个约定的地方，如果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伊藤就会预先在那儿做好一个安全“记号”.
一天晚上，由于白天晒热的柏油路的蒸发，风中带着暖烘烘的热气。我带着要交给须山和伊藤的《旗》（机关报）和宣传小册子，走出门去。我们约定这天晚上在一起“坐坐”.走到半路上，看到街角上站着两个警察，走到另一个街角上，那儿又站着三个警察。我感到情况不妙。心里捉摸着，我身上还带着东西呢，今天的会怎么办。我一边这么想，一边还迟迟疑疑地往前走。走到派出所的前面，那儿又站着两三个警察，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把帽带紧扣在下巴颏底下。我要是中途往回走，显然不妥当。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往前走，但脚步有点犹豫起来。这时，派出所前面的一个督察好似已经注意到我，做出一副就要朝我这边走来的样子。——我马上装着有点迷路的样子，把帽子拿在手里，迎上前去问道：“请问这儿是S街吗？还是……”
警察用讨厌的眼光在我的身上扫了一眼，说：“是S街。”
“啊，谢谢您啦！”
我朝S街走去。走了不一会儿，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头瞅了一下，刚才注意过我的那个警察已经背转过身子，跟另外两个警察在谈话。我敲了敲掖在衣服里面的《旗》和宣传小册子，心里暗暗地骂道，“兔崽子！该感到可惜吧，白白地把五十块赏钱放过去了！”
我担心万一会出事情，就直接回家了。第二天早晨一看报，才知道原来是出了一件杀人案子。我们往往因为一些别的事件而遭到连累，敌人也常常利用这类事件来搞什么“抓共党”.现在每逢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就吹嘘一番，说是“得到了意外的副产品”.这句话就足以证明他们所搞的阴谋。据S说，外国的杂志上说，日本没有夜里外出走路的自由，没有在咖啡馆里畅谈而不受警宪无理盘查的自由。事实确实是如此。而他们这样做，那是专门为了向我们进攻。
我平常很留心报纸，早晚出去，事先都要调查一下我要去的那些地方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有关捕获过去在逃的杀人犯或强盗之类的报道。我总是要从头到尾阅读一遍。当时，我不仅自己订了报纸，还让笠原给我买来各种各样的报纸，我都要仔细阅读。有一次，有一段关于一个隐藏了七年之久的犯人的报道，我感到从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每天早晨来的报纸，我首先就是从这一类的报道读起。
我现在跟和我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S、N等人，订了一个“五年不被捕计划”,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五年计划要争取实行六年、七年，年头愈长，成绩就愈大。所以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五年计划六年完成，”因此，我们的日常行动就不能依赖于偶然性，而应该立足于科学的考虑来开展我们的活动。笠原经常从旧书店里买来《新青年》叫我看，有时我也不知不觉地，认真地读起侦探小说。
第二天，我去进行定期联络，须山一见我就说：“放心了！放心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失过约，所以他以为我一定是被捕了。他说没有见到我之前，想的尽是一些不吉利的事，弄得心神恍惚。我谈了昨天险些遭到牵累的事，接着笑着说：“我不是说过吗，五年计划要六年完成嘛！”
“话是那么说，可是……”
昨天因为我受杀人案的连累，没有能够去“坐坐”,今天须山又为此作好了准备，地点是伊藤的住处。这一两天她就要搬离那儿，因此决定使用她的住处。那儿同住的有七八个房客，条件不太好。因此决定我要小便的话，就使用伊藤生病时买来的尿盆，而不要到楼下的厕所去。上厕所碰上同住的房客，如果正好又是个熟人，那就麻烦了。
“转过脸去！”我跟他们俩这么说了，就走到屋角里，用那个玻璃的尿盆解了手。伊藤耸动着肩头，吃吃地笑。
“好躁！”须山装摸作样地捂着鼻子这么说。
“麒麟牌的生碑酒！”我一边把尿盆推到屋角里，一边这么说着，把他们俩逗得哈哈大笑。
看来仓田工厂就要发动最后的攻势了。这从伊藤的汇报中也可以看的出来。据说跟伊藤在一块儿做活的一个缝降落伞的女工，正在看我们早晨带进厂子里来的《防毒面具》第三期，一个四五天前新调到车间里来的男工，猛地把小报夺过去，还把这个女工揍了一顿。过去带进《防毒面具》或传单，大伙儿只是提防着工头，对同伴们并不注意，因而放松了警惕。伊藤看到这种情况，感到事情有点怪，就去调查这个男工。后来她从一个清洁女工那里了解到，这个男工是本地区青年团的团员，又是在乡军人，是战争开始以后特别雇进来的。以后注意观察了这个家伙，在第一车间和第二车间好像都有他的同党。有时在工作时间也离开工作台，跑到别的车间去，再一注意，工头看到这种情况也从来不说什么，另外，最近还发现他跟仓田工厂里的大众党系统的“僚友会”（这个组织以前就存在，但没有开展过任何活动）的清川、热田那些家伙好像也有往来。
令人奇怪的是，过去一直默默无闻的“僚友会”,最近也慢慢地活跃起来；其次，不知道从哪儿放出了风声，说现在国家处在非常时期，本厂工人负有重大责任，应当比其他产业的工人更加自爱自重，更加紧张地干活，因此仓田工厂里服过兵役的人应当成立一个在乡军人分会，据说厂长等人都表示赞成。看来这些话大概是那些特别雇来的家伙放出来的，一两个僚友会的家伙明确表示要给予协助。事情很清楚，厂方要是出面来干这种事，效果会不大，因此玩弄阴谋，好像这是从职工中自发搞起来的。
我问须山说：“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他说他那里还没有明显的表现，但他想了一想，说最近在午休的时候，有些家伙跑来跑去，到处大谈特谈战争的问题。他说听了伊藤刚才的汇报得到了启发，以前他以为午休的时候，大伙儿谈谈战争，谈谈经济行情，只不过是把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消息或自己的朴素的想法，作一番渲染，以显示显示自己，或者说一些泄气的话。而现在仔细一想，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看来是有人在那里有计划地到处进行煽动。——由此可以看出，敌人已经全面出击，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我们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对敌情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识。现在，敌人知道了，单凭自己从上面来压制职工已经不行了，光靠便衣警察来监视工人的上下工也不够了，因此又想出了第三套办法，认为必须从职工的内部来阻止我们组织的深入发展。看来正因为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僚友会”才活跃起来，才企图在工厂里扩大青年团和在乡军人分会这一类的组织。因为这里是工厂，而且是军需品工厂，它具备着易于建立这些组织的危险的条件，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我们在三条战线上同敌人的势力遭遇了。
据须山说，敌人现在在工厂里大肆宣扬战争的办法，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只是说什么要“忠君爱国”呀，什么中国佬可恨，非把他们打倒不可呀，而是说这次战争跟以前的战争不一样，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三井、三菱这些大资本家在占领的地区建立大工厂，而是为了无产阶级找出路，说什么打下了满洲，把资本家排除出去，由我们自己建立一个王国，内地的失业者就可以大批大批地进入满洲，这样就可以逐渐地使日本没有一个失业的人；俄国就没有一个失业的，我们也应该跟它一样，因此说，这次的战争是无产阶级的战争。我们应当尽自己的微薄的力量，要按照战争需要交给我们的每一个部署努力地干活。
僚友会的清川和热田说，这次的战争归根结底是为了大资本家在殖民地进行新的剥削，在午休的时间，同在乡军人及青年团的职工展开了辩论。不过，清川又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的战争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好处。比如金属和化学之类的军需品工厂，增添多少工人也显得不够用，出现了空前的盛况，还说从所谓“战争股票”的猛涨来看也可以得到证明，帝国火药公司的股票原来是四元，现在是九元，提高了一倍多；石川岛造船厂的股票由五元增加到二十五元；造子弹用的锑的市场价格，由以前的二十元左右涨到现在的一百元左右，另外像德国，人们都以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败涂地，其实像克虏伯钢铁厂却比平时获得了十倍的纯利（这些大概都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也可以沾战争的光而得到好处，一概地反对战争不划算，应当尽量地来利用战争。——这就是他们的观点。尽管最初他们跟青年团、在乡军人争论不休，但一谈到这儿，彼此的意见又不知不觉地一致了。
从午休时间工人们谈论的情况来看，他们听了青年团所说的“满洲王国”之类的话，感到简直像做梦一样，不知道是相信好，还是不相信好。最多也只是觉得，如果真能实现，那倒也不错。不过对清川这些人的话，临时工们倒是赞同，他们认为，要是去打仗的话，不是白白地送死，就是变成个残废，即使最后能成立个“满洲王国”吧，但也弄不清楚它会不会真地给自己带来好处；可是，话又说回来，到底还是因为有了战争，自己总算是从长期的失业中找到了职业。所以，尽管干的是临时工，拿不到津贴，还要被强迫加班加点，和正式工干的是同样的活，只因为是临时工，工资却要少的多，心里感到不满意，但是，到底还是得到了一点战争的好处。
像清川这些家伙，本来是标榜所谓“为了工人的利益”的政党——大众党的一员，而现在他们连这一点起码的招牌都忘掉了，简直就像个资本家，居然热心地关心起股票的价格，只考虑获得战争的好处。可是他的这些论调，却巧妙地抓住了有些职工（尤其是帖时工）只顾眼前利益的心理。
伊藤说，她自己和她的那些伙伴，想要在群众的面前揭穿这些论调的老底，让女工们正确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可是一到实际做的时候，就很不得手，不能对他们进行有力的反驳，“恨得牙痒痒的，就是没有办法。”我感到伊藤说的是实话。我们清楚地了解这次战争的本质是什么，但是不能以此为满足，我们在密切结合群众的日常生活加以解释，使群众都了解战争的本质这一点做得很不够。列宁就说过，就连一些革命的工会，也往往会在战争的问题上犯错误。更何况现在清川和热田这些家伙正在极力把水搅浑，把问题弄得更加模糊，所以就越发困难了。
工厂最近几乎每天都要把下班的时间由五点延长到六点，甚至七点，而且多干活也不增发工资。临时工们虽然嘀嘀咕咕地有意见，但又担心不干的话，以后说不定改不成正式工，只好留下来干。可是要干到六点的话，不带饭来吃是不行的，饭钱又没有出处。这么一来，干活延长到六点，一天的工钱反而减少了，这种做法，尽管没说要降低工钱，实际上是降低了。大伙儿都说这是“欺侮人”,感到很愤慨，伊藤所在的降落伞车间，要工人们留下来加班到六点，她们就说：“不给我们出饭钱可不成！”
不仅这样，最近在劳动时间方面，虽说也是干十小时，可是劳动强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抱着也许能升为正式工的指望，大家的话儿眼看着大大地加紧了，以前还可以边干活边跟旁边的人说说话，还可以像小绢那样，在衣带上挂个小镜子，不时地拿起来照照。而现在连用袖子擦擦汗的工夫也没有了。像降落伞车间是使用电熨斗，大家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大颗大颗的汗珠，扑嗒扑嗒地滴在铺开的降落伞上。从生产量上可以推算出来，工厂赚的钱要比以前多百分之四十，可是发给工人的工钱仍然照旧。这对于实际在干活的职工来说，那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大家一谈到自己的生活，仍然是战争归战争，干活归干活，把它们割裂开来考虑。他们不了解，劳动中日益加重的残酷性，都是来源于战争。所以，只要让他们懂得把这两方面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大伙儿凭直觉也能识破清川和青年团的谬论。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明确了支部应该把新的斗争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要想杜绝清川、热田这些家伙在临时工中散布的影响，就得要大家在僚友会里提出“反对加强劳动强度”、“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等问题。这么一来，他们就会提出种种的谬论，到最后，他们决不会站到这一斗争的前列，反而要拉群众的后腿。那末，我们就立即抓住这一点，在群众的面前，揭露他们不是站在工人的一边。我们还决定要在《防毒面具》上，重新提出工厂里的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的问题，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揭露。把这作为支部会议的决议。
“这么看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就要到来了！”须山一边用火柴一张接一张地烧着乱划着字的信纸片，一边这么说。
“对！要战胜他们、就得要有科学的正确的方针，要有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这种方针贯彻到底的央心。法西斯分子要是蠢动，咱们就跟他们拚命！”
我这么一说，须山就笑着说：“对我们来说，工厂不是城堡，而是战场！”
“这又是谁的典故？”
“我自己的！”
后来，我参加党的地方委员会的组织部会议，听到一个汇报说，在国营N军火工厂，用荷枪佩剑的宪兵来监视还嫌不够，还让宪兵穿上工人服混进了各个重要的车间，那里的支部最近被破坏了，原因就是由于不明底细，而向“穿着工人服的宪兵”做起了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人”表面上都故意装着很有觉悟的样子，所以是非常危险的。仓田工厂本来不是军火工厂，所以目前还没有派宪兵来。但是应该考虑到，事态再发展下去，宪兵也不是不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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