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盏明灯照亮了大寨的前进之路

1952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刚刚兴起，昔阳县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开始在白羊峪、赵壁等地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到1953年，当时的中共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又进一步在一区的下思乐、青岩头、大寨试办初级社，先后派出张老太、王殿俊、陈永贵等劳模和先进人物到晋中地区培训，学习有关试办初级社的知识和经验。陈永贵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对办社的欲望越发强烈。他一登进村门就逢人宣传走集体化道路的好处，讲解办社的知识。那时，在陈永贵领导的“老少组”里，办社也成了一种迫切的要求，陈永贵未培训之前，他们就私下议论，预测着办社以后的前景。陈永贵回村后，不可避免地被“老少组”的组员们围住，连“好汉组”的贾进才几个人也跑来探听信息，看上面有什么精神。陈永贵感到办社的时机已经成熟，第二天就跑到县里，提出要求办社的申请。但是，鉴于在全国范围内对办社还缺乏经验，上级对办社的事是比较慎重的。当时有一个原则性的精神就是：每个合作社在初办的时候不得超过三十户。陈永贵的请求在不久就被上级批准，但也不能突破三十户的原则。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办合作社只有以“老少组”作为基础才能扎实一些，而“老少组”已经发展为49户，要真正办成30户，还得有人退出去单干。那个时代，在“老少组”组员们的心目中，合作社已经成为一条灿烂光辉的前进道路，谁不走这一条道路，谁就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所以不少人找上门来，事先就向陈永贵打招呼，表示要入社。就是开始思想不坚定的那几户，也在这个势头下随了大流。在研究办社的党支部会议上，陈永贵就首先把入社户数的问题摆在会上，叫大家提出一个比较恰当的办法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共同的看法就是：互助组还发展到了49户，办农业合作社倒减成了30户，怎么也不能倒退呀。在这种情况下，就看掌舵人如何巧妙地应付这个场面了。陈永贵也就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般农民做不到的事情来。按他的说法是：既要考虑到上级的精神，又要照顾到具体情况。具体作法是：向上报的时候为30户，对那些入社表现不很积极的农民暂时不上册，办起来以后，谁愿意进来就随时接受。

这叫社内有社，社外也有社。这个事决定以后，就又研究入社的具体办法。如：“土地入股、劳力、牲畜分红，”对社员的分配，劳动日分红占55％，土地股分红占40％，公积金、公益金占5％等。最后研究了没有入社的农户怎么办的问题。按陈永贵的提议，为了加强党支部对没有入社的农户的领导，由支部副书记贾进才负责这些人的工作。提议之后，陈永贵就问：“进才，你的意见哩？”

贾进才本来也想入社，可是陈永贵既然把社外的任务交给了他，他就表态说：“只要是支部交给我的任务，我办就是了。”由此，社外的三个互助组，四个单干户的一切事务就由贾进才负责。

就在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初期，也有人抱着一种看戏的态度，说互助组打下粮食归个人，农业社打下粮食归集体，对谁真心对谁假心还不是明摆着的？说这些话的人都是那些留恋旧社会有房有地的富裕中农，所以陈永贵对这些话不予理睬，对入社的工作按部就班不乱套。但在一定的场合下，陈永贵对这些破坏性的言论经常批，反复批。有一次，在社委会上安排了春播的种植计划，就又有针对性地提出：“到底集体好，还是单干好？我看关键是领导。有一个好的领导，众人拾柴火焰高。今年我们把好地、劣地、阳坡地、背阴地的下种都安排好，看秋天打不打粮食？不是说互助组打下粮食归个人，农业社打下粮食归集体吗？是的，大河有水，小河干不干？我相信，有我们这么好的一个领导集体，办社一定会成功！”

陈永贵说的这些话，为入社的这些农户撑了腰助了气。所以在一个时期，不仅男劳力积极投工，妇女们也都走向地头，想多挣几个工分，秋天多分红。当时有个女社员叫贾田环，就带着五个女劳力参加改良土壤的劳动，一天虽然只挣五工分，但她们也心满意足。后来又发展到23个妇女下地劳动。社里的一些人就感到头疼，说这么多妇女下地，不仅安排不了农活，还要多出工分，咱集体可拿不出这么多工分呀！陈永贵很敏感地看出这是个问题。因为他也听说外地一些合作社妇女劳力有剩余的现象。他们不同程度地排斥了妇女参加农业劳动的权力。到底是劳力剩余，还是劳动力远远不足？陈永贵又把这个问题摆在社委会上。在一盏煤油灯下，陈永贵又打着手势滔滔不绝地讲着：“办了社，如果照着东一小块西一小块地养种下去，有什么前途？天津郊区的土地我都看了，将来要上大机器耕种，咱们有些地连牛还放不下，不改造行吗？叫我说，大寨所有的土地都要连成片，既好养种，又把旧社会的老底翻了！要改造土地，就得要劳力呀！不用说23个妇女，230个也不够用！眼下这些还顾不着，先得让妇女们调剂土壤！”

陈永贵这么一讲，又把社委会这些人的思想讲通了。那一年妇女们压了120吨土肥料，调剂了140多亩地的土壤。尤其是到了这一年的五月，谷子需要间苗，全社205亩谷田，光妇女就间了155亩，占到全部谷苗的75％。这一个典型的事例教育了全村的共产党员和社委会的全体成员。陈永贵在地头当众问他们：“你们信了没有？没有咱们的半边天，挽谷还得好几天！”

打那以后，陈永贵对劳动力就更加珍惜了。为了作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他在当年七月就作出了治理白驼沟的决定，打算农闲时间，把小块土地修成大块！

事实上，在这个过渡性的年头，也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单干户竞争的年头。因为有陈永贵的领导，入了社的农户齐心合力，向土地投了大量的工时，又施用了农药，化肥，这一年的粮食亩产达到了360多斤，三个互助组的亩产量为230多斤，而四个单干户的平均亩产粮只有204斤。大寨全村的粮食亩产也提高到250斤，比上一年增加5％。

这一年秋后，农业社召开了入社第一年的总结大会，对一年来表现好的社员奖给日记本、自来水笔和六尺海昌兰布。陈永贵念着他们的名字：梁便良、李喜庆、赵大和、贾承庆……。这些人上台以后，陈永贵向他们颁发奖品，下面就拍手祝贺。这一行动对全村的农户震动很大，社外的人羡慕社内的人，没有领奖的人羡慕领了奖的人。

就在这一年秋后，陈永贵组织全社的男女劳力，集中治理白驼沟。这一行动引起了中共昔阳县委的高度重视。年底推选陈永贵出席了晋中地区的劳模会议。在会上，陈永贵作了典型发言。地委领导让他讲一讲如何发挥劳力，扩大再生产的经验。陈永贵在这时候就崭露出一种创造性的才能，不仅讲得客观、实在，而且口齿灵利，话讲得也有一定的逻辑性。地委书记吴忠太在总结讲话时说：“大寨的陈永贵就很有头脑，是个很好的人才。希望其它合作社也像大寨那样，不仅要搞好当年的生产，而且也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样，集体经济才能逐步壮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逐步发挥出来！”

尽管陈永贵大名在外，可是在大寨内部总还是有人不服气，总要寻找借口进行抵制。这样，也就出现了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自打嘴巴的故事了。

这事儿也发生在入社后的头一年冬天。当人们在会上喜气洋洋地谈论农业社的丰收情景时，这个人突然冒出了风凉话：“算了吧，不要再吹农业社的优越性啦！亩产250斤也值得大惊小怪？我这个单干户，一亩地还打了300多斤哩！”

这一下，就等于给农业社泼了冷水，全村的亩产量250多斤，而单干户的亩产量达到了300多斤，那么集体化的优越性在哪儿呢？入了社的农户被装进了闷葫芦里，辨不出个方向了。对这事，陈永贵不以为然，他心里有底。他正希望能有一个人跳出来和他较量较量哩！

当时，陈永贵召开大会，会上决定改变会议程序，先在大会上宣布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因为国家实行的这个新政策群众还不知道，一宣布，就不免有一场好戏。于是，陈永贵在大会上用比较温和的态度讲道：“今年，农业社、互助组、单干户都丰收了，这很好！党支部相信国家第一次分给咱村的征购任务一定能够超额完成。现在就按各家自报的产量，把余粮卖给国家吧！”

那个人一听这话，当时就慌了神儿。本来就没有这么多的产量，这不等于自作自受了吗？按陈永贵生前介绍，那时也像电影镜头一样，这个人蹲在墙角里，用手左右开弓，打开了自己的嘴巴。一边打一边说：“我这嘴，是坏嘴，是屁嘴。我的屁嘴不值钱，净是胡说哩。我每亩地的产量，连秸秆过了秤也打不够300斤。”

大家对他的行为又好气，又好笑。都不约而同地说：“产量是你自己报的，还能有假？就按你说的数字算统购粮吧！”

这个人一股劲地求饶。大家问他为什么要说假话？他理屈词穷，只好结结巴巴地坦白：“我自己入不了社，还反对别人入社。我就是怕入了社吃亏，才这么样捣乱。”

陈永贵看这场“戏”也表演的差不多了，就收场说：“共产党从来讲实事求是，反对说谎话。你究竟打多少粮食，一看你的庄稼还不知道？你想要把产量降下来，就得挨门挨户向群众认错，由群众讨论处理。”

这场风波算过去了，但完成统购统销的任务才刚刚开始。当国家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时候，农民的思想十分紧张。因为当时的粮食产量还不很高，统购粮的价格也很低，卖粮太多会造成粮食紧张，价格太低也会影响农户的收入。为了作通群众的工作，上面逐级进行动员，把动员工作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党支部。陈永贵作为一个省里的劳动模范，对这个任务不折不扣地完成。上两次劳模会，他无论从太原回来，还是从榆次回来，县领导都要请他赴一顿“宴席”。这“宴席”尽管只是炒山药加上一杯白酒，可也是一种待遇呀！而且陪客的人也有一定的级别。像张老太和王殿俊，由县长和书记陪着，像他就由副县长作陪。这对陈永贵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眼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连群众的工作还作不通，还像个支部书记吗？所以，在几次的支部生活会上，他经常讲，反复讲。那时老区的共产党员，思想觉悟是比较高的。只要是上级号召办的事情，即使一时思想不通，也不出来反对。大家都把目标集中在陈永贵身上，只要他陈永贵能缴出来，大家都能办到。陈永贵在这个问题上更没有顾虑。其他人想多缴还有个老婆拖后腿，而陈永贵的老婆李虎妮是一个共产党员，几年来表现也非常积极，李虎妮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也不拖陈永贵的后腿。这一年，陈永贵分得粮食不多，却一下子就卖了5000多斤余粮。与此同时，贾进才也缴出了自家的粮食，其他党员们更没有什么说的，都互相比着往粮站缴。在大寨老党员的记忆中，大寨这一年的缴粮有阻力的是两户人家，一户是农户贾四元，另一户是一个刚从部队回来的共产党员。尤其是这个共产党员，缴不出粮还闹了一顿意见，抓住了领导工作方法上的一些缺点，闹得不可开交。陈永贵还特地向他作了思想工作。这一年，由于基础工作作得好，大寨当年就卖出余粮四万多斤。

统购统销的任务完成了，可是大寨第二年过春以后就面临着一场粮荒。群众的口粮紧张了，冷言冷语就朝陈永贵冲过来了：“看狗日的怎么活？也不知道打下多少粮食！”确实，陈永贵这一次卖粮比一般农户多了好几倍，吃粮是全村最紧张的一个。可是他肚里有苦不能和任何人说，干什么活还得走在前头。要不，大寨不是就乱套了？

这一年，昔阳县其他地方在统购统销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为了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县里曾经三次放粮，也没有满足群众生活的需要。县委的一位领导想到了大寨，其他地方的支部书记都找上门来要粮，怎么陈永贵却不露面呢？他那里的口粮够吃不够吃？于是，他就徒步十华里，去大寨亲自看望陈永贵。

这位领导看了陈永贵的家底，和陈永贵一起坐在炕沿边上促膝谈心。陈永贵说：“看来，头一年我是没底。”

这位领导说：“你没底，我更没底。大寨是不是给一点返销粮，解一解燃眉之急，不然，粮食吃不下来怎么生产？

陈永贵摆了摆手说：“不要，不要。实话对你说，大寨群众的吃粮倒是紧一点，但差不多都还能吃得下来。倒是我的粮食成了问题，又三天两头有下乡的同志。不过瓜豆也快下来啦，没粮有菜嘛，还能饿着人？你那粮食还是先考虑其他地方吧！”

这一次，县委领导在陈永贵家里吃了瓜菜汤，他为陈永贵的行动所感动，可是面临陈永贵谢绝了县里的照顾，可想个什么办法帮助他好呢？

这位县委领导回到县里以后，就得到一个消息，陈永贵的老婆李虎妮经常到东关菜园去买菜。他心里很为此事着急，靠买菜充饥又为陈永贵增加多少经济负担呢？这一天，这位县委领导通知陈永贵，让他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一趟。

陈永贵接到通知就来了。一登进县委领导的办公室，就以接受任务的姿态，坐在对面的老式椅子上。县委领导没有问长问短，只是看了他一眼。少许，就从抽屉里拿出两盒烟来，向陈永贵递去，说：“你拿起这两包烟！”陈永贵愈发纳闷了：往日这位书记叫我，最多不过清茶一杯，从来没有赠送过什么“礼品”。而且他也是不抽烟的，他今天给我这两盒烟，究竟有什么用意？陈永贵估计，大概有什么特殊任务，于是，他开门见山地说：“您有什么任务就交代吧，我有旱烟抽还不行，留下纸烟叫客人抽吧！”

这位县委领导亲切地向陈永贵解释说：“这次我不是给你安排什么任务，是为你解一解生活上的燃眉之急。这两包烟你带上，另外……”他说着，就把自己几个月来存下的四五十斤粮票递给陈永贵说：“老陈，这粮票你带上，去粮站兑换些面粉。下乡的同志经常在你家吃饭，你也不收他们的粮食和钱，拿这个作些补充吧！”

陈永贵嘿嘿地笑了：“看你，我还以为有什么特殊任务，原来是这？算了吧，这烟我装上，那粮票，我一斤也不要！你也挺困难的嘛！我今年紧一点，明年起来就好了！我老婆虽然有小孩，可她是个党员，对这事没什么意见！她要怪我卖粮多，我就给她回忆旧社会，怎也比啃生玉茭好吧！”

一个要推，一个硬是不要。最后这个县委领导只得依了陈永贵，纸烟装上了，粮票却一斤也没有带！老区的上下级关系相处的就这么融洽！

陈永贵上县以后，也更加尊重这位比自己小十二岁的县委领导。自己有了困难，领导上能及时看见，还要想方设法帮助自己解决，自个儿还有什么想不开的？思想上通了，客覌困难再大也有信心克服。他在东关买菜是向阳泉一个亲戚家借的钱，但陈永贵不在乎，借了些钱算什么？出几身汗就能还清。这个困难的年头熬过去以后，第二年卖粮时，陈永贵可有了底子。他不仅留足了口粮，还留下了集体储备粮粮，同时也如数地完成了当年的统购统销任务。

干好事并不意味着能被大家理解和拥护，而且往往给当事人脸上抹一层愁云。陈永贵积极卖粮，却迎来了村里的一些骂声，有人甚至把陈永贵比成了一条狗，说别人的狗是往外咬，咱村的狗是往里咬的！陈永贵对这些流言蜚语也有一套对付他的办法：看这些冷言冷语从什么地方来，又抱着什么目的。哪些人说了这话该狠狠地打击，哪些人说了这话该讲讲道理，解释解释，陈永贵对此思考过很长时期。

对于陈永贵的卖粮，不仅村里有人骂，而且外村也有不少人写得更凶，因为卖粮陈永贵曾经蒙受过许多不白之冤。大寨卖粮多，上级往往要以大寨的卖粮做比较，说大寨完成了多少征购粮，你们为什么完成不了？这本来是用典型引路的好事情，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卖粮涉及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就很容易使陈永贵走向群众的对立面。甚至有些村干部也在埋怨，说人家大寨缴了多少粮，咱不缴过不去呀！这无意中又给陈永贵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有一段时间，陈永贵在县里的会上发了言，领了奖，在鼓掌声中上台，在鼓掌声中下台。可是一回大寨，他就发愁怎么往回走。因为一回村，总要路过留庄，武家坪这几个村。一旦碰见人，冷言冷语就冲着来了。要么是“去县里吃了馍馍”，要么是“群众饿着肚子，自己戴上红花”……。他不愿意听这些话，可人家老是冲着他说，他往往躲不开。刚实行统购统销的一两年，陈永贵在县里的总结会上领了锦旗，就不敢在会上打着回去，便叠起来揣在怀里，路过武家坪，就被那些干活的人们看见了，有人就故意拿他开心：“金小，过来坐一坐吧！”

陈永贵瞥了他们一眼：“不啦，回去还有事！”

“你那怀里揣着什么？”

陈永贵被问得有点脸红，只好笑一笑：“怀里揣的是元宝，嘿！”

久而久之，这些冷言冷语也就听惯了，真理难道还能被几句闲话吹倒？外出开会，他就干脆告诉他们要去吃白馍；领了红旗，他就堂堂正正地沿路打回来。

陈永贵清楚地看到，真正的关心群众不是少卖粮，而是如何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增加粮食产量。要做到这一点，统一群众的思想是很必要的。他召集了全村社员大会，把一张耘锄往桌子上一放，问大家：“你们说，这耘锄从哪里来？”

社员们回答：“工人造下的！”

陈永贵说：“工人老大哥给我们造机器，造农具，他们吃粮食不吃粮食？”

会场上议论纷纷。

陈永贵又说：“工人造农具吃粮食，解放军保卫祖国吃粮食，我们不卖给他们粮食，他们吃什么？”

陈永贵这么一说，梁便良几个共产党员发言了：“我们不能光想自己，不想国家。有粮食不卖，还叫什么听党话？只要能拿出来的余粮，我们就要卖！”

陈永贵不断地引导大寨社员树立顾全大局的思想，不仅年年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产量也不断增加。群众有了粮食，顾虑也就消除了。

大寨的现实也逐渐被邻村的人们看清楚了，慢慢地由埋怨陈永贵变成埋怨自己的村干部。他们说：“不是合作化不好，而是干部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