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白羊肚手巾的副总理

——陈永贵传

秦怀录　著

第一部陈永贵起家

六、贾进才让贤

1945年，经过了一场急风暴雨的淋沐，终于云消雾散，虎头山升起了一颗红色的太阳。大寨历经这一场战斗洗礼之后，已经为陈永贵铺平了挂帅的道路。

说起陈永贵在大寨的挂帅，不能不讲到贾进才。贾进才选贤和贾进才让贤在“大力培养接班人”的年代，已经成为一段典型的佳话。

然而恐怕没有更多的人知道，陈永贵和贾进才有过一段“不打不相识”的交往。熟悉大寨历史的人一定还记得，陈永贵带领“老少组”和“好汉组”斗争的故事，但是你可知道，好汉组的组长正是贾进才。

1946年，在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以及其他解放区，各级党组织号召农民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组织起来”的口号，纷纷组织变工组、互助组。在昔阳境内又出现了“刀把口”“白羊峪”这样的先进典型，大寨的农民也跃跃欲试了。

在大寨，最早组织互助组的人，就是党支部的第一任支部书记贾进才。

天刚麻麻亮，“好汉族”的组长贾进才就睡不着觉了。他穿上衣服，东家拍一顿街门，西家吼一顿名字，催着他的组员们赶快去上工。

他几乎每天早上都是这样。

贾进才催得他们这么紧，一是想争取时间多干点农活，二是和“老少组”摽一摽，看谁能摽的过谁。自从陈永贵另立旗杆，组织了“老少组”以后，他们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自己这个组土地好，牲畜好，农具好，又是一伙人们所称的“好兵配好将，杨木配柳棒”的精壮劳力，为什么常常败在人家手下？这伙好汉们想和陈永贵摽上一年，秋后再见分晓。所以贾进才在敲门叫人以后，还反复地叮咛，走时再把某某人喊一喊，或者特意安排他们带上什么工具。

贾进才看见有几个组员们开了街门，便挑起担子往地里走。走在半路上，他不由地咯噔了一下。嘿，陈永贵和他那伙人早撒了半堆粪了。他还以为人家睡着懒觉哩！

贾进才第一仗就打得不顺利，自然也躲不开人家有意无意的挖苦：“进才，来的早啊！”

贾进才只好应承着：“啊，不早了！不早了！”他也弄不清“老少组”这伙人从哪里来的这股劲。事后他才知道，人家的办法更高明：陈永贵叫人并不像贾进才那么大喊大叫，组员们为了干一个分晓，比陈永贵的积极性和警惕性还要高！他们给陈永贵定了个暗号，上工不能喊叫，只能往街门上和院子里扔石头。组员们一听到石头响，都要以军事化的行动穿上衣服，拣起工具往地里走。

这种军事化的行动也有它的特殊来历。

两年以前，贾进才在自己的地块里铲土垫地，干了老半天也没有把一块地里的土铲完。和他一个家族的贾承富、贾承录、贾承福和赵启发相跟着从山上下来了。看见贾进才这种单枪匹马的难劲儿，他们便有意和他凑在一起：你一个人的能耐有多大？”

“嗯，不大！不大！”

“俺四个人一齐下手，一袋烟工夫就干完了！”

“噢，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嘿嘿！你们还有地哩！”

“不是这意思。俺是想找你这个政治主任（支部书记）出个法儿。政府号召搞变工组，互助组，你就不给咱组织组织？本来是好事情嘛！”

因为贾进才是大寨早期发展的党员，又担任政治主任的职务（当时的支部还不公开），人们有事便要找他商议。贾进才这时只是应承，还不敢当下拍板。他心里还没有个底儿。

几个月之后，正是正月天闹红火的日子。有一天，贾进才从区里开会回来，一进村就被贾承富、贾承录、贾承福一伙人围住了，问他上级对互助组的事有些什么安排。贾进才借此机会传达了区委的有关指示，说上级号召大力发展互助组，变工组，提倡自愿互利的原则，谁入就收谁。大伙为了能够选择一个撑腰作主，向上级通风报信的人，他们就把主意打在了贾进才身上。贾进才想到陈永贵这几天不在村里，不和他打个招呼怕他有意见。陈永贵那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已经是村里的生产主任，提耧把种样样在行，说句话又能影响好多人。他便憨憨一笑：“那，那得等金小回来，咱好好商量商量。”

“哎，政治主任还管不了生产主任？金小好说。”其实这伙人在“组阁”的时候就早已内定，像陈永贵这样的好劳力谁也肯要，收在他们组里吃不了亏。

“不是管不了。咱商量商量嘛！”这就是贾进才当时回答他们的话。从这段对话里可以看到，贾进才为变工组、互助组牵头大家还是满意的，也是符合区委的指示精神的。但他还有些犹像，因为他还摸不准陈永贵的脉搏。

那几天，陈永贵也碰上正月天闹红火的日子，按传统习惯都要由几个村子组织起来扭大秧歌，轮流闹联欢。这一年，昔阳刚刚解放，老百姓再也不怕日本人进村扫荡，理所当然地要组织起来串村热闹。陈永贵那时是个二十多岁的小后生，扭秧歌是村里人公认的好把式，白羊肚手巾往脑袋上一拧，开上一个三花脸，走起秧歌步子来谁也佩服。这次的串村自然少不了他。所以连续几天几夜他就回不了家。

这一天，陈永贵和秧歌队的人串完村子回到大寨，贾进才在半路上截住了他，想叫他表示个态度：“金小，我给你商量个事。外面都组织变工组，咱……”

没等贾进才把话说完，心急口快的陈永贵把眼睛一斜，一边往前走一边放开粗嗓门说道：“商量个甚？干就是了！”

“我给你商量商量，看……”

“商量什么？你不是正在组织？我参加！”

贾进才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决定为这个变工组牵头。

陈永贵回了家，按几个当事人的回忆，他的屁股还没落地，后面就跟进一群人来。陈永贵一看，都是些老头娃娃们。这些人坐下来，打听了几句扭秧歌的事以后，有几个老头便吧哒着旱烟袋开门见山地问道：“金小，政府号召互助合作，人家那伙梁山好汉们已经组织起来了，留下俺这些老少爷儿们该怎么办？”

陈永贵坐在门坎上，也吧哒起一袋旱烟。他皱了几下眉，问道：“你们的意思是咋？”

十六岁的梁便良首当其冲地说道：“人家组织，俺们这些人也想组织，可组织起来谁领导？”

陈永贵一听便明白了。梁便良的话又使他回忆起年前的一件事：那一次，梁便良在地里一边干活一边哭，因为他个头不大，挑担子困难，老半天也干不下多少活。陈永贵便慢吞吞地问：“便良小，人家不是打算要这么组织那么组织的，你怎么也不找找人家？”

梁便良擦擦泪，叹了口气：“不知道人家要不要？”

是呀！连担子还挑不起来，人家能要他？陈永贵坐在地头沉思了一会儿，帮助梁便良一边干活又一边思谋。他心里想：看着这孩子也实在可怜，实在不行我就让他入伙，干脆跟着我干吧。

那次陈永贵没有吐口，只是礼节性地招呼他们说，那边旱烟口袋里有旱烟，点上抽吧。这伙人再不好意思追问，谢绝了陈永贵的挽留，便各自散开。

至陈永贵回村来以后，贾承富，贾承录，赵启发这些人就由贾进才牵头，正式成立了变工组。为了使自己的队伍立于不败之地，他们舍不下陈永贵这个壮劳力，一定要把他拉进自己的队伍里。这对陈永贵来说，无疑是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面对这两个组，一强一弱。如果把登门找他的这伙人再组织起来，悬殊就大了。强的是中农，富裕中农占多数，弱的是贫下中农占优势，自己该靠向哪一边呢？

不几天，李喜庆，梁便良这伙人又找上门来了。等全部人员坐定，陈永贵便拨亮了煤油灯，开门见山地亮相了：“在位的都是贫下中农，咱们的土地都是分果实分来的。如果这些土地种不好，打不下粮食，那就等于白白放弃了革命的果实。所以我打定主意，给咱们这伙老老少少的爷儿们牵头，种好这些土地。我跟进才说过要入他们的组。这几天，他们也找了我好几次，我想来想去还是推了。你们就放心地跟我干吧！”

陈永贵这么一表态，倒把屋里这伙人说得挺不好意思的。村里村外数得着的次劳力放在他们这伙人里，人家该吃多少亏啊？他既然一言出口，就不再绕圈子了。当时的话是这么说的：“不要说吃亏不吃亏。我那时候给人家放牛，连条裤子还挣不下，吃亏不吃亏？毛主席给了我地种，这就是最大的便宜！事情就这么定了。但是有一条，要跟着我干，就得齐心。只要齐心，不次于他们那个组！”

这就是“好汉组”和“老少组”形成的经过。其实，当时也没有叫出这两个组的名字，只是到后来大寨名声大振，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才这么称呼。那时“老少组”打出旗号以后，自然也就受到了对立面“好汉组”的非议。他们称老少组是“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陈永贵既然成了“老少组”的带头人，就有自己的看法。所谓“老的有经验，小的能长大，只要听党话，路子走不差！”这话说得简单，却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也决定了“老少组”成败的命运。

“好汉组”和“老少组”刚形成的时候都是九户，这似乎又是一个很大的巧合，但以后的发展道路却给这两个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好汉组”尽管是兵对兵、将对将，尽管有贾进才这个共产党员的领导，但由于各自揣着一个心眼，往往有劲使不在点上，干活时免不了扯皮。贾进才在场时还能干下去，他一不在场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尤其在分配上，往往出现争执。一些投机取巧的人还想在分配上沾点光，打完粮食就拿上口袋找贾进才盘粮食。而“老少组”因为选对了自己的主心骨；干什么也觉得放心。冬天怎么整地，春天又怎么种植，都由陈永贵亲自安排，往事历历在目。

笔者认真地听取了在世的几位老组员们的回忆，听后十分感慨。大寨老人贾承联向我介绍说：“我在‘老少组’是最小的一个，比梁便良还小几岁。父亲很早就去世，家里就我和母亲，可还耕种着土改分下的12亩地。当我刚进‘老少组’的时候，一直为自己这么小，却种着那么多地而感到理亏。可是老陈却说，你跟着我干就行了，且不说12亩，就是22亩也保证你荒不了。从那时起，我就脚踏实地跟着老陈干。他在前面锄地，我就紧紧地跟在后面。挑担子他担多少，我也担多少。我生怕老陈骂我不干，结果老陈不是骂我不干，而是骂我不听话。比如说，秋天往场里送谷子，老陈事先就把我们的担子安排好，谁担多少都由他来决定。可是我们把担子往肩上一搁，总觉得他装得太少，就偷偷地加上一两把谷子。这事一旦被他发现，他就要大训一场，不让我们这样干。他说不仅要强调大干，而且还要保护劳动力。像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他生怕担得把身体搞坏。那时有他掌舵，我们干起来比一个成年人也不差上下。比如说，我们早上不用老陈叫，就能自动起来，从村里往狼窝掌挑粪，跑六个来回天还不亮。而早上往往还是老陈起得迟。因为他晚上开会睡得很晚，早上不叫就起不来了。因此他就给我们规定了一条，早上走得时候叫他一声。有一次，我们有意不叫他，想让他多睡一会儿。到他出工上地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一到地，可把我训了个够：‘怎么不叫我一声，是成心不叫我挣分？’我说，你该挣多少就挣多少嘛！老陈更生气了：‘你们担五回粪，我才担了一回，叫我怎么挣分？’我说，‘你晚上开会也能挣！’老陈更生气了：‘谁规定开会挣分的？’那一次我挨了骂，可是到评分时，他自己却提出，我那天早上的分不能挣。”

对于分配的问题，陈永贵实行了一种很好的记分办法。他能调动起全组人的积极性，也不仅仅是他的办法多，更主要的是能够为人师表。陈永贵是组里唯一的壮劳力，人称他“个半驴”，可是到评分的时候，他才比一般劳力高一两分。大家都说他评的太低，他却是那么直率地说：“行了，这也是数我分高！”像梁便良，贾承联这些娃娃们，他也要给到八分。娃娃们说，我们的分太高，陈永贵就说，评得高一点就是叫你们好好干嘛！

由此，“老少组”就拧成了一股绳，逐步走出了战胜“好汉组”的道路。

不久，“老少组”由9户发展到49户，粮食亩产也由100多斤提高到200斤以上，个别地块还达到了500斤以上。“好汉组”尽管在“老少组”面前甘败下风，但在全区和全县范围来说，也是个先进组。上级几次发奖，两个组都是区里和县里的模范。“老少组”的名声传开以后，外面还有人不太相信，区里就组织各村的党支部书记到大寨参观。参观后还有人不相信，又组织生产主任和各村的群众代表连续参观。经过参观，大寨的名声就越传越广了。

这一段人们熟悉的历史，在学大寨时期，曾按照当时“继续革命”的理论解释，认为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群体如何战胜以富裕中农为主体的力量，公正地说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好汉组”确有成分混杂的问题，但那是老区根据地当时的特地环境造成的，并不是贾进才的初衷。至于他们为什么会败在“老少组”手下，原因还是败在人心不齐上。“好汉组”正因为都是“好汉”，难免七股八岔互不服气，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那就可能彼此抵消力量。而“老少组”正因为是一群弱者，没有退路，只有互相协助，依靠集体的力量。更主要的是有陈永贵这样一个有胆有识的领导，把这些力量高效组织起来，所以能够成功。这是常有的生活哲理。想到后来“老少组”的骨干，真成了数年后大寨的“十大英雄”，成了陈永贵的左膀右臂，你不得不服气这是陈永贵作为一个农民领袖的远见卓识。

这一点，作为竞争失败者的贾进才心里非常清楚。他从中看到了陈永贵身上潜在的统帅才华。作为一个勤勤恳恳，忠实厚道的人，他丝毫没有从个人的功利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而是表现出对陈永贵的心悦诚服。

1947年冬天，大寨所在的昔阳一区为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准备发展一批新党员，陈永贵就是其中被考虑的一位。陈永贵从参加作战回来，经过几年的锻炼，也基本具备这样的条件。那时上级到大寨征兵，陈永贵就首先报名，准备参军，上级领导考虑到他是村里的生产能手，还得留下他当生产主任，就没有让他入伍。这样，陈永贵就更具备入党的条件了。在贾进才的回忆中，这个历史的场面是这样的。一天，陈永贵跨进了贾进才的门坎，往炕沿边上一坐，啧啧了几声，就急切地问道：“我来了两次了，好容易才把你等回来！”说罢，只是皱着眉，等着回音。

贾进才看他心事重重，便问：“什么事，说吧！”

陈永贵又啧啧嘴，结结巴巴说道：“我，我可愿意入党哩，你就不能介绍我入个党？”

大寨村的党组织发展较晚，从1946年贾进才入党以来，三年才发展了六个党员，过去一直和武家坪合并为一个党支部。1947年区委根据大寨党员发展的情况，决定大寨成立党支部，任命贾进才为党支部书记。眼下的事就是该积极发展党员了。对于陈永贵的请求，贾进才满口答应：“你想入党就好，我介绍你！”事后贾进才专门向区委会作了汇报。

这事对陈永贵来说，应该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但事后形势的变化又使陈永贵忧心忡忡。本来区委要着手考虑这个事，上级来了个踢开老组织的指示。说发现党的组织有严重的不纯问题，混进了坏人，造成土改不彻底，需要搬石头，于是就宣布停止党的组织活动，陈永贵的入党问题只好推迟。到1948年7月，上级弄清了问题，并明确规定发展新党员要严格审查。过去入党只要支部吸收起来，报到区委就可以，从那以后，凡吸收新党员要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支部大会通过，报区党委填表，区委书记签字才行。这样，对于陈永贵的入党就比较严格了。

当陈永贵的入党问题被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区委就有人提出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说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当过两面代表。区委书记张怀英从1946年认识陈永贵以来，对陈永贵的情况有所了解，尤其对陈永贵当两面代表的情况作过一些调查。但面临陈永贵的入党，张怀英保持了一种十分慎重的态度，便亲自派区委组织干事阎维周到大寨核实情况。

阎维周驻进大寨以后，先后找大寨的共产党员贾进才、贾承才、贾承福、邢玉清进行单独谈话。根据几个党员的反映，阎维周看出他们介绍的情况都对得上口。陈永贵也为此事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曾经两次找到区委书记张怀英说：“我当伪代表是群众推举，独立营的老曹和我谈的话，可这事我不能公开说呀！在人们看来好像只是贾泰元捉了大头。就捉了大头我也没有办了坏事嘛……”张怀英每次都是这样安慰他：“陈永贵同志，有关你的历史请你放心，组织上会为你弄清楚的！”为了对陈永贵负责，张怀英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陈永贵的问题进行摸底调查，多方面核实情况。邻村的一位地下工作人员在抗日战争期间和陈永贵接触较多，情况比较熟悉。他特地向张怀英介绍了八路军独立营一个化名为老曹的首长如何安排陈永贵打进日本鬼子的内部探听消息，贾泰元又如何以捉大头的方式选陈永贵当代表的经过，使人们弄不清的问题弄清楚了。张怀英回到区委会以后，又在会上听取了阎维周的汇报，决定为陈永贵的入党填表和签署意见。

这就是陈永贵当伪代表的详细经过，但孙启泰，熊志勇所著的《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一书对陈永贵这段历史的介绍就另是一个调子，不知读者们感到它的可靠性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于是，贾进才作陈永贵的介绍人，由阎维周填表，履行了入党手续。那时候，陈永贵的情绪很高，干什么工作都很主动，在“老少组”里更赢得了信任。在鲜红的党旗下，陈永贵高举着拳头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陈永贵登进共产党的大门以后，对党的感情越来越深，革命的信心越来越坚定，对党的基础知识也越学越多，因而领导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在“老少组”里的威信就越来越高。两年之后，陈永贵在贾进才的心目中也非同一般了。他看出了陈永贵的才华，特别是在会上争论问题时，陈永贵讲出来的一些道理他真不好对付。有几次，他从陈永贵的门前走过去，还听到了陈永贵对自己的一些指责。主要意思是嫌自己软，处理问题不力。贾进才听到这些闲言碎语，内心也有埋怨，但事后都能够解得开。他掂了掂自己的份量。自己论说话，还是论处理问题，都不如人家！如果让人家干起来，把大寨的事情办好，那也是谢天谢地嘛！

于是，他就产生了推荐陈永贵当支部书记的念头。那时候，陈永贵初出茅庐，支部会就推选他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贾进才的想法是想让陈永贵担任支部书记，也就是两人把职务换一下。这一换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当时刚解放不久，组织上对支部书记的人选十分慎重，不经过上级党委的严格考察是不能随意变动的。贾进才懂得这些基本道理，但是他既然打定了这个主意，就要执意办下去。

于是有一天，开罢支部会，贾进才把陈永贵留在自己家里，对他说：“金小，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想把支部书记的职务让给你……”

陈永贵一听，似乎觉得他的话里还有什么意思，火爆脾气又发作了：“你干着就挺好嘛！你是嫌我说了你的不是哩？”

那时的贾进才听了这话，心里也很不是个滋味儿，连连解释说：“不！不！我是真心实意……”

“你是不是觉得开会点了你的洋油；上级的同志来村下乡吃了你的派饭，你怕吃亏？那好，开会点灯，洋油钱我出……”

“看你，又说到哪儿去了？越说越不上道了。我是出于公心嘛！你比我有能耐，你当书记我放心。我是想把咱俩人的职务换一下。你当书记，我当副书记。我从不反口，也对你没有二心。你给我提意见我没二话。我只是跟着你好好干就行。开会的时候，你主持会议。如果同时开两个会，你主持一个，我再主持另一个。点灯的洋油咱轮着出，我一心想着如何出一个能人把大寨的事情办好！”

煤油灯下的两张脸都是阴沉沉的，贾进才的一席话尽管解开了误会，但陈永贵还是接受不了：“不不，我不当书记，难道你当书记就搞不好工作？”

贾进才仍然对陈永贵苦苦地劝，陈永贵就蹲在那里半晌没说话，最后才吐了口烟：“那，领导上……”

“领导上的事，我去……”

贾进才出口算数，头天晚上就把这事向宋立英说了，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他就迈开双腿向县城走去。当时的区委书记还是张怀英。当贾进才登进区委办公室的大门以后，张怀英原以为贾进才要汇报大寨的生产和生活上的事情。一听贾进才要调换职务，一时还摸不清这里边的底子，不能轻易表态。在张怀英的心目中，陈永贵也确实是一个支部书记的好苗子，但还不能这么随便，对干部的使用必须经过慎重的考察。所以尽管经过贾进才这么真心诚意的表白，表情威严的张怀英仍然没有答应。贾进才只好默默地回了大寨。贾进才既然大主意拿定，就要坚持办下去。不几天，他又第二次找见张怀英。正在阅读文件的张怀英给了他一把椅子，认真地听取贾进才诚心诚意的请求，经过一番长时间的思考，仍然没有作出答复，但态度比上次有所变化：“你这个意见需要认真考虑，可以找张永顺谈一下，看他是什么态度。”张永顺是当时的组织科长。当贾进才找到张永顺以后，张永顺也认真地考虑了张怀英的意见，表示如果两人都没有什么意见，就可以换。这一下，等于贾进才讨到了“圣旨”。他立即跑回大寨，当天晚上就找陈永贵说：“金小，事情可办成了。区委张书记开始不同意，后来叫我找张永顺商量一下，老张叫商量着办，我看就这样吧！”

陈永贵有些犹像了，端着一个大海碗却吃不下去了：“那，你还管事不管事啦？”

贾进才说：“看你金小，我那天黑夜怎么说的？我对你有什么二心，你走着看！”

经过党支部大会重新选举，贾进才和陈永贵调换了职务。此时，贾进才又想到了一件事，应该到区委汇报一下，看张书记是什么态度。这一次，贾进才正要往区委会走，却在县城的梯云阁碰上了张怀英。他一边和张怀英握手，一边说：“老张，我和金小的职务换啦！”

张怀英几天来也一直考虑着大寨支部这个事，也大有心思启用陈永贵，但又怕贾进才有顾虑，打算再作一作工作。贾进才这种坦率的精神使张怀英大为感动，他惊讶地问：“换了？”

贾进才说：“换了，我管保没有二心！”

有关这一段历史，是贾进才亲口向笔者介绍过的，并找当事人张怀英进行了核实。但是，这一历史到了《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一书里，就不择手段地把历史篡改了。这本书在介绍贾进才让贤一段写出了如下文字：

“陈永贵编造的‘老少组’与‘好汉组’的斗争，其攻击的第二个目标就是一向被称为‘老战友’的贾进才。”据贾进才介绍，陈永贵入党后，他确实向党支部和上级党委建议由陈永贵接替支部书记，但遭到上级党委和支部多数党员的拒绝。1953年冬季整党，陈永贵批判了他与地富划不清界线等问题。他说，陈永贵这一手，‘把我和群众分开了，我成天跟牛打交道，见不到群众，没有条件再作工作，当副书记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就把副书记也让出去了，只保留一个支委职务。后来又把支委推掉了。’贾说：‘什么让贤，我当时是干不下去了，咱也没有人家那本事，闹不过人家，让人家干吧’！”

当这段话跳进笔者的眼帘以后，笔者再次找贾进才核实。贾进才摊开双手，叹口气说：“看看，睡半天就尿房上了，我什么时候说过陈永贵这一手，闹不过人家的话？支书是我让的，我让了三次，这事我现在还不反口。”

为了自己的需要，连当事人的话也加以歪曲。这就是《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一书的本能。

在当时，这一场“让贤”的价值，很快就在大寨的生产活动中体现出来了。如果没有贾进才的让贤，陈永贵的才华也不会得到如此的发挥，大寨红旗似乎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飘扬在祖国的上空！

贾进才让贤之后的1952年，陈永贵已经成为山西省农业劳动模范。在山西省政府的统一组织下，他曾随山西劳模代表团到天津市郊区农村参观学习办社经验。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娘子关，见大世面。列车辗过阳泉，出了娘子关。从车窗向外看，一望无边的平原掀起绿色的波涛，让人看了真眼馋。想不到山外还有山！原来总以为大寨就干得不错了，和人家平原比起来可真差劲多了。如果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变成这样的平原，也变成一年两次绿那该有多好！

在列车上，陈永贵见到了山西另一个农民劳模李顺达。

当时，李顺达的名气已经是遍及全国。他创办的平顺县西沟金星合作社得到毛主席亲自批示，他也因此而获得“金星英雄”的称导。他和王崇伦被当作新中国最早的两位工农英雄代表。开劳模会，李顺达一上台讲话，全场热烈鼓掌，省里的领导还请他吃了饭，听说他还访问过苏联。这次在火车上相遇，李顺达又被省级劳模们团团围坐起来，陈永贵明显地感到李顺达在社会上的地位。

为了能亲耳听听李顺达的高见，陈永贵离开了座位，摘下系在脖子上的旱烟袋，装了一锅小兰花，有意凑上去：“李老师，咱对袋烟！”

当时，李顺达并不认识陈永贵。但李顺达当时已经是经受了无数此类场面。所以很熟悉地不卑不亢地接待了他。李顺达虽然是农民。但与后来陈永贵成名以后经常穿的对襟襖，裹白手巾的打扮不同。李顺达爱穿中山服，戴“前进”帽，也不怎么抽烟袋锅。但那天却是实实在在和陈永贵对了一锅烟。陈永贵问李顺达：“我请李老师谈一下，你们西沟为什么能够办得那么好？”

李顺达那时候已经是满嘴新名词，对答自如：“这从两方面说。一个是群众自愿，一个是领袖的号召。共产党领导穷人斗地主、打封建，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有了土地，一个人种不进去，一个人也收不回去，就得走集体化道路。我就是认准了办合作社没有错，才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陈永贵问他：“西沟的条件好，农业、林业都有潜力，我们是荒山秃岭，又是东一巴掌西一簸箕的土地，怎么发展？”

李顺达说：“毛主席不是说愚公能移山吗？干什么事情也要有坚强的信心。问题是干不干，不在条件不条件。”

在人们的言谈中，陈永贵当时是诚惶诚恐的。他当然想不到，十几年后，他会取代“李老师”而成为全国农民的代表，更不会想到，在“文革”中，他和他的“李老师”会分别成为两派对立组织拉在手中的“虎皮”，闹出许多不愉快的纠葛来。在当时，他却是实实在在地在李顺达的启示下，决心要治理大寨的穷山恶水。当天津郊区农村的活样板展示在他的心目中以后，他的这一信念更是任何风浪也打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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