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难以评价的一段历史

陈永贵尽管在主观意志上想要紧跟伟大领导的部署，闯新路，立新功，但是实际上他的志向仅在于改天换地上，然而伟大领袖这时主要的考虑却是人与人的斗争。在他“继续革命”的思想指导下，他开始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此，陈永贵开始理解不了，这集中表现在他对四清工作队的态度上。

1964年10月，中共昔阳县委通知陈永贵，四清工作队就要进村了。一贯执行毛主席指示的陈永贵心里清楚，因为他前些时就听到了传达双十条的文件，但是对于四清工作队进大寨要怎么搞，他并不知道。

在这同时，晋中地委按中央精神在昔阳十二个公社组织了几千人的四清工作总团，进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四清大会战。工作队事先进行过专门训练，进村后带着一件武器、三项任务。武器是《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若干问题的决定和规定》，简称双十条。实际上，前一个十条和后一个十条就互相矛盾。前一个十条是由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后一个十条是由刘少奇主席主持起草。工作队进村首先宣讲双十条，发动贫下中农积极参加运动，告诫农村干部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洗手洗澡，团结对敌。”接着，工作队要在群众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也有人提出要搞第二次土改。因此，在整个干部层中就形成了恐惧感。本来一些农村干部中的经济问题就需要清理，但后来的势态则使人们难以想象。

大寨也要搞四清，对此也使大寨村的干部们心里发生疑虑。陈永贵走出办公室，干部们也悄悄地向他打听消息。从来不随便发表议论的陈永贵向他们解释说，工作队进村是县里通知的。这次的四清就是要按双十条办。从党支部到贫下中农都要积极热情地协助工作队，把这次运动搞好。李喜庆老头凑到陈永贵身边，悄声问道：“金小，你不知道这个运动怎个搞法？”陈永贵反问李喜庆：“你说哩？”李喜庆说：“我估计准是依靠咱党支部贫下中农搞吧。自打土改起哪一次运动能少了咱贫下中农？毛主席就信得过咱贫下中农嘛！”“对！”陈永贵肯定地说：“是。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

陈永贵哪里知道，工作队进村是来揭大寨盖子的。工作队进村后，就和陈永贵协商，双方确定梁便良为大寨党支部的联络代表，每天到工作队办公室联系工作。开始那几天，梁便良每天登门一次，但发现每天有村里的人和工作队谈话，这些人都是些二流子和运动分子。后来有一次，梁便良登门后，工作队就说：“梁同志，以后就不用来了。”梁便良看出势头不妙，就到陈永贵家里把情况一说，陈永贵略为沉思后便说：“叫你别去你就不用去了。”梁便良就不再登工作队的门了。从那时起，工作队就费尽心机整陈永贵的材料，可是搞了几天，除几个运动分子暗地供给一些材料外，连大寨人的口都撬不开。为此，他们心里十分着急，因为搞不出问题不好交待。

又一天，陈永贵和党支部委员应约来到四清工作队办公室。工作队长极力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老陈，双十条我们已经学习了好多遍了，队干部的洗手洗澡也进行了好几次，可你们一直也没有放出一个像样的包袱来，这是一个如何对待社教运动的态度问题！”陈永贵说，“我们当了十几年干部，还能没有一点缺点？可这些问题我们都已经作了认真的检查。”工作队长听到这里，很不满意地说：“陈永贵，贫下中农对你们那口粮不扣水分的意见可大啦，你们当干部的，根本没有一点群众观点。”陈永贵早知道他们想在口粮问题上把群众挑起来，而且扎根串连就串连在一些落后分子和富裕中农身上，所以心里有所准备，不露声色地反问道：“照你们的意见，这口粮就应该扣水分？”“当然。”“那我们问你，我们晒得干干净净的粮食，要是再扣水分从哪里扣呢？这不同于其他地方，他们是玉茭一进场，连棒子带玉米豆子一齐分，那当然得要扣，我们是干粮食呀！”工作队长被问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陈永贵又坦率地说：“国家是自己的国家，社员是自己的社员，晒干扬净了的粮食，如果分口粮的时候硬要扣水分，那实际上是变相的弄虚作假，欺骗国家！”听陈永贵讲到这里，工作队长倒是找着了说话的口儿：“对呀，你们的粮食不扣水分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扩大单位面积产量，就是虚报产量，同样是欺骗国家。”陈永贵一听心里更清楚了，工作队原来是想在大寨的产量问题上做文章。他强压心头的怒火，说：“听你这么说，对大寨的产量有怀疑，是不是？”工作队长自己也清楚，经过十多天的查账，又专程到县粮食局进行了核对，证实了大寨的产量没有虚报，交售公粮的数字也全部落实。所以，陈永贵提出这个问题，他心里觉得有点不踏实，对此也没有随意下结论。

事实上，工作队长出于上级的压力，似乎不这么办也不行。这事从昔阳社教工作总团的一些情况可以看得出来。社教工作展开不久，昔阳不少工作队就汇报农村干部几个千字号，几个万字号，这事使主持工作的总团政委卜鸿云也发生了怀疑：真有那么多万字号吗？可是他作为四清运动的领导又不能为运动泼冷水，只得硬着头皮这么搞。大寨也是这样，其他问题抓不住，就又扯到工分上来。他问道：“那你们有没有私记工分的现象？”陈永贵仍然平平静静地说：“我们大寨从干部到社员，大家都是靠劳动分益，根本没有私记过一个工分。”工作队长进一步追问：“现在物证在手，你敢说没有？”陈永贵在工分上心里是踏实的，便叫他拿出物证。这时，工作队长从桌上拿起1963年的那本工分账，“啪”地一声甩在了陈永贵面前，用手指着他已经划过的那几笔工分，说：“没有？你看看这是什么工？”陈永贵看了看队长用红笔勾了又勾，画了又画的扫雪工，心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但他仍然耐着性子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一切。他意识到这里面有着一场不可调和的斗争。于是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是一笔扫雪工嘛！”工作队长见陈永贵的态度满不在乎，又说得那么巧，心里更加恼火，问道：“其它大队有没有这种名目的工分？”陈永贵说：“昔阳只有一个大寨，其它大队当然也没有人参观。”工作队长又找到了话茬，大声地质问：“那你们为什么要记？”梁便良这时也准备和他争辩，陈永贵向他使了个眼色。因为那时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几天来，来大寨参观的人又多，心里就有了主意。因为工作队在上，陈永贵纵然长着三头六臂，说话做事也得讲究讲究。既然工作队抓住了工分问题，陈永贵便打了主意，先接受下来再寻找一些对策：“既然领导上觉得我们记扫雪工不合理，那我们以后不记工就是了。”工作队看陈永贵承认了错误，所以在态度上有所缓和，但还是一股劲地追问：“那以前的事呢？”陈永贵答应，以前记上的工一律退出来。

他和所有的农村干部一样，对拆自己台的人怒火中烧。总要找个机会来报复一下。

工作队进村二十多天，这是他们在工作上取得的头一个成绩。恰恰那一天，雪下得很厚。第二天雪停了，正巧阳泉来了一伙人要上山参观。虎头山被大雪覆盖，参观的人上不了山。工作队只好请陈永贵派人上山扫雪。磨道上准会等个驴脚踪，陈永贵有话说了：“我还再敢犯这个错误哩？因为扫雪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可不敢再扫了，扫雪就得记工呀！”工作队长吃个闭门羹，只好连续不断地求情。陈永贵倒是扫雪了，可也引起工作队更大的不满。

陈永贵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出席了三届人大的会议。工作队并没有因为陈永贵参加了人代会而收兵回营。因为他们有任务，有目标，搞不出大寨干部的经济问题会怎么样，他们心里是清楚的。于是，他们就召集会议，进一步交代他们的来意：“我们这次驻进大寨，首先是想和大家在一起，把大寨红旗旗竿里的虫虫挖掉。不把这些虫虫挖掉，大寨红旗不仅举不高，而且还有倒掉的危险；第二，是帮助大伙出气，要给干部提意见，谁敢给干部们提意见，我们就支持谁，帮助谁，团结谁，依靠谁；第三，谁要敢对抗四清运动，谁就是反革命！”在会上，他们还批评梁便良：“人说梁便良是个好同志，既然是好同志为什么不提意见？人家说你们大寨是先进队，依我看不是先进，而是冒进。”一句话，他们把大寨当作有严重问题的三类队看待了。有关挖虫虫的话，从《山西日报》的文章《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透露，工作队是从贾进才的女儿贾秀兰的话中引用出来的，这和大寨方面的反映截然不同。大寨的老支委郭凤莲、宋立英说，挖虫虫的话首先是从一位女工作队员的口中吐出来的。而且工作队把大寨当作三类队对待有据可查。当时的双十条也没有将先进队和后进队加以区别。正由于此，贾承让挨整了，贾来恒挨整了，所有的大寨干部都轮番检查，挖空心思地提出问题，交代问题，被整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平心而论，工作队这样说这样做和当时的政策、当时的理论有密切关系，天天讲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大寨再好，毛毛虫也得抓一个。如不抓，中央的红头文件还有什么作用？当然，笔者并不否定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树怕伤根，人怕伤心。忍耐到了一定程度就会物极必反。在一次会上，有一个社员站起来说话了：“十个指头都长在我的身上，咬咬这个指头我感到心疼，咬咬那个指头都连着我的心啦。我们的干部都是社员的贴心人，不要说贪污盗窃，就是连集体的一口汤也没有多喝过。可你们，硬要逼社员说白话，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不能参加你们这些昧良心的会议。”说完，径直离开会场，其余的人也三三两两，一前一后离开会场。

就在大寨干部处于洗手洗澡的水深火热之中，出席三届人大的陈永贵回到了大寨。上几次陈永贵每从外地或北京回来，干部和社员不间断地登门，听这听那，又问这问那，气氛十分融洽。这次回来，陈永贵十分明显地感觉到门庭冷落，气氛紧张，情况很不正常。他在屋里踱着步，一锅又一锅地吧嗒着烟，一直不见有人登门。四清运动把人的正常生活秩序也破坏了。夜深了，陈永贵躺在炕上，才听见外面有人轻轻地敲门。把门打开，支委们才一个一个偷偷地进来。愁眉苦脸的贾承让，梁便良，贾来恒，都少言寡语，不问长不问短，就是这么一句话：“咱们最后见一面啦！”陈永贵也窝着一肚子气，可是看着他身边的战友们要走向绝路，他耐着性子劝说，又严厉地批评。来一个批评一个，来一个劝说一个。好不容易把这些干部们劝走了，自己却抱头大哭，止不住的泪水往下掉。在北京开会期间，他也不止一次地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进行反映，说这样的社教运动打击面太大，基层干部无法干下去啦。

不过，陈永贵终究还是陈永贵。正由于陈永贵具备了一般农民不可能具备的气质，他才成为后来超越人们预料的陈永贵。也正如邓小平评价的，他是个很有思想的农民。陈永贵回村的第二天，无论在大寨干部面前还是在大寨社员面前都表现得十分乐观。他向社员们传达了三届人大的情况，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对大寨人的问候。还转身对贾进才说：“毛主席和周总理还特别问候了你！”这一番鼓励话像一支强心针，把准备走向绝路的大寨干部群众又挽救了回来，他们又恢复了原来那种饱满的精神，甩下了背在身上的一切包袱。

陈永贵回来了，工作队要叫他谈话。这次谈话，和陈永贵上北京前的态度显然不同。除了一番客套的问候之外，就正式向他提出生产问题。很明显，一次会议使工作队明白了陈永贵在中央的地位，也摸到了陈永贵在全国的份量。可陈永贵憋在肚子里的一股子气怎么就能轻易地消下去呢？他是一村之主，得为村里的干部作主啊！于是，他就和工作队当面锣对面鼓地进行了交锋，提出先谈四清后谈生产。

僵化，严重的僵化。四清工作队有嘴难辩。陈永贵出席三届人大意味着什么，他们心里是有数的。而且，从事态的发展，他们已经有所察觉，形势可能向什么方向发展。他们还没有料到，陈永贵在毛主席、周总理面前说话真是算了数。

196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向全国各地公开传达。同时又宣布，过去的文件和这个文件有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事实说明，过去下发的双十条被否定了。二十三条传达了毛主席提出的搞好四清的六条标准，并指出一类和二类队由工作队和党支部共同领导。华北局委书记李雪峰针对陈永贵向中央反映的情况也转告陈永贵：不要反映了，通天了。以后再不要有什么顾虑了。他的话意是：毛主席已经说话了。

如果陈永贵不是大寨的党支部书记，他的这种态度恐怕会遭受更大的灾难。而偏偏他是一个中央选中的典型，事情就有了奇迹般的变化。

1965年2月中旬，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安排，由中央、华北局、山西省委、昔阳县委派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共七人进驻大寨，原来的工作队撤离大寨。晋中地区没有人参加后来的工作组。根据周总理和李雪峰指示的“帮”的方针，在山西省委的直接指导下，帮助大寨党支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二十三条对全国农村也震动很大，各地四清运动也都来了一个大的转向。在昔阳，连四清工作总团的政委也一块石头落地，前一段不敢说的话他能说，不敢表的态能表，可以实事求是地对待农村干部了。

1965年5月21日，以康丕烈、斐润、魏爱民三人签名的向中央和华北局写的报告送到山西省委。中共山西省委以（65）138号文件下达，并加了批语。题目是《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报道大寨联合工作组“关于大寨党支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批语原文如下：

中央并华北局：

现将大寨联合工作组“关于帮助大寨党支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送上。

大寨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年十一月曾进行过一段，由于原四清工作队采取了对待三类生产大队的做法，所以，基本上失败了。今年二月派去的联合工作组，总结了原四清工作队的经验教训，根据周总理和李雪峰同志的指示，采取帮助的方针，居于参谋的地位，帮助大寨党支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经过七十八天的工作，不仅帮助大寨党支部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教育任务，而且初步地摸出在一类生产大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

康立烈，斐润、魏爱民在报告中说：“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验，再一次证明，以陈永贵同志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经得起一系列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考验的革命的班子。一致评价是：

（1）全心全意搞社会主义，时时为集体为国家打算。

（2）一贯依靠贫下中农，敌我界线分得十分清楚。

（3）一贯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苦干实干。

（4）大公无私，办事公道。”

“去年十一月，原晋中地委和昔阳县委派的四清工作队，由于思想不明确，缺乏经验，不敢大胆地相信支部，依靠支部，机械地搬用了三类生产大队的四清做法，因而引起了支部和工作队的对立。联合工作组初进村的时候，陈永贵同志和部分干部仍然有满腹怨气。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一开始就在干部群众中说明，大寨是全国农村社会主义的红旗单位，我们的来意是‘帮’，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团结，调动积极性，把红旗举得更高。”

报告以“大寨干部究竟在经济上清不清？”和“大寨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究竟实不实？”为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最后的结论是：

“经过两个多月来的工作和调查研究，我们深深体会到，大寨是一个政治、经济、组织、思想上的四清单位。它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搞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六项标准。大寨不愧是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笼罩在大寨人心中的阴云让来自北京的东风驱散了。联合工作组为大寨作出公正的结论以后，大寨又一次受到了鼓舞。干部们说：“如果俺有贪污，首先就过不了永贵的关。”社员们和干部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他们说：“过去给地主干活一天四出勤，五出勤都熬过来了，现在给自己干活，比那时好多了，加个班算什么？”

由此，大寨人又恢复了过去的面貌。

一个不平凡的历程也为后人留下一声沉重的叹息。为原则而进行的斗争是理想的归宿。为斗争而杜撰的原则则是闹剧的开始。两个工作组，壁垒分明，观点对立，所以到了学大寨的高潮时期，就出现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之说。而且从政策实施后的效果看，前后两个社教文件得到了两种不同的效果。但是就社教运动下达的两个十条来看，尽管前后两个十条的起草主持人不同，但都是以中央的名义下达的。如果说毛泽东代表了正确路线，那么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为什么伤害了那么多的老干部呢？这一历史性的产物，都能够反映两个领袖人物的历史局限性。

这是一段难以评判的历史。

也是一段意味深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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