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左之争”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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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7日、9日，著名作家刘继明在个人公众号接连发表《俄乌之争：要么民族主义，要么自由主义？》和《三个世界理论、民左和俄乌战争》，首次提出了“民左”概念，从而在中国左翼阵营引发了一场关于民左的大讨论。

刘继明老师指出：“国家主义是与民族主义差不多同时崛起的一种政治思潮，在价值取向上二者具有高度的同构性。所以，在俄乌之争上，左派加入到民族主义的合唱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抛弃掉马列毛主义‘总体理论’的左派，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树，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只能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要么依附于民族主义，要么依附于自由主义，除此之外，別无选择。这个时候，作为独立思想群体的左派已经不复存在，如果非要用这个概念，也应该加上必要的前缀，如‘民族主义左派’‘马列毛左派’，以便跟中国政治语境下传统左派的概念区分开来，免得人们在微信群里为谁是真左、假左和伪左争论不休，乃至反目为仇。”他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左派（简称‘民左’）“完全无视俄罗斯作为次级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狂热地支持俄乌战争，这不仅与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中的立场南辕北辙，而且是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再次证明了我的观点：抛弃掉马列毛主义‘总体理论’的民族主义左派，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树，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只能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他们连天下大乱，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这样简单通俗的社会历史逻辑都不懂，一头扎进自己阶级的对立面而不自知。”

2022年3月10日，“青年毛思想信仰者”发表《民左，实质是‘修正’附庸》一文，认为：“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左派’的思想特征，和修正主义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民左更能玩弄一点马克思主义的话术，使它看上去更‘马克思主义’一点……这就是‘民左’先生们的全部天才之所在了。然而，和修正主义一样，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左派’思想，在几乎一切主要之点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当然不是什么‘刚好’，而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必然。如果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一般是赤裸裸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不害怕公开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敌对态度；那么，民左则主要是贩运私货，偷偷摸摸地把马克思主义替换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3月15日，“青年毛思想信仰者”继续发文，针对吴铭先生的“中国是半殖民地”等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民左’实际上大量搬用仅仅适用于半殖民地，或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概念。比如强调资本的民族性——问题是，当前两类资本，官的私的，哪一个不是‘本民族’的？或者说，统治着我们的资本力量，难道不是主要是本民族的吗？假如还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样，区分什么民族的和非民族的（那时候的情况是，我国仍是一个被外国帝国主义即外部垄断资本势力压迫的半殖民地，因此强调‘本国’或‘本民族’的那一类资产阶级才有实际意义）——恐怕就是脑子停留在100年前，而对70年来，特别是40年来的变化严重估计不足了。这恰恰才是一种教条主义倾向——‘新民主主义教条主义’。” （《对“半殖民地”说的一些质疑——兼评一种新型教条主义》）

3月16日，吴铭就“青年毛思想信仰者”的批评，发表《给一位青年网友的回复》，认为：“最好不要称别人是‘民左’，不是待客之道，有制造分裂、对立的嫌疑。现在，中国的舆论斗争战场，‘民左’居功到伟，已经是中国舆论战场的主力军，在反帝、反霸、反资本主义、反封建主义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民左’，中国有多少思想文化主权、政权还有多少人民性，恐怕还不好说。我可以承认我是你心目中的‘民左’，但是，你这么说，内涵就变了。”表示，“希望就有关问题继续探讨。形势在变，情况在变，新问题会产生，需要这种探讨。”

此后，两人就“民左”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广泛的理论背景下展开了争锋相对的辩论。

3月17日，“青年毛思想信仰者”发表《我们是谁》一文说，“吴老师认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当然首先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也代表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恐怕是很多同志不小心就忽略了。我们认为，恰恰不是‘很多同志不小心就忽略了’，而是吴老师自己在这里暴露了跟民族资产阶级妥协的倾向——而这，恰恰是‘民左’的思维特点之一，即觉得好像被本国资产阶级剥削就比较舒服、比较‘可以接受’。”并指出：“我们认为：当前，不管什么派，首要的问题还不是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搞清楚‘我们’是谁。如果搞不清楚自己的阶级地位，总是幻想跟这派那派资产者妥协、搭他们的便车——那就永远像现在这样被分而治之。”

3月21日，吴铭发表《对青年毛思想信仰者的再回复》：“说我是‘民族主义左派’（简称‘民左’），从全国范围内讲，民族主义，有反美的一面，是革命的。但是，民族主义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任务是反帝、反殖、应该还有部分反封建的任务，依靠力量是民族资产阶级，一定程度上会利用人民的反帝情绪。但如果从革命阵营这个范围（范畴）讲，民左，属于右倾，或者右派，并不属于左派。你给这部分势力打了个引号，是不是这个意思？”

3月19日，针对有人认为“民左之争”是蓄意制造左派分裂的观点，刘继明老师接受狂飙网访谈时说，“在左翼总体上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境况下，团结固然重要，但团结并不是回避、无视甚至掩盖分歧，正常的论争比掩耳盗铃和以邻为壑更有利于左翼及整个社会的进步，不仅不应该否定和指责，而且要大力提倡君子之争。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意思就是把不同观点和意见放到桌面上，公开讨论，而不是私下叽叽喳喳，公开却虚与委蛇，一声不吭，正如毛主席说，‘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当然，对于那些‘嘴上挂着主义，底下谈着生意’的人，则另当别论。”（《再谈“民左”：为了主义，不得不争——答狂飙网》）

3月25日，滠水农夫发表《激昂旧小丑，慷慨新沙皇：给“民左”人士画画像》，认为，“由于中国民左的历史演变，使人们对中国的左右派别难以区分，甚至乱作一团，被人视为所谓的‘左派不左、右派不右’。确实在对于民主、自由、民生等重大问题上，右派的观点看起来更左，而民左的观点看起来更右，这似乎是一种讽刺。再联系现今泛左翼思想状况，我们更能发现，他们的思想源头很大程度与与新左派密不可分，包括今天挺俄反美的叫得很响的人士，很多本就出身于曾经的新左派阵营，而其他人士也或多或少受到新左派的影响。因而从一定角度讲，对俄乌战争的争论出现如此大的偏差，不是坚持马列毛主义战争观的刘继明老师太老了，而是某些人士所秉承的新左派思维太老了。”

4月17日，滠水农夫又发表《“民左”是怎样失掉想象力的——兼谈关于俄乌战争与疫情防控的两场争论》一文，对民左产生的渊源及跟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新左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指出：“如果说最初的‘民左’在与自由派公知逆向民族主义的斗争中起到过积极作用，那么现今的‘民左’已经高度公知化了，用同志们的话讲，叫做‘胡锡进化’（青年毛泽东信仰者《也谈一类人的‘胡锡进化’》），所谓的‘胡锡进化’也就是公知化，因而公知化的‘民左’与自由派公知一道，实质上成为资产阶级的两翼，同志们已经说得很明白：‘自由派公知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牧师，而民左则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牧师，前者主要效劳于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后者主要效劳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二者只是分工不同，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文人。’（社会主义煽动家《吴铭的大杂烩：民族主义“牧师”的说教》）”如果还要增加说明一点的话，那么相对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阶级基础，民左的阶级基础更多是依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

4月18日，“青年毛思想信仰者”发表《谈谈走狗文人的依附型人格及其他》指出，“从左派队伍里叛变出去、投诚过去的这一部分人，即所谓‘民左’，比起一般的民族主义者来，更擅长玩弄一点马列话术，更会打着马列的旗号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之实，更会披着一件‘红色马甲’吓唬人——从这点看，他们更接近他们的‘修’派主子。但是，在本质上，他们与一般民族主义者并无二致，其思想底色是去阶级化的。在去阶级化这一点上，他们跟自由派公知又是一致的，表现就是他们都在恐惧所谓‘极左’或‘纯左’。‘民左’的整个‘理论’、路线、策略，整个的一套，都是这种换汤不换药、前门进狼后门进虎的骗局，就像他们现在把持了话语霸权，但无产阶级的话语权并没有真正得到伸张一样。我们看到的，只是另一类张牙舞爪的公知败类，虽然它也自称‘代表人民’。这有什么奇怪，自由派公知难道就不自诩是‘代表人民’吗？”

4月16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阳和平老师应邀在狂飙网读者交流群做《俄乌战争、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讲座，对引发“民左之争”的俄乌战争进行了深入辨析：“我看到很多为俄国辩护的，他们所使用的逻辑都是帝国主义的逻辑。比如，他们说因为北约东扩，所以俄国有权侵略乌克兰。那么同样的逻辑，当年因为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美国就有权去威胁古巴，甚至颠覆古巴？所以，他们很多对俄国辩护的，没有从帝国主义的基本逻辑出发来看问题，还是从地域政治，不是从垄断资本的角度来看问题的。”

4月18日，吴铭发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阳和平老师观点提出质疑：“阳老师，你和你的那几位朋友的言论，其实和中国的这部分‘帝国主义者’即我眼里的官僚买办资本势力，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不同。所以，我说你捧的是‘颜色革命’的剧本。”

4月24日，刘继明老师针对日趋激烈的“民左之争”，回答了赤浪青年、滠水农夫提出的若干问题，认为， “民左的主体还是一些信仰马列毛主义，但在具体行动上主张借助或利用民族主义话语，通过内部改良的方式，争取和团结群众，逐步回归社会主义的左派。他们虽然在政治上摇摆不定，实际上奉行的是一种实用主义和绥靖主义策略，但与‘马列毛左派’主要还是具体策略的分歧，而不是根本立场的对立。这也是我坚持认为不能把‘民左’当做马列毛主义的敌人，应该视为可以团结的朋友的原因。”（《“民左之争”与左翼的困境——答滠水农夫和赤浪青年》）

4月30日，吴铭发表《给继明同志的简要汇报》一文说：“我在争论中发现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支支吾吾、躲躲闪闪地回避要不要反美问题！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主要有：美国已经衰落了，不必反了；美国不是中国底层的最大敌人，不能反；中国底层、打工人、无产者的最大敌人在国内，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在俄乌战争中不能支持俄罗斯，而要支持美国；列宁主义不能丢，中国革命要走列宁的道路，即化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为国内革命；毛主席的统一战线不存在前提，无法实行。所以，我给他们总结一个规律，只参照列宁的经验，不参照毛主席的经验；只反国内的一切资产阶级，不能‘殃及’美国。老实说，这种论调，我很久之前就见识过了。”

对此，青年毛思想信仰者反驳道，“看得出来，吴铭根本不懂得当前这场‘民左’争论的意义，也唯心主义地理解了争论的根源。‘民左’争论的实质，是当前社会中，代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工人贵族，或受到这些人影响的已日趋狂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者，跟坚持了最起码的（注意啊，是最起码的，还不是多么难得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坚持最起码的马列毛主义观点的那部分人的思想理论斗争、舆论斗争。说到底，‘民左’之争是现实社会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以及此次俄乌战争冲击面前泛左翼阵营内部客观存在、早已存在的思想分歧加剧的表现。”

5月2日，部分青年左翼在“保马之友”微信群，同部分学院左翼就民左议题，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争论，后经狂飙网整理成《一场精彩的辩论：“纯左”VS“民左”》，其中，学者老田阐发了他对所谓“纯左”的批评：“纯左是从一批人的日常批判锋芒和批判方法，去准确定义的，纯左就是日常以教师爷姿态，打码头的人，开口就是谁谁跟统治阶级划不清界限，因此不够纯不够左，例如阿明没有日常把反对私有制挂在口头上，就是不够纯左的表现；总之，纯左就是这么一群人，以他们的问题意识和日常批判锋芒所指，来自我定义的。”网友“冷眼”则认为，“纯左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假如有‘纯左’，那就是也有‘不纯左’。这非常奇怪。不可能有百分百的马列主义，所以大家都是‘不纯左’，谁也别太看不起谁，摆事实讲道理。要攻击人的话再简单不过了，那就是泼妇骂街，区别只在于是否用所谓知识分子的语言加以包装。假如按照批判‘纯左’的逻辑，这种包装起来的骂街本身就是‘纯左’行为而已。”

5月17日，原毛泽东旗帜网站长时迈老师应邀在狂飙网读者交流群做了《从“保救”到“民左”——兼谈怎样对待青年》的讲座，认为，“民左在很大程度上与过去左派中的那个保救派、保党救国派有很大的联系，这不是我们强加的联系，他们确实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提出了怎样对待青年的问题：“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为陕北公学题词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目的是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啊！’我们说这是毛主席对一代又一代的革命青年提出的殷切希望。年轻同志们尽管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他们勇敢地站起来，出现一股又一股横空出世的力量，是非常可喜的。毛主席还说过，青年同志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须要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的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儿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我相信，咱们现在的青年朋友们，今后不仅是朝气蓬勃，富有敏锐思想，而且也会是越来越有经验的人！”

正如刘继明老师指出的那样，持续近两个月的“民左之争”， “绝非只是左翼内部的话语权之争，而是中国社会以及与世界的矛盾的一次集中释放。围绕‘民左’展开的许多议题，例如俄乌战争是侵略还是正义，国家主权是否高于人权和阶级诉求？以及中国社会到底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是像俄一样是‘次级帝国主义国家’，中俄与美西之间的矛盾是‘反帝反霸’，还是只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争霸’等等，都聚焦到一点：面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左翼究竟应该坚持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是采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理论去进行分析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

相比以前的思想论争，这次“民左之争”有两个不同的特点：“一是以前发生在左翼内部的论争，主要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个人或话题，而不像这一次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性、代表性，而且几乎延伸到政治、历史、思想和国际国内各个层面，这是以往任何一次论争不可比拟的。二是论争的形式也具有若干新的特点：一是参与者既有左翼内部分属不同派别、有影响的学者和理论家，也有普通民众，波及范围超出了狭小的知识圈；二是讨论形式上既有正式的文章，也有微信群半公开的自由辩论，堪称文革大字报和北大民主墙在网络时代的复活，具有多元化、多视点、多角度和即时性等特点。这种特点决定每个参与者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利，跟那种以权威大咖为主导的传统讨论方式有的很大不同，不大可能得出统一的结论。因为，争论本身的过程，就是生成新思想新理念，乃至唤醒和动员民众的过程。”（刘继明：《“民左之争”与左翼的困境——答滠水农夫和赤浪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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