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是“反《资本论》的革命”吗？—兼论资本全球扩张与两大积累的分离

俄国十月革命是“反《资本论》的革命”吗？—兼论资本全球扩张与两大积累的分离-激流网列宁与十月革命

【内容提要】《资本论》在揭示资本运行规律的基础上阐明了社会主义诞生的条件：资本积累生成社会主义诞生的物质条件，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的劳动者的贫困积累生成社会主义诞生的主体条件；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达到顶点，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炸毁，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但是，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必然会使资本突破地域限制，进行全球扩张，由此产生了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在空间上的分离——资本积累主要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贫困积累则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并未因为成为受到“死亡的威胁”的无产者而变成革命的主体，而同时支撑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持续的“资本积累”的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的“贫困积累”达到极点，由此导致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通过革命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因此，俄国十月革命并非如葛兰西所说是“反《资本论》的革命”，而是《资本论》思想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的逻辑展开。

社会主义在500年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两次重要飞跃：一是从空想到科学，二是从理想到现实。前者主要源于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后者有赖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一般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将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并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1] 然而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发表了着名的评论文章《反〈资本论〉的革命》，认为十月革命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2]，“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3]。本文试图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积累理论来阐明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并以此回应葛兰西的上述论断。

一、《反〈资本论〉的革命》：葛兰西对十月革命的评论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对于十月革命，葛兰西持高度肯定和赞扬的态度，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葛兰西还对十月革命的理论意义，特别是这一事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意义进行了思考。

葛兰西在《反〈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多于事件的意义”，“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是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发展结果，而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发展又使它自身必将为一种新的社会所取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深刻地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的加剧、最终所导致的“剥夺”“剥夺者”[4]的社会主义革命等。基于此，葛兰西在文中写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地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应当如何沿着一定的历史进程发展下去，包括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怎样会必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又怎样会必定开始一个资本主义时代” [5]，以及在这个时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通过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创造历史” [6]。但是，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俄国通过十月革命战胜了这种“意识形态”，俄国所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冲破了这种分析公式”。因此，葛兰西认为： “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行动和所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 [7]

实际上，葛兰西所谓的“反《资本论》的革命”并非要彻底否定马克思，而是为了赋予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种全新的理解，以便为十月革命提供合理的阐释。他在《反〈资本论〉的革命》中这样写道：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否定了《资本论》中的某些结论，但他们并没有抛弃它的富有生命力的内在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彼此联系着的人，他们互相达成协议，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一种集体的社会意志”，“他们对经济事实作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现实”。[8]换言之，“人”及其“意志”（而非经济事实）
被葛兰西看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这也是他赋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新阐释。在此基础上，葛兰西将十月革命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俄国人民”以及他们的“意志”的形成，他说：“在俄国，这场战争激励了人民的意志。作为三年多累积起来的苦难的结局，他们的意志几乎在一夜之间完全一致了”；“锻炼俄国人民意志的是社会主义的宣传”，它“使得俄国人民接触到别国无产阶级的经验”。所以，俄国人民不必等待“英国的历史在俄国重演，等待资产阶级成长起来，等待阶级斗争开始”，因为“至少是少数的俄国人民，在思想上已经有过这些经验”。[9]

应当说，葛兰西对于十月革命的评论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十月革命爆发前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大都强调《资本论》的科学性，但由于方法上的缺陷和思想上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他们阐释为一种“经济决定论”。葛兰西对十月革命的评论无疑是对这一阐释的颠覆。他强调人的主体性，将“人”及其“意志”提升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位置，对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象作出了贡献。但是，葛兰西称十月革命为“反《资本论》的革命”却是极其草率的——因为他否定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经济分析，从而也就抽掉了阐明十月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进而割裂了十月革命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关联。因此，我们需要立足于唯物史观特别是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对十月革命作出恰当的阐释，以回应葛兰西的上述论断。

二、《资本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诞生条件的分析

基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但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过程，社会主义诞生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这些条件就生成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

如恩格斯所说： “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 [10]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了如下事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剩余价值为最终目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11]。与此同时，在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过程中，“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 [12]，为了能够在竞争中取胜，他们不仅要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要最大限度地生产剩余价值；而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生产剩余价值，他们还要最大限度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即“资本积累”。[13] 正是通过对“资本积累”及其后果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揭示了社会主义诞生的两个条件：

一是资本积累所生成的社会主义诞生的物质条件。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因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程度首先取决于生产出的剩余价值的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区分并分别考察了两种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一卷第三篇）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一卷第四篇，包括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章），特别是考察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通过延长工作日的方式进行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不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能通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来实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考察，深刻阐明了资产阶级是如何“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出“比过去一切世代的全部”还要多的生产力的：：

其一，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生产力首先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开发利用。在分析“协作”（第十一章）这种劳动形式时，马克思说： “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它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 [14]; 在分析“工场手工业”（第十二章）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时，马克思指出： “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 [15]。

其二，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生产力还特别地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自然界的自然力”的开发利用。在“机器和大工业”（第十三章）部分，马克思指出，“用于生产过程中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这些应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正是“自然界中的自然力”，而机器则是使用这种“自然力”的装置，一旦这些“自然力”被应用于生产过程，它们理所当然地就成为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客观物质力量（生产力）。简而言之，在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过程中，资产阶级通过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和“自然界的自然力”的开发利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不仅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同时也是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的量的增多，由此导致资本的规模越来越大，进而为更大范围、更加专业的分工与协作提供了基础，也为更广泛地使用机器提供了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言： “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 [16]换言之，在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本积累与生产力发展形成一种正反馈，伴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会不断地提高。由此，马克思写道： “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 [17]

二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所生成的社会主义诞生的主体条件。与上述物质条件相伴而生的是社会主义诞生的主体条件，生成这一主体条件的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的广大劳动者的“贫困积累”[18]。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 “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它“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它“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菲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19] 这是因为资本积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互促进，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的开发利用。“工场手工业”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开发利用的典型，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自然界的自然力”的开发利用特别地体现在机器大工业中。具体而言，在“工场手工业”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中，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建立在专业化的分工基础之上，整个工场成为“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 [20]，马克思将这种构成工场手工业的活机构称为“总体工人”，它由作为“片面的局部工人”的个体劳动者组成：他们的活动“在同一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成为只是互相补充的局部操作”，“每一种特殊的操作成为一个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由于“每一个工人都只适合于从事一种局部职能”，于是，“他的劳动力就转化为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器官”[21]; 由于复杂的操作被分解为简单的操作，以至于妇女和儿童开始与成年劳动力产生竞争，成年劳动力不断贬值，进而又迫使妇女和儿童不得不沦为雇佣工人。而在机器大工业中，“自然界的自然力”在生产过程中逐步取代“人自身的自然力”，机器排挤劳动者——在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资本积累的同时造成了大批的“过剩”人口，产生了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由此造成劳动者生存状况的不断恶化。因此，同资本积累与生产力发展形成一种正反馈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与劳动者生存状况的恶化也形成一种正反馈，这就是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广大劳动者的“贫困积累”。伴随着持续进行的“资本积累”，“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在此过程中，“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22]，由此生成了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23]这一主体条件同时也是社会主义诞生的主体条件。

于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又成为社会主义诞生条件的生成过程：一方面是“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发达的、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其带来的是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与越来越激烈的反抗；前者生成社会主义诞生的物质条件，后者生成社会主义诞生（革命）的主体条件；
当“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达到顶点时，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被炸毁，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剥夺者就要被剥夺”——这是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也是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证明。

三、资本的全球扩张：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在空间上的分离

然而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剥夺”“剥夺者”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相反，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却通过革命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这又该如何解释？是否意味着《资本论》的失效呢？

《资本论》是马克思依据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理论分析。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24]的判断完全基于其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5]，而非现实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具体描述。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相关原理依然是我们分析现实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理论武器。

正如大卫·哈维所说： “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26]换言之，如果不考虑空间方面的因素，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活动始终局限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社会主义诞生的上述两大条件将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具备。但是，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必然会使资本突破地域限制，进行全球扩张，由此产生了资本积累（社会主义诞生的物质条件）与贫困积累（社会主义诞生的主体条件）在空间上的分离。资本积累主要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贫困积累则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形成这一状况的机制可以简要地描述如下：

首先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输出。为了缓解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过剩压力和谋求高额的资本利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向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商品输出。在此过程中，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的产品销售市场以及原料产地。在双方的贸易中，受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产品通常只是一些农产品或一些初级工业制成品，由于门槛较低，市场竞争激烈，往往价格低廉，由此形成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时的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通过这一机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其资本的持续积累，而与这种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很大部分被转移到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身上。

其次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资本输出（这里主要是指借贷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输出）。商品输出或称商品资本的输出是资本输出的最初形式。同商品在国内市场上的过剩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其资本在国内市场也会出现过剩，为了缓解过剩压力和谋求高额利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向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资本输出：一是将资本借贷给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以获得高额的资本利息；二是在这些地方直接投资或创办企业，通过使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来获取高额的资本利润。在此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实现了其资本的持续积累——其源泉正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广大劳动者来说，则不仅要承受本国资本的盘剥，还要遭受国外资本的进一步压榨。因此，资本输出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资本的持续积累，但却带来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广大劳动者贫困积累的进一步加剧。

最后，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全球扩张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事件，而是往往伴随着血腥和暴力，甚至于诉诸战争，或是进行赤裸裸的殖民掠夺，其目的是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变为其殖民地，作为廉价的原料供应地和稳定的产品销售市场，以为资本的持续积累创造条件。在此过程中，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广大劳动者不仅在经济上遭受多重压迫，而且在政治上丧失权利和自由，其生存也将陷入越来越糟糕的境地，以至于经常要面临“死亡的威胁”。

总之，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以及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殖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其资本的持续积累，而与这种资本的持续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则被转移到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这并非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证伪”，而正是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相关原理分析现实历史进程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四、两大积累分离的历史效应

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生成社会主义诞生物质条件和主体条件的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分离，将产生如下历史效应：

第一，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持续的资本积累带来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物质生活资料的日益丰富，为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越来越充分的物质条件。但是，与这种持续的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却转移到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此过程中，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普通大众能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因此，虽然持续的资本积累生成了社会主义诞生的物质条件，但由于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的转移以及国内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并未成为受到“死亡的威胁”的无产者进而成为革命的主体。由于主体条件的缺失，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

第二，具有技术和资本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输出，还是借贷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输出，都会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技术水平和资本的限制，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工业要么被摧毁、要么被控制，能够存活下来的民族资本通常只能沦为国外资本的附庸（由此决定了这些国家和地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广大劳动者来说，他们身受多重压迫，以至于经常要面临“死亡的威胁”。换言之，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持续进行，使得革命的主体条件在这里日趋成熟，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条件。当这种贫困积累达到极点，革命势必发生，由此导致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率先通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在此意义上，十月革命并非如葛兰西所说是“反《资本论》的革命”，而是《资本论》思想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的逻辑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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