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春草 

马克思主义与复杂性-激流网

小镇读书会一篇关于《平权运动、矛盾论与因果观》的文章从社会学阐释了矛盾、因果的关系,笔者受此启发,也想从自然科学角度为这个问题打上一个补丁,试着结合科学界对复杂系统和混沌系统的研究,让该问题能够更系统化,也能方便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理解,并以此延伸讨论阶级社会下科学在自身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一、复杂系统

在现代科学的视角下,一切事物都是由一些微观粒子构成的,那么,就像那个知名的猜想——拉普拉斯妖——所说,如果我们知道宇宙中每个原子的确切位置和动量,我们在理论上就能计算出整个宇宙的过去和未来。当然,先不说这个原理对不对,从计算量上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对宇宙的探索还没有到100%。 

实际上这个原理也是有问题的。就像马克思、阿尔多塞、李德胜等人所观察到的,很多自然科学上的发现也证实,实际上,不同的尺度或层级和复杂性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律,比如在考虑一个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如何行动的时候,我们一般会考虑利益驱动所引起的行为而基本上不会考虑牛顿力学,分子运动、细胞运动驱动的影响,但是,这些规律却又确实存在这个人身上,并且是这个人物理行为的前提。比如说他会饿,这是生物因素,他不会飞,这是物理的因素。这样的个人利益的规律和物理规律的“对立”,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量变引起质变,总体不是局部之和,主次矛盾的转化。也就是复杂系统对我们认知的挑战。

二、不同层级的复杂性

我们先从自然科学来解释。 

比如说如果从单个小分子出发,这个小分子遵循着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的规律支配,而且该小分子的运动确实也符合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的假设。但是,就像刘慈欣小说《三体》所说的那个三体问题一样,一旦遇到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分子时,从数学上已经无法得到一个解析解了,这三个分子运动的规律变得“混沌”了。如果到此为止,问题似乎很绝望但是却也很简单——我们无法进行下一步了,这个问题到此为止。 

然而,我们这个时候再去看生物学,情况变了,发生了数学上的奇异“相变”。显然,细胞是由许多分子组成的,但是细胞的某些规律是明显的,比如抗体和抗原的结合,这是许多靶向治疗,细胞治疗的基本原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在这个层级的痕迹,只剩下了一些化学键方面和动力方面的解释,似乎,构成抗原抗体的分子的三体问题“消失”了。而崭新的抗原、抗体的蛋白质结构和特性的规律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三体问题依旧存在,一旦涉及多蛋白,细胞内多分子的运动机制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解决办法。可是,我们再去看人体器官的时候,这些蛋白质规律再次“消失”了,占据主导的是器官方面的规律。一级一级往上,从细胞到器官,从器官到人体,乃至全体人类,每一个层级下都有自身特殊的规律,而这种层级的转化,体现着矛盾的变化。而社会学,一个关于全社会人类的学说,它具有它自身特殊的规律,而占据这个层级的特殊规律,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运动的规律。 

三、同一尺度下的复杂性

那么至此,我们解释了不同尺度、或者说层级方面的复杂性的差异,我们再来看看三体问题,即同一层级下的复杂性。我们常说的三体问题,是指的一般情况,即我给定任意条件,去推导三体运动的规律,那么这是没有解析解的。但是,现实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确实,现实是个N体问题,目前来看是没有解析解的。另一方面,现实当中会有一些特殊条件和现实框架使得我们能够预测特定的N体运动。比如说拉格朗日的三角形的三体问题有特征解,布鲁克的三体模型也是可预测的,近些年,不断发现了在特定条件下的三体问题可解。并且在一些更复杂的问题上,一些模型可以给出概率性的解,甚至是一种趋势,比如气候的预测和流体当中的一些问题。而一些统计学上的大数定律,也使得微观上差异性消失,呈现了一些规律性的变化,比如一些社会调查等。那么,在阶级社会,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复杂系统的解,便是马克思等人早就揭示了的。 

不同矛盾的主次转化,局部矛盾的变化,实质上就是不同层级加上局部特殊条件下的产物。比如当初中国共产党,理论上是要严厉对待敌人和反革命的,但是在抗日战争条件下,选择了联合国民党;在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定局的条件下,选择了和平解放北平,优待了傅作义;为了大局和事业,也善待了屠杀了无数共产党的李济深。这些似乎看起来是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实际上体现着局部和整体在不同层级、不同条件下的特殊规律的转化。

四、马克思主义下的复杂性

所以,阶级社会下的妇女解放等社会运动的方式方法无不体现着这种复杂性,本质上和自然科学的复杂性只是层级上的差异,这些各层规律性的差异并不否定它们在更深层次的规律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现实的复杂性使得我们连复杂这个概念本身都无法轻易下出一般性的结论。

五、阶级社会下的科学发展

最后,笔者要阐明,这些复杂性相关的观点,自然科学界、科学哲学等领域早就有相关的研究,并且成果不菲,比如安德森的《More is different》, 约翰·霍兰德的《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和《complexity》,甚至著名的陈平教授也复杂科学的相关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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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陈平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妨碍他能够研究科学;一些相关的科学工作者也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能提供科学的研究成果。 

我想,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说亚里士多德为何没能发现商品二重性的论述一样。(引自《资本论》第1卷第3节 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亚里士多德不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 

许多学者由于社会、历史的限制,并没有发现自己研究的社会性与共产主义事业的相关性,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们愈发的注意到,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离不开各个领域的交叉,而版权、专利、学阀、造假等一切唯利润导向的现象变得愈发严厉,成为了阻碍各个学科发展的拦路虎,只有每个人全面的自由发展,我们的科学才能更进一步,才能真正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都建立在对社会的科学认知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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