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通信选集于近年出版。本书评概述了两人的生平和主要观点，认为通信选集反映了两人关于当代美国的分歧和共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看法以及对战后初期社会主义前景的不同展望，指出尽管该书未能澄清“理性”和“经济剩余”概念的不确切性问题，但其中的洞见仍能给读者带来灵感。

保罗·巴兰(Paul A.Baran,1910—1964)和保罗·斯威齐(Paul M.Sweezy,1910—2004)是20世纪两位具有非凡创造力和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合著的《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1966)常常被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视为“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由尼古拉斯·巴兰(Nicholas Baran)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主编的《垄断资本时代:巴兰与斯威齐通信选集》(The Age of Monopoly Capital:Selected Correspondence of Paul A.Baran and Paul M.Sweezy,1949-1964,2017)一书收集了巴兰与斯威齐之间的数百封通信，时间从1949年一直到1964年巴兰去世。这些书信包含了许多有趣的、重要的奇思妙想，其中有关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发展史、辩证法、学术政治以及许多其他话题的讨论都闪耀着宝贵的智慧火花。这些书信所传达出来的对美国政治形势的生动感受正是冷战最黑暗的几年中两位左翼人士的亲身经历。不过，这些书信的主要关注点是发展《垄断资本》中使用的概念和框架。

一

尽管两位作者声称秉持马克思主义传统，但《垄断资本》这本著作是一部在某些方面突破传统的创新作品。该书认为，在战后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资本主义形式——巴兰和斯威齐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研究的竞争资本主义大相径庭。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主要行业都被少数得到国家大力支持的大公司所控制。总体而言，控制一个行业的公司是价格制定者，而非价格接受者;这与竞争资本主义的公司不同，前者并不需要追求均等的利润率。

巴兰和斯威齐还发展了“经济剩余”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现有经济和技术手段产生的收入与生产力成本之差”，并认为这是一种比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概念更有用的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手段。剩余价值与劳动价值论密切相关，通常被等同于利润、利息和地租的总和。正如巴兰和斯威齐所设想的，经济剩余是一个更宽泛的、涵盖范围更广的概念。

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趋向并非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而是经济剩余的上升趋势。巴兰和斯威齐将美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从无情的“营销手段”到政府支出的增加，再到军国主义的升级——解释为吸收不断增长的经济剩余的尝试。这种对经济、政治和文化过程的整合是《垄断资本》最具原创性的贡献。

巴兰和斯威齐虽然是密友，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人。斯威齐是美国资本家的后裔、银行家的儿子。他先后就读于埃克塞特大学和哈佛大学，并成为《深红》(Crimson)的编辑。斯威齐直到青年时期才开始变得激进起来，促使他发生这种转变的是大萧条的到来，是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以及他对列夫·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的阅读。他在《垄断资本时代》中的书信表明，尽管深深服膺马克思主义，但他也保留了美国社会科学的许多经验主义倾向;尽管对美国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和非理性感到愤怒，但他并没有真正疏离美国社会。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致力于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变革:“我想我本能地厌恶改良主义。”

巴兰则有着截然不同的出身。他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尽管他的父亲是一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医生，但巴兰却是在俄国革命的漩涡中长大的。1917年后不久，巴兰一家搬到波兰，并获得了波兰公民身份，但他的父母最终还是回到了苏联。巴兰在德国和苏联接受教育，并于20世纪30年代初获得柏林洪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虽然巴兰积极投身于欧洲左翼政治，但他还是于1939年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注册为经济学研究生，并在那里遇到了斯威齐。与斯威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相比，巴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更加远离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他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一种批判理性:“马克思主义现在不是并且过去也从未打算成为‘实证科学’，即对过去和现在事实的陈述的一个集合，或者对未来事件的轮廓或时机的一系列预测。”“它总是一种探究知识的态度或思维方式，一种哲学立场，其基本原则是现实与理性之间持续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对抗。”

巴兰在美国生活了25年，但却从未获得归属感。正如他的儿子尼古拉斯·巴兰在《垄断资本时代》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尽管一些欧洲移民拥抱美国文化并试图融入其中，但我父亲却同美国文化保持着距离，对其抱有一种蔑视和鄙夷的态度。他完全看不上棒球运动，对口香糖、薯片、可口可乐和美国电视中恶俗的节目也有着类似的感觉，所有这些在他的家庭中都是被禁止的。”事实上，巴兰怀疑他在几乎任何社会中都会是一个局外人，在1962年5月写于莫斯科的一封信中，他感叹道:“我绝对不适合任何机构……说到底，也许知识分子永远都具有这种功能——无论何时何地。”

二

这些书信在两个方面令人印象深刻。首先，通过多年的研究和辩论，两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弥合了他们在思想、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重大分歧，对《垄断资本》的副标题“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进行了共同的深刻分析。在进行这样的分析时，他们既没有回避分歧，也没有压制彼此的个人立场，同时也未对对方抱有敌意。无论是巴兰还是斯威齐，都没有主导两人的思想不断趋同的缓慢过程，这在他们的书信中清晰可见。有时，一方通过理性的争论说服另一方;有时，两人达成了与双方各自最初的看法相去甚远的共同立场。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们淡化或重新界定了那些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

事实上，这些书信表明，两人之间最初的分歧并不罕见，涉及的也不只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他们最初在下列问题上存在分歧:托斯丹·凡勃仑作为资本主义批判者的价值;消费不足在资本主义危机爆发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帝国主义是否先于垄断资本主义而出现;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及其革命方略的有效性。除了最后这一点，他们最终都达成了共识。这种在同志之间达成妥协的非凡能力表明，只要拥有足够的智识、修养和意愿，多数左翼人士都有可能克服长期以来的不和谐，而这种不和谐常常会削弱他们的政治影响力。

这些书信还有第二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即他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持有的态度。巴兰和斯威齐都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和深邃，以及它对任何激进的社会变革事业的意义。然而，他们并不认为马克思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是无可挑剔的绝对真理的来源。相反，两人都同意，真正有用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1958年12月，斯威齐写道:“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关于许多主题和事物的论说和表述。另一方面，这是一套鲜活的原则和学说，必须根据情况和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几天后，巴兰回应道:“我同意你的观点，即马克思的个人陈述从抽象的角度来说有一种随着科学的进步而变得无关紧要的趋势。然而，事实上，这种趋势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强烈，这仅仅是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取得的进步幅度远不如人们基于自然科学领域发生的事情而推测的那样大。”

当教条主义主导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时，巴兰和斯威齐把马克思主义遗产当作了创造力的跳板，而非思想的束身衣。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并没有脱离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是随着历史的运动逐步发展，并因应了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这种有节制的灵活性使他们的理论处于革命思想的前沿，并被赋予了持久的政治重要性。

三

对美国左翼来说，20世纪50年代——这些书信大多是在那段时间写下的——是一个惨淡的时期。随着来势汹汹的经济大萧条得到遏制，风起云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麦卡锡主义开始蹂躏左翼政党和激进工会，社会主义思想成为禁忌甚至叛逆，杰出的劳工领袖也在讨好公司资本主义。因此，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巴兰和斯威齐的许多信件中带有悲观的语气。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怀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能否在可预见的未来推动进步的变革，哀叹知识分子的胆怯和顺从。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形式上是民主的，内容上是财阀政治的”。他们觉得，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也表现出威权政治和明显的经济缺陷。资本主义世界不发达地区出现了唯一看似可能的革命希望，但即使在那里，反抗也是少之又少。

巴兰和斯威齐尤为关注革命知识分子在非革命时代的角色。1963年春天，在关于这个话题的最广泛的讨论中，两人都强调，无论短期的实际后果如何，保持理论上的诚实至关重要。巴兰首先讲述了他与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一次谈话，当时他为自己(和赫鲁晓夫)的改良主义以及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温和看法感到苦恼。斯威齐回应巴兰说，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帝国主义中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于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阶段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的隐修主义”(socialist monasticism):“对于处于帝国主义中心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我看不出他们还能进行什么合法的活动，能做的无非是保留一套思想和愿望，使其在变得再次具有政治意义的时候还能完整无缺，并始终希望那个时代可能比现在更为接近这套思想和愿望而已。与此同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要像西方的共产党所做的那样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沼。像我们这样的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当然不是拒绝或谴责，而是尽我们所能地鼓励和帮助他们去做那些他们还没有表现出试图去做的意愿的事情，即对自己面临的现实进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在我看来，我们实际上正在进入、甚至也许已经进入了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隐修主义”的时期。即使我们实际上没有与他人分离，但我们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确与我们的社会隔绝了，我们过着自己的隐修生活。”

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巴兰同意并强调了严谨的理论规划的重要性:“唯一重要的安慰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变化非常迅速(至少从历史的标准来看)的时代，可能还有解释它的空间。这就是今天我反对新闻业、反对试图了解现状并支持更理论化和更精深的知识性工作的原因。只要无需担心投票、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等，人人都可以简单地追求真理、说出真相。”

然而，斯威齐发现巴兰的看法过于悲观，并坚持认为像他们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经在不发达国家激起了革命意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我并不像你看起来的那样悲观……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教育拉丁美洲最优秀的革命者的工作。我为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而且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我发现他们的这些思考特别有意义，因为在过去的60年里，我经常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我怀疑许多其他读者也是如此。

四

阅读这些信件促使我第四次重读《垄断资本》。作者的书信加深了我对这部著作的观点及其背景的理解。在问世半个多世纪后，这部著作又一次引发了我们对巴兰和斯威齐的理论主张进行某些(值得尊敬的)批判性思考。

其中最重要的批判集中在“理性”和“经济剩余”的概念上。这两个概念奠定了《垄断资本》各个命题的基础。理性的概念对巴兰的思想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对斯威齐的思想也至关重要。正如上面的引文所示，理性是巴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探究知识的态度”的核心，并且深深影响了他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促使他将垄断资本主义视为一种“非理性的制度”。对巴兰和斯威齐来说，理性制度的核心在于经济计划。尽管双方都对当时存在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的缺陷深感不安，但他们仍然认为这些社会——主要是因为它们都实行某种形式的计划经济——在通往理性社会的漫长道路上迈出了早期阶段的必要步骤。

过去30年的事件迫使人们反思集体所有制、计划经济，甚至适用于社会结构的理性概念。俄罗斯、中国、越南和东欧国家改变这些政策是否意味着它们已经放弃了“理性”?或者这是否意味着把理性等同于经济计划至少是成问题的，或者理性社会的概念本身可能是模糊的、有缺陷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当然，当代资本主义不乏极其缺乏理性的方面，例如，面对气候变化的消极态度，成千上万枚核武器的研制，大规模饥荒与粮食过剩的并存。然而，如何克服这些矛盾绝非不言自明，而且肯定不仅仅涉及“辩证的理性标准”的适用。即使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读者也应当怀疑理性的概念是否足够清晰和充实，足以承受巴兰和斯威齐赋予它的理论份量。

巴兰于1964年3月去世。在他去世前几周的最后通信中，巴兰和斯威齐仍然试图阐明经济剩余的概念。斯威齐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不清楚我们所说的‘经济剩余’与总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我会说，我们也许已经含蓄地将剩余定义为总剩余价值减去劳动者能够为自己获取的份额。我说的对吗?”

《垄断资本》的作者的这种不确定态度加剧了我长期以来的怀疑，即经济剩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其内涵可能经不起科学的检视。《垄断资本》早期给出的定义——“一个社会生产的东西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并不总是与巴兰和斯威齐对这一概念的实际运用完全一致。如果在斯拉法生产系统的背景下分析这一概念，可能会得到更清晰的经济剩余概念。巴兰和斯威齐对剩余生产与非剩余生产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意大利经济学家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对基本商品与非基本商品的更为严格的区分。事实上，巴兰和斯威齐在他们的信中至少有五次对斯拉法的观点赞不绝口。

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可能并不是经济剩余的增加，而是资本主义相对于工人阶级的权力优势的增强。大公司作为这种体系的制度核心，扩大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影响力，加强了资本与国家之间的联盟，促进了劳动力替代技术的引入，并实现了地区和全球的工资套利。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工会成员数量的急剧下降是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日益加强的象征。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权力差异的一个纯粹的经济后果是剥削率的上升。美国工人的生产率与其工资之间差距的日益扩大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就个人的原因还是思想的原因而言，阅读《垄断资本时代》都是一次有意义的经历。1959年至1964年，我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研究生。巴兰在那里教授经济学，我对他非常了解。斯威齐在校园逗留时，我也曾见过他至少两次。巴兰和我就政治、社会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美国文化进行了多次交谈。虽然称他为导师有些冒昧，但他确实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巴兰比任何人都更让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不是过时的19世纪学说，而是鲜活的哲学，符合科学的要求，并且对于理解现代世界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这些持久的信念一直是我整个职业生涯和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

虽然我非常尊重巴兰的知识和才华，但我们并不总能达成一致。我认为他过于悲观(有时甚至是失败主义者)，过分地疏远美国文化，并且过于倾向苏联的观点。同样，他认为我对数理社会科学(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的兴趣是一种怪癖，我对美帝国主义正在发生的衰落过于乐观。通过阅读《垄断资本时代》，我很高兴地得知，当巴兰与我意见不一致时，我的立场往往与斯威齐的立场相似——在凡勃仑、消费不足、中苏分裂、中印战争等问题上。

《垄断资本时代》展现了两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智慧。虽然任何一本书都只能无声地再现作者的音容笑貌，但我希望这些书信的读者至少能从中获得一点灵感，这些灵感曾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生活。

作者/汤姆·迈耶尔（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译者/张志超（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编辑/五百二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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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