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3-1975年的结构性危机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史划分为“黄金年代”和“新自由主义时代”这两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围绕战后“黄金年代”的终结和1973-1975年危机的成因，形成了几派不同的解释，出现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1996年以后，美国学者布伦纳的著作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再度点燃了热烈的争论，进一步彰显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内部在危机理论中的深刻分歧，以及弥合这种分歧、达成一种新的理论综合的迫切性。本文批判地分析了包括利润挤压论、消费不足论、过度竞争论在内的几种当代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观点，并结合新熊彼特派经济学，探讨了迈向一种新的理论综合的可能性。

一、利润率下降和危机的爆发

在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繁荣之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从60年代末开始进入了战后“黄金年代”的衰退期。美国学者布伦纳针对这一转变写道：“在1965至1973年间的短暂时期，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从繁荣骤然陷于危机。七国集团各成员国经济的赢利能力，无论是单独来看还是从整体上看，都急剧地下降了，并以制造业为最。这引发了资本存量利润率的长期下降。伴随一段时滞，投资的增长也剧烈地下降了，并在长期内陷于低迷；这又导致产出、生产率、实际工资增长的严重下降，以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更为严重的衰退。”（Brenner，2006：99）

从1965年开始，美国经济显露出“黄金年代”行将结束的最初迹象。1965-1973年间，美国制造业和私人工商业部门的利润率分别下降了40.9%和29.3%。直至80年代初，美国经济才从赢利能力下降的轨迹中摆脱出来。若从七国集团总体来看，由于美国资本存量在其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在1965-1973年间下降了大约25%（阿姆斯特朗等，1994；Brenner,2006）。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三大资本主义经济体在1973年的利润率，和“黄金年代”的高峰年份相比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了1979年，三大经济体的利润率进一步下降为“黄金年代”峰值年份的二分之一乃至更低（阿姆斯特朗等，1994；Glyn, et al., 1990）。表1反映了1960-1973年间发达国家利润率变动的情况。图1显示了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50-2000年间利润率变动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在以1973-1975年危机为分水岭的前后两个阶段，利润率水平显现出巨大差异；除了美国在新自由主义阶段利润率有较明显回升以外，日、德两国的利润率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陷于低迷的局面。

表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1960-1973年（百分比）

图1 美国、日本和德国1950-2000年的利润率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利润率下降带来了1973-1975年危机。这次危机是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史的转折点，绵延数十年的战后“黄金年代”就此宣告结束。危机爆发后，除了资本存量的增长率还能维持到1979年以外，产出、生产率、出口额的增长等都急剧下降，GDP的不稳定性增加了，失业和通货膨胀出现并行增长（Glyn, et al., 1990）。从危机爆发到1979年是一段短暂的过渡期，此时发达资本主义各国试图在维持“黄金年代”阶级力量对比均势的前提下，采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政策来克服危机，结果却使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并酿成了所谓“滞涨”。1979年后，美、英等国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转向，凯恩斯主义政策遭到废弃，货币主义者鼓吹的紧缩性政策受到青睐，从此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时代。[1]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战后“黄金年代”的终结和1973-1975年危机的成因，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几派不同的解释，出现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在这些流派中，既有传统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和消费不足论，也有当时新崛起的利润挤压论（The Profit Squeeze Theory）。曼德尔、谢克等人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的代表，主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造成利润率下降和危机的原因。斯威齐、谢尔曼、福斯特所代表的“垄断资本学派”则是现代消费不足论的代表，他们在垄断资本主义停滞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危机成因的解释。与前两派相比，利润挤压论出现虽晚，却是7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力、代表人物最多的一派。最先提出这种理论的，是英国学者格林和萨克里夫，稍后美国学者鲍迪和克罗蒂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80年代以后，当代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两大流派，即SSA学派和调节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此外，以伊藤诚为代表的日本宇野学派也属于利润挤压论的阵营。[2] 按照利润挤压论的观点，利润率下降主要是因工资增长超过了生产率增长而造成的，工资的这种增长反映了“黄金年代”工人阶级权力的制度性崛起。1996年，美国学者布伦纳在《新左翼评论》上发表了关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长篇论著，对利润挤压论发起了激烈批评，并在过度竞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危机成因的观点。[3] 布伦纳的著作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再度点燃了热烈的争论，进一步彰显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内部在危机理论上的深刻分歧，以及弥合这种分歧、达成一种新的理论综合的难度和迫切性。

鉴于利润挤压论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将首先参照该理论的逻辑展开论述，然后再引入布伦纳对利润挤压论的批判，以及由布伦纳自己的理论所引发的争论。在我们看来，垄断资本学派的解释虽然包含着严重的缺陷，在方法论上却提出了十分正确的观点，即在危机理论中，应该把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作为分析的核心。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把针对该派的讨论留待篇末，并结合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尝试着探讨迈向一种新的理论综合的可能性。[4]

[1] “新自由主义戏剧性的巩固成为一种新经济教条，调节着先进资本主义世界的公共政策，这发生于1979年的美国和英国。”参见哈维：《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11页。

[2] 下面是利润挤压论的一些代表性文献：Glyn, G., and B. Sutcliffe, 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 Squeeze, London: Penguin, 1972; Boddy, R. and J. Crotty, ‘Class Conflict and Macro-Policy: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75, Vol.7 No.1; Itoh, M.,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0; Bowles, S., D. M. Gordon, and T.E. Weisskopf, After the Wasteland, London: M.E. Sharpe, 1990; 阿姆斯特朗、格林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3] 2006年，该书经修改和补充后由伦敦新左翼书店(Verso)出版，见Brenner, R.,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London: Verso, 2006.

[4] 本篇在讨论中略去了影响力相对较弱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曼德尔、谢克是这一派的代表）。对该派观点的详尽分析和批判，可参见高峰：《资本积累和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二、利润挤压论对危机的解释

(一) 生产率危机和工资上升的双重挤压：从调节学派到SSA学派

以1973年为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从黄金年代的高速增长急转而下，进入了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变化在60年代晚期事实上就已初露端倪。以美国为例，从1958-1966年期间到1965-1973年期间，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从4.1%降至3.3%；工商业部门则从3.3%降至2.6%。此后，从1965-1973年期间到1973-1979年期间，美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由3.3%进一步降至0.4%；工商业部门则由2.6%降至1.2%。在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七国集团其他国家，在1966-73年和1973-79年期间，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由5.2%降至2.3%；工商业部门由5.2%降至2.3%（Brenner，2006）。与此同时，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部门的产出-资本比率（资本生产率）也明显恶化，未能发挥抵消劳动生产率减速的作用（Glyn, et al., 1990）。图2比较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在1960-2004年间几个不同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情况。从中可见，除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展现出新的活力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疲弱状态在各国一直长期持续。

图2  OECD国家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1960-2004年

在利润挤压论者中间，SSA学派对上述生产率危机提出了最为全面的解释。在介绍SSA学派之前，我们先来看调节学派的观点。调节学派认为，作为战后繁荣的微观基础的福特主义劳动过程，在其发展中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内在的技术限制和社会限制，这些限制最终约束了劳动生产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增长。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阿格列塔曾对福特主义劳动过程面临的这些限制做了如下概括：第一，生产线操作任务的分解虽然一度起到提高生产率的效果，但其进一步分解会遭遇技术的极限；第二，劳动强度进一步提高导致工人自愿离职的增加和产品品质的下降；第三，计件工资制和集体奖金计划难以推行，对工人的激励变得日益困难。在此基础上，阿格列塔提出：“福特主义的危机首先是劳动组织方式的危机。危机首先表现为生产中阶级斗争的激化。通过对那些与工作任务的分解、劳动的强化相联系的劳动条件的挑战，这些斗争揭示了剩余价值率增长的极限。这些极限是内涵于这种劳动过程借以组织起来的生产关系之中的。这是危机的根源。”（Aglietta, 1979：162）

调节学派的上述观点虽然赢得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并未得到充分的经验验证和理论说明。调节学派的另一代表布瓦耶对此曾有如下评论：“一个沉浸于调节学派著作的旁观者，很有可能看到的是一种简化的诊断。概而言之，该学派的研究者得到了一个结论，并在一系列相互引证中被重复和夸大：1973年之后经济趋势发生断裂的根源，在于一场福特主义的危机，福特主义指的是一种技术、社会和经济的组织原则。更具批判性的旁观者则会立即留意到，这个结论既非原创，且以经验论证的细密来衡量，也未经过周到的论证。由此难免产生出这样一种看法：与调节学派的实际成就相比，其成功类似于一种时尚的成功，是靠着使劲擂响鼙鼓才使其闻名遐迩。”（Glyn, 1990a：29-29）

格林在一篇发表于1990年的论文里，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生产率动态进行了经验研究，并与调节学派展开了商榷（Glyn, 1990a：41-43）。他同意调节学派的下述观点，即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颓势，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赢利能力普遍下降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是那些强调资本品成本上升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强调充分就业造成利润挤压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的。但是，对于造成生产率增长减速的具体原因，格林提出了不同于调节学派的看法。根据他的研究，在美国，60年代晚期生产率增长的减速要么是暂时性的（美国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在70年代初又有所恢复），要么发生在那些并非属于典型福特主义劳动过程的行业。其次，在美国以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73年以前的生产率还远未达到当时美国已经取得的水平。这意味着，就技术的可能性而言，这些国家还远未临近在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中可能达到的生产率边界。为此格林提出，调节学派的上述观点，即在福特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率增长已达到技术上的极限，并不能得到经验分析的支持。

在其结论中，格林本人表示赞同SSA学派的观点。在SSA学派看来，充分就业的出现和工人阶级谈判力量的逐步加强，为增加劳动强度、提高生产率施加了社会限制。鲍尔斯、戈登和韦斯科普夫是SSA学派的主要代表，他们曾提出一个“生产率的社会模型”，据以分析战后美国社会积累结构的兴衰对于生产率变化的影响。该模型考察了劳动强度、公司控制的程度、群众对大公司的抵抗等社会因素对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其中劳动强度被分解为以下指标：工人的每小时实际可支配收入、劳动的安全性、对工作的满意度。在这些因素中，单是劳动强度一项就解释了从1948-1966年到1966-1973年生产率下降的84%，以及从1948-1966年到1973-1979年生产率下降的30%。进而言之，在SSA学派看来，生产率减速是下述过程的反映：战后黄金年代的长期繁荣最终侵蚀了使这一繁荣得以形成的那些制度条件。[1]

20世纪60年代晚期，伴随生产率增长的减速，劳资冲突日趋频繁，实际工资呈现爆炸性增长，并超过了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见下表2和表3）。与此相应，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显著下降。1973年，美国、日本和西欧三大经济体的利润在净增加值中据有的份额与其先前达到的峰值相比下降了1/4。在欧洲，利润份额从50年代中期的25%，下降至60年代末的20%；在美国，利润份额从20%降至15%；日本则从60年代中期的35%降至70年代初的30%（Marglin, et al., 1990）。

表2  西欧的罢工和工资爆炸：1965-1970年

表3  生产率与工资增长的关系：1964-1973年

根据SSA学派的分析，美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利润挤压源自以下四方面因素的结合。首先，美国的地缘政治权力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遭到侵蚀，美国政府根据大公司的利益控制世界局势、操纵贸易条件的能力在不断下降。其次，因产业后备军缩小而趋于紧张的劳动市场，增强了工人阶级的谈判地位。即便在其他投入成本上升、生产率增长乏力的形势下，工人仍能维持、甚至提高由集体谈判确立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在“黄金年代”晚期，实际工资的这种固定增长已经纳入工人阶级的预期，推动形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工资的爆炸性增长。第三，社会安全网的扩大及其在战后宏观政策中的运用，对资本权力形成了约束，并通过减少失业成本增强了工人的谈判力量。第四，在产品市场上，伴随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国际竞争的加剧，成本加成定价的调节作用受到限制，企业越来越难以把成本上升的压力以提高价格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SSA学派的上述分析，堪称利润挤压论的经典表述。

利润挤压论对1973-1975年危机的解释在上个世纪80年代获得了广泛的影响。1990年，哈佛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马格林等人主编了《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一书，在这部颇具影响力的集体著作中，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上解释了黄金年代的形成和解体的原因，他们在分析中一致采用了利润挤压论的观点。用马格林等人的话来说：“在OECD国家，远在石油震荡之前，就出现了普遍的‘由充分就业造成的利润挤压’。这个现象并不是与商业周期相联系的（商业周期涉及的只是几年长短的波动），而是长期持续的增长、工资上升、充分就业、劳动人民经济安全性提高的结果。” （Marglin, et al., 1990：19）

利润挤压理论有时也称为过度积累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中，过度积累的概念在不同作者的笔下往往有不同的含义，在这里，它指的是相对于积累所带来的需求扩张，劳动力和初级产品的供给日趋紧张，其成本相应上升，并最终威胁到利润率的增长。

(二)供给侧解释的缺陷：布伦纳对利润率挤压论的批评

从其提出伊始，利润挤压论就一直面临反对的声音。一些批评者指出，利润挤压论再现了新李嘉图主义的理论缺陷，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利润挤压论强调工资提高是导致利润份额下降和利润率下降的原因，这等于把危机的原因归于分配领域的阶级斗争。第二，在以工资率提高解释利润率下降时，该理论忽视了许多中介因素的作用，譬如，利润虽能因工资上升而被挤压，但也能因非生产性劳动的增长而被挤压。此外，还有批评者指出，在进行经验研究时，该理论采用了不适当的利润率和剥削率概念，即以净利润和工资之比来表示剥削率，并以此来解释利润率的变动，这样一来，就低估了诸如销售成本和税收的增长对总剩余价值的侵蚀效应。[2]

从方法论上看，利润挤压论的解释属于对危机的供给侧解释（supply-side explanations）。这个理论标签最初来自布伦纳。利润挤压论把危机的原因归于在充分就业的前提下过于强大的劳工势力对资本造成的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体现为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另一方面体现为一系列社会因素对生产率进步带来的遏制。这两种对利润率产生负面影响的力量，都可归于供给侧的因素。

在《全球动荡的经济学》一书中，布伦纳对利润挤压论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批判，他认为，除非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否则“不能假定通向充分就业的趋势会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挤压利润。”为此他讨论了几种在接近充分就业时可能发挥作用的调节机制，并将其作为对利润挤压起反作用的因素来对待，这些机制包括，第一，引入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变革；第二，通过移民和资本输出发现新的廉价劳动供给；第三，在投资收益率下降时削减投资，此举可缓解劳动市场的紧张状态，恢复利润率和资本积累。布伦纳提出：上述机制的存在意味着，“资本积累导致劳动需求超过劳动供给，只会在短期内形成利润被挤压的预期，并不能导致长期的、整体的衰退。充分就业造成利润挤压的理论可以解释赢利能力下降的某些情况，但不能解释长期萧条。”[3]

[1] 鲍尔斯、戈登和韦斯科普夫是SSA学派的主要代表，他们曾经提出了一个“生产率的社会模型”，借以分析战后美国SSA的兴衰对于生产率变化的影响。该模型考察了劳动强度、公司控制的程度、群众对大公司的抵抗等社会因素对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其中劳动强度被分解为以下指标：工人的每小时实际可支配收入、劳动的安全性、对工作的满意度。在这些因素中，单是劳动强度一项就解释了从1948-1966年到1966-1973年生产率下降的84%，以及从1948-1966年到1973-1979年生产率下降的30%。参见Bowles, S., et al, After the Waste Land, 1990, pp.99, 112-113.

[2] 参阅高峰对相关批评意见的总结，见其《资本积累与现代资本主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93-298页。

[3] Brenner, R.,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London: Verso, 2006, pp. 21-22, 19-24. 布伦纳对利润挤压论的批评在多大程度上是原创性的，在文献中尚有争议。隶属于“垄断资本学派”的美国学者福斯特就曾提出：“尽管布伦纳本人对这些文献未做引证，但重要的是应注意到，在二十年或更多的时间里，主要在与《每月评论》相联系的美国激进经济学家中间，供给侧理论已经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布伦纳在其批判中提出的所有主要观点，都可在这些文献中找到。”J.B. Foster, ‘Is Overcompetition the Problem?’, Monthly Review, June 1999, p.37, note 1.

三、布伦纳的过度竞争论及相关争论

(一)沉淀资本与国际间的过度竞争

在批驳利润挤压论的基础上，布伦纳发展了下述理论，即以发达资本主义各国资本的竞争来解释战后繁荣的终结和危机的成因。布伦纳认为，他自己的理论与“供给侧解释”存在如下不同。“供给侧解释”主要是从资本与劳动在分配关系上的力量对比来理解危机的，换言之，这一解释所关注的是资本和工人之间“垂直的”权力关系。[1]而在布伦纳那里，资本之间“水平的”竞争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才是形成危机和长期萧条的根本因素（Brenner，2006）。

布伦纳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产权关系一经确立，对利润的渴求加之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就将推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但是，由于竞争的无政府性质，生产力的发展往往是以充满矛盾的、破坏性的方式进行的。在竞争的环境下，对个别企业而言，通向生存和安全的惟一路径，便是甘冒风险投资于新的、技术上更先进的生产资料，并将其与尽可能低廉的工资结合起来，以降低成本和价格，实现利润率最大化或市场份额最大化。但是，当一个企业这样做时，也给其他企业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在此情势下，根据布伦纳的观点，既定部门内会出现如下调整：有一类成本过高的企业因无法赢利将被迫放弃生产；另一类成本较高的企业不得不承受一个下降的利润率；至于那些通过技术变革成功地使成本得以削减的企业，由于它们不仅和成本较高的企业开展竞争，而且彼此之间也存在竞争，因而难以取得超额利润，只能实现一个和该部门先前达到的利润率水平相仿佛的利润率。经过这一调整，最终结果将是该部门总体利润率水平下降，以及过剩生产能力或生产过剩的出现。

布伦纳认为，那些成本较高的企业之所以能在部门内留存下来，和大量固定资本形成的沉淀成本有关，这种沉淀成本影响着企业行为和部门内竞争，使得传统意义的调整过程难以再现。他写道：“只要新的、压低了的价格允许它们（指那些技术陈旧、成本较高的企业——引者注）至少能在流动资本的基础上取得平均收益率，继续留在该行业就是合理的。流动资本指的是要让固定资本投入运营而对劳动力、原材料和半成品所作的追加投资。这里的原因在于，企业的固定资本是‘沉淀的’，即已经付过钱的——或者，不管它是否被使用，只需继续偿付利息。因此，企业事实上可以将固定资本看作无成本的，其进一步使用是免费的。这样一来，除非削减成本的企业把产品价格压得足够低，以致高成本企业无法在流动资本的基础上取得平均收益率，否则对后者而言，通过降低价格以求维持其市场份额就是合理的。” （Brenner，2006：29）

布伦纳提出，较高成本企业所采纳的上述竞争策略会带来两种后果，其一，这一策略有助于阻止竞争者引入低成本、低价格的产品。这是因为，除非削减成本的企业能够将价格不仅削减到现行水平以下，而且降得足够低，从而迫使既有的高成本企业离开该部门（此时流动资本的收益率已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否则就无法在自身利润率不降低的条件下增加市场份额。其二，新企业通过削减成本、降低价格，成功地将一部分成本较高的老企业（后者已经无法取得流动资本的平均收益率）驱离该部门，从而在较低价格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份额，并取得了该行业先前确立的利润率；另外一部分高成本企业，因其还能实现流动资本的平均收益率，则幸存了下来；但是由于产品销售价格已经下降，其总资本利润率也会下降。经过这一调整，该部门将出现前文描述过的、由以下两类企业构成的局面：一类是那些能够削减成本、并能取得先前水平的利润率的企业，另一类是那些不能削减成本、利润率下降的企业。总体结果则是整个部门的利润率水平下降，以及部门内过度投资和过剩生产能力的形成。这种过度投资将进一步削弱投资、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从而使经济增长步入停滞或危机。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布伦纳对沉淀资本和竞争关系的分析并非其首创。最早对这一现象展开分析的，是19世纪末美国铁路时代的经济学家，他们将基于沉淀资本的竞争看作行业内生产过剩的原因。美国学者佩雷曼回顾和梳理了这些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尖锐地批判了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克在回应所谓“置盐定理”时也曾分析了与固定资本的相联系的竞争策略的意义，并将其视作造成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重要原因（Shaikh, 1978; 佩雷曼，2000）。布伦纳的分析倘若说有何新意，则在于他将与沉淀资本相联系的破坏性竞争，扩大到整个国际范围，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70年代危机及此后长期萧条（long downturn）的根本原因来看待。在他看来，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世界贸易的加速扩张，美国大公司开始面对来自德国和日本的“低成本、低价格”产品的激烈竞争，美国公司的成本加成能力遭到削弱，产品价格增长面临下降的压力，利润份额受到挤压，最终带来了利润率下降。

图4 美国制造业的实际工资增长率、总产出价格指数与中间投入价格指数比率以及总产出价格指数与工资比率（1948-1979）

在图4中，产出价格指数和工资的比率以及产出价格指数和中间投入价格指数的比率，反映了美国制造业的成本加成能力。可以看到，在战后黄金年代，由于工资的持续增长，成本加成能力一直在恶化；20世纪60年代晚期，由于中间投入价格的增长，成本加成能力的恶化变得更为严峻了。

(二)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克罗蒂和布伦纳的争论

布伦纳在其理论中着重研究了竞争对制造业产出价格和利润率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指责利润挤压论完全忽略了与成本加成能力相关的需求因素。克罗蒂在一篇回应文章中认为，布伦纳的这类指责是有失公正的，在SSA学派所描述的利润挤压过程中，寡头垄断企业的成本加成能力遭到明显削弱，是20世纪60年代晚期利润被挤压的四项原因之一（Crotty, 1999）。从概念上看，利润挤压并不是由单方面因素造成的；形成挤压的力量就像一把夹胡桃的钳子一样，来自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2] 格林等人在为《资本主义黄金年代》一书集体撰写的论文里也指出，在“黄金年代”晚期，“一些力量阻止了通过提高价格的形式把成本压力完全转移出去。价格的确在加速增长——70年代初期，制造业价格以大约5%的年率增长，而在60年代初其增速只有1%——但这并不足以阻止持续而日益严重的利润挤压。”（Glyn, 1990b：82）

按照利润挤压论的逻辑，设若工资是企业的唯一成本，寡头垄断企业将在单位劳动成本（即总工资和产出的比率）的基础上，通过成本加成的方法来设定产出的价格。成本加成(mark up)在此可定义为产出价格与单位劳动成本的比率，它确定了利润在产出中占据的份额。从逻辑上看，利润挤压论必须解释，需求和竞争因素何以会约束企业的成本加成能力，使其难以通过提高价格的手段抵消单位劳动成本的增长。克罗蒂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利润挤压论的解释确实是不够充分的。在他看来，布伦纳的观点可视为利润挤压论的补充，而非对后者的替代。他还含蓄地提出，争论双方的观点可以按如下方式来协调：一方面，SSA学派所描绘的利润挤压过程可以解释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起源；另一方面，布伦纳的观点则可用来解释危机之后萧条的长期持续——在利润率下降，各种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将出现一个具有毁灭性的资本竞争的阶段，其结果是生产过剩的长期存在和整个经济的持续萧条。[3]

克罗蒂和布伦纳的争论同时还涉及对经验证据的不同理解和运用。在1960-1973年间，美国经济连续经历了1960-69年和1969-73年两个经济周期。克罗蒂认为，1965-69年间发生的利润率下降，出现在1960-69年周期的第二个阶段，即在出现了一段经济扩张后，劳动市场的紧张局势加剧，从而造成利润挤压，这是典型的“扩张结束后的利润份额挤压”（end of expansion profit-share squeeze）。从经验数据上看，在此期间，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的年均增长率为3.5%，利润率则下降了30%，似乎可以证实克罗蒂的观点。布伦纳为了反驳克罗蒂的看法，对战后美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部门单位劳动成本及产品价格的变化进行了比较。根据他的数据，在1950-1965年间，无论在制造业部门或非制造业部门，单位劳动成本与价格的增长率都十分接近，利润份额在两个部门也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在1965-1973年间，非制造业部门单位劳动成本的增长要快于制造业，而制造业部门的利润份额却比非制造业部门下降得更快（见表4）。布伦纳就此提出，如果依照利润挤压论的逻辑，劳工力量的增长是利润挤压的原因，那就无法解释在1965-1973年间赢利率下降为何主要出现在制造业部门，而不是一个遍及所有部门的普遍现象。在布伦纳看来，导致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两个部门产品价格增长速度的差异，非制造业部门此时有能力通过成本加成实现更高的定价，而在制造业部门，由于受到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国际竞争的影响，无法实现足够规模的加成，从而招致严重的利润挤压（Brenner, 2006, 1999a）。布伦纳认为，类似的观点还可用来解释整个G7集团利润率的下降，他写道：“除了原材料成本的加快上涨外，G7制造业部门赢利能力的下降完全是由名义产出-资本比率的下降决定的。由于在此下降背后是产出价格无力跟上资本存量价格的增长，因而有理由提出假设，引发这一下降的主要原因，与单独考察美国、日本、德国时的情形一样，在于制造业者由于国际制造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和生产过剩，无力进行足够的成本加成而造成的。该命题还因下述事实得到了证明，在1965-1973年间，G7非制造业经济的总体赢利能力仅仅下降了约9%，相较而言，制造业则下降了25.5%。另一面的事实是，和制造业部门相比，非制造业部门的单位生产成本明显地增长得更快。”（Brenner, 2006：141-142）

表4 美国经济中的成本、价格和利润率：1965-73年(年均百分比变化率)

除了产出价格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外，在笔者看来，美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别，也是造成利润挤压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部门的因素之一，这一点是布伦纳没有考虑的。和非制造业部门相比，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制造业部门生产率增长下降得更快，从而面临成本上升的更大压力。根据布伦纳自己搜集的数据，将1958-1965年和1965-1973年这两个时期相比较，非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几乎没有变化，而制造业部门则由年均增长4.1%下降到3.3%（见表5）。根据格林等人的数据（表6），在1960-1966年、1966-1969年以及1969-1973年这三个时期，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从3.9%降为2.1%和2.3%。在汽车业这个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最为典型的部门，生产率增速的降幅更为显著，从1960-1966年间的4.1%降至1966-1969年间的0.9%（20世纪70年代初又有所恢复）。

表5 美国的生产率增长Ⅰ：1950-1979年    （年均百分比变化率）

表6 美国的生产率增长Ⅱ：1948-1973年    （年均百分比变化率）

要指出的一点是，为了批驳利润挤压论，布伦纳坚决否认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过所谓“生产率危机”。他写道：“事实上，主张以供给侧进路解释美国长期萧条的人们，更倾向于把利润挤压归因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下降——一次‘生产率危机’的爆发，而非实际工资增长的提速。” （Brenner, 2006：103）他提出，在1950-1965年和1965-1973年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分别为2.9%和3.3%，也即是说，在20世纪60年代末，生产率增长并没有出现下降。但问题在于，布伦纳在此故意把1950-1958年和1958-1965年这两个时期合并了，而这是两个性质上截然不同的时期，布伦纳本人的分析也曾指明了这一点。在1950-1958年，美国工人成功地利用朝鲜战争带来的景气，提高了实际工资增长的速度，并对利润形成挤压。按照布伦纳的看法，如果说美国战后的确出现过工资上升造成的利润挤压的话，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从1958-1961年开始，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在资方的进攻下，实际工资增长开始减速，利润份额和利润率则加快上升（Brenner, 2006）。如果我们把1958年以前的数据撇开，将1958-65年作为一个独立时期来考察，并与1965-73年相比较，就会看到，在1958-1965年到1965-1973年间，美国制造业部门生产率增长从4.1%降为3.3%，出现了明显下降（见表5）。有趣的是，布伦纳本人也曾在一个注脚里承认，在20世纪60年代最后几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出现了短暂而急剧的下滑，但他同时又轻描淡写地提出，这种下降不过是由周期性因素造成的，并因70年代初生产率的反弹而被抵消（Brenner, 2006）。

[1] 布伦纳指出，利润挤压论虽然强调阶级力量对比是形成危机的根本原因，但在具体分析1929-1933年危机和1973-1975年危机的成因时，利润挤压论（尤其调节学派的著作）提出了两种互不相同的解释——在两次大战之间，阶级力量对比造成了工人阶级消费不足，并酿成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在20世纪70年代，力量对比的变化则带来了利润挤压的危机。布伦纳认为，前一种解释可称作“需求侧解释”，后一种则是“供给侧解释”。

[2] 这个比喻来自Sherman, H., Business Cycl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48.

[3] Crotty, J., ‘Review of Robert Brenner’, Challenge, May/June 1999. 值得注意的是，布伦纳本人在分析中其实也未彻底撇清“供给侧”因素。例如，他在分析80年代的美国经济时，就曾提及因国家介入和政治规则的改变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对于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影响。

四、从垄断资本学派到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迈向新的理论综合

(一)如何达成一个兼容供给侧和需求侧因素的分析框架

布伦纳和利润挤压论之间的分歧，不在于双方是否分析了造成利润率下降的供给侧因素和需求侧因素，而在于赋予这两种因素的权重到底有多大。归根结底，双方的观点可以着眼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这一矛盾来协调。利润挤压论强调的工资成本上升，意味着在生产或初次分配中增加剩余价值率的困难；布伦纳强调的价格增长受限则指向那些影响剩余价值实现的因素，它意味着，相对于需求而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或潜在地可能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太多了。应予指出的是，在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基础上，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危机理论加以综合的必要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再被提出过。例如，美国学者谢尔曼就曾提出，包括利润挤压论在内的各种不同的危机理论，完全可以在一个更为综合的架构里综合在一起。他这样写道：“在扩张的高峰期，利润可以从两个方向被挤压：其一是生产成本的上升，这会妨碍剩余价值的创造；其二是需求的限制，这会妨碍剩余价值的实现。某些马克思主义——以及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仅仅强调了资本家在生产剩余价值时遇到的问题。这些理论包括工资成本上升的理论，以及物质资本成本（还有金融资本成本）上升的理论。其他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则仅仅强调了资本家在销售产品或实现剩余价值时的困难，这被称作生产过剩的理论或消费不足论。”（Sherman, 1984：97-98）

针对利润挤压论对危机的解释，谢尔曼还提出了以下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批评意见：“某些工资推动理论家在谈论下面一点，似乎利润份额在一次周期的波峰来临之际或之前下降，是因为工资率在加速提高。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在1940到1975年间的全部五个周期的扩张阶段，每小时实际工资率在复苏的初期增长得最快，然后就随着周期波峰的临进而增长得越来越慢。……既然工资增长日益放慢，何以工资份额在接近周期波峰时开始增长呢？答案就在于，单位劳动小时的产出（或可称为劳动生产率）起初增长得比实际工资更快，然后随着周期波峰的来临，其增长比实际工资更慢。……因而，就在波峰之前，工资份额上升了，即便每小时实际工资下降了，但单个工人的产出则下降得更为严重。”[1] 谢尔曼在此表达的观点是笔者要特别倚重的。依照这个观点，工资份额上升事实上是人均产出（附加值）增长率下降的反映。后文对此还将有进一步的讨论。

谢尔曼所勾勒的分析危机成因的综合性框架，来自马克思主义史上一个绵延既久的分析传统，其中囊括了卡莱茨基、斯坦达尔、巴兰和斯威齐等众多人物。这一分析传统在方法论上的共性，是以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为基础，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和停滞趋势。[2]在笔者看来，虽然巴兰和斯威齐所代表的垄断资本学派是这一分析传统在当代最重要的代表，但在理论上仍有必要将垄断资本学派和诸如卡莱茨基等人适当区分开来——他们之间在理论上虽有许多共性，但在如何解释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方面，却存有深刻的分歧。卡莱茨基强调投资需求在利润实现中的作用，他的观点和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分析是一致的。[3] 而垄断资本学派则是现代消费不足论的代表，并从这一角度看待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例如，在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篇著作中，斯威齐便从消费不足论的立场诠释了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在他看来，这一矛盾可归结为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Sweezy,1984）。这个诠释的优点，是强调了资本价值的扩张所面临的使用价值约束，也就是说，生产出来的商品如果不进入人的消费，就不会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使用价值也就没有价值。斯威齐的这种诠释是杜岗-巴拉诺夫斯基理论的解毒剂，依照后者的观点，资本积累或投资可以脱离消费的约束，变成为积累而积累。但是，批判杜岗-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并不等于要完全否认投资增长的相对自主性。在解释战后黄金年代的形成和终结时，从理论上明确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巴兰和斯威齐因发表《垄断资本》而创立了垄断资本学派（或称《每月评论》学派）。[4]垄断资本学派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剩余实现困难做了一个特殊的解释，他们认为，第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存在剩余增长的趋势，其原因是双重的，一方面垄断价格倾向于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成本趋于下降；第二，日益增加的剩余面对着远非充分的有效需求，造成剩余吸收的困难。剩余增长和剩余吸收困难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或长期萧条的根源。

巴兰和斯威齐把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在方法论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其具体理论中，把剩余增长趋势和利润率下降规律对立了起来。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一旦步入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剩余增长规律就代替了利润率下降规律。高峰就此曾指出：“他们（按：即巴兰和斯威齐）是从垄断大公司的价格上升和成本下降趋势中得出利润边际的不断扩大，进而推导出资本利润率上升的结论并否定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但是，所谓利润边际的扩大，所涉及的只是成本利润率或销售利润率的提高，这种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资本利润率的上升，因为前者指的是同成本或销售额相比较的利润相对量，是利润流量与资本流量之比，后者指的却是同预付总资本相比较的利润相对量，是利润流量与资本存量之比。这两种比率是不同的。在实际经济过程中，利润边际的上升完全有可能同利润率的下降同时发生。”（高峰，1997：267-368；Mandel, 1999:535-536）

(二)两种需求侧解释：福斯特和布伦纳的争论

福斯特是垄断资本学派的当代代表之一，他加入了与布伦纳之间的争论。在一篇题为“问题能否归结为过度竞争”的文章中，他从方法论上批评了布伦纳，提出需求侧分析应该和注重生产领域内的剥削和阶级斗争的供给侧分析相结合，有效需求不足是和剥削率过高相对而言的，后者才是造成过度积累和过剩生产能力的根本原因。福斯特认为，垄断资本学派的理论一方面关注了资本和劳动的垂直型关系，另一方面也分析了需求因素在危机形成中的作用（Foster, 1999）。

布伦纳对福斯特的回应，一方面涉及垄断资本学派的一般理论，另一方面涉及双方对20世纪60年代晚期利润率下降的解释。布伦纳质疑了垄断资本学派的剩余增长理论，指出这一理论与美国公司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赢利能力下降相矛盾。与此同时，布伦纳还质疑了垄断在长期间内被维持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大公司面临的是更为竞争性的环境，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和生产能力进入了世界市场，造成美国大公司的成本加成能力即垄断程度不断下降（Brenner, 1999b）。需要指出的是，布伦纳和福斯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事实上是一个更为久远的理论争论的延续。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日后被称为“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就对垄断是否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提出过怀疑。布伦纳赞同这一派的立场，认为在竞争的压力下，公司的典型做法是维持市场份额，为此宁可压低价格、接受一个下降的利润率，而不是削减产出或产能利用率，以维持价格和利润边际。

布伦纳和福斯特的上述争论，在某些地方是可以调和的。笔者赞同福斯特的主张，即垄断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趋势。[5]然而，承认这个趋势，并不意味着垄断权力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受到挑战。布伦纳所强调的那些变化，可以看作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对垄断这一基本趋势的抵销因素。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经济的真实情况可能是，大公司的垄断调节力量有所削弱，但这种削弱并没有向布伦纳所说的那样，带来垄断调节的彻底崩溃。

布伦纳与福斯特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解释了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制造业部门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在布伦纳看来，利润率下降的根源是全球化竞争所造成的产出价格增长率的下降；而在福斯特看来，利润率下降可归因于产能利用率和投资增长的波动。在笔者看来，这两个观点也是可以彼此协调的。布伦纳在回应福斯特时认为，第一，1965-1973年间，在制造业部门利润率剧幅下降的同时，产能利用率几无变化；第二，投资增长的下降发生在利润率下降之后，因而更应看作利润率下降的结果而非原因（Brenner, 1999b）。然而，正如图5显示的，美国制造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在1965-1973年间并非没有变化，在1966年达到巅峰后，该比率即开始下降，这和利润率下降几乎是同步的。至于布伦纳强调的第二点，即投资增长的下降滞后于利润率下降，在统计上是成立的，但这并不能在理论上直接用来证明利润率下降和投资变动无关。完全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过度投资一方面造成利润率下降，另一方面却因投资规划已预先做出而能维持一段时间的增长。福斯特指出，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曾出现如下局面，即当产能利用率（以及利润率）下降时，投资增长率非但不下降反而进一步提高。在1927-1928年，即1929年大萧条爆发的前夜，情况就是如此，当时产能利用率已经严重下降，制造业部门的设备和厂房投资却在增加。[6]布伦纳（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把积累率只看作是利润率的函数，这在理论上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假设，忽略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7]

图5 美国制造业的投资变动和产能利用率: 1948-1979年

福斯特所代表的垄断资本学派的观点和布伦纳的观点，事实上同属对危机和长期萧条的需求侧解释。他们的区别在于对需求侧因素的理解各有不同。布伦纳对过度竞争和成本加成能力下降的分析，与福斯特强调的产能利用率的变动，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分别代表了价格调整和产量调整这两个维度，可以看作资本积累的矛盾在需求侧的不同表现。从卡莱茨基的理论来看，在这种调整的背后，事实上是投资动态的变迁及其作用的转变。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古典理论一样，以往多从总量的意义上分析投资的作用，没有从新熊彼特主义所注重投资（以及创新）的结构转变的角度来做分析。后文对此将有进一步的考察。

(三)对生产率危机和利润率下降的需求侧解释

在黄金年代晚期，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一方面表现为垄断企业成本加成能力的相对下降，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投资增长率和产能利用率的下降，两者对于每小时实际净产出即生产率的变动都造成了影响。战后美国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增长和产能利用率，在1965-69年间达到巅峰，此后便开始下降。与此对应，从1948-1966年期间到1966-1973年期间，美国每小时国内实际净产出的增长率也由2.2%降至1.3%（Bowles, 1990）。相形之下，美国制造业部门在1965-1973年间实际工资的增长率为1.9%，超过了每小时净产出的增长率；产品工资的增长率在同期更高达4.2%（Brenner, 2006）。如果我们把眼光进一步扩大到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制造业部门的净附加值和工资增长也遵循了类似的模式，即净附加值的增长率逐步下降，而工资的增长率则稳中有升。在格林等人提供的数据里可以看到（见表7），在作为所有要素收入来源的净附加值增长趋缓的前提下，工资维持了强劲增长的势头，这在经验上就表现为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上升。因此，正如谢尔曼已经看到的，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下降主要地并不是由工资增长造成的，而是人均实际产出增长减速的结果。[8]

表7 六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的利润份额和利润率：1960-75年(年均百分比变化率）

需要指出的是，以总量值计算的人均实际产出的变化在经济学里一般是作为生产率指标来看待的。而生产率的变化又多被看作供给侧因素所造成的结果。这种把人均实际产出界定为生产率的做法，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连续撰文，对这种生产率统计的拜物教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第一，按照现行统计方法计算出来的所谓生产率，偏离了生产率的原本含义，后者本来是指生产既定使用价值的生产率，而在现行统计中，这个条件被放弃了。在不同年份生产出来的产出在产品性质上并不一致，这就使工人人均产出的变化这一概念失去了原来清晰的技术意涵和历史可比性。第二，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前后，所谓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并不仅仅是供给侧因素造成的，而且是需求侧因素的产物。他们提到，在70年代衰退发生后，一方面存在大量失业，另一方面产能利用率也处在较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提高生产率是没有意义的，“伴随着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和上千万正在寻找工作的失业者，肯定没有必要诉诸于提高生产率以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企业所面临的真正难题并不是增加生产，而是怎样把已经生产出来的销售出去。”[9]

因此，通常采用的生产率指标并不只是体现物质生产力进步的指标，而且是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反映。这种生产率的变动和利润率一样，是反映资本积累一般状况的晴雨表。从需求侧来看，人均实际增加值（ρ）还可进一步分解为产能资本比、人均资本存量和产能利用率，即有

其中Y,K,K*,N分别为净产出、固定资本存量、实际在用的固定资本存量（假设均为实际变量）和全社会就业。从这种角度理解生产率变动，不仅一反新古典经济学、而且一反利润挤压论的看法，因为这两类理论都将人均实际产出视为纯然由供给侧因素决定的概念。利润挤压论从供给侧出发解释生产率危机，进而解释利润率下降，相对忽略了需求侧因素（投资和产能利用率）对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影响。[10]

图6展示了解释生产率变动的两种理论——供给侧理论和需求侧理论——的区别，图上的利润率定义由等式（2）得来，其中Π为利润，W为工资

在等式（2）上下同时除以全社会就业量N，得到（3）式

其中

是生产率，是工资率，是人均资本存量或资本劳动比。[11]利润挤压论从供给侧因素即工人阶级力量的增长来解释工资率上升和生产率危机，相对忽略了需求侧因素。一个包容性的解释框架应该将图中箭头所表示的两类决定因素（即供给侧和需求侧因素）都纳入考察的范围。

图6解释利润率和生产率变动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理论

美国学者韦斯科普夫在发表于1979年的一篇著名论文里曾试图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在他提出的利润率分解公式中，利润率取决于利润或工资份额、产能资本比和产能利用率，这三者分别代表了阶级斗争、资本有机构成和需求的变动。以此为基础的计量研究（包括韦斯科普夫本人及其继承者的研究），一致认为阶级斗争或劳工实力的变动所造成的工资份额提高是造成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而最终支持了利润挤压论对危机的解释。[12] 不过，韦斯科普夫所采用的计量方法有一个特点，他将工资份额划分为两项，一项是实际工资份额的变动，另一项是工资品价格和产出价格的相对变动，前者被他称作攻势劳工实力，后者被称为守势劳工实力，且在利润率下降中所起的作用，较前者更为显著。笔者和李亚伟曾提出，韦斯科普夫将工资品和产出价格的相对变动也作为劳工实力的表征，是过于简单化的作法，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如果我们放弃将这一因素看作阶级斗争的反映，从韦斯科普夫的利润率公式就不一定得出支持利润挤压论的结论。[13]

按照垄断资本学派的看法，对生产率变化的解释应主要从需求侧求得。依从这一理论逻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解释需求、尤其是投资的变动及其和人均实际产出变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在理论上，对于投资的增长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是马克思的解释，我们或可称之为内生性解释，因为马克思将投资看作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的内生现象：出于控制劳动和竞争的需要，个别企业会将剩余价值尽可能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从而推动部门内竞争，并最终带来全社会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此不同，垄断资本学派提出了另一种理论，这一理论将投资的增长归于外生因素，因而属于外生性解释。

在《垄断资本》一书里，巴兰和斯威齐厘定了这一理论。他们提出，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竞争和由此带来的技术创新，的确会开辟新的投资出路，刺激投资，提高经济的增长率（这是马克思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中所描绘的图景）。但是，他们坚决否定上述规律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适用性。为此，巴兰和斯威齐刻意区分了两类技术创新，一类是所谓“划时代的创新”，即新熊彼特派意义上的技术革命；另一类则是“正常的”技术创新，它被定义为“在整个资本主义时期源源不断地涌现的那种新方法和新产品”。与新熊彼特主义不同的是，在巴兰和斯威齐看来，技术革命即那些“划时代的创新”是完全外生的，在历史上也很少出现，因而在理论上可以撇开不论；至于后一类创新，他们提出，垄断资本主义有一种趋势，导致这类创新的速度显著放慢。借用他们的表述，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一般说来，采用革新技术的速度比在竞争的标准下慢一些。”而且，“在技术进步速度和投资出路大小之间，不存在像在竞争制度下所存在的那样必然的关联。”（巴兰和斯威齐，1977：93，96-97）这样一来，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如果出现投资的显著增长，就只能归于外生偶然因素的影响。

巴兰和斯威齐得出上述结论的前提，是把技术革命视为完全外生，并将技术革命与所谓“正常的”创新截然区分开来，认为双方互无联系。这些假定是可訾议的。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弗里曼，曾把技术创新划分为技术革命、技术体系的变革、重大创新以及渐进创新，透彻地考察了各类创新之间的联系；在弗里曼眼中，所谓“正常的”创新（大致对应于弗里曼意义上的重大创新和渐进创新），往往是由技术革命、技术体系的变革所引致的。[14] 此外，巴兰和斯威齐将技术革命视为纯粹外生，不仅和新熊彼特主义相抵牾，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曼德尔的看法，后者将技术革命的产生视为在利润率提高和世界市场扩大后资本大规模投资于创新的产物。

巴兰和斯威齐刻意淡化技术创新与增加投资出路之间的联系，在理论上与其消费不足论的见解有关。一旦投资和创新之间的联系以这种方式被削弱，在理论上就难以解释，投资增长何以具有与消费扩张无关的某种相对自主性，换言之，投资增长的动因便只能归之于消费。然而，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中，为了维护利润边际，垄断企业往往通过削减产出和产能利用率来维护垄断价格，群众的消费也因之被压制在一个较低的范围内变动。消费扩张对投资和产出的推动作用（所谓加速器效应）是相当有限的。这样一来，垄断资本学派就自然得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常态是长期停滞这样的结论。

垄断资本学派对投资动态的前述片面看法，意味着自觉摒弃了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参照系解释战后长期繁荣的形成，这也使其难以全面地从需求侧解释战后繁荣的终结和1973-1975年危机的根源。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中，斯威齐表达了他对战后繁荣乃至危机形成原因的理解，这些表述体现了垄断资本学派的核心思想，值得引述如下：

“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常状态是停滞。倘若这并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状态，便需要从外在的、非经济的力量中寻求解释。

“在二战以后大约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即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这些外在力量有着丰富的供给：修复战争创伤，弥补将资源从民用生产转向战时用途而引起的短缺，利用那些为了军事目的而开发的技术（如电子产品和喷气机），尤其是新的一轮战争，热战和冷战。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即20世纪50和60年代，资本积累的条件是极其有利的。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年代，令人怀想起资本主义青年时期的最佳岁月。但这一局面是不可能持久的。积累的本性正在于消除那些刺激积累的需求。除非新的刺激因素出现，这一过程就将式微，并为停滞趋势所取代。这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走向终结时开始发生的情况，并在1974-1975年的严重衰退中达到了顶点。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深沉的衰退。”[15]

(四)创新和投资类型的转化与1973-1975年危机

垄断资本学派将重大技术革命视为外生，并据此将战后黄金年代的产生和延续归于外生历史因素（战争以及战后重建）的见解，和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恰好是对立的。新熊彼特主义主张，第一，技术革命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地、即由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自身所决定的；第二，战后出现的新技术革命及其引致投资，是黄金年代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从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看，新熊彼特派的观点多少有些失之绝对，因为它对一场技术革命的开展所必需的社会制度前提缺乏足够充分的分析。不过，和垄断资本学派完全否定技术革命的内生性相比，新熊彼特派的观点毕竟有其可取之处。

在新熊彼特派看来，战后黄金年代的兴衰是与主导部门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相联系的。该学派的代表人物范·杜因就提出，造成1973年危机的原因在于，“许多制造业部门增长的市场逐渐饱和，同时又缺乏重大创新来形成新的增长部门。”（范·杜因，1993）类似的，弗里曼等人以如下方式界定了“萧条”阶段的性质：“人们可以把‘萧条’定义为那些时期，彼时由于进入其下降阶段的产业部门数量在日益增加，而正处于扩张的那些部门数量则在递减，产业结构出现了根本的不平衡。这一萧条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有足够的资本被拆毁，并被重新引向经济中正处于扩张的部门。最好将这个过程描述为一个长期的资本的创造性毁灭时期。”（Freeman, 1982）

依循这个观点，战后黄金年代的衰落，是和当时一系列支柱部门进入成熟和衰退期相关的。在黄金年代初期，新技术、新产品、新部门频繁涌现，新厂商大量涌入这些部门以追逐高额利润和技术租金。激烈的竞争和创新的迅速扩散，通过降低价格迅速开辟了市场，企业也急于扩大生产能力以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在这种情况下，有利于就业的资本广化或资本扩展型投资成为投资的主导类型。随着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开始步入收益递减阶段，需求约束开始对投资模式施加更大的影响。为了提高竞争能力，维持利润率，企业总投资中越来越大的比例被用于固定资本的更新和重置，用于拆毁旧机器以更换新机器，而不是扩建新的厂房。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深化型投资就代替扩展型投资成为主导类型。20世纪60年代晚期，尽管投资增长率高居不下，投资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却明显恶化（见表8括弧里的数字）。在资本-劳动比率持续增长的同时，产出-资本比率（资本生产率）出现下降。总之，随着产业生命循环和投资主导类型的转化，投资对利润率进而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也相应地走向反面（Freeman, 1982; 高峰，1991）。

表8 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固定资本投资和就业的增长率：1960-1975年（括号里的数字为就业增长率）

在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看来，投资主导类型的这种变化还与下述过程相对应，即从20世纪50到60年代，技术创新的主导类型由产品创新向工艺创新转变。在理论上，德国经济学家门施最早提出了下述假说：形成新部门的产品创新（他所谓基本创新）的成批出现，是带来经济繁荣的原因；而基本创新的缺乏，则是最终造成衰退的原因。门施也曾力图在经验上证明这个假说。弗里曼等人利用SPRU（苏塞克斯大学创新政策研究所）建立的创新数据银行，研究了英国在黄金年代创新类型所经历的变化。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战后出现的第四次扩张性长波中，技术创新的主导类型的确经历了上述变化。[16] 在技术革命生命周期的晚期，居于主导的创新类型从产品创新转向以既有产品为前提的工艺创新，决定了要素节约的资本深化型投资开始在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并造成了部门内的过度竞争（这也正是布伦纳的竞争策略模型所对应的阶段）。

与新产品、新部门的崛起相联系的投资的增长，对于克服资本积累内在矛盾具有格外格外重要的意义。在《资本论》手稿里，马克思曾讨论过这一问题，他这样写道：“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17]新部门的成长为社会生产其他部门的资本提供了对等价值，通过内生市场的扩大刺激了整个社会资本的积累。在《晚近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事实上认识到这一点。在黄金年代晚期，伴随创新和投资类型的上述变化，社会需求体系的内生扩张受到限制，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开始激化，由此带来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率增长减速，并为资本积累最终步入利润率下降的危机造就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投资对生产率和利润率的负面影响最初不是因为投资总量增长率的下降，而是因为投资类型的结构性转换，后者恰恰是在解释危机时容易被忽略的因素。至于投资总量的增长，则完全可以在利润率已经出现下降后，经过一段时滞才开始下降。[18]

(五)战后无产阶级化的终结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成熟和停滞

不过，在上述大画面中，我们还需再增添一个重要因素，缺少了这个因素，对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解释就是不完整的，甚至还会贬低这次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地位。这个因素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实现的彻底无产阶级化。从曼德尔到调节学派，都曾将战后资本积累的特点概括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一概括本身虽然是正确的，但不能忘记这种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结合在一起的。在战后黄金年代，全面的无产阶级化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所采取的主要形式。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化的规模，阿姆斯特朗、格林、哈里森写道：

“从1950年到1970年，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就业总量增加30%。……而且，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比就业总人口的增加更快。当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用就业人数增加4600万人时，自雇者和‘家庭工人’减少了2000万人。1954年，在正式列入在业者的人口中，有31%属于此类（按：即自雇者和家庭工人）。而到1973年就降低到17%。”

“因此，在统计上由自雇向工资劳动的转移实际上就是离开土地出走。对于所涉及的个人来说，这场跋涉常常是从沉闷的家庭农庄走向光耀夺目的大城市的过程。对于社会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阿姆斯特朗，1994：185）

各国劳动人口的进一步无产阶级化对于资本积累具有如下重要意义：第一，它有利于重建产业后备军，提高剥削率和利润率，刺激资本积累；第二，它造就了以工薪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从而在根本上扩大了消费品部类的市场；第三，它推动了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发展，都市化的作用并不限于兴建基础设施，从而推动资本品市场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它还为城市消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不断地创造出各种新的产品和新的需要，是克服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都市化以及郊区化的发展使人们变得日益依赖汽车和高速公路；位于郊区的标准化住宅成为工人阶级的消费标准，还进一步刺激起对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甚至割草机的需求。所有这些变化都伴随着石油、钢铁、电子等新兴部门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以第四次技术革命为基础的发展的巨潮。[19]

在黄金年代晚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化走向了尾声，这一点对于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降临有着重要影响，并且在相当深远的意义上决定了这次危机的性质和意义。在这里，我们想借用垄断资本学派偏爱的一个术语，即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成熟”来描述这一转变，但赋予该术语以不同的含义。在垄断资本学派那里，成熟意指资本主义经济演化的特定阶段，其特点是投资机会匮乏，产能无法得到完全利用（Steindl, 1952）。当斯坦德尔——垄断资本学派的先驱——采用这个定义时，战后黄金年代才刚刚开始。美国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展现的停滞趋势，在黄金年代得到了某种克服，因此，垄断资本学派做出的战后美国经济步入停滞趋势的预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失效的。从长波理论的角度看，投资机会减少和产能利用率下降是和技术革命生命周期相联系的，如果把资本主义的成熟看作不可逆的转变过程，则采用这样一个与长周期相关联的定义就是有欠妥当的。笔者的看法是，可以把发达资本主义的“成熟”定义为在其疆域内实现全面而彻底的无产阶级化。资本主义一旦发展到这个程度，第二部类的积累就将失去在我们在黄金年代一度见到的那种超常的动力，并相应地影响到第一部类，使整个经济较以往更容易陷入低增长甚至停滞的困境。这大体上就是我们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目睹的景象。如果这个假说是成立的，1973-1975年危机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史上就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这场危机见证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成熟期的到来，从此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整体再也无力回到黄金年代那种高增长的局面，转而进入了长期停滞和低速增长相交替的漫长时期。除非有一场规模极为宏大的技术革命，并结合以其他历史因素（譬如资本主义在地球其他广袤地域的成功兴起和由此带来的无产阶级化），否则这个局面将很难摆脱。

[1] Sherman, H., ‘Inflation, Unemployment, and the Contemporary Business Cycle’, in Foster, J. B., and H. Szlajfer eds, The Faltering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4, pp.101-102. 从学派归属看，谢尔曼属于垄断资本学派。

[2] 对这一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的介绍，可参见Foster, J.B., et al. eds, The Faltering Economy: The Problem of Accumulation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4.

[3] 对此问题的分析，可参见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的相关章节，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4] 《每月评论》学派关于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代表性文献，有H. Magdoff and P. Sweezy, The Deepening Crisis of U.S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1; J.B. Foster and H. Szlajfer, eds. The Faltering Economy: The Problem of Accumulation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4等。

[5] 在2008年危机后发表的一篇论文里，福斯特回顾了历史上围绕垄断和竞争的相互关系的争论，有力地捍卫了垄断资本学派的观点，即垄断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见福斯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9期和第10期。关于前述“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和垄断资本学派的争论，请参见高峰教授在下述著作里的总结和评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和竞争》，页284-288。

[6] Foster, J.B., ‘The Limits of U.S. Capitalism: Surplus Capacity and Capacity Surplus’, in Foster, J.B., et al. eds. The Faltering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4, p.206. 在笔者看来，布伦纳自己的过度竞争论，事实上也可用于解释为什么过度投资在造成利润率下降后仍会继续增长。

[7] 我们可以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美国经济中找到一个证明这种复杂性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以后，尽管美国非金融业部门的利润率出现了上升趋势，同一时期的积累率却持续低迷，并未跟随利润率而增长，换言之，积累率和利润率的运动轨迹出现了严重的背离（参见本书第5篇）。Bakir, E., and A. Campbell, ‘The Bush Business Cycle Profit Rate: Support in a Theoretical Debate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9, Vol.41, No.3.

[8] 法国学者迪梅尼尔和列维是研究利润率问题的专家，他们在经验研究中发现，在产出（附加值）增长和利润率变化之间，很难在经验上确立下述因果关系，即利润率的下降先于产出增长率的下降。他们放弃了两者之间存在这种因果关系的想法，只假定两者是同时下降的。这个假定虽不同于以谢尔曼为代表的上述观点，即把产出增长率下降看作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但作为经验分析与谢尔曼的观点并不矛盾。见Dumenil, G., and D. Levy, ‘The Crisis of the Early 21st Century: A Critical Review of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Preliminary draft, 2011.

[9] Magdoff, P., and P. Sweezy, ‘Productivity Slowdown’; 以及‘The Uses and Abuses of Measuring Productivity’, 两文均收入Magdoff, P., and P. Sweezy, The Deepening Crisis of U.S.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2, 尤见pp.172;174;118.

[10] 对生产率变动的这种理解符合后凯恩斯主义的卡尔多-凡尔登法则，对此法则的介绍，可参见拉沃：《后凯恩斯主义分析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的第6章。

[11] 鲍尔斯等人采用过这个公式，见鲍尔斯、爱德华玆、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0页，公式10.4。若将人均实际产出的分解式（1）代入等式（3），还可得到下面这个利润率决定的公式：

[12] 韦斯科普夫：“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和战后美国经济的利润率”，赵穗生等译，载孟捷主编：《利润率的政治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13] 孟捷、李亚伟：“韦斯科普夫对利润率动态的研究及其局限”，《当代经济研究》2014年第1期；该文也收于孟捷主编：《利润率的政治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14] 参见Freeman, C.,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and New York：Pinter Publisher, 1987. 相形之下，正如高峰在评论垄断资本学派时指出的，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技术创新的看法要更为辩证而深刻。列宁一方面指出：“垄断所固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仍旧在发生作用，而且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种趋势还占上风。”另一方面又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5和661页；参见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 第350页。高峰也对巴兰等人假设技术革命纯属外生提出了批评，见其《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373-375。

[15] Sweezy, P. M., ‘The Triumph of Financial Capital’, Monthly Review, 1994, vol.46(2), June. 重点标识为引者添加。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次危机最初爆发在1973年12月，因此也被称为1973-75年危机。

[16] 参阅Mensch, G., The Stalemate in Technology, New York: Ballinger, 1979; Freeman, C., et al, Unemploym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West Port, Connecticut: Green Wood Press, 1982; Kleinknecht, A., Innovation Patterns in Crisis and Prosperity, London: Macmillan, 1987.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89页。详见笔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四章及以下各章的论述。

[18] 新熊彼特派长波理论对创新部门生命周期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分析，是对熊彼特的继承和发展。熊彼特曾严厉地批评凯恩斯，指其片面强调总量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忽略了总量背后的结构变化对于增长的意义。熊彼特写道：“在总量均衡的基础上推论是具有误导性的，似乎总量均衡揭示了那些推动变化的因素，似乎作为整体的经济体系中的波动仅仅产生于这些总量。这样的推论构成了许多对商业周期的错误分析的基础。它使分析停留于事物的表面，妨碍了对表面之下的产业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而这些分析才是真正重要的。它招致对一些孤立的轮廓线进行机械的、形式主义的处理，并且赋予总量以自己的生命和一种它们并不具有的因果意义。”“现代商业周期研究的最严重的缺点在于，没有人理解、甚至没有人在乎个别产业和企业究竟怎样兴起和衰落，它们的兴衰怎样影响着总量以及我们一般所谓‘总的商业环境’。” 为此应该进行详细的历史个案研究，阐明构成经济总量的循环行为的基础的那些机制。”（重点标识为引者添加）两段引文分别来自Schumpeter, J.A.,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39, Vol.1., pp.43-44；以及Schumpeter, J.A.,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Business Cycles’, in Essays on Economic Topics, Washington, 1951, pp.311-312; 314-315.

[19] 哈维曾以大都市纽约的重建为例描绘了这一过程，他写道：“通过借贷的方式修建高速公路、完善基础设施，通过郊区化、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涌现出来的新型建筑技术重建整个大都市区而不仅仅是狭义的城市，摩西（纽约都市化改造的设计师——引者注）找到了利用过剩资本和剩余劳动力赚取利润的方法。随着资本主义逐步向美国西部和南部地区扩张，这股郊区化的浪潮也蔓延到了美国各地，这不仅对战后美国经济的平稳发展非常有利，而且对以美国为核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发展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哈维：《资本之谜》，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页165。

五、尾 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探讨有两个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是在危机爆发前后直至80年代。第二个高潮则发生在1996年布伦纳的著作最初问世之际。布伦纳的作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几乎所有各派学者——SSA学派、垄断资本学派、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学派（即有机构成提高论者）——都纷纷撰写文章，对布伦纳的观点展开了各具特色的批判分析。一些早在70年代就已成名的经济学家，如克罗蒂、谢克、法因等都亲身参与了论战。这次争论一方面再度暴露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在危机理论中的分歧，另一方面，也为各派理论迈向新的综合做了必要的铺垫，——毕竟只有在一切可能的论点都被提出和讨论过以后，迈向一种新的综合才是可能的。在笔者看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各种观点，可以按照一个适当的理论次序，在辩证重建的过程中分别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布伦纳的理论为例，他的分析聚焦在竞争层面，甚至是在竞争策略的层面，这个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白。但是，他在分析中忽略了对竞争借以展开的各种前提的讨论，这些前提包括：在特定阶段支撑资本积累的制度形式、技术革命生命周期、需求体制、阶级斗争的格局等等。布伦纳在其分析中刻意把自己的观点和其他观点对立起来，这就不可避免地招致了其他学者的批评。克罗蒂和福斯特等人在对布伦纳的批评中，都指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派观点进行综合的必要性。迈向新的理论综合，一方面要以马克思所揭示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为出发点，融汇各派理论，另一方面，还要借鉴包括新熊彼特派在内的其他经济理论流派的观点。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结构性危机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试金石。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围绕20世纪70年代危机成因的长期争论表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极其重要、但又相对薄弱的环节。除非我们能构造一个将各派不同观点融汇其间的综合理论，否则不仅无法全面而深刻地解释1973-1975年危机，也无法解释战后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构造这样一种综合理论的迫切性还体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针对这一新危机的起因又开展了争论，这些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派争论的回声。一些原来彼此争执、互不相让的理论观点，在解释2008年危机时又再度重现。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内部的这种持久而深刻的分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声誉和影响力。[1]

然而，在笔者看来，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和此后的停滞，客观上也有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弥合内部的分歧，提出一个综合理论带来难得的机遇。在1973-75年危机爆发后，经过一段短暂的过渡时期，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新自由主义阶段。根据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在新自由主义阶段，发达国家资本积累总体上仍处于长期萧条之中，换言之，造成1973-1975年危机的那些最基本的矛盾，并没有在这个阶段真正得到解决，而只是借助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取得了暂时的“修复”。准此，从1973-1975年危机直至2008年危机的整个历史就构成了具有前后内在联系、不可任意切割的完整阶段（对应于长波的长期下降期），客观上需要、也有可能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架构内求得解释。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充分利用上个世纪中期以来在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积累的丰富材料，提出一个具有足够包容性的理论框架，以实现这个任务。

[1] 一个例子是克莱曼的《大失败》（周延云译，刘磊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该书试图解释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克莱曼以历史成本计量利润率，试图复兴20世纪70年代曼德尔等人主张过的以利润率下降规律解释危机的理论。在这本书中，他抨击了巴兰和斯威齐所代表的垄断资本学派以消费不足解释危机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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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捷。来源：CPEER。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