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京保卫战是抗战初期一次重要的战役。南京保卫战的中国守军统帅——南京卫戍司令部司令长官唐生智在这一战役中的功过是非，长期以来，一直引起军事界和历史学界的争论。笔者通过对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期间的活动、表现作一耙梳整理，指出唐生智在国难当头、敌大军压境之时，率领残缺疲败之师，与优势之敌相抗，表现了爱国精神与杀敌报国热情，应当肯定；但他在战前未能知己知彼，谨慎考虑，详细计划，贸然承担守城重任，在组织、指挥南京保卫战中层层防守、被动挨打、能力低下、乏善可陈；而在组织中国守军撤离南京时，惊慌失措、放弃指挥，甚至丧失军事道德，先期而逃，导致约十万军队群龙无首，撤退混乱，最后落入敌人重围中，被屠杀。唐生智成为这场战役的罪人。而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和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阵地战，则是唐生智指挥南京保卫战惨败的最根本原因。
南京保卫战是抗战初期一次重要的战役，因为它不仅是保卫中国的首都，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更因为它与约30万中国军民被占领南京的日军大屠杀紧密相连，因而备受关注。南京保卫战的中国守军统帅——南京卫戍司令部司令长官唐生智在这一战役中的功过是非，长期以来，一直引起军事界和历史学界的争论，莫衷一是。其原因固然是因论者的立场和观点不尽相同，但也与有关史料的残缺不全和真伪难辩有关。最近笔者尽可能搜集了相关资料，对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期间的活动、表现和有关人士，包括当时西方记者对他的评论，作一耙梳整理，力图得出较客观、公正、科学的结论。
一、力主守卫南京的唐生智
1937年11月12日，侵华日军经三个月的血战，终于占领了上海，并迅速夹战胜之威，兵分三路，水陆并进，向中国的首都南京包抄过来。战火日益向南京迫近，风声险恶，形势逼人。
南京国民政府自1937年11月中旬起，一边疏散撤退南京各政府机关与工厂、学校等，一边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于1937年11月16日、17日、18日，在南京中山北路铁道部地下室和中山门外四方城临时住地，连续三次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商讨南京的防与战等问题。参加会议的军事将领有：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委会训练总监部总监、警卫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唐生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军委会作战组组长刘斐、第一部副部长王俊、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以及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等人。在会上，蒋介石询问众将对防守南京的看法。
李宗仁和白崇禧从军事角度上分析，均不主张固守南京。
据李宗仁回忆，他是这样回答蒋介石的：“我不主张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战术上讲，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历史上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何况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藉口烧杀平民，而我们可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1]
白崇禧表示极同意李宗仁的意见。他当时拟了一份“南京不设防之建议”，却未能在会上提出。据白崇禧回忆说：“当委员长召集南京防守会议时，我因为常至前线视察，深知凇沪会战撤下之部队残缺不齐，疲劳万分，本有一建议：‘南京是总理指定之首都，为总理陵寝之所在地，不忍为军事破坏，应宣布为不设防之城市，以主力退至城之西部、西南部一带，一部集结于浦口，监视南京，掩护徐州，保留实力，以便机动打击敌人。’在会议席上，我见委员长首先宣布防守南京，唯恐扰乱最高统帅之决心，建议案摆未提出。事后回忆，心犹未安。虽委员长已有决定也应提出，以供参考，才算尽了部属之责任。”[2]
军委会作战组组长刘斐原是桂系军事集团的幕僚，刚随白崇禧到南京不久，就担任此要职。他在会上分析了敌我态势，提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以后就主动撤退。对兵力使用上，以用十二个团，顶多十八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据刘斐回忆，何应钦、徐永昌、白崇禧等都表示支持他的意见。蒋介石说，刘斐的看法很对，但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研究。[3]
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也不主张固守南京。
蒋介石又问唐生智。据李宗仁回忆，唐忽然起立，大声疾呼：“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唐声色俱厉，大义凛然，大有张睢阳嚼齿流血之概。[4]
据白崇禧回忆，“唐生智立起发言，慷慨陈辞，自愿防守。他批评自抗战以来中下级士官牺牲甚多，但未见有高级军官牺牲者，他愿担任责任与城共存亡。”[5]
唐的一席大话，使蒋介石大喜，立即指任唐为南京卫戍司令部司令长官。唐慨然受命，向蒋介石保证，他将在指挥南京保卫战时，“临危不乱、临难不苟”，表示“没有统帅命令，决不撤退”。[6]
李宗仁当时认为唐是静极思动，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的话，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便含有讽刺地翘起大拇指，对唐说：“盂潇，你了不起啊！”唐则反唇相讥：“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7]
当时在南京采访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提尔曼·德丁 (Frank Tillman Durdin) 也采访到了上述消息，他在1937年12月22日从上海发出的航空通讯中写道：
南京保卫战是在不顾中国军队的德国军事顾问竭力劝阻之下进行的。蒋委员长的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也强烈反对守南京。据说，蒋将军起先赞成在南京抵抗一下，指出在南京防卫工事上花了几百万美元，为保卫国家的首都至少要打一仗是可取的。
一般报道说，蒋将军是从这个角度被说服了。很多在南京消息灵通的观察家说，最终决定守卫南京是因为唐生智及其他将领的态度，他们坚持要守，自己也愿意与军队一起坚守城池。[8]
这篇航空报道刊登在《纽约时报》1938年1月9日第38版上。
国防会议最后确定迁都重庆，同时对南京作防卫部署。
在世界战争史上，一国首都的沦陷，一般都被认为是该国被击败、灭亡或投降的最重要标志，其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政治影响甚大。因此，对南京作为中国之首都，虽明知敌强我弱，南京地形“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9]对防守不利，面对数十万装备精良、气焰嚣张的日军，以刚从上海战场败退后撤而来、损失惨重的中国军队来守卫，其胜负早在意料中。但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仍决定以部分兵力作短期防守，以显示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与不屈的抗敌决心，同时寄希望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第三方国家的调停或支持。蒋介石称：“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对全国人心也有重大影响，完全不守是不可以的。”[10]11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11]表明了他当时的两难处境与矛盾心情。最后，他决定南京保卫战的指导方针是：“南京守城，非守与不守之问题，而是固守时间之问题。在敌军火力优势，长江得自由航行之情势下，欲期保持，颇属难能，故只可希望较短时间之防守。既作短时间守城之望，则不必将全部之基干部队，全部牺牲，须预为撤退之掩护”。“若是至不得已放弃南京时，各防守部队撤退，得有掩护。”[12]
1937年11月19日，蒋介石以手令任命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部司令长官。第二天，即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对外发布公告，宣布中国政府即日迁都重庆；也在这一天，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职，并将他领导的军委会执行部改组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部址设于南京城北中山北路之铁道部办公楼里。11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公告以及首都卫戍部队最初的战斗序列。这是向全中国军民也是向日本、向全世界再次公开表明中国不畏强敌、拒绝乞降、坚持抗战与保卫首都南京的决心与行动。
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与监督下，唐生智与南京卫戍司令部依据南京的地形与多年来形成的战备工事，为南京设立了两道陆路防线：
第一道是南京外围的孤形防御线，东北起自长江边的栖霞山、龙潭，向东、南延伸至汤水镇、句容、湖熟、秣陵关，再向西至长江上游的江宁镇；
第二道是南京内廓的弧形防御线，以南京城垣为依托，东北起自长江边的乌龙山、杨坊山，向东延伸至紫金山、河定桥，再向西经雨花台、牛首山，至长江边的板桥镇。
长江防线则依靠江阴、镇江、江宁 (乌龙山与狮子山炮台) 3个要塞的重炮，协同海军渔雷部队，封锁长江江面，阻止日海军舰艇西上。
唐生智将防守兵力部署如下：
第一道外围防线阵地：
以第二军团徐源泉部守卫栖霞山、乌龙山一线阵地，并接防乌龙山炮台，封锁长江；
以第六十六军叶肇部、第八十三军邓龙光部守备淳化镇至凤牛山一线，并向句容附近派出有力之前进部队；
以第七十四军俞济时部守备首山至淳化镇一线，并向秣陵关、湖熟镇派出前进部队。
上述各部队互相衔接，构成半环形的外围防御阵地。
第二道复廓防线阵地：
以第七十二军八十八师孙元良部守备地区雨花台至城南一线；
以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王敬久、沈发藻部守备通济门、光华门、孝陵卫一线；
以教导总队桂永清部守备中央地区紫金山、小红山及城垣东部一线；
以第七十八军三十六师宋希濂部守备左地区红山、幕府山及城北下关至挹江门一线；
以宪兵司令部的部队守备城西清凉山一线；
另以第十九军团胡宗南部守备长江北岸浦口一线。
大战在即，军情紧迫。1937年11月25日，蒋介石命令唐生智督导南京卫戍部队迅速构筑工事，固守南京，并与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密切取得联系。
二、唐生智能担此大任吗？
唐生智受任南京卫戍司令部司令长官重职后，据白崇禧说，“与会人多为唐担心”。[13]
白崇禧首先担心的，是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
“在唐生智以固守南京为目的的方针指导下，就尽量要求增加兵力，蒋介石把一切可以调得动的兵力，都调去防守南京，以致兵力愈增愈多，共计达到十多万人。”[14]1937年11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首都卫戍军”战斗序列，其中多数部队是从上海淞沪战场西撤，经3个多月血战，已伤亡过半，残缺不全，虽到镇江、南京仓促补充，但多是未经战阵甚至无军事常识的新兵。当时在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担任负责调配部队的第一科科长谭道平说，这些部队“都是久经战役、补充整理尚未完的残缺部队，老兵既少，新兵大率尚未受过训练”，因而战斗力大大降低；还有些部队是新从后方调来，多是四川、湖北等地的地方部队，装备很差，甚至是草鞋赤脚，几个人合用一杆枪，又长途奔波，匆匆忙忙赶到南京布防，地势、敌情都不熟悉。这些部队协同原驻防南京的一些部队与宪兵等，共约10余万人，先后投入阵地设防。谭道平说：“我是天天在经手办理部队移上前线去调动作战的工作，在字面上明明是一个师或者是一个军开上去，可是天晓得哪，兵员只不过一个营的模样，同时，没有大炮，步枪也不整齐，机枪有一部分已是早就丧失了作战的用处。”[15]
白崇禧说：“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多是由凇沪战场撤退，有的部队伤亡过半，至少也在三分之一以上，而沿途撤退，上有敌机，后有追兵，士气非常低落。以久战疲劳之师来保卫南京，这是我们对唐担心之最大原因。”[16]
美国记者德丁则报道说，南京的守军既有中央军，又有广东、湖南、广西的地方部队，编制纷乱，指挥不一，兵员不足，装备落后，“很难说出南京城内及周围的中国军队的长处。有些观察家估测，有多达16个师参加城防战役，这可能是真的。中国军队的师即使在正常时期平均只有5 000人，被打垮了再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师至少在有些情况下大约只有2 000或3 000人。”[17]《纽约时报》驻中国首席记者阿本德 (Hallett Edward Abend) 则指出：“南京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向上海方面报告说，最近几天有12个师坐轮船抵达南京。他们分别是训练水平低下的四川兵，新近从云南招募的新兵以及来自广东的地方部队。这些部队没有一支是训练有素并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外国观察家相信，把这样的部队投入到南京的东部防御线不可能提高中国军队的士气，也不可能使防御力量得到加强。这么做只会多牺牲几千条生命而已。”[18]在守卫南京东郊汤山前线的中国守军部队中，竟还有一些不明世事的娃娃兵：“汤山一带的兵营里有很多男童。这些小家伙年龄大约在10至12岁，身着正规军服，在部队干着传令兵、搬运工和伙夫等工作。有时他们也上到最前线，但他们似乎把这场战争当作一次游戏玩。”[19]
部队官兵状况如此，那么根据唐生智的命令与部署，各部守军在南京建立的两道防线工事又是怎样的呢？
德丁描述了中国军队构筑的南京外围工事的粗糙脆弱；“句容防线及由南京辐射向外扩展的其他七道防线，每道防线均为一道和城墙对称的圆弧线，并相隔几英里，数月来一直宣称固若金汤，准备充分。实际上，离南京25英里的句容的永久防御工事粗糙得很，只有零星的碉堡，这可以由视察过这些防御工事的中立国参观者加以证实。其他防御工事则是仓促用床架支撑成堆的沙包、杂物碎片和松土而构起的路障。此外，建立机枪射击位，并在中国军队撤退时炸毁公路、桥梁。”[20]
第一道防线，即南京的外围防线，是如此的粗糙脆弱，那么第二道防线，即以古老的南京城墙为依托的内廓防线，又是怎样呢？阿本德在1937年12月7日《纽约时报》上所发表的报道中指出：“唯一能继续抵抗下去的机会是部分中国守军可以凭借城墙内的工事。这些数百年前明朝皇帝修建的城墙非常高大，绵延有30英里长，把南京围在墙内。上海的外国军事观察家昨晚指出，任何想利用古老的城墙进行抵抗的举动都是徒劳的。据说，城内的守军处于毫无希望的劣势，因为除遭受持续的空袭之外，一旦日军控制了城市四周的山丘，他们便完全处于日军炮火的直接打击之下。”[21]外国军事观察家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军事当局依靠南京城墙被动防守策略的严重局限与严重后果：在日军战机与大炮的轰击下，高大而古老的南京城墙只能化作破砖烂瓦。
更令人担心的是，奉命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部司令长官的唐生智，是个在守军官兵中缺乏威望、缺乏实力、缺乏驾驭现代战争能力与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的最高指挥官。而且，他当时正患病在身。
唐生智，湖南东安人，1890年10月12日生于一个富裕的官宦商人家庭，字孟潇，奶名祥生，信佛后法名法智，号曼德；1905年开始，先后入湖南陆军学校、武昌军官学校就读，曾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毕业后进湖南陆军，参加过讨袁、护法战争，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唐生智归顺广州，加入国民党，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等职。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他的野心也急剧膨胀，但他徒有雄心而无雄才。1927年10月，他在国民党内政争中失败，逃往海外。1929年3月复出，协助蒋介石战胜李宗仁、冯玉详，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讨逆军”第五路军总指挥等职。但唐反复无常，1929年12月1日，他在汪精卫的策动下，组织“护党救国军”，任总司令，联合石友三，通电反蒋，结果很快失败。1931年5月宁粤对立期间，唐出任广州方面的国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32年因东北沦陷、国难加剧，国民党实现了和解，唐生智参加南京国民政府，任军事参议院院长；1934年12月改任军委会训练总监部总监；1935年4月，被任命为陆军一级上将；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兼任军事委员会警卫执行部主任，主管国防工事；9月8日再兼任军法执行总监。
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担任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在1937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他当时对唐生智的接触与看法：“唐生智经指定为南京卫戍长官，但尚未见明令。唐年来多病，如此严重之守城工作，其体力似不胜任。予今日两次用电话与商南京市民救济事宜，彼均在就寝，从可想见。微闻彼声称对于都城之守御愿与城共存亡。”[22]这就是新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唐生智，体弱多病，难以支撑繁重的工作，大战在即，时间紧迫，军事指挥事务千头万绪，他竟然常常卧床不起，除了发几句宏愿外，既很少视察阵地，督促检查，又不接见官兵，鼓舞士气，更未研究敌情，制订作战计划。王世杰言词之间，充满了对唐生智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一职的不满与不信任。
白崇禧则回忆说：“唐生智自告奋勇担任南京防守之重责，委员长令我协助唐侦察南京城内外之地形。时至冬令，白雪飘飞，唐率领参谋人员，我亦与唐同坐汽车先至城外汤山、栖霞、乌龙炮台、秣陵等地视察阵地；翌日继续巡视城内之蒋山、雨花台、天堡成等地。两天之视察，我发现唐之身体衰弱不堪，身着重裘，至平地，犹可下车看看；爬高山，便托我代为侦察。寒风白雪之中，我见他虚弱之身体，不禁为南京防守之担心，为他自己担心。”[23]
1937年11月27日晚6时，面对潮水般涌向南京的数十万凶残日军，唐生智以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身份，在位于南京北平西路的“中英文化协会”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向驻南京中外记者与留守南京的外侨代表发表谈话，表明他誓死守卫南京的决心。第二天，即1937年11月28日，南京《中央日报》、武汉《大公报》等中国新闻传媒都刊登了中央社电讯，报道唐生智在昨日发表的慷慨激昂的谈话。武汉《大公报》的报道标题是《唐生智表示誓与首都共存亡》。无疑，唐生智“与南京共存亡”的讲话在当时曾极大地鼓舞了南京军民与全国军民，只可惜后来的历史却是对唐生智的讥讽。美国记者德丁写道：“虽然他断然表示：‘死守南京，与南京共存亡’，但我总觉得他不像是个有实力的指挥官。”[24]德丁的判断是准确的。
当然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南京保卫战是中国军方在军事战略方针上的严重失误。这一点，连西方记者也看到了。他们指出，因为敌强我弱的军事态势，中国军队刚刚从凇沪战场败退下来，面对着士气正盛、武器装备战力都远远超过中国军队的数十万日军，中国军事当局本不应在南京集结许多兵力，与敌人再打一次阵地战。它必然是最终的失败与令人痛心的惨重损失。拿破仑说：“有一句确切不移的作战格言，便是不要做你的敌人所愿望的任何事——理由极简单，就是因为敌人如此愿望。”然而，蒋介石却支持唐生智做了敌人所愿望的事：面对强大日军的进攻，集中大量兵力在南京城内外这一狭小地区，层层设防，被动防守，打阵地战，在3个月的上海阵地战失败后，紧接着又来打南京阵地战。这正中了敌人下怀。历史证明，面对强大的侵略国军队，弱国绝不能打单纯的被动防御的阵地战！那等于是悲壮的自杀。中共领袖毛泽东早在1936年7月就根据中日双方的战力与其他各方面情况的比较，指出：“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25]
其次，南京保卫战在战场选择与兵力部署上的失误。西方记者指出，面临日军的战略大包围，中国军事当局不应选择在背水临江、进退不便、战场条件极为不利的南京，企图依靠古老的城墙，打一场“太平天国式的南京保卫战”。然而，中国军事当局却不顾南京的地理地势与兵力、民力等条件和中、日两军在力量上的悬殊，主观地想要沿袭中世纪的守城方法，集结兵力于南京城墙内外，以南京城区为中心，层层设防，打一场单纯的被动防御战，从而陷入被日军四面包围的可怕境地。这实际上是自投罗网，作茧自缚。德丁指出：“中国军队在防守南京时犯了现代军事战略指挥上的大忌——招致自己被围困，投降和被消灭”；“在力图防守南京的过程中，中国军队的战略地位是没有希望的，这可以从战役及城市被攻占的各细节显露出来。”[26]
不利的地理、地形，粗糙脆弱的防御工事，装备落后、编制残破的守军，缺乏威望、缺乏实力、缺乏指挥现代战争能力与经验的最高指挥官，面对着具有强大攻击力量的日军，中国守军方面尽管有官兵的爱国热情，但守城难以持久且将被敌包围于孤城之内的危险是必然将要出现的前景。
然而唐生智却对10多万守军的安全撤退，不作任何有远见的、切实可行的预谋与准备。他后来甚至下令撤走了长江中的所有船只，而声称破釜沉舟，不留后路，寄希望于不切实际的“与城市共存亡”的“英勇行为”。德丁写道：“中国守军指挥官完全清楚中国军队肯定会被包围在南京城墙之内——犹如瓮中之鳖。而日军则以陆、海军的大炮及飞机将他们炸成碎片。但中国将领仍自愿地将部队置于这种背水一战的境地，显然要以中国人崇高的英勇行为让日军攻占南京时付出最高代价。”[27]他还指出：“中国守军司令部从来没有仔细考虑到城防部队能否渡江撤离的问题。整个保卫战期间，除了为数不多的舢板和汽艇，就再也没有其他渡江工具了，这点就可以说明问题。”[28]
战争必然要有牺牲。在近代化的战争中，部队要有重大的伤亡，更是必不可免。但是无谓的牺牲却是应该避免的！更不能将近十万守军将士的生命轻意地孤注一掷，这简直就是对中国抗战的犯罪！中国的一些位高权重的当权者从来就很少珍惜部下官兵与广大民众的生命！当需要他们时，他可以使用他们，赞扬他们，褒奖他们；而一旦当他们失去使用价值时，就会弃之如弊屣。这点甚至连当时身处南京危城中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 (J.H.D.Rabe) 也看出来了。他在南京失守前的1937年1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担心的是，守城的唐将军可能会毫不留情地献出他手下的士兵和平民百姓的生命。在中国，几个人甚至几十万人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中国每年都有大约100万人死于饥荒或洪水。”[29]历史的发展不幸被拉贝所言中。拉贝的担心成了几天后的现实！
三、历时七天、被动而悲壮的南京保卫战
战场形势发展很快。各路日军攻势凌厉，连连攻城拔地，迅速向南京逼近：
1937年12月1日，北路日军之第十三师团配合日海军，攻占江防要塞江阴。然后，第十三师团的沼田支队从江阴渡过长江，占领靖江，西向进攻扬州；第十三师团的山田支队与第十一师团的天谷支队沿长江南岸向镇江进攻。
1937年12月2日，东路 (中路) 日军第十六师团攻占丹阳，向句容进击；第九师团攻占金坛，向天王寺进击；南路日军第一一四师团攻占溧阳，第十八师团、第六师团及国崎支队协同向芜湖进击，后因得到芜湖中国军队撤退的情报，华中方面军于12月2日令第十八师团继续向芜湖进攻；第六师团则调转方向，协同第一一四师团，向南京西南部的牛首山、秣陵关、江宁镇一线进攻；
1937年12月3日，东路 (中路) 日军第九师团攻占天王寺；南路日军第一一四师团攻占溧水；第十八师团继续向芜湖进击；第六师团则从芜湖方向调头转向南京进攻。
12月4日，各部日军多已推进至南京外围阵地前。当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下发进攻南京外围阵地的命令。为配合日本陆军对南京的合围与进攻，日军当局下令进一步加强对南京及进军沿途各城镇与农村的空袭。
1937年12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组成“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中国守军第一线、第二线部队进入阵地。为加强第六十六军叶肇部 (粤军) 的第一五九师守备汤水镇一线，又派遣第六十六军第一六0师第九五五、九五九团进占句容以西之已设阵地，为防守汤山前沿；派遣第一六O师第九五六团进占珠山、凳子山、青龙山已设阵地，为防守汤山二线阵地。第八十三军邓龙光部 (粤军) 及第七十二军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沈发藻部正从镇江紧急调赴南京。由湖北开来的第二军团徐源泉部先头部队第四十一师丁治盘部到达南京煤炭港，立即进抵栖霞山、龙潭一线阵地布防。在当日，蒋介石由南京东郊陵园四方城临时住地移至南京城内清凉山林蔚别墅暂住。
1937年12月5日晨，东路日军第十六师团攻占句容城。这是接近南京外围防线的最重要据点。当日，位于南京的东南、南部、西南的各路日军迅速推进至汤水镇、淳化镇、秣陵关、江宁镇一线各阵地之前，距南京城约40~30公里左右——这是中国守军设立的南京外围防线各阵地。当日晚，各路日军向栖霞山、汤水镇、淳化镇、秣陵关、江宁镇一线南京外围各阵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
1937年12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又任命了几位高级将领作为唐生智的副手和幕僚，以罗卓英、刘兴为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周斓任参谋长，畲令慈为副参谋长。
12月6日晚，蒋介石在南京城内百子亭唐生智公馆召集少将以上的守城将领举行会议，宋美龄随蒋同来。蒋勉励各将领誓死守卫南京数个月。唐生智表示，没有蒋介石的命令，绝不撤离南京。第二天，即12月7日凌晨5时许，蒋介石、宋美龄乘飞机离南京飞往江西。
以唐生智为首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在指挥、组织这场战役中，充满了慵懒、疏漏、马虎、混乱和仓促，对官兵漠不关心。卫戍司令长官部的参谋程奎朗看到，“唐生智在围城战斗中，每日傍晚在庭前散步，照常由侍从身背大温水瓶，手捧小茶壶和三炮台随侍左右，每几分钟用热毛巾拂脸，品香茗，香烟一枝接一枝地抽，看样子颇为镇定安祥。”[30]就在唐生智在他的长官部里品茗抽烟之时，数万官兵正在南京城内外各阵地上浴血奋战，许多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景况悲惨。美国记者德丁在报道中报道与谴责了南京卫戍当局在南京战役一开始就对守军伤员弃之不顾的情况：“自从日军攻城，南京就呈现出可怕的景象。中国方面收治伤兵的设施悲剧性地不足，早在一周之前在大街上就经常见到伤兵，有的跛行，有的在地上爬着，乞求得到医治。”[31]这不仅暴露了南京卫戍当局军事组织能力的低下与军事道德的低劣，而且势必严重影响整个军队的士气。
担任南京东部外围阵地防守的粤军第八十三军参谋处处长刘绍武侦察到日军部队的配置、活动情况及其指挥部所在地，就建议，“以 (该军) 第一五六师全面出击，解决敌指挥部后，即将矛头指向句容西进之敌截歼之，使南京守城部队赢得准备的时间”。但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刘兴说，“守恐不保，还说攻吗？”消极地否定了出击的方案。第八十三军参谋长陈文复“以同乡关系，用电话向唐生智作同样的建议，也不得唐的重视。”[32]唐生智在指挥南京保卫战中执行的完全是一条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军事方针。1937年12月7日到8日，各路日军迅速突破了南京的远郊外围防线。外围一线的中国守军伤亡惨重，不得不放弃阵地，退向复廓一线阵地与南京城内。在这同时，沿着沪宁铁路与长江南岸进攻的日军第十一师团的天谷支队协同第十三师团的山田支队，攻占镇江。当日中午，天谷支队从镇江渡过长江进攻扬州，准备得手后再西向进攻津浦铁路；山田支队则从镇江沿长江南岸，迅速攻占龙潭、栖霞山后，进逼南京东北部的乌龙山一线。日军的战略企图是将南京四面合围。到12月8日晚，日军基本上占领了南京的所有外围阵地，前锋推进至南京的第二道防线——南京近郊以紫金山、雨花台和城墙为依托的复廓阵地之前，形成了对南京的三面包围。这时，从扬州西进和从安徽和县东进的日军，正向六合、浦口一线猛力推进。南京正陷入日军迅速紧缩的包围圈中，南京守军的唯一退路只剩下北渡长江一条路，而这条唯一的退路也即将被日军切断。
由于战火迫近南京城，在1937年12月8日，由西方侨民创办与主持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发布布告，向南京难民正式开放。在此后数天内，约有25万难民涌入安全区，其中有7万多妇女、儿童与老弱病残人员被安排住进25个难民收容所内。“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西方侨民以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非凡的正义与勇气，不顾危险与劳累，对危难中的南京难民进行了全力的救助与保护。
面对如此形势，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于12月8日晚下达“卫参作字第28号命令”，令各部退守第二线复廓阵地，并调整兵力部署：以第七十二军孙元良部 (第八十八师) 防守雨花台阵地；以第七十四军俞济时部的第五十八师防守汉西门、上新河、三叉河一线；第五十一师防守中华门、赛虹桥、水西门一线；以教导总队桂永清部防守紫金山、中山门一线；以刚从镇江一线撤抵南京的第七十一军王敬久部 (第八十七师) 防守通济门、光华门、卫岗一线；以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 (第三十六师) 防守挹江门、下关、红山一线；以第二军团徐源泉部防守乌龙山、杨坊山一线；以从汤山等外围阵地撤进城内的第六十六军、第八十三军协同各部防守；以第十七军团胡宗南部防守浦口一线。
唐生智为表示背水一战、破釜沉舟、死守南京的决心，命令将长江中南京通浦口的船只，一起交防守下关长江沿线到挹江门的第三十六师看管，严禁军民从挹江门北逃，擅自过江者以军法从事，以此断守军退路，以与南京共存亡。这显然与蒋介石对南京保卫战的作战计划与构想——“若是至不得已放弃南京时，各防守部队撤退，得有掩护”[33]不符；而且事后证明，以唐生智为首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并不真正准备与官兵同生死、与南京共存亡，他们私下在江边的煤炭港密藏了一艘小火轮，事虽由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长周斓下令所为，但唐生智不可能不知道，否则他在数天后仓皇逃离南京时就不会直奔此轮了。[34]
激战中的一天夜晚，防守紫金山的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周振强发现山下麒麟门一带各村庄都有灯火，目标显明，知是日军的宿营地。他立即将情况报告给桂永清，并和第三旅旅长马威龙、工兵团团长杨厚灿联名建议，集中兵力，由紫金山的岔路口地区出击，奇袭敌人后方。桂永清向唐生智请示。唐回答：“现在消耗兵员太多，万一出击不成，守南京城的兵力就更不够了。”[35]唐生智再次否定了部下主动出击的建议。防守中山门外卫岗、孝陵卫、白骨坟、孩子里、工兵学校一线阵地的第八十七师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在12月9日也向上级建议，“由孩子里经张家山向小石山敌右侧背施行反击，结果以‘万一出击不成，影响防守阵地兵力’为由，未被采纳，坐受敌人打击。”[36]
12月9日，在苏州的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见各部日军已推进至南京城下，从四面将南京紧紧包围，南京已是危在旦夕、指日可下。他认为在日军强大的军事威胁之下，无处可逃的中国守军必将会放弃抵抗、向日军乞降。因此他于9日正午，派遣飞机向南京城内空投致唐生智的《和平开城劝告文》，即《劝降书》数千份，威胁与利诱并施，以最后通牒的口吻，规定限期一天，中国守军必须于12月10日中午前派代表到中山门外句容道的警戒线上，向日军谈判投降，否则日军“将断然开始进攻南京”；同时令各部日军于9日下午4时暂停对南京的攻击。
但唐生智对松井石根的《劝降书》不予理睬。这是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中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是中国军人起码的军事道德。日方称：“唐生智无礼至极，非但在十日正午以前没有任何回复，反而从十日早晨起，用猛烈的炮火攻击我军，作为酬报。”[37]约在同时，由西方驻南京侨民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1937年12月9日出面调停“休战”，称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建议日、中双方停火3天，3天内，日军在现有阵地不动，中国军队安全地撤出南京城，即向日方和平交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建议得到了唐生智的同意，但唐生智要求报请蒋介石批准。当日夜，贝德士、米尔士与唐生智的秘书登上美国炮艇“帕奈号”，向日、中双方的最高当局发出以上建议的两份电报。1937年12月10日上午11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收到了蒋介石的答复，中国政府拒绝和平交出南京城。唐生智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继续抵抗。
松井石根见诱降不成，恼羞成怒，于10日“午后命两军进攻南京城”。下午1时，日“上海派遣军”所辖的第十六、第九、第三、第十三师团与第十军所辖的第六、第一一四师团各部日军，同时向南京复廓阵地发动了猛烈进攻：第六、第一一四进攻雨花台、中华门、水西门一线；第九与第三师团一部进攻光华门、通济门一线；第十六师团进攻紫金山、中山门、太平门一线；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进攻乌龙山、幕府山，进击南京城东北部。日军有战机助阵，兵器先进，火力猛烈，甚至违背国际公法，施放毒气。在这同时，日军国崎支队已从太平渡过长江，迅速沿长江北岸向东进攻江浦与浦口，意图切断津浦线；而从江阴西上的日海军第三支队的舰艇，连续冲击镇江与乌龙山炮台的长江封锁线，准备驶向南京江面。日本的空军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对南京城内外进行更加猛烈的空袭。南京的城墙高达20米，宽13米，一般的山炮无法击破。紫金山、雨花台早建成以许多座钢筋水泥结构碉堡为核心的半永久性野战工事。中国官兵凭借这些工事和古老的城墙，以疲惫残破之师，用血肉之躯“与钢铁相争”，进行着英勇的抗击。南京城南的中华门高大雄伟，是中国军队在城南的主要设防地。中华门的正上方，以白漆书写着四个醒目的大字：“誓覆国仇”，激励着中国守军。各条战线的战斗都空前激烈，双方短兵相接，阵地反复争夺，枪炮声震耳欲聋，杀声惊天动地。在1937年12月11日，在南京城外的雨花台、紫金山等处以及通济门、光华门、中华门、水西门等各城门外阵地，两军的战斗与争夺更为惨烈。日军在多处攻占中国守军的阵地，又被中国守军顽强地阻击并反攻夺回。中国守军官兵的鲜血染红了南京的街道与阵地，但仍阻挡不住日军的疯狂攻势。中央社记者报道，唐生智在向汉口中国政府的电告中，措词颇为悲壮，说：“吾军以血肉之躯，与钢铁相争，伤亡之数，当然重大。”唐氏称，“目下南京全城已处猛烈轰炸之下，雨花台及紫金山附近仍在激战中，华军现正扼守雨花台山顶之炮台，猛力抵御”；“至于华军对于日方之攻击究能抵御几许时日，则颇难预断，惟华军之士气，殊激昂也。”唐氏又称，“即使日军进占南京，华人将觉其抵抗侵略之地位更为有利，因日军愈深入，其所遭遇之困难亦愈多。”[38]
12月11日晚，南京保卫战的第六天，蒋介石得知南京复廓防线即将被突破，两次致电唐生智，指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39]但唐生智未及时组织守军撤退。12月12日，唐生智又收到蒋介石来电：“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惟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纽”。蒋指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40]蒋改变了在前一日来电“可相机撤退”的意见。中国守军继续在各阵地上顽强地抗击日军的攻击，进行着奋勇的拼杀。许多高级将校与官兵血洒阵地，战斗到最后一息，壮烈殉国。1937年12月12日，在日航空兵与重炮兵强大火力的支持下，日军从被炮弹轰坍的城墙缺口突入城中。中国守军与从中华门、武定门、通济门攻入城中的日军展开巷战。
南京保卫战到了最后关头。
四、唐生智的荒唐撤退命令与抢先逃命
在日军先后突破南京南部与西南部城防、占领各主要城门后，12日下午5时，唐生智在其百子亭住宅中召开守军各军、师长会议。这是南京卫戍司令部召开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会上，唐生智宣读了蒋介石关于“可相机撤退”的来电后，下达全军撤退的书面命令——“卫戍作命特字第一号”，指令各部队的突围方向与目标、方案：司令部及其各直属部队、第七十八军 (第三十六师) 及宪兵部队渡长江北撤；其它各部队冲破正面之敌突围，向皖南等地转移集结——简言之，就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但唐生智接着又口授一个命令：“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七十四军、教导总队诸部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41]这就改成了“大部渡江，一部突围”。会议召开了20分钟就结束。
12月12日下午5时半开始，中国守军奉命放弃阵地，开始突围与撤退。由于当面日军的火力猛烈，更由于唐生智口授命令的致命错误与严重影响，致使约10万中国守军中，绝大部分部队都向城北下关一带江边溃退，形成了“大部渡江，一部突围”的被动局面。但当大部分守军部队溃退至城北挹江门一带、企图出城时，由于在此防守的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没有及时得到新的命令，仍依唐生智以前关于不让一人一枪出境的指示，阻止溃兵通过，不仅延误了撤退时间，而且导致各部火拼，秩序大乱，互相践踏，死人无数。大量中国溃兵终于涌到下关一带江边，但面对的是一片浩瀚的冬日的长江江面，所有的船只都遵照唐生智的命令，早就撤走了。前是茫茫大江，后是穷凶极恶、紧追不舍的数万日军的合围，中国守军陷入危境。
而在12日晚9时许，以唐生智为首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长官们乘坐一艘预先密藏在江边芦苇中的小火轮逃向江北。一些军、师级长官也随之逃遁。他们在逃走时甚至来不及通知他们的部属。退至长江边的约十万中国守军，以及无数的、盲目地随军队逃来的南京居民，陷入群龙无首、一片混乱的状态。
在一场战役中，军队的有序后撤与军队的有序进攻都同样重要，它们都是指挥官组织、指挥战争能力的最重要的表现。如果说，唐生智在国难当头、敌军压境之时，率领残缺疲败之师，与优势之敌相抗，表现了爱国精神与杀敌报国热情，应当肯定；在战前未能知己知彼，谨慎考虑，详细计划，贸然承担守城重任；在指挥南京保卫战中层层防守、被动挨打、能力低下、乏善可陈；那么，他在组织中国守军撤离南京时，则表现为惊慌失措、放弃指挥、不负责任，甚至丧失军事道德，先期而逃，导致近十万军队群龙无首、撤退混乱、自相践踏，最后落入敌人重围中，成为这场战役的罪人。
只有第六十六军、第八十三军这两支粤军部队，迅速集合起部队，从太平门出城，从正面冲破日军战线，经紫金山麓，沿宁杭公路，向浙皖边界突围。无数官兵的鲜血染红了突围的道路。这两支粤军部队的勇敢行动出乎狂妄日军的意料，给日军很大的杀伤，在自身也付出很大的牺牲代价下，终于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历尽艰险，经紫金山麓进入浙皖边界山区，最后回到皖南中国军队防区。另有第二军团徐源泉部当机立断，在乌龙山、黄天荡一带渡过长江，安全北撤。
1937年12月13日晨，日军分数路攻入南京城中，沿城内各马路向城北追击，屠杀马路上逃跑的中国军民。上午10时，在城外西部的日军，沿水西门、汉中门外城墙向北推进至下关长江边，与城外东部沿玄武湖东岸向北推进的日军会合，完全包围了正拥堵在长江边、无法渡江的中国溃军，截断了中国守军的退路。午后2时，日海军第十一支队的舰艇朔江而上抵达下关，封锁江面，扫射屠杀正渡江北逃的中国溃军。下午4时，日第六师团的国崎支队从江浦沿长江北岸进占浦口，截断津浦铁路，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截断了中国守军的退路。陷入重围之中的中国部分官兵进行了最后的抵抗。一些官兵冒险跳入寒流滚滚的长江，向江北游去，大多被江流吞没。1937年12月13日傍晚，日军基本上占领、控制了南京全城。大多数中国守军，约10万人，被日军包围和俘虏。
唐生智等于12月12日晚9时抢先逃过长江后，连夜“徒步至六合，本 (13日) 晨乘车抵滁。”[42]唐生智对部下称：“我带兵二十年，大小百余战，从未有今日之狼狈。”[43]后来，唐向蒋介石表示：“一切责任都是我的，请处分。”[44]
五、平心而论唐生智在指挥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
南京保卫战悲壮地失败了。中国守军官兵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无畏战斗、浴血沙场、奋不顾身保卫首都南京的事迹，将永垂不朽！即便在多年以后，我们后人每一念及那许多知名和更多不知名的英雄和烈士们，仍禁不住潸然泪下。南京保卫战如此快速而悲壮地失败的教训也应认真总结与汲取！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南京经历了保卫战的全过程，并且目睹了中国守军崩溃覆灭的悲壮场面。他对此次战役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认真深刻的分析，总结了中国军事当局的指挥错误及其造成的中国军队惨重的损失，分析了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失败的诸多原因，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蒋介石与唐生智应担负主要责任：
蒋介石委员长对此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正是他没有听从德国军事顾问们的一致劝告，也没有听从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的意见，便批准进行这场无益的城防战役。
唐生智将军及相关的师长要负更加直接的责任，他们擅离部队出逃，在第一批日军进城后的危急时刻，他们甚至没有进行尽力挽救的努力。
为数众多的中国军人想通过仅有的几个出路逃生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在战略要地部署少量部队抵挡侵略者掩护其它部队撤退，相反，许多将领临阵脱逃，在普通士兵中引起了恐慌。没能逃出挹江门到下关渡过长江的军人，均被日军俘虏而遭屠杀。[45]
西方记者还对以唐生智为首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军事道德沦丧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们指出，以唐生智为首的南京卫戍司令部的长官们言行不一，背弃了自己的“与南京城共存亡”的诺言，抢先于1937年12月12日晚8时秘密地登上私藏的火轮，仓皇地逃向长江以北，弃自己的近十万部属官兵与数十万中国平民于不顾，使他们陷于群龙无首、混乱张皇、束手就擒、任敌杀戮的可怕境地，造成了极其惨痛的结果。德丁在报道中愤慨地写道：“整个战役最不光彩的一幕是，中国将领缺乏勇气将他们一再宣称的鲜明意图实施到底。当日军突破西南部城墙时，日本陆军包抄过来，日本舰队也在逼近。挹江门这条后路的门还开着，唐将军及其下属便出逃了，丢下他的下属军官，任群龙无首的部队在无望的形势下挣扎，这些情况从来就没有向他们解释过。”[46]
历史最终作出了结论。中国守军南京保卫战的惨重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敌强我弱，中国军队刚刚从淞沪战场败退下来，面对着士气正盛、武器、装备、战力都远远超过中国守军的数十万日军，中国方面本不应集结兵力打阵地战；更不应在背水临江、战场条件极为不利的南京，企图依靠古老的城墙，打一场中世纪式的保卫战，打一场单纯防御战。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在指挥上表现的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的陈旧落后，一些高级指挥官军事道德的沦落，官兵政治素质与军事素质的普遍低下，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的脱节，等等，都使这场悲壮的南京保卫战最终必然失败，只是它失败得太快，太惨！
白崇禧在其回忆录中，较为客观地分析了南京保卫战失败的基本原因和唐生智应承担的责任：“南京失守后，曾有人纷纷责难唐氏。平心而论，以残缺疲败之师是不能与优势战胜之敌相抗的。唐之错误在于事前未能知己知彼，谨慎考虑，详细计划，贸然承担守城重任，虽勇气可嘉，终不免受全国舆论之指责，则殊为不值矣。”[47]
当时的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的分析则更为深刻而全面，更为眼光远大。当然，他不是仅对南京保卫战，更不是仅对唐生智个人，而是对抗战初期整个中国战场和中国国民政府抗战军事的评价。
早在南京保卫战的前一个多月，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就针对中国国民政府的片面抗战和军事改革发表了中肯的意见：
军事上说来，亦须实行全盘的改革，主要地是战略战术上单纯防御的方针，改变为积极攻击敌人的方针；旧制度的军队，改变为新制度的军队；强迫动员的方法，改变为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法；不统一的指挥，改变为统一的指挥；脱离人民的无纪律状态，改变为建设在自觉原则上的秋毫无犯的纪律；单单正规军作战的局面，改变为发展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的局面，等等。[48]
1937年12月5日，是日军向南京外围阵地发动攻击、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的日子。在这一天，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大公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中，再次谈了中国在抗战初期“致败之弱点”与所“获得伟大教训”：
目前抗战，虽遇挫折，但在此挫折中，吾人已获得伟大教训。全国久已普遍认识致败之弱点。今后极应实施战略的反攻，改革军队素质，提高政治自觉性，进行独立自主的运动战以歼灭敌人。[49]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和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阵地战是唐生智指挥南京保卫战惨败的最重要、最根本原因。以毛泽东的这些意见来对照与分析南京保卫战，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为何失败得那样悲壮，又为何失败得那样惨痛与快速的原因了，对唐生智在这一战役中的表现与功过是非，就会得出较客观、公正、科学的结论。
注释
[1][4][7][9]李宗仁口述, 唐德刚笔录:《李宗仁回忆录》下册,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490页、第491页、第491页、第490页。
[2][5][13][16][23][47]白崇禧:《白崇禧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1988年版, 第119-120页、第117页、第117页、第117页、第121页、第122页。
[3][14]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京保卫战》编审组编:《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 第8-9页、第11页。。
[6][44]唐生智:《卫戍南京之经过》,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京保卫战》编审组编:《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 第4页、第5页。
[8][18][19][21][27][28][31]张宪文:《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29) , 凤凰出版社, 2007年版, 第520页、第387页、第419页、第421页、第511页、第510-511页、第480页。
[10]宋希濂:《鹰犬将军》,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年版, 第125页。
[11]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 (上册) ,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8年版, 第145页。
[12]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编制:《抗战纪事》,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档案七八七—670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5][39][41]张宪文:《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2) , 凤凰出版社, 2005年版, 第468页、第145页、第145-146页。
[17][45]张宪文:《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29) , 第509-520页、第478-481页, 译文略有改动；按:当时南京被围的中国守军有近10万人。
[20][26][46]张宪文:《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6) , 凤凰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28页、第126页-128页、第128页, 译文略有改动。
[22]晓苇整理:《王世杰日记选 (1937年) 》, 《近代史资料》 (北京) 总119期, 第195页。
[24]【日】笠原十九司著, 李广廉等译:《难民区百日》,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40页。
[25]毛泽东:《论持久战》,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66年版, 第412-413页。
[29]【德】拉贝:《拉贝日记》,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第151页。
[30]程奎朗:《南京复廓阵地的构筑及守城战斗》,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京保卫战》编审组编:《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 第43页。
[32]刘绍武:《第八十三军南京突围记》,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京保卫战》编审组编:《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 第43页。
[33]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编制:《抗战纪事》,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档案七八七—670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4]谭道平:《南京卫戍战》,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京保卫战》编审组编:《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 第31页。
[35]周振强:《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京保卫战》编审组编:《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67页。
[36]陈颐鼎:《第八十七师在南京保卫战中》,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京保卫战》编审组编:《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54页。
[37]《攻击南京》 (画报) , 国际画报社 (日本东京) 1938年2月1日出版。
[38]汉口讯:《光华门争夺激烈, 我扼守雨花台炮台, 唐生智督战士气旺盛》, 《申报》 (上海) 1937年12月12日, 第2版。
[40]《蒋委员长致唐生智、刘兴、罗卓英电》 (1937年12月12日) , 《革命文献?淞沪会战与南京撤守》, 《蒋中正总统档案》, 藏台北“国史馆”。
[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征面战场》上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05年版, 第475页。
[43]谭道平:《南京卫戍战史话》, 东南文化事业出版社, 1946年版, 第85页。
[48]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1937年10月25日) , 《解放》 (延安版) 第23期, 1937年11月13日出版。
[49]《大公报》记者肤施1937年12月5日下午6时专电:《毛泽东谈抗战》, 《大公报》 (汉口版) 1937年12月7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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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经盛鸿。来源：《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6年04期。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