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自身建设与群众组织策略探析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自身建设与群众组织策略发展成熟和正确运用的时期。适应沦陷区和国统区城市环境的变化以及党组织的状况，改变自身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坚决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险恶的环境中，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策略，创立并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组织和团结群众的工作；在缺乏民主政治资源的条件下，地下党组织以共产党员的“三勤”“三化”融入社会并在社会扎根的方法以立足，并进而开展党的群众工作。这些策略不仅使城市地下党组织隐蔽了骨干、积蓄了力量、争取了人心，而且也为抗日战争后期党组织的发展积蓄了充分的组织力量。

毛泽东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群众组织策略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基层党组织群众组织力的强弱。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又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地下党组织自身建设与群众组织策略发展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彻底纠正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以开放的姿态面向社会，开始成长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而沦陷区与国统区城市地下党组织则适应生存和斗争环境的变化，坚决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采取灵活多样的建设与群众组织策略，得以深入群众，在社会中扎根。

一、明确党支部设置原则及主要任务，并适应城市环境的变化改变其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

抗战爆发后，在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对支部工作的认识不全面以及对开展支部工作缺乏经验。一些地方虽建立党的基层支部，但支部的政治功能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许多支部甚至长期处于“不工作”的瘫痪、半瘫痪状态。[2]针对这种状况，1939年6月10日，陈云在《解放》第七十三期发表《支部》一文，系统阐述了支部的地位、设置原则、主要任务等基本的问题。陈云认为，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3]党的政策主张与口号只有依靠支部才能得以切实深入群众之中去。只有依靠支部的日常性的宣传鼓动与组织动员，群众才能团结在党的政策主张与口号之下进行革命。正是由于支部的这种地位，党需要依靠支部来吸收新党员以实现党的力量的扩大，并依靠支部来培养党的干部以及教育领导党员。至于应该以何种原则来设置支部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按生产单位组织支部”，而党的城市街道支部则是一种具有“临时性质的支部”。[4]陈云在阐述支部的作用这一问题时指出，支部不仅要在组织形式上而且要在实质上发挥“核心的堡垒”的作用。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支部建立起基本的工作并对这些工作进行分工，由支部的每个党员同志去贯彻执行。

刘少奇指出，作为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5]。“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6]在环境和工作条件以及党的政治任务发生变化的时候，党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与工作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此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以及工作方法适合于当时当地所处的环境，主要应做到“两个估计“：一是充分估计到“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区别”；二是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7]在此基础上，再行决定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以及工作方法。据此，这一时期，党还根据沦陷区和国统区城市环境的变化以及党组织的状况，改变自身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坚决贯彻实施“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0年夏，南方局向所属省委、特委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地下党组织应尽量“短小精干”，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杂乱无章”。1941年5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要求大后方的党组织打破组织上的公式主义，在特务严密监视的部门，不建立党支部，党员独立活动，上级只与其个别联系；一般不开支部会，仅个别接头；党员转移时不转党的关系，仍由原组织与之发生联系等等。1941年夏，周恩来主持召开南方局会议，确定了缩小各级领导机关，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尽量深入社会，严格秘密工作制度等措施。在执行党内“短小精干”原则的同时，又利用大后方广大的革命的社会基础，扩大党外活动，这样就达到了巩固大后方即敌占区党的秘密组织的目的。

二、创立并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组织和团结群众的工作

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党对群众的组织化程度。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险恶环境中，只有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策略，才能将群众个体整合成整体并围绕在党的周围。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团体将广大群众组织在党的周围

在上海沦陷后，先前公开的抗日团体无法继续存在，党作出了转变组织群众的方式与形式的决定。具体来讲，首先，“应该将旧的抗日团体一般的改变其组织形式与名义，争取其实质的存在，并依据他继续去发展群众基础，使之更能扩大与深入。”但是，对于“一些抗日团体已经在群众中建立了它的威信，并且其群众不愿改其名称，取消其组织，则还是应该维持下去，不过其组织机构一定要使之严密化，灵活化”。排除其中的破坏分子，但并不是说不要其它的抗日的各党各派分子参加。相反的，更应通过团结一切真正抗日的积极分子将其建成更加巩固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把这些团体中的积极分子组织在党的周围是非常必要的，对于这些积极分子应更使之深入群众，领导群众一切抗日斗争和日常生活，要争取使这些团体变成愿意接受党的领导的抗日组织。其次，“散布于各地各生产部门以及各群众集合场所的积极分子及其自发的小组织，均应设法把他们用各种名义、各种方法组织起来、联系起来，加强他们的教育与领导。”要摒除对这些数量众多的积极分子与小组织的歧视，积极争取、帮助和推动他们去组织更多的群众，并进而建立各种抗日的团体。再次，“对于国民党领导的抗日的与群众组织，我们应坚持群众的立场与民主的原则进行下列工作”。具体来讲包括以下三种情况：“在同一产业部门，我们有同样组织时应与之进行工作中的合作，以推动它，并扩大我们在他们中间的政治、组织影响及领导”；在群众不信任其组织时，应“发动群众进行批评与进行民主的改造，并说服争取其组织中一部分较好的干部与群众，实行工作转变”；“在我们没有组织的时候，应发动群众去参加，充实与改善其工作。”[8]最后，“在这些抗日团体以外，用各种各样的形式与方式”，根据各阶层群众切身的要求和痛苦感受，加以组织。这样，来争取广大的落后群众到我们的周围来，并且，这样可取得公开组织的存在，依据着这样的形态来注入抗日反汉奸的内容。同时，许多落后的封建组织及集团，应尽量的启发他们的民族思想、正义感念和国格人格的意识。此外，“进行各种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组织中的工作（如商会、同业公会、市民会等等），争取这种组织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9]

按照这一决定，在抗战初期，上海地下党把一切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公开抗日团体转变为经济性、职业性、学术性、文娱性和联络友谊性的合法团体，把众多的职工团结在党的周围。比如，将“银钱业职工战时服务团”改组为“银行业职员联谊会”，会员有5000多人。由洋行华籍职工组织的“华员战时服务团”，改组为以游乐为活动形式的“华联俱乐部”，发展会员6000多人。在上海店员中有很大影响的“益友社”，是地下党领导的一部分爱国青年以联络友谊的名义组织起来的革命团体，会员最多时达1万余人。地下党通过职工教育组织、宗教及慈善团体，举办各种工人文化补习学校、补习班等工人文化教育活动，开展党的工作。1939年至1940年，仅在上海这种补习学校共有49所，参加学习的工人约计5000余人。此外，还利用群众的自发组织，如同乡会、兄弟会、姊妹会、钱会、戒烟酒会等团体，团结了中间的以至某些比较落后的职工。这些分散的规模狭小的组织，在斗争中可以多方面动员群众，一旦环境不允许统一的群众团体公开存在时，又可以化整为零，继续保持党和群众的联系。[10]

为了把群众组织起来，这一时期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还探索了许多组织群众的策略：首先，争取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参加群众组织或担任某一组织的领导者，以增加对群众的吸引力，并减少可能的来自政治上或社会上的阻力。其中，让社会名流等担任团体的领导职务或名誉职务，是地下党员争取社会上有影响力人士的常用方式。这些人士的赞助和参与，不仅使团体的活动经费有了保障，减少了职工参加团体社会活动的顾虑，而且使团体更容易获得公开合法地位，扩大社会影响力。其次，切实根据群众生活环境、习惯和政治觉悟等的不同，有针对性地组建形式不同的群众性组织。群众组织只有切实满足群众的需求，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把群众凝聚、团结起来。最后，抓住重点和关键部门的群众组织工作，推动其他组织的建立，进而带动相关部门的群众。[11]

（二）采用建立“据点”的方式组织和团结群众

“据点”式建党是这一时期我党为适应国统区的险恶环境而创造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皖南事变之后，国统区城市的政治环境更加恶劣，党的组织实行疏散隐蔽后，党员和进步分子实行单线联系，到1942年初，通过这种方式联系的重庆地区进步青年已经增加到88人。这样完全采取一个一个地单独联系的方式越来越感到困难。与此同时，许多积极分子也要求组织起来，有个名称，以便于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加强同党的联系，更利于集体学习和战斗。周恩来了解这些情况后，指示南方局青年组采取灵活形式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关于组织形式，他说：“干脆就叫以‘据点’吧！我们在敌后安插了几个据点，在这里也应该安插几个‘据点’。”[12]接下来，南方局青年组首先在重庆地区的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首先建立起“据点”。这种“据点”，每个一般有三五人或六七人。它没有明确的组织样式，也没有一定的章程制度。但是，每一个“据点”有一个通过交友而自然形成的核心小组，作为在一个单位或其附近地区开展青年工作的规划者和组织者。在核心成员的周围，形成“据点”的基本成员，又通过广泛交友和秘密的、公开的多种多样的社团活动，把本单位的进步青年和中间青年联系、团结起来。“据点”只有纵的关系，不发生横的来往。“据点”这个称呼当时没有向下传达，但是“据点”成员却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领导地进行。[13]

到1942年底，青年组直接间接联络的“据点”发展到9个，各“据点”联系的进步青年有252人。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一些工厂、学校和公司中也已经建立起来了“据点”。这些“据点”团结了大批青年积极分子，积蓄了革命力量。南方局妇女组、经济组也相继建立了各种形式“据点”。“据点”在当时起着“巧妙地掩护党的组织和隐蔽地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作用，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无形桥梁”[14]

综上可见，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群众组织体系变换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其中，党的基层党支部、党小组以及独立活动的广大共产党员就在这种动态的组织体系中起到直接的引领作用，以公开合法而又因地制宜的组织形式开展活动，领导动员广大群众。

三、以共产党员的“三勤”“三化”融入社会并在社会扎根

这一时期，在缺乏民主政治资源的条件下，沦陷区和国统区城市地下党组织是采取“扎根社会”的方法以立足，并进而开展党的群众工作。为适应这一时期地下斗争的环境，贯彻中共中央所提的“十六字方针”，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将其具体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三化”的策略。这一时期之所以能够提出“三勤”“三化”的策略也是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城市工作经验教训的结果。当时许多党员不与群众共同生活，没能切实融入基层群众之中，而是过着领取组织津贴的机关化生活，结果机关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导致较多党员被抓。

所谓“三勤”指的是“勤业、勤学、勤交友”；所谓“三化”指的是“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或合法化）”。[15]这要求党员要在本职工作中要不断学习，勤于钻研业务，成为本专业的行家里手。党员还要广泛结交朋友，广泛深入社会的各个单位。在“三勤”“三化”中，职业化是最核心的内容。只有党员干部拥有了职业的掩护，其才能在社会中立足，在群众中扎根。

（一）深入社会基层的各个领域，在巩固自身职业地位同时，团结影响周围群众

以普通群众的身份深入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的党员干部，无论是在工厂企业还是在学校，都必须是忠于职守、精研业务、品德高尚的正派人。这是因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的党员干部，才能真正深入社会基层并在其中立足扎根，进而逐步增强自身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权威，被广大群众信任和拥戴，达到将广大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组织周围的目的。比如，地下党员范小风以一名普通工人的身份进入原本没有党的力量存在的上海内外棉一厂、二厂工作。由于其娴熟的技艺和热诚待人的态度，她很快就取得了厂中工人群众的信赖。后来，党组织陆续派党员打入该厂并成立了党支部，支部的党员积极开展活动，与职工群众交朋友，经常去女工的家里面串门，与其聊家常，并帮忙做家务等等。[16]这使得支部每个党员周围都团结了一大批群众，党员也据此成为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善于影响和动员他们的群众领袖。

（二）广泛结交群众中有影响力的人物，以收“以点带面”之效

在结交普通群众的同时，如果能够结交群众中有影响力的人，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团结一个人从而带动一批人。群众中有影响力的人，比如，一些老工人、老职员身边往往会有很多的群众追随。通过与这类人物结交朋友并对其开展思想教育工作，进而吸收其入党，就架起了接近和团结广大中间群众的桥梁，可以带动和影响一大批群众向党靠拢，最终实现党扎根群众和党的群众工作覆盖面扩大的目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文件中就明确提出了党支部的任务之一就是“经常审查周围群众，从这当中选拔出哪些群众是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分子，哪些是次要分子等，以便得到好的发展”[17]。

（三）积极参加各种自发的合法的群众组织，并利用群众社会生活的“惯习”，真正与群众融成一片

由于身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险恶环境之中，社会民众形成了团结互助的传统惯习。基于这种实际情况，当时深入社会基层的党员为了达到接近并扎根群众之中的目的，往往会首先通过发起组建各种带有传统色彩的组织形式，以吸引群众的加入。这些传统色彩的组织形式主要包括同乡会等具有封建宗教色彩而又为群众所熟知的组织形式。在这些组织中，党员干部最初往往是以一名普通成员的身份为组织成员服务，逐渐确立起这些团体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进而党员干部也就赢得了这些团体组织中群众的拥护和信任。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城市，地下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三勤”“三化”的方针，将公开的救亡运动转变为社会各单位内部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这不仅使地下党组织隐蔽了精干，积蓄了力量，从而在社会扎根，而且使群众工作更加深入，争取了人心，度过了难关。这一切也为抗日战争后期党组织的发展、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兴起和“第二条战线”的开辟积蓄了充分的组织力量。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96.

[2]张明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117.

[3][4]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5-146.

[5][6]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16-317.

[7]张闻天文集：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293，308.

[8][9]关于新环境下上海组织工作的决定（1937年12月29日）

[A].党史资料丛刊：第2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0]陈绍畴，滕文藻，林健柏.白区斗争纪实[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182—183.

[11]朱华.获得权威——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44-146.

[12][13][15]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1926—1949）[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394-401.

[14]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