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市委搅局，经济主义歪风起
所谓上海的“一月革命”，或叫“一月风暴”、“一月夺权”，不仅仅是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也应该包括“康平路事件”后十几万“赤卫队”北上，离岗“三停”，以及反对经济主义妖风的斗争。这些事都发生在1967年1月初至2月初这一个多月里。
就在江苏昆山聚集的大批“赤卫队”队员还未动员回来之际，上海市委眼看“赤卫队”难有作为，又变换手法破坏文化大革命，对抗党中央。
1967年1月初，上海突然刮起一股强劲的经济主义妖风。
当时确实有一些组织打着“造反“旗号，关注的是一己私利。如一些临时工、外包工的组织“红色造反司令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回乡支农工人的组织“支农返沪造反队”，支援新疆工人的组织“支疆返沪造反队”，甚至还有“学徒工造反队”。这些组织人数不多，一开始就提出经济要求。对这些组织搞经济诉求，上海主要的造反派“工总司”、“红革会”等组织从来是反对的，并做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取得了一定效果。
1967年1月4日，“工总司”和上海红卫兵“交大反到底”、“红三司”，首都红卫兵“首都三司”、“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等，会同“支内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上山下乡知青联络总部”、“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还有许多外地农场来上海造反的组织，以及“学徒反到底兵团”、“半工半读铁流造反总部”等组织，联合发布了《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新反扑，坚决走上山下乡支援外地、支援边疆的正确道路》的通告，其中讲道：“他们（指党内走资派）一方面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上山下乡、支援外地、支援边疆的知识青年离开生产岗位，涌向城市，刮起回城镇报户口等阴风……另一方面他们利用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提出的不合理的经济要求，提高工资福利，推行物质刺激……全国上山下乡、支援外地、支援边疆的革命青年，必须紧急行动起来……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还指出：“为了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刮起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煽动部分青年，离开生产岗位，倒流城市，任意安排工作岗位，肆意变更所有制关系……我们郑重宣誓：这类签字，自即日起一律作废……”
经济主义的要求是否对，原来的用工制度是否合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精简下放支农工人这种做法存在什么问题，本来是可以研究的，但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批判党内走资派和资反路线刚刚开始之际，这些事情完全可以也应该放到运动后期加以研究解决。这时抛出经济主义诱饵，绝不简单。现在许多文章都把挑起经济主义的责任推给群众，说当权派是被逼迫签字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时确有一些闹经济主义的人强要当权派签字，但这些组织人数并不多，在上海也没有多大影响。上海“工总司”及其他造反派组织几乎一致地反对搞经济主义，并发布了许多通告、通令。如果上海市委和“工总司”、“红革会”等群众组织联手，是完全可以及时刹住这股风的。
问题是，经济诉求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为什么会在1967年初能煽起那么大的妖风呢？这股风只有手中还有权，还能签字发钱的当权派才能煽起来。妖风一起，既可讨好一部分有经济要求的群众组织，腐蚀群众思想，转移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又对上海的经济颇具破坏力，可以制造混乱，向党中央施加压力，达到自保目的。
1967年1月1日晚上，曹荻秋在香山路主持了一个干部会议，捧出陈丕显的指示：“经济问题放宽一些，不要顶”，“现在的问题请示中央、国务院也没用，还是先干起来吧“。在所谓“稳定整个局面”、“缓和空气”的借口下，定出一个五条，规定长期临时工、外包工可以改为固定工，“1958年后支农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厂安排工作”，“郊区五类地区的工资可以考虑升为八类地区标准”等。如此一来，经济主义之风从原来个别单位、少数人的不合理要求一下子变成了合法的、全方位的龙卷妖风！
第二天，1月2日，上海市又召开劳动干部会议，炮制出《关于干部工资待遇方面的初步意见》、《关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精简回乡支农职工和辞退的里弄工、临时工以及待业人员的工作安排和经济生活问题的初步意见（草案）》等，可谓效力特高，紧锣密鼓。
上面上海市委的有关讲话、决定（没公开的更多了）足以说明一切，目的也显而可见。可是叶永烈竟荒谬地把经济主义妖风说成是“工总司”的戴立清在江青支持下搞的，把责任推到造反派头上！
那么，这股经济主义妖风为什么会刮起来呢？
1966年5月，党中央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上海市委还是习惯思维，即认为反对某个党组织的领导者，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极为僵化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是要发动平时只能服从的“草民”对党政任何一级的领导揭发甚至批判。这在党政系统领导看来，简直大逆不道，要翻天了，不理解。运动开始时，不仅上海在内的全国各地方的领导大体这么想，连中央负责人刘少奇、邓小平也是如此。清华、北大等单位的工作队镇压学生并出了九号简报，刘少奇批示发全国效仿。上海各工矿企业、学校也把文化大革命按反右派的模式搞，镇压群众。毛主席发现后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并将这种做法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
但是，那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不仅在领导层，在一般干部群众中，尤其是党团员、积极分子中也深根蒂固，这正是群众分裂的思想基础。曹荻秋等一些上海市委领导人为保全自己，扶持一支能保自己、保市委的队伍——“上海工人赤卫队”，进一步挑动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从保厂里党委上升到保市委。由于“赤卫队”不争气，一开始就连续几次调动几万、十几万人造成多起重大事件，直至搞“三停”，十几万人离岗，挑动上万人去北京“控告”，严重破坏了上海的经济，所以搞砸了，垮了。此时曹荻秋等上海市委领导仍未醒悟，改变手法，利用手里还握着的大权，乱签字，乱发钱，大搞福利，几乎就在“赤卫队”队员大批离岗闹事的同时，煽起一股强烈的经济主义妖风，放弃对生产的指挥，使上海本来已经十分危急的经济更雪上加霜。
二、上海经济出现危机
有上海市委的指示，下面的当权派更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尽情发挥，巧立名目，如缩短学徒工的学习期限，提高工资级别，补发假日工资，增加奖金额，补发伙食津贴、营养费、服装费、交通费……有的甚至从1958年算起。这就超出了几个经济主义组织的要求，而且扩大到正常生产的企业，是对职工的腐蚀诱导，从而严重转移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对生产和国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
一天我回三十一棉，厂里要我去领一双皮鞋，说是“劳防用品”，一看是正装牛皮鞋。过去从没发过这种劳防用品，我就问厂里造反队长强玉林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造反队要的。强玉林回答说从未提过这种要求，他们也莫名其妙。又问老干部副厂长张伟，他说是市纺织局批下来的，没有文件，仅口头交代，关照说“经济上放宽一点”。我想，我们厂有8000多人，全纺织系统得有几十万工人，要发皮鞋，得花多少钱？我当即叫厂里全部退回去，为此我和厂里造反队还遭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大骂。
当时正是“赤卫队”撤出康平路后煽动队员“北上控告”的时候。“赤卫队”有几千名队员到了北京，在昆山滞留了大量队员，还有没有北上但离岗不上班的十几万人。我们三十一棉8000多职工，去了北京的有800多人，离岗不上班的达1000多人；国棉十七厂离厂的多达2400多人；玻璃机械厂6000多人全部停工，一部分人去了北京，每人还发给100元，提前发给三个月工资；上钢五厂五座转炉停了两座；1月5日，海港党委书记带领一部分工人乘“工农兵十七号”轮上北京，造成海港系统离岗达5900多人，装卸量从九万吨降至3500吨，从1月1日起，每天有70多艘船无人装卸，140多艘船由于压港，仅罚款就几十万英磅；由于铁路停运，造成杨浦发电厂、南市发电厂等几个发电厂的煤仅够用三天。真是雪上加霜。1月5日一天，中国银行仅仅支付港务局和华东电管分局的“补发工资”就是148万和128万，许多银行出现排队取款的情况……
这些情况有其发展的必然性。除了曹荻秋、上海市委，没有任何人有能力进行这样的预谋策划。
三、“工总司”组织抵制经济主义
上海经济出现极其严重的情况，市委却毫无措施，连声音都不发，让革命造反派心急如焚。革命造反派本可不管，那是上海市委的责任，但不管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
1967年1月7日，“工总司”在国棉三十一厂召开各区、县、局联络站负责人会议，王洪文主持。会上分析了各区、县、局搞经济主义的情况，强调要牢牢掌握运动的大方向，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步署，要求各级造反队组织坚决抵制经济主义。王洪文还说：“哪个造反队要搞经济主义，就先把他的袖章扒下来！”同时，“工总司”主办的上海《工人造反报》上连续揭露上海市委大搞经济主义的阴谋，包括发表社论《不能转移斗争大方向》，要大家擦亮眼睛，掌握运动方向，不要上当。也是在1月7日，“工总司”在三十一棉会议后，发了个紧急通令，强调道：“任何人不准私自占用国家房屋……凡占者必须主动退出。”（当时刮起了“抢房风”）指出：“工人同志们应以长远利益为重，切不可光为加工资而造反，这是错误的。我们是政治挂帅而不是经济挂帅，如有以工资福利为借口而停止生产或停止营业者，我们造反队各级组织必须立即劝阻。（如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破坏国民经济，我部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一切后果将由其本人负责）”
那几天里的一个晚上，“工总司”将签字发钱最厉害的港务系统北方区局的李广及上海港务局、海运局十几个领导叫到“工总司”在杭州路的总部。开始有个局长不明就里，以为找他们来是要签字发什么，就问丁德法今天什么事，是不是要签字？说他同意签就是了。但实际上找他们来就是由王洪文打招呼，制止他们乱签字、乱许愿。虽然会场气氛紧张，也讲了你们再这样就要造你们的反等硬话，但总体还是心平气和地向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当场就有人承认错误，表示回去一定设法补救。
“工总司”还层层动员造反队把大批离岗的“赤卫队”队员的岗位顶上去。许多单位的造反队 连续加班加点，提前上班，推迟下班，自觉自愿，根本不讲报酬。有些人家务重，身体不太好，让他们不要加班，他们反倒认为领导上对他们有看法，非常感人。现在讲这些情况，许多人都难以置信，但在当时却是活生生的事实！像我自己所在的国棉三十一厂，有15万纱绽，几千台布机，在2000多人离岗的情况下，生产任务一天也没拉下，月月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赤卫队”回厂时，我们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敲锣打鼓欢迎他们回来，没扣发他们一天工资。
四、成立“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1967年1月4日，在长乐路“八革会”联络站（上海军工企业的“工总司“造反队组织）召开了一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工总司”（潘国平、王明龙、谢鹏飞参加）、“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机联站”）、“同济大学东方红”、“交通大学反到底”、上海“红三司”等造反派组织，针对当时上海经济形势的严重情况，讨论后决定设立以“工总司”为主、其他组织参加的核心组，以“六局指挥部”（铁路局、港务局、海运局、航运局、邮电局和交运局造反派成立的抓革命促生产组织）为基础，在1月8日成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目的是动员全市力量，统一行动，统一指挥，尽快制止因搞经济主义而造成的生产面临瘫痪局面。火线指挥部实际上接管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市政府）部分生产指挥权，当时我们还无清晰的夺权意识，没有去占领市人委各部门和下属各局机构，这些机构仍完整地保留着，只是已指挥不动或不作为了。指挥部由“工总司”王明龙负责（后王调回总部，由谢鹏飞负责），下设联络组、宣传组、办公室等职能机构，总共40多人，不及市政府一个部（委）的人多。火线指挥部先设在福州路外滩海运局二楼，后迁入福州路市高级人民法院大楼。火线指挥部成立后首先提出的口号是“大造四十万吨反”，因为当时港口、铁路的停运，造成40万吨物资积压在码头、仓库，而工厂生产原料、电厂用煤紧缺。指挥部动员、组织全市造反派力量到码头、车站、仓库抢运、装卸物资，指挥部人员也全都奋战在第一线，为扭转当时的紧急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月12日，新华社发文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革命风暴，在上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经济战线上实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构的原则，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一崭新的组织形式，把上海的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
五、“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发布两个重要文件
在刮起经济主义妖风的1967年1月份，上海“工总司”和其他造反派组织先后发布过《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肯定，并发来贺电给予高度评价。
1967年1月初，“赤卫队”大批人员的离开岗位，对铁路、港口交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二兵团”及一部分红卫兵去昆山阻拦，动员他们回上海，又造成新的冲突。这时听说江青要陈丕显出来工作（现在有的说法是讲周总理让陈丕显出来的。但我当时听王洪文讲的是江青）。曹荻秋已经不行了，给陈丕显一个机会，因为“赤卫队”听市委的，由市委出面动员可以劝他们回来。于是决定召开一次各造反派会议，会址定在市委招待所东湖宾馆，要陈丕显也来参加。
会议从1月3日晚上一直开到4日凌晨，“工总司”的王洪文、王明龙和我都参加了。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如何动员在昆山的大批“赤卫队”队员回来。大家认为造反派去他们不听，反而会引发冲突，上海市委应派领导干部去做说服动员工作，希望陈丕显出面派人去，陈丕显同意了，好像派李干成带了些干部去的。半夜开完会，陈丕显就回去了。
会后有红卫兵提出，还应搞一个文字的东西在全市宣传抓革命促生产，做好欢迎“赤卫队”回来的工作，大家一致同意。最后由红卫兵起草，我印象中是“交大反到底”红卫兵执笔的。因为报社还没夺权，要付印必须由市委领导同意，所以找了陈丕显签字后才到报社印的。全文如下：
告上海人民书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个月来所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在胜利的战歌声中，跨进了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也就是说，一九六七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彻底瓦解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的一年。
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并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我们上海市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阻力，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不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产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滑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亲身经历的事实越来越多地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产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
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十分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他们的阴谋手段大致表现如下：
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是真的要“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对这样一些反动的家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惩办，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功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我们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我们上海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城市，它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是，最近在很多工厂中出现部分或者大部分的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现象，这就直接违反了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顶着这股逆流，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负责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起了全厂的生产，有力地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企图用破坏生产来打击革命的大阴谋。这样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全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有志气，有决心，有力量，一定能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工人赤卫队的广大的要革命的阶级兄弟们！“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方针，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针。拥护不拥护、执行不执行这个方针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你们受他们煽动而离开生产岗位，究竟是对谁有利呢？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使谁高兴、使谁心痛呢？我们希望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受骗了，赶快觉悟过来，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一定会热情地欢迎你们回来，和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搞好生产，我们一定不会责怪你们，因为我们都是阶级亲兄弟，因为你们中绝大部分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人，是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团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蒙蔽的革命群众。
全市一切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机关干部们！让我们和广大革命工人紧紧结合在一起，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广泛地开展宣传和斗争，更坚决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新反扑，将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光芒照耀下，展望未来，革命前程灿烂辉煌。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并肩战斗，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在经济主义妖风兴起初期，“工总司”各级组织采取了积极措施，如抵制、拒绝，甚至派人到银行去制止支付，在有些单位还对乱签字、乱发钱的当权派组织批判，虽然也取得一定效果，但仍然难以迅速有效地制止妖风的蔓延。“工总司”又与市直“机联站”及上海、首都红卫兵研究，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二兵团”耿金章尤其积极。最后决定将上海市政府局级干部召集起来开个会，并打算请陈丕显参加，要他出面做工作，这些当权派的问题解决了，下面就好办了。
会议是1月8日晚上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的（朱永嘉回忆是在北楼八楼），内容是分析形势，了解经济主义对生产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要市委出面坚决制止乱签字、乱许愿，刹住这股风。参会的群众组织主要是“工总司”、“二兵团”、“红革会”、“机联站”、“交大反到底”。我也参加了。
会议开得很好，并没有出现批斗的情况，都承认乱发钱造成的严重危害。陈丕显在会上讲了话，在大面上批评了一些干部不坚持原则，乱签字、乱发钱物，并要大家回去立即做工作，刹住这股风。但是，从他话里能听出来，他多少还认为是群众逼着签字而干部没能“坚持原则”，似乎责任还在群众。事实上，那几天市委就指示市劳动局连发了几个经济主义的文件。不管怎么说吧，陈丕显总算代表市委表了态，批评了乱签字、乱许愿现象，表示坚决制止，大家也没再说什么。会议结束后，陈丕显和那些局级干部都回去了。
我们觉得陈丕显没有表示市委会发正式的文件，仅开一个会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希望红卫兵能帮助起草一个文字的东西，向全市作宣传动员。耿金章希望朱永嘉帮助搞几条。朱参加了讨论，具体执笔的还是红卫兵，即后来的《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紧急通告》。
这天议论的后半段和签字我没参加，因为我被“一兵团”几个人“绑架”了，被带到杨浦区黄兴路少云中学后面一个废品仓库的消防室，看到魏文伯和韩哲一在那里，还有两个秘书。原来“一兵团”将他俩弄去，要他们签字发经费。韩哲一说：“你们是‘工总司’下面的兵团，‘工总司’总部没人在我怎么签字？”于是他们就把我“绑架”去了，认为我可以代表总部。我非常恼火，天那么冷，零下2度，把两个老头子弄到那里，万一冻坏了谁负责？我跟一兵团说：“经费的事去总部谈，魏文伯、韩哲一我要带走。”于是将魏文伯、韩哲一拉到和平饭店，搞了个大套房安顿下来，并关照饭店经理戴天民一定要保密，照顾好。事后我告诉王洪文他俩在和平饭店，问题由他去解决了。
参加当天会议的只有四五个革命群众组织，但在紧急通告上署名的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耿金章代表“工总司”签了字，但一些组织认为耿金章代表“二兵团”可以，代表“工总司”不妥，后来找到“工总司”总部，由范佐栋签的字。印刷问题还是找的陈丕显。通告全文如下：
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紧急通告
目前，正当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条路线决战的时候，正当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被打倒的时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玩弄新的阴谋。他们与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以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工人停止生产，影响港口工作，破坏我国国际威望。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补助钱，煽动群众强占公房。这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取这种卑鄙阴险的手段，无非是为了：一、以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危害国计民生来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施加压力，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二、利用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斗争的邪路上去，同时以物质利益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推行和平演变，使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
为此，我们严正警告上海市委，任何妄图用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和增加工资福利来转移斗争视线的阴谋，都是绝对不能得逞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揭露这个阴谋，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进攻。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坚守生产和建设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并且力争产品的高质量。我们相信革命的广大工人群众，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定能“公”字当头，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正确地处理上述问题，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为了迅速扭转由上海市委在社会生产上所造成的严重局面，我们呼吁大家：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工作人员、艺徒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生产计划。
三、凡过去由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即日起一律作废，各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连费（车费除外），一律由当权派签发者负责追回（可分期退还）。
四、除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化革命经费、办公经费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联合组织监督市级和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以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群众在银行的存款除外）。
五、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
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学生改造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当权派为了挑起工人对学生的不满，破坏工学结合，对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竟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发放。
七、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个人强占公房，违者由公安局查处。凡怂恿居民抢占公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凡已住入抢占来的房屋者，限一周内搬回原处。
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运动中破坏社会治安、打人行凶、抢劫和偷盗别人财物者，应立即交回赃物，并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后重犯或屡教不改者必从严惩处。
九、上述各条，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和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贯彻执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教育。
十、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
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
上海医务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医药工业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上海造纸工人革命造反总部
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
上海革命艺徒造反军第三兵团
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
上海小教革命联合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
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北地区指挥部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工人安亭兵团
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民族造反司令部黄浦区指挥部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同济大学东方红总部
上海第一医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上海交通大学革命造反指挥部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驻
沪联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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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从上述事实可见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根本不是叶永烈所说是陈丕显召集会议指示搞的，文件也不是要得到陈丕显同意才能发的。确实，陈丕显在原稿上签字“同意付印二十万份”，但那仅仅是因为当时上海市委还在运作，还掌着大权，没陈丕显签字印刷厂不能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江青叫他出来工作。客观上讲，陈丕显这个字在当时不签也不行。他写的所谓“同意”，只是同意印20万份，并非表明同意两个文件的内容。两个文件与当时市委所作所为是完全针锋相对的，决非陈丕显所能接受。当时经济主义已相当严重，生产破坏相当严重，码头停工，铁路停运，电厂用煤只剩几天，这些市委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做壁上观没发一点声音，没发一个制止的文件？直到在锦江饭店部委办干部会上，陈丕显也没表示市委要发文件——市委文件总比群众组织的通告效果大多了吧——而且几乎就在同时，市委又指示劳动局一连发了几个经济主义的文章，说明什么问题？
六、毛主席肯定两个文件
对于两个文件，毛主席看到后给予了很好的评价、高度的肯定。
1967年1月5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此时《文汇报》内部的造反派已经夺了权，这个文件并非市委指示发的。）毛主席当天就说：“很好，又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要《人民日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全国各大报都纷纷转载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1月9日，《文汇报》又发表了《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紧急通告》，毛主席于1月10日作出批示：
“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
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天内替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一个致上海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表，上海这个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分析文章。”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月11日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发来贺电，内容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起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对经济主义 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社论，高度赞扬上海的紧急通告。全文如下：
反对经济主义 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盘踞的顽固堡垒，一个一个地被夺取过来。
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联合起来，汇成一股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全面的总攻击。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他们在斗争中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断提高斗争的艺术，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力量。
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核心，正在把群众的大多数团结起来。革命群众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自己掌握斗批改的命运，自己掌握生产和工作的命运，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
在这种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节节败退。他们反革命的狰狞面目，已经和正在被揭穿。他们陷于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开始全线崩溃。
但是，这些反动家伙，是不是会自动缴械投降呢？是不是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不，决不会！他们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分子一样，是决不会自动缴械投降的，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现实，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英明论断。
革命战士每夺取一个堡垒，都会遇到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抗。革命每前进一步，敌人都会耍出新的花招，搬出他们的十八般武艺。他们总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硬的不行来软的，武的不行来文的，软硬兼施，文武并用。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还常常狡猾地把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为自己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现在，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假惺惺地打起“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颠倒黑白，转移目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指向革命群众，借以保护他们自己，保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秩序。
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用经济主义来欺骗群众，煽动群众，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生动地、深刻地揭露了上海地区反动分子的大阴谋。这个大阴谋，就是用经济福利的“糖衣炮弹”来诱惑一部分群众。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经费、物资，煽动群众强占公房，据为私有。他们挑动武斗，制造事件，唆使一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造成一部分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人员停止生产活动。铁道部门的某些负责人也在这样干，妄图用中断铁路运输的手段，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人自以为得计，其实恰恰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表演得愈充分，就愈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为自己的彻底垮台制造条件。
这些家伙们玩弄的经济主义的把戏，是革命群众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它使广大群众认识到经济主义是什么货色，认识到必须彻底戳穿，战而胜之。
这种经济主义是什么货色呢？
这种经济主义，是用经济收买的手段，迎合少数落后群众的心理，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把群众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歧途，使他们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单纯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其目的是妄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经济主义，是破坏社会生产，破坏国民经济，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它提倡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这种经济主义，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这是从老修正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这种经济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维护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更加反动的性质，它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工具。
总之，这种经济主义，是用资产阶级的自发性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自觉性，用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代替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用资产阶级反动的非法手段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大反扑的新形式。
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组织，都应当百倍提高警惕，识破阶级敌人玩弄的经济主义的阴谋诡计，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上海市革命群众组织发出的《紧急通告》，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为同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这个号召必然对全国工人阶级、全国革命人民，起伟大的鼓舞作用。
为了彻底粉碎经济主义，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应当像上海市的革命造反派那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的和生产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要向那些暂时受蒙蔽的群众，耐心地进行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相信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他们一旦认清了事实真相，是会分清大是大非，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的。
当前全面的阶级斗争，是由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挑动起来的。我们警告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赶快悬崖勒马，还有向党和人民将功赎罪的机会。如果不向革命人民投降，那就让它自取灭亡。
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及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
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
各族人民联合起来！
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我们当时制定两个文件时，确实没想到会受到毛主席、党中央如此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尤其是党中央向群众组织发贺电，从未有过，全市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大受鼓舞。
七、具体落实阻力大，上海市委不作为
两个文件发了，中央贺电来了，但是具体落实，阻力还是相当大。
港口大量船只压港，各电厂用煤万分告急，杨浦、闵行、南市、闸北、吴泾、吴淞、安亭七个发电厂存煤仅有三天，最严重的时候仅一天半的存量，如全市断电会同时危及全市供水安全。铁路阻塞，客车误点、中途停车的情况每班都有发生；货车只完成计划的30%；列车平均每天有52列停在沿途各站进不了上海。邮电系统离岗达到了40%。许多单位生产指挥几乎瘫痪，不少指挥生产的干部自已离岗放弃指挥。如海港党委当权派不仅不指挥生产，还带头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登上战斗34号轮准备北上。正准备启航时，上港老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攀着绳索爬上船，将上船的党委书记拦下来并组织了批判会……
这些情况和数据都是当时各系统调查揭发出来的，在“一月革命”展览会上都公布过。
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上海市委一直没有实质动作，比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布置如何贯彻中央指示，狠刹经济主义之风，对违反中央精神继续搞经济主义的干部作出惩罚规定，或者发个正式文件表明市委态度，采取强有力措施尽快恢复交通、港务，加强生产指挥系统使工业恢复正常生产。这对市委来说是起码的也是必须的，可市委仍然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笑作壁上观。
眼看上海工业生产要瘫痪下去，各系统基层造反派们本着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在中央直接支持下，自发地进行反击。
八、一月夺权，上海经济明显好转
既然市委放弃生产指挥，我们就来接管指挥。例如上海玻璃机械厂钢窗车间工人造反队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把生产指挥大权夺了过来。
1967年1月6日，《告全市人民书》已经公布，上海港造反派找到陈丕显，指出海港大量物资压积，指挥瘫痪，要求夺取生产指挥权，陈丕显说：“这不可以。”但上海港造反派当天下午就接管了全港的调度大权，日夜奋战在第一线，使港口物资积压现象明显改观。经济主义破坏最严重的铁路局、港务局、海运局、长航分局、邮电局和交运局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六局指挥部”，办公地址设在福州路外滩海运局二楼，由“工总司”的谢鹏飞负责，统一指挥抓革命，促生产，制止经济主义。
值得强调的是，1月4日上海《文汇报》社的造反派正式接管报纸（第二天就刊登了《告全市人民书》），1月5日《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解放日报》。两个报社被接管后，舆论导向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反对经济主义起了重要作用。两个报社的接管得到了毛主席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的革命力量起来了，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许多省市。”这里毛主席第一次将“接管”称为“夺权”。
1月上旬，“工总司”、“红革会”、上海“炮司”、上海银行系统的造反派，以及部分首都红卫兵成立市一级的“反对经济主义总部”（称“反经总部”），主要是要求银行除正常的业务外，其他支票一律拒付，取缔经济组织，开展反对经济主义的宣传动员，制止一些单位的当权派继续乱发工资、福利的行为。“工总司”派岑麒麟参加，总部就在市工人文化宫。
1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造反派宣布正式接管分行及其所属一切机构，此时上海分行因经济风中的滥发工资、福利，不正常支付达几千万元，造反派接管有效地抑制了经济主义的财源。
同日，上海长江航运分局造反派联合接管了生产指挥大权，发表了《接管通告》，担起了革命、生产两副重担，使大批船只停航、物资滞港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30艘大轮船、大拖轮全部启航出港。
1月16日，上钢三厂二转炉车间造反队接管了生产指挥权。18日凌晨1点30分就恢复了生产，19日产量超过1600吨。
1月18日，杨浦发电厂造反队接管了全厂生产指挥权后，造反队员日夜奋战在第一线。工人们干劲十足，担起了31号和18号汽轮发电机组的大修任务，并提前完成，在用电量大增的情况下，保证了全市的安全用电。他们原计划用36小时卸完的煤车，仅用18小时就完成了。
经过短短半个月，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努力下，上海经济发生明显好转，货运、客运、海运、空运均恢复正常，滞港的十几艘外轮全部进、出港，港口压积的几十万吨物资全部疏散，上海运往全国的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发出。
至2月8日，在造反派的宣传动员下，十万返沪支农工人有82000人返回了农村。
上海造反派的行动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注和支持。1月16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 “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只管监督，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同一天，《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传达了毛主席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说：“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但接管都是各单位、各系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发进行的，并没有上面的统一规划，虽也取得不小成绩，促进了生产，但毕竟是比较分散的，力量也有限，对真正刹住上海的经济主义妖风，恢复正常生产运转显得力有不足。
九、打倒上海市委大会
在接管生产指挥，迅速恢复生产的同时，1月6日，“工总司”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原计划十万人参加，这天尽管下着大雪，竟然有20多万人到会，（绝不是如叶永烈所说“只到了两万多人”。）广场周边的黄陂路、武胜路、西藏路都站滿了人群。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都到会接受批判，王洪文、徐景贤等代表作了揭发批判发言。会后以大会名义向毛主席、党中央发了电报。
大会还发了三个通令，内容如下：
第一号通令：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曹荻秋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被揭露后，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公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丧心病狂地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在山穷水尽之际，竟挑动自己一手炮制的保皇工具——赤卫队总部，又一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三〇”康平路流血事件。曹荻秋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革命群众早已忍无可忍，为了搬掉绊脚石，彻底闹革命，大会通令如下：
（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当时对于大会主席团的一种流行的“谦逊”称呼）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四）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第二号通令：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幕后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顽固地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猖狂反扑，证据确凿。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丕显不仅不肯改恶从善，反而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口蜜腹剑。现已查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一二·三〇康平路流血事件中，在上海出现的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反革命逆流中，在包庇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活动中，陈丕显都扮演了一个可耻角色。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一）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第三号通令：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书记处，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直顽固地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他们反对毛主席，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完全丧失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一）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候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代，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代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三）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也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四）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委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尽管为了保证上海经济免受更大破坏，尽快地恢复生产，革命造反派自下而上地自发接管生产指挥权，进而成立了市级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但都还没有夺权的意识。尽管毛主席的讲话、中央的贺电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评论员文章多次把上海的做法称为“夺权斗争”并加以肯定，但我们对夺权的概念还是十分朦胧。直到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长，所发的三个通令也只是请求党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就像此前改组北京市委一样，并非由造反派来掌权。在改组之前，还要陈丕显出来抓工作，市委常委、各部委办干部要坚持岗位，市委、市人委的机构、班子得到了完整保存。
叶永烈不讲事实，胡说“火线指挥部”是“夺了上海工交财贸大权”，“代替市人委”。对毛主席、党中央支持上海接管的许多众所周知事实，各大党报高度赞扬、高度评价的文章，叶永烈统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胡说毛主席知道后“仅仅表示，知道了”。在他的书中，这类牛头不对马嘴，胡编乱造的故事太多太多了，简直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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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授权激流网刊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