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荻秋支持成立“赤卫队”，分裂上海工人运动
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就是害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 “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有，政治局委员有，省委书记有，他们就是害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不动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11月13日，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与“工总司”签署了五条。11月25日，张春桥回北京。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做法，毛主席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 换句话说，张春桥、曹荻秋、韩哲一在苏州签后五条的时候（11月15日），就已知道毛主席的讲话和政治局的决定，知道党中央、毛主席肯定并支持上海“工总司”了。
11月19日深夜，曹荻秋在市少年宫接见700多位工人保守派代表，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还是要靠你们。” 对他们提出的针对两个“五条“的抗议书，曹荻秋公然表示：“一定负责转交给党中央。”
11月23日，工人保守派在杨浦区委会议室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会上决定组织名称叫“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曹荻秋说：“‘工人赤卫队总部’的成立，我们上海市委是支持的，你们开成立大会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 “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表示完全支持的态度。”又建议在后面加一个“筹”字比较灵活一些，大家都同意了。市委组织部长杨士法高举拳头说“这样才会有力量”！会后，杨士法指示市总工会主任张祺与“赤卫队总部（筹）”直接联系，并将总工会103室安排给“赤卫队总部（筹）”办公。
11月25日，曹荻秋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再次接见38个厂的代表，说：“我们不支持工人造反派成立司令部，大会也没去参加。” “市委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暂时的，主要为了更大的利益。”还说：“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是绝对错误的，破坏了党的原则。应该把张春桥揪回来。”
值得注意的是，曹荻秋和上海市委明知道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支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但他们封锁了这一消息，却另外拉起一支分裂上海工人运动的“赤卫队”，向中央施加压力，同时利用“赤卫队”保自己。而且，曹荻秋反对成立“工总司”时讲的什么工业部门不允许成立跨行业组织，这时也不讲了，“三不”（“不支持、不承认、不参加”）也不讲了。这一褒一贬用心何在，自然是昭然若揭了。
同时，在徐汇剧场召开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纠察队”（这个名称在首都红卫兵到上海“炮轰”市委时见到过，是保卫上海市委的）成立大会，市委组织部长杨士法出席，并向“纠察队”头头建议和“赤卫队总部”合并，增强战斗力。“纠察队”立即同意，随即派人去总工会103室联系……
这些材料都是后来“赤卫队”的人交代揭发的，曹荻秋自己也交代了。
“赤卫队”的发起单位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几个主要负责人正是“工总司”发起单位代表的对立派，是围攻群众、保卫党委的头头。如王洪文所在的十七棉的马骥，我们厂里的李剑钰，陈阿大厂里的金瑞章，潘国平厂里的潘月法，谢鹏飞单位的陈阿春（分局党委秘书）、王玉玺（分局调度室负责人）等人，都是“赤卫队”总部的发起单位负责人。上海市委真可谓用心良苦，想从企业内围攻、压制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进而扩大为全市性的围攻、迫害群众运动，从单位内保党委发展到市里保市委。
1966年12月6日，“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大会在人民广场召开，曹荻秋等市委几个主要领导都参加了，表示完全支持。曹荻秋还于12月24日凌晨签字同意“赤卫队”的八项要求。【叶注：“八项要求“可查阅《革命造反年代》之"康平路事件”，有全文。】一场工人运动的大分裂、大对决从此不可避免。如果市委及时传达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的决定，上海工人运动肯定不会如此分裂。
从“赤卫队”的人员组成看，大多是党团员、积极分子、老模范，也就是建国以来的受益者。应该说，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只不过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整下面的干部群众，他们习惯于这样的模式思维，认为跟着党委就是听党的话，不会吃亏，运动后期有人就可入党、提干、升级，反之都没好结果。而历次运动中，当“出头鸟”的不是成了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就是坏分子，不得翻身。所以参加“赤卫队”多少带有一些利益驱使。
实际上，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五六月份，上海市委就以高干子弟为主组织了“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和“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这两个“总部”一开始就与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的指示相违背，和以北京高干子弟为主的“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后又称“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一样。他们虽不像北京“西纠”、“联动”那样私设公堂，打死、打伤、打残许多无辜群众，破坏大量文物，没像“联动”那样喊出“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你们尸体堆成山！血流成河！要杀尽你们这些狗崽子！” “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但也是竭力转移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四旧”名义，大造资本家，地、富、反、坏、右的反，大肆抄家、批斗、游街，剪小裤脚管、剪尖头皮鞋、剃鸳鸯头……上海乱批、乱斗、乱抄、乱剪在1966年的7、8、9三个月最为盛行，被逼自杀的不少。运动的方向被转移了，搞的都是群众，社会上再乱，上海市委一点不觉得乱。文革之后，他们把这些胡作非为，草菅人命，践踏人权的罪孽，反而别有用心地一股脑算在造反派头上！
在上海市委曹荻秋等人一手策划下，上海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分裂成“保守“和“造反“两大派，随后发生多起大规模事件。
二、“解放日报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分裂后的第一起大规模事件。事件发生时我留守在总部，不知道现场的详细情况，但大致经过我是了解的，总部也讨论研究过。
事件起因是“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红革会”）部分红卫兵于1966年11月27日到《解放日报》社，要求将他们编的《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夹着发行。《解放日报》负责人不同意，但报社内的造反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支持“红革会”，并贴出大字报支持，又贴出题为《从报社中的问题看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揭发《解放日报》社领导利用报纸反对文化大革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时“红革会”的调门也上升到了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事情发生时，“工总司”一点也不了解，“红革会”事先也没同“工总司”商量过。
12月1日，“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调动上万人（后增至十多万人）包围了《解放日报》社，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党报！”等口号，引来围观群众不下几万人。报社里面的红卫兵仅几十人，只好将门窗堵住。“赤卫队”向里冲，一些红卫兵被打伤，有人当场晕了过去，情况比较紧急。了解上述情况后，“工总司”总部觉得这么大的事怎么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对“红革会”这种贸然行为并不赞成。
12月2日，当时在“工总司”总部帮助工作的首师大教师李卫民和“红革会”总部的几个人到我们总部来说明情况，并希望“工总司”给予支持。王洪文虽对“红革会”贸然行动不满，但感到他们大方向还是对的，《解放日报》确实存在执行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且“红革会”一直给予“工总司”很大支持，于是决定支持“红革会”的革命行动。总部要王腓利从黄浦区“工总司”联络站胡明德那里调了1000多人，叫戴立清、丁德法从长宁区“工总司”联络站蒋才喜那里调了2000多人，到解放日报社大楼，防止“赤卫队“冲击报社，保护红卫兵（后来“二兵团”也调了一部分人去报社）。又派潘国平、戴立清带一批人进入报社，防止有人乘机破坏，很快就控制了报社的局势，以“工总司”为主成立了火线指挥部，“红革会”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参加。
我们感到“红革会”没有很好的舆论宣传，以致许多群众不了解情况，所以应该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工总司”在12月3日印发了《火线指挥部联合声明》，同日又发表《五点声明》、《坚决支持》，一天发了三个文件。12月4日又发了《革命群众千万不要敌人的当》，5日印发了《告全市革命同志书》，8日印发了《最最郑重声明》。这些文件集中揭露了《解放日报》对抗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顽固执行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宣传了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揭露了上海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揭露了“赤卫队”利用群众不明真相制造事端的事实。
但解决问题还是需要市委出场，“赤卫队”是听市委的，老僵持着不是办法。“工总司”总部叫潘国平和李卫民到“康办”请王一平书记、宋季文副市长，还有华东局领导韩哲一到《解放日报》社，同王洪文、潘国平谈判，“红革会”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代表也参加了。中途韩哲一由于有些发烧，身体不适，提早回去了。最后一致同意签订“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王一平、宋季文代表市委签了字。
“红革会”的三项决定：
一、由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红革会”）和红卫兵上海司令部（“红上司”）合办的《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期发行，发到每个订阅户（包括零售户）。
二、责成《解放日报》党委坚决按照中央规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搜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包括北京等地的红卫兵黑材料、黑照片）交出来。另外，允许我们查阅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社论底稿、修改稿和其他材料、指示、文章等等。在进行这一工作中，报社党委必须予以我们方便，任何私下销毁和阻挠查阅的行为，我们都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其后果由解放日报党委负全部责任。
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就贯彻执行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向革命群众作公开的深刻检查和彻底交代。
“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一、我们坚决支持“红革会”的革命要求。以前这样，现在也这样，今后也这样。
二、市委必须责成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革命行动，如果干涉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我们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三、“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事后，上海市委必须向我们革命造反派作公开检查。
四、工人革命造反派回厂后，当权派和工作队（组）不准刁难（围攻、硬拖辩论等）、压制和打击，否则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同意 王一平 宋季文（签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
签字后，“工总司”文艺小分队进报社进行了慰问演出，王一平、宋季文也一起观看了演出。
至此，从1966年11月30日至12月5日，经历了七天的“解放日报事件”终于结束了。“工总司”人员于12月8日全部撤出报社。但仍有一部分造反派不肯撤出，认为王洪文右倾逃跑，这些人之后拉出一个“战到底兵团”，实际上没几个人。
对于这个事件，要说明的是：第一，事件起先是“红革会”几十个红卫兵去报社要求夹送《红卫战报》第九期（内容是批评《解放日报》执行上海市委的资反路线），范围很小。“赤卫队”总部在12月1日调了大批人去冲击报社，继而又调十几万人游行，“要看《解放日报》”，包围报社，将事件严重扩大，报社里的几十个红卫兵安全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工总司”才在12月3日介入。可是叶永烈故意颠倒时间，说12月3日潘国平调了500人去报社后“赤卫队”才行动，似乎这件事是“工总司”挑起来的，用心很坏！第二，“工总司”12月3日后调了几千人去报社也并非针对“赤卫队”，只是想支持“红革会”的革命行动，保护红卫兵免受伤害。所以，虽然双方声势很大，但除了在“工总司”去之前，“赤卫队”往报社里冲，里面堵住门窗的红卫兵有十几个受了些轻伤外，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更没发生所谓的大武斗。
三、“色织二十四厂事件”与“康平路事件”
“色织二十四厂事件”是“赤卫队”的第二次大规模行动，时间正是王一平、宋季文已经在解决“解放日报事件”的四项要求上签字，队伍正要撤出还没全撤时。
12月7日，色织二十四厂的工作队准备撤出，并要将整群众的大批黑材料也带回去。厂里的造反队要工作队把黑材料留下来，按党中央相关规定，发还本人或当众销毁。该厂的“赤卫队”出来保工作队，与造反队发生了争执。“工总司”戴立清带了几个人赶去，想了解情况，不料“赤卫队”总部先后调动几万人，将色织二十四厂层层包围，戴立清也被包围在里面，无法与外界联系。戴写了一张条子，说明里面的情况并留了“工总司”的电话联系方式，借用女同志结发的橡皮筋弹到对面马路上。当天，“工总司”也调了队伍在沪西工人体育场集中待命，晚上7点多王洪文、潘国平、王腓利三人去了色织二十四厂，但“赤卫队”已经基本上撤光了。这个事件就这样结束了。本来是一个单位的矛盾，“赤卫队”一下子调了几万人，差点造成大规模冲突，真正要发生冲突时又缩掉了，也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扩大影响吧。
“康平路事件”是“赤卫队”的又一次重大行动。
在曹荻秋签字同意“赤卫队”八项要求的第二天，即1966年12月25日，“工总司”等革命群众组织联合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市委主要领导到场接受批判。会上批判了曹荻秋分裂上海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曹荻秋当场对同意“赤卫队”的八项要求做了检讨，并称自己是“被迫”的，说其中第二、三、四、五、六条当时他没同意，还说“赤卫队”大方向错了。市委书记陈丕显又将“赤卫队”的事推给张祺、杨士法，并说曹荻秋签字是政治立场问题，应由他个人负责，书记处没有同意。陈丕显的话并非即兴瞎说。在前一天即12月24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过一个会，讨论“赤卫队”问题。陈丕显提出市委已经决定支持造反派，曹荻秋半夜在“赤卫队”八项要求上签字是政治立场错误，不能代表市委，媒体也不能发，这件事要由曹荻秋个人负责。这次书记处会议还有一个背景，即马天水12月初从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交座谈会回来，在市委会上现身说法。他在中央会议上讲了和上海市委一致的看法，汇报了工交系统混乱的情况，提了不少意见，结果受到中央的点名批评。马天水感到自己原来的看法有问题，不符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神。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对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做了指示，中央又找马天水个别谈了话，使他的立场开始转变了。他回上海后传达了中央指示，谈了自己转变的过程，要求支持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在市委内部引起很大震撼，大家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也带动下面部局级干部出现了分化，纷纷转变立场支持造反派。
曹荻秋在25日批判大会上否定了“赤卫队”的八项要求，事先又没有对“赤卫队“做任何思想工作，“赤卫队”感到被出卖了，但他们把仇恨记在了张春桥和“工总司”身上，认为曹荻秋是被迫的。12月27日，“赤卫队”总部召开会议，有些人提议在全市停水、停电，停铁路、交通、邮电，停市内环卫，企图引起上海大乱，给市委进而给中央施加压力。（这些措施后来部分实施了。）第二天，12月28日，“赤卫队”借口市委把几十万“赤卫队”成员打成“反革命“，调动几万人到康平路市委大院找曹荻秋“算账”，要曹继续承认八项要求有效。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冲曹荻秋的家，却冲进了张春桥家和柯庆施遗属家，（叶永烈《王洪文传》说“赤卫队”包围了康平路100弄，张春桥、柯庆施都住在100弄，完全胡扯淡。100弄和市委书记处即“康办”根本是两个地方，柯老遗属和张春桥、曹荻秋都住在“康办”，根本不住100弄。这点都没搞清楚还写“纪实”，实在可笑！）大叫：“我们要造张春桥的反！”“我们早就和张春桥有分歧，张春桥不一定没有问题。” 但此时张春桥在北京，就对他爱人文静说：“如果中央不派人来，到6点钟问题不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交通了！”
当时我在“工总司”总部，接到报告说“康办“ 被大批“赤卫队”人员包围了，详细情况不清楚。我告知王洪文，王也说不清楚。于是王洪文、潘国平、丁德法和我一起，叫了总部文艺小分队司机林友华，开车去康平路看看情况。到那只见周围路上挤满了人，有“赤卫队”也有造反队，更有众多看热闹的群众，搞不清谁是哪方面的，车子根本开不进去，又不便下车。开至衡山饭店附近，车子突然熄火了，聚集在衡山饭店门口的“赤卫队”看到就走过来几个人。王洪文、潘国平容易被人认出来，不能下车，丁德法就下去请他们帮忙推一下，那几个人也很热情地帮助推车。车子发动后赶紧开走，总算有惊无险。我们进不去“康办”院子，只是在外面见到有“红卫军”（复员军人组织，后按中央规定解散了）大概几千人，“二兵团”也调了数千人。我们上棉三十一厂也有1000多“赤卫队”去了康平路，厂里派了一卡车人去动员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工总司”总部并没有调动任何队伍。
据现场报告，起先要求“赤卫队” 撤出“康办”大院，劝他们不要受坏头头挑动，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在劝说过程中发生一些辩论。
12月30日凌晨两点，“赤卫队”铁路的头头打电话到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要调度员全部到康平路。几乎全部调度所人员离岗，凌晨5时起，机车不出库，列车不开车，货车停止，货物不装卸，旅客严重滞留，各地纷纷来电告急。邮电部门从下午6时也开始停业。当晚有人造谣说有12个“赤卫队”员被打死，情绪对立起来，引发一些冲突。造反派队伍开始涌进“康办”大院——说是大院，其实也就是四五百平方米的绿化和走道——目的是责令“赤卫队”撤出去，只要撤出，通道畅通，并要求在外撤过程中扒下袖章。“赤卫队”全部挤了出去，有许多是自己扒下的袖章。其间也发生一些冲突，推搡、动拳脚的情况也有，但因为双方都赤手空拳，所以并未发生流血事件，磕伤、擦伤双方自然都有一些。这件事全上海都知道，当时也总结过，没有严重死伤的情况，徐景贤后来在特别法庭上交代说“打伤91人”，不知依据何在？
徐景贤在特别法庭上还交代说，在“康平路事件”发生时，张春桥来电话，有三点指示，并且向全市造反派传达过。三点指示的大意是：1.柯老家不允许冲。 2.大权不能落到“赤卫队”手中。 3.叫王洪文调队伍去打。
我在隔离审查中被追问此事一年多，我始终说绝对没这样的三点指示。专案组认为我不老实，张春桥叫王洪文调人去打我不可能不知道。直到一次专案组一个姓王的人员拿来一本我1967年12月底的工作手册（我十几本笔记都被抄去），找我核对另一件事。我乘机翻查涉“康平路事件“的记录，确有张春桥的三点指示，但内容和徐景贤揭发的只有一条相同，就是柯老家不允许冲，另外两条一是不要抓人太多，二是造反派应该坐下来务务虚。看到并无调人去打的内容，专案组才哑口无言了。
这里所谓“不要抓人太多”，应该是指“工总司”在12月31日发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特急通令》，其中提到：“……赤卫队上海总部内一小撮人，近几天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大反扑。他们准备在全市范围内制造三停（停工、停水、停电）……这是一起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把赤卫队上海总部及各区分部的头子统统抓起来，押送公安局……二、有工人赤卫队停工的生产岗位，工人革命造反队员必须顶上去，以保证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张春桥指示不要抓人太多，应该是因为这个特急通令。
与“康平路事件”相关连的还有有一个“昆山事件”。
“赤卫队”撤出康平路之后，“赤卫队”总部煽动队员于12月31日“北上控告”。上海铁路局掌握调度大权的“赤卫队”总部头头王玉玺私自调列车，将大批队员送到北京。还有大批“赤卫队”队员聚集在昆山，红卫兵及“二兵团”也调了不少人赶到昆山，企图阻止他们北上，动员他们回上海，和不明真相的“赤卫队”队员及昆山当地农民发生冲突。“工总司”总部没调人去昆山，因为张春桥在1967年1月1日来电指示：工人造反派调大批人去昆山不合适，会引起群众斗群众，要其他组织、学生、机关干部多做说服工作。
对于“康平路事件”，叶永烈在《“四人帮”兴亡全集》中说“王洪文、徐景贤在衡山饭店设指挥部，召集耿金章策划，调人打赤卫队”等等，全是胡编乱造。衡山饭店全是“赤卫队”占着，不可能在那里设什么指挥部。而且前文已说过，“康平路事件”发生时王洪文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人也不在现场。实际情况是，“工总司”总部根本就没调过人去康平路。
四、“赤卫队”自己把自己搞垮，销声匿迹
“解放日报事件”、“色织二十四厂事件”、“康平路事件”、“昆山事件”，无不是“赤卫队”首先调动几万、十几万队员，挑起一起又一起重大事件，而且搞“三停”严重破坏经济和交通运输，完全丧失了人心。加上中央批评他们大方向错了，所以很快便土崩瓦解。1966年12月31日夜，周恩来总理指示：交通不能中断，事态不要扩大，这么多人到北京怎么行呢？总理责问是谁在幕后操纵“赤卫队”，并下令逮捕了私调列车送队员去北京的“赤卫队”总部头头王玉玺。许多“赤卫队”队员纷纷起来揭发、批判总部的头头，使广大群众看清楚了“赤卫队”从筹建、成立到几次大的行动都是受上海市委支持和利用的真相。
“赤卫队”自己把自己搞垮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为了更好地团结广大的“赤卫队”队员，“工总司”会同上海和外地红卫兵等九个组织在一月五日联合发了一个《热烈欢迎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返沪回厂参加生产》的通令，内容如下：
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在上海市委的一手挑动下，停止生产，北上“控告”。通过这几天来的斗争与教训，受蒙蔽的赤卫队员逐步看清了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中间许多人开始觉醒了，起来造反啦！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热烈欢迎“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队员们返沪，同我们一起抓革命促生产，一起战斗！为此特作出以下通令，希望各造反派组织参照执行：
一、对返沪的赤卫队员，市委必须保障其人身安全，决不能进行任何迫害。
二、对于返沪的赤卫队员，工厂各级领导必须保证其不受经济迫害，任何人不得私自克扣他们的工资。
三、对受蒙蔽的阶级弟兄，一定要与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主张的人区分开来。对他们一定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把一般赤卫队员当敌人对待是极端错误的。
四、要警惕坏人乘机把矛头指向一般赤卫队员，挑起群众斗群众。
五、这次北上“控告”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及赤卫队总部的一小撮人员全部负责。
不久，大批“赤卫队”队员陆续回厂，都受到各厂造反派和群众的欢迎，不少单位还敲锣打鼓地欢迎他们回厂，没有发生什么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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