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6日

有一些在传闻和记载中众口交誉的事物，接近地去观察时往往使人失望，这是由于传说多半只是集中地反映了它的优点，忽略了它的缺点的一面。就是说，它在传说中是比实际上要高一些的。比方一个作家，看了他的作品觉得还不错，可是一旦相处，就会发现或者有些虚荣心，或者有些俗气。

还有相反的一类，这一类事物，传闻和记载还不足以完全反映它的崇高和伟大，所以，尽管人们已经在传说和记载中知道了它，可是接近观察的时候，还会感到惊奇、振奋，发生强烈的敬仰和爱慕。

大寨，就属于这后一类事物。我们来大寨以前，先在昔阳城住了一天。昔阳是一个山城，绝高处的悬崖上有一片广场，从那里可以眺望辽阔的远方。向西南望去，虽然看不到大寨，但是可以看到虎头山上一片郁郁葱葱，使人未到大寨先遥遥地感受到它那兴旺的气象。

    过了松溪河，沿着一条涧谷向南走，过了武家坪不久，就可以看到一座小庙，粉刷成白色的墙壁上，写着鲜红的“大寨”二字。再往前走，经过庙的左侧的时候，可以看到它的东墙上写着一条标语：“学习外地先进经验”，马上使人感到大寨人胜而不骄、虚怀若谷的精神。

我们是冒着细雨来到大寨的。午后，雨更大了。我们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决定冒雨上山参观。住在这里搞大寨展览室的王奂同志，引导我们从后底沟上山。山谷里充满了云雾，一株株矗立的泥柱，很像云南的石林。有人很欣赏这种景色，但我知道，这是水土流失留下的遗迹，是旧社会人们无力战胜盲目的自然力的一种失败的标志，所以也就不感到它特别美。我赞美虎头山上的梯田，一层一层，直通向迷蒙的云端。有人把梯田比作山区人民的上天梯，在雨中看来，这句话就不仅有象征的意味了。

大风疾雨尚且不怕，这点小雨当然是挡不住大寨人照常出勤的。可是云雾满山，看不到一个人影，只听见朗朗的笑语在寂静的山谷中回响，这是妇女们在间谷苗。我们走过了好几条沟，在一些几乎不会有人通过的地方，都发现了脚印和整修道路、疏通沟渠的痕迹。勤奋的大寨人，在昨夜的大雨之后——也许在大雨之中，就连夜到山上来巡视，到处留下他们热爱集体、奋不顾身的证据。

我们不由路径，横越山坡。突然，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发现了狼的足迹。狼窝掌！真的名不虚传呢。站在狼窝掌上面向下一望，只见迷蒙的山谷里全是玉米田，肥壮的秸秆，黑绿的叶子，一眼望不到边，因山势高下而起伏不平，好像无限深碧的春潮从深深的谷底汹涌而起，向上升腾奔流，要和虎头山争个高低。想像八月中秋，山谷里应当是一片金黄，好像一只巨大的聚宝盆，里面满腾腾的盛着灿烂的黄金和的皪的明珠，那是大寨人几年来所倾注的无穷血汗的结晶啊！

但是，如果没有狼窝掌三十二道大坝，这山谷里哪里会有这满盈的财宝？就是有了，也不免被山洪冲跑，化为乌有。

我们来到狼窝掌下面，这里留着一小片荒地，乱石中生着杂草，被称为教育田。为的是让后世知道，这一条山沟过去是怎样荒芜的地方。从这里向上仰望，只见用巨大的石块砌成的两丈五尺高的大坝，威严地矗立着，像一座雄伟的城墙，捍卫者狼窝掌这个其大无比的宝库。这一道大坝曾两度被洪水冲垮，但百折不挠的大寨人再接再厉、奋战不息，同时总结教训，改进方法，终于使它第三次站立起来，在去年经受了暴雨洪水空前严峻的考验，光荣地屹立不动，成了大寨人革命意志和劳动智慧的不朽的纪念碑。我们怀着万分憧憬的心理，望着这座仰之弥高的伟大工程，回头再看一看“教育田”上那一片乱石荒草，深深感到人的力量的伟大，体会到“人的因素第一”这个道理的正确。在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面前，凶恶的大自然不是敌手。狼窝掌现在变成了粮窝，野兽的世界变成了人的天下。那只在山坡上留下足迹的狼，为什么要在风狂雨骤的黑夜出来流浪？因为土地变样之后，它已经无家可归了。我觉得在凄风苦雨之夜独自踯躅于虎头山上的这匹野狼，好像被革命人民赶走的过去时代的幽灵，它只能像这匹丧家之狼这样在黑暗中徘徊，因为它的老窝已经被连根拔掉。不过在我们不提防的时候，它还会咬我们一口，这是不可不防的。

晚上，我们访问了几户贫农，首先去了贾进才家。贾进才就是著名的“三让贤”的老书记。他为了搞好工作，主动把支书、副支书、支委等职务让给陈永贵等同志，自己只作一个普通社员。有人把这种行为看作是革命意志衰退的消极现象，这当然是没有根据的。看看作为普通劳动者的贾进才，哪里有一点衰退的气息？无数石方是谁开凿的？是谁在数九寒天，一边谈笑，一边啃着冻成冰块的午饭？有人说狼窝掌治好以后要给贾进才立一幢纪念碑，听听他的回答多么豪迈：“三十道石坝，哪一道不是我的纪念碑？”不！这不是衰退，这是共产主义风格的高度发扬。贾进才的妻子就是妇女队长宋立英，进才的支委一职就是让给她的。她是团结在陈永贵周围的核心人物之一。但是她不在家。前些日子切草的时候，她瞅见刀下的草里有一块冰，怕它碰坏刀刃，伸手要把它抢出来，切草机飞快地转动着，一下切掉了她的两个手指，到医院治疗去了。现在家里的主妇是他们的女儿秀兰妮，这是一个身体虽然尚未发育完全，可是思想极其早熟的女孩。队里办幼儿园时，女知识青年都不乐意担任保育员，秀兰在妈妈的说服下，一个人承担起教养30个娃娃的任务。我们到她家时，她正在洗碗。她一边很大方地招呼我们，一边很仔细地把碗筷、锅盖擦洗得干干净净。看得出，她是一个爱劳动、爱整洁的女孩。我发现一张纸上密密麻麻的写着字，拿起来一看，原来是秀兰写的入团申请书。这是一份非常真挚动人的文件，她很生动地描绘了自己家庭过去的生活，并且表达了她的理想：要把祖国建设得更鲜艳。我特别注意到“鲜艳”这个字眼，它表明，这个孩子的心里怀着一个美好的梦想。从她身上我看见了老一代大寨人，没有革命的前辈，就不会有这样的后代；从她身上我也看见了大寨的未来，有了这样的接班人，未来将是无限美好的。

然后我们又访问了女青年积极分子作栋，大寨人叫她“作栋儿”，听起来像“坐墩儿”。其实她是一个身段苗条的知识青年，很谦逊，不多说话，只是笑眯眯地。我们和他爸爸谈起工分来，他说：“我们大寨人不讲究工分。”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得很，但是实在不容易。这说明，大寨人有很高的革命觉悟。从经济上说，大寨离共产主义当然还很远，可是思想上共产主义的火花已经越闪越亮，焕发着夺目的光华。

   随后我们又去参观了大寨俱乐部的图书室，它就在图书管理员家里。管理员是一个名叫素文的姑娘，她的哥哥也叫素文。所以墙上的两张奖状，在“素文”这个名字旁边，分别加注“男”、“女”的字样。书很少，因为大部分都被借走了。剩下的几本，排成一个四方框框，摆在小方桌上。有两个青年在那里翻看连环画。

上午本来我们要去参加劳动，可是早饭以后陈永贵同志来到我们的房间，邀请共青团中央委员、陕西某大队支书韩志刚同志到山上去参观，并约我们一起去。这样好的机会当然不能错过，于是我们一起上山去了。在此以前我见过陈永贵几次，一次是在省文代会上听他讲话，当时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朴实的农民，但思维能力很强；第二次是在阳泉车站上，他正在上吉普车的那一瞬间。这一次距离比较近，因此我能清晰地看见她的面容，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受苦人，他的面容很苍老，皱纹很深，布满了辛酸、劳苦的烙痕。今天我在距离很近的地方，对他做了较长时间的观察，才看清他外貌的特点：脸很瘦，两颊有很深的两条沟，浓眉，眼光严烈，嘴很大，牙齿雪白，笑的时候，牙齿和黝黑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笑容非常开朗，像孩子似的天真。他从不哈哈大笑，只是“嘻”地一下。有时他笑得几乎全部牙齿都露出来，但是没有声音。

他的兴致特别好，扛着一把锄头，健步如飞地走在我们前头，一路上滔滔不绝的说这话。据说今年春天他对客人可不是这样。《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向他提出很多问题，谈到半夜，他烦躁地说：“这些问题我五天五夜也谈不完！老实说，我关心的不是这些问题，我考虑的是如何下种！”弄得客人很尴尬。这一次他从太原回来，看到旺盛、茁壮的庄稼，显然心情开朗起来。

他向客人畅谈自力更生的好处，按照他的看法，依赖援助会削弱斗志，自力更生可以激发革命干劲。武家坪的灾情大寨小得多，国家救济了几百元，到现在社员还没有住处。公社领导曾估计大寨受灾后吃粮要成问题，几句话激起了大寨人革命的自尊心，他们宁肯几十个人挤在一起住，甚至和牲口住在一起，但是首先全力抓苗，结果不但苗救活了，几十座新窑、砖房也盖了起来，24万斤售粮任务如数完成了。陈永贵还认为，接受救济会影响社员的团结，自力更生会增进无产阶级的友爱互助精神。受灾后，县里曾送来几马车衣服，还没进村，半路就被大寨人打发回去了。因为东西有限，谁有谁没，谁先谁后，很难处理。一概不要，提倡社员之间互助，问题解决了，同时又加强了团结。

我们一行人，逆着昨天的路，向山上走去。经过老坟沟到了麻黄沟和狼窝掌的下口。坐在狼窝掌高高的石坝上，陈永贵显然不掩饰他的自豪和喜悦，但是提到别人说他骄傲，他又感到一些烦恼。“这为什么是骄傲？难道党的事业不应当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应当夸耀？”说到自满，他冷笑了一声说：“我的计划刚开始呢！搞了这么一点就满足啦？”说着，他对着群山挥了一下手，这时候，我觉得他的胸怀真是无限广阔。不，这不是骄傲自满，这是无产阶级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我们继续向上，到了一处昨天没有到过的地方，据陈永贵说，任何参观者都没有到过这里。这地方到处是核桃树，累累的果实压得树枝弯到地面上了。陈永贵也好久没到这里来，看到这么丰硕的果实他也非常高兴。在这里停了一会，再向北去，走到一片地头，陈永贵说：“这是我的地，土改时分的地。”他指了一下：“这是我自己种的核桃树。”在这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方，陈永贵和韩志刚两人照了合影。

已经到12点了，但是陈永贵兴头还很大，邀请客人再去看看大寨的苹果树。苹果树在一条峡谷里，我们只从坡上向下了望了一下。

下午，我们和社员一起到田里劳动。休息时，王奂同志给大家读了马烽和胡正的两篇报告文学。

晚间，我们参加了社员大会。大会在饭堂的外面举行。因为收工很晚，开会时已近10点了。首先由大队长贾承让传达支委会的几个决议，一个是关于小麦分配。陈永贵今天在狼窝掌曾说：谁不爱吃白面？我也觉得白面好吃。可是国家粮食还不充足，就不能多种产量不高的小麦。但是党支部还是考虑到社员的要求，决定多分些小麦，并且决定按人口分，不按劳力分。因为白面容易消化，劳动人吃了不顶事，劳力少、人多的家庭，多半是老弱，所以让他们多吃些。从这里可以看到，党支部对社员是多么体贴入微。然后又宣布一条纪律：不许私自打核桃。

贾承让是一个年纪50开外，身材瘦长，举止稳重，态度严肃的人。他端正地坐在凳子上，整个讲话期间，一丝不动。他讲得很庄严，不紧不慢，字斟句酌以出，语言简练，很有条理，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含糊不清、颠倒凌乱的地方。社员们全都肃静地倾听着他。他每讲完一个问题之后，停下来让大家讨论。社员们的讨论也同样严肃，发言的人不很多，但却都是带着一种主人翁的庄重来讲话。对小麦分配大家没有意见。对保护果树的问题，有人提议制定几条纪律，有人认为主要是加强教育，每个人应把自己的子弟管教好。全部讨论都进行得很庄严，没有喧闹，也没有拘束，每个人都充满主人翁的尊严。这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原始公社的群众大会，在那没有阶级压迫的时代，会议上一定也有着平等和严肃的气氛，这种气氛在封建时代的村社、资本主义的农场里是不会有的。但今天的大会，却有根本不同于原始公社的地方，这是更高级的平等与尊严。

讨论之后，陈永贵讲话。他的风格和贾承让正好相反。他很容易激动，在黑暗中，虽然看不到他的脸，但是可以感到他有时一定是血气贲张、青筋暴露。他的措辞很有分量，语句也都很严谨，有很多警句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他的态度很严厉，简直有点咄咄逼人。他谈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目前农活很紧，邻近的好几个大队都派人来支援大寨，可是大寨还有人不出勤。靠别人的劳动来养活自己，这就是剥削行为。走上这条道路，就会使社员变质。第二个问题是，有一伙女孩子，把大队里最好的一棵杏树的杏儿，打下来自己分吃了。损害集体，满足私欲，是一种和社会主义相反的思想行为，发展下去就会成为修正主义的俘虏。可见，任何细小的不良现象，他都是提到政治的高度，联系到反修防修来谈的。在这样的领导教育下，社员的思想怎么能不革命化呢？谈到阶级敌人，他总是激昂起来，充满强烈的愤怒。可见这在他不仅是一种观念，一种认识，而且是一种激情。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带纸笔，把他的谈话记录下来。现在只能把大意写在上面，但是措辞、语气的特点，已经不能回忆起来了。

7月8日

住在武家坪的文化工作队到大寨来拍照，王奂同志兴奋起来，给社员唱了几段山东梆子的黑头唱腔。这哪里是演唱，简直是狂乱的吼叫。在间歇时，他还忍不住哈哈大笑。社员们虽然有点惊异，但还是感到很满意。

下午，我们按照计划离开了大寨。但是，在武家坪和连应科同志商量的结果，既然我的任务主要是搞创作，还是回大寨再住几天。这样，在晚饭前，我又回来了。

如果我不回来的话，可真要后悔呢。这天晚上，韩志刚给青年讲话，武家坪的青年也来了。开会以前，两个队的青年彼此欢迎唱歌，韩志刚在讲话以前也主动唱了一支歌，这是一支陕西民歌，歌颂党和解放军的，他唱得很淳朴，但很动情。他讲了自己高中毕业以后回乡生产的情况。由于他和群众改造了碱地，使大队由过去每年从国家购入4万斤粮食，跃进到交售24万斤。但他很谦虚地说：“大寨二十七、八户交售24万斤，我们200多户，也是这么多，使我感到惭愧。只要我们有大寨人1/5的干劲，就会搞得更好些。”然后，他又向青年们谈了团代会的精神，他说：“毛主席讲，青年是接班人，要好好地干。老干部老一天，我们的责任就大一点；他们脸上的皱纹多一些，我们肩上的担子就重一分。”他根据自己访问苏、波、德的印象，谈了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据说，乌克兰的“丰产田”，不过亩产200斤。每人9亩自留地，把人们的精力用去了。

他讲完之后，陈永贵也讲了话。他着重讲了防修的问题，他讲：千万不能回到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倒霉的道路上去。老年人吃过旧社会的苦，过去吃苦是为地主服务，现在吃苦是为自己，再苦也不怕。青年们对这一点体会不深，一重就嫌累，会也不待开，可是有精力打扑克。収了工，吃罢饭就睡，早晨不起来，说是头疼。当长工的人说头疼行不行？头疼回家疼去！最后，他勉励青年们向韩志刚学习。只要搞好了生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时没有办法奈何我们的。

这个很有意义的夜晚，就这样度过了。

 7月9日

昨天睡觉以前，王奂同志告诉我：明天清早陈永贵要陪同韩志刚参观实验田。所以早晨一醒，我马上跳下床来，到韩志刚的房间从门外一看，他还在睡觉，于是利用这个时间刮脸。正刮着，看到陈永贵扛着镢头来了。他坐在路边等待着。我慌忙刮好脸，去把韩志刚唤醒，于是一同向山上去了、

实验田有好几块，最近的一块就就在村口。这是玉米品种试验，试验地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好看，有意思的是陈永贵讲他过去如何搞实验。过去他们虽然没有专门的实验田，可是在每块地里，都做过许多试验。对于每块土地的播种时间、密植的合理度等等，都反复地进行了许多年的试验。因此，对每块田地的耕作规律，都摸得很透，烂熟于心。他不满意那些把自己的书本知识当成唯一法则的科学家，也反对脱离生产，为实验而实验的做法。

    今天上午，我开始追记这几天的印象。印象太丰富了，我怕它们被时间冲淡。写了初游虎头山的印象，情绪很激动，笔底也很流畅

午后去挖谷苗。

 7月10日

上午深刨玉米地，这是大寨的技术创造之一，玉米中耕时，不用锄头，而用镢头深刨6-8寸。

午后继续写前几天的印象，并给太谷杨家庄的同志写了几封信，准备请韩志刚同志带去。

晚上看展览，讨论科影张勤同志的剧本

7月11日

早饭后，韩志刚同志走了。我把他的几首诗抄录了下来。临别时，我们在大寨那棵有历史意义的垂柳下面合影留念。

整天时间都剜苗。傍晚参加大寨小学的队日。先由陈永贵的儿子明珠讲他见到毛主席的情形，然后由少先队长牛海贵——他被人称为“小陈永贵”，因为他不多要工分，有人想用石头砸死他——讲话。他讲的内容虽然简单，但是很明确，口气很像成年人。他说：我们要好好地学习、劳动，将来也能见到毛主席，这是最大的幸福。

晚上又参加了青年会，先由明珠讲了团代会精神，然后着重讨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开会以前明珠教大家唱歌，他很不耐烦，动不动就烦躁起来。看来像他父亲一样，也是个烈性子。后来，大家自己唱歌，名叫美妮的一个姑娘先领着唱“汾河流水哗啦啦”，可是她的嗓子一下子卡住了，大家也就没有接着唱。明珠说：“唱一个男同志也能唱的！”秀兰扯起稍微沙哑的嗓子，领大家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可是调子起的太高，重来一次，大家才一起唱起来。我发现这里的青年和杨家庄很不同，年纪较小，但较严肃，而且比较大方。

 7月12日

 早饭后张勤同志走了，她记下了我的地址。我们送她一直到公社的新址。“溪又转，路又斜，人去也！”

上午劳动，间苗。下午继续写近来的印象，到晚上终于初步写完。

7月13日

从昨夜起，下起大雨来，早晨就看到陈永贵打着雨伞上山了。

发现有些社员的房子有危险，我们也要做迁入招待所新址的准备，冒雨去打扫了房间。

午饭前和画家去访问了几家贫雇农。先到了牛国栋家，他的相貌早就引起画家们的注意，王奂说他有点像耶稣。他是少先队长牛海贵的爸爸，海贵就是有人称之为“小陈永贵”，企图置之于死地的小鬼。

听说贾进才病了，想去看看，恰好看到他到院子里来铲煤，我连忙跟了过去。好多小孩子在他家玩儿。我对他说起老坟沟口两边的地已经塌下来，他听了立刻显出非常关心的神气，似乎马上就要下炕去看看。我告诉他，书记已去看过，大约不至于阻塞水道，他才放了心。有一个小女孩要回家了，站在炕下边伸出手，很有礼貌地说：“大爷，把我的围巾给我。”进才拿了围巾给她。我说：“这小孩挺乖啊！”进才的脸上立即上显出同情、忧虑甚至悲戚的神色说：“咳！爹妈都没啦！”

从进才家出来，到青年们开会的地方去。他们刚读完了一些文件，正开始研究讨论。秀兰妮头一个发言，她说的很坚决，很明确，大意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一个红色接班人。他对一切革命的事物，都流露出衷心的热爱和无条件的信仰。青年人进入了这种状态，就说明已经开始了真正的觉悟。杨家庄的女孩子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在她们看来，顾吃穿，顾玩乐，都是理所当然的，谈论革命词句，还有点羞口。

午后雨还未停，青年们正拟继续开会，忽然，天开了，社员们马上出发劳动，我和“铁肩膀”梁便良去清除去年的猪圈。晚上和王奂一起去访问“开心钥匙”贾来恒。说起牛国栋，他说：“这人近几年好啦，前几年还是很落后的。他家人口多，劳力少，多次分配结果，他总感到失望。富裕中农叫嚷‘今不如昔’，他也随声附和。”赵来恒一方面启发他忆苦思甜，——过去他弟兄两人扛活，老母亲还得讨饭吃；现在她一个人养活四口，虽然困难些，过去办得到吗？另一方面给他体贴入微的照顾，例如分派农活的时候，让他去干那些他能够胜任，工分也不少，对集体有利，其他社员也不会说闲话的活。这样，他终于开始转变了，现在非常积极，对坏人坏事也能大胆地进行斗争。赵来恒很关心海贵的成长，仔细地观察他如何领导儿童。他说：“对贫下中农的利益，我们是始终放在心上的。”的确，要不然咱们为什么革命呢？但是他并不只注意到贫下中农，说起光荣榜的时候，他说要增添一些各种各样的人，包括表现好的富裕中农在内。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灵活的策略！

我记得有一天在饭场会上，看到赵来恒分派农活，他口衔着一支烟，不挺停地吸着，同时不停地眨着眼，半天不说话，显然在动脑筋。当时就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7月14日

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迁入了招待所的新址。

打算写一个组诗，题目叫《大寨英雄赞》或《大寨英雄谱》，选取一些最能代表大寨精神的人物，最能代表这些人物品质的片段来写。

陈永贵——

贾进才——三十道到大坝都是我的纪念碑。

贾承让——不答应演戏，抢救粮食。

梁便良——四十多担不换肩。

赵大和——守卫七夜。

赵启发——在医院里仍惦记着牲口。

李喜庆——拿出1000多元给大队盖房。

宋立英——孩子生病照样上山，铡草伤了手指。

贾来恒——教育牛国栋。

7月15日

今天我到金石坡采石场去了。到大寨的八、九天来，我第一次体会到大寨人奋发图强、艰苦卓绝的风格。这种风格集中表现在贾进才老汉身上。

我没有猜到，原来开凿石头的劳动主要是贾进才一个人担任的。不错，他有两个徒弟，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掌握开凿的技巧，只会放炮。最近，因为忙于“抓青”，这两名徒弟也被抽走了。于是全部沉重的劳动，都落在这位身材瘦小、年近六十的老汉身上。

巨大的岩层沉睡在那里，要把它们唤醒、推动，让他们成为建设大寨的积极因素，那可不容易。有时可以找到一些缝隙，把铁钎插进去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撬，几千斤重的大石头就这样一丝一丝地移动开，然后再打碎装车。但有时它一丝也不动，就只好在他身上凿一个孔，然后打进一个铁楔子。要把楔子打进石头里去，真要把吃奶的劲使出来才行。如果锤子下去没有力量，或打得不正，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而使前功尽弃。所以贾进才不让我们这些外来的生手打。这位瘦小的老汉，双手把30多斤的大铁锤高高地举过头顶，身子向前倾斜，像狮子捕食一样，用全身的力量猛力把锤砸下去，同时发出一声短促的吼声：“哏！”这样连打十几下，大汗已经像雨点似地落在干燥、灼热的石头上，但是顽固的石头仍然是铁板一块，连一点裂纹也没有。于是再换一个大一点的楔子，再论起大锤砸打十多下，这才在石头身上发现隐约可辨的一条细缝。但是要它完全裂开，还必须再给它一系列猛烈的打击。这一次要用大锤上窄的一面，对准石头裂缝狠狠砸。这时的大锤，前轻后重，左右摇摆，很难准确地砸到裂缝上，而且拿锤的人现在需要站在石头上面俯下身子，才能使铁锤对准目标。30多斤重的铁锤迅速落下的时候，有一股向前冲去的力量，拉得人立脚不稳，很不好用力。同来的一位画家想试一试，只一锤，手就起了水泡，立刻退下阵来。结果，还是得贾进才亲自出马。他站在石头上，连打十余下，虽然力气已经衰竭，但他仍然继续打下去，直到石头完全裂开为止。由于岩层太厚，这样裂开来的石头仍然太大，不能用，而且不便于搬运。还需要把它放倒，先打掉开始风化的部分，再找一些可能裂开的地方，用大锤砸开。已经筋疲力尽的贾进才老汉，还要再度挥动他那枯瘦的手臂。铁锤连续地落下来，火星、石屑和石片像霰弹一样四面迸射，打得人皮破血流，血和汗水一同滴落在石头上。但贾进才全不在意，仍然一下又一下地抡动大锤，使人禁不住怀疑：这样一副瘦小的躯体里，怎么会发出这样无穷的强大力量呢？

    巨大的岩石终于分裂成适用的石块了，这时，负责搬运的人走来，用铁链将这不易驯服的凶恶的家伙拴住，小心翼翼地抬上马车，运到田头或建筑工地上去。虎头山上每道沟壑里的每道石堾，大寨的几十座新建的窑洞和房屋，都是贾进才老人和他的助手这样一块一块开凿出来的。把这不知几万方的石块垒在一起的话，可以造成一座真正的山。古代的愚公只是一个寓言中的人物，太行王屋仍然蹲踞在造山运动的老位置上，没有移动一丝一毫。但是在共产主义思想鼓舞之下，古代的寓言变成了事实，活的愚公，真正的愚公，出现在劳动人民中间，并且感召人民一起进行了移山填海、改造自然的大革命。贾进才不就是当代伟大愚公共吗？

当人部门建议给贾进才同志树纪念碑的时候，他说：“那一道大坝不是我的纪念碑？”只有真正脚踏实地的劳动英雄，才能说出这样像用花岗岩凿出来的诗句！

午后，话剧团舞美组的同志们来了，领他们前来的文化工作队秘书吴增光同志告诉我，根据江部长的指示，要我去城里和创作组的同志一起研究一下创作问题。匆匆收拾了东西，和返回太原的两位同志一起，搭乘送话剧团的汽车到了昔阳。在县剧团的后门见到谢中一，他说明天开会。

听说在下思乐放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下集，和葛茂荣等一起随放映队的马车前去。放映前去看望了朱原平，又和葛茂荣一起到韩梅那里去，韩梅讲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下思乐有一个地主土改时投井自杀，他的女人带着一个儿子嫁给了一位老贫农。另一位老贫农有一个女儿，前几年有一个队干部要她嫁给他的一个亲戚，她父亲不依，遭到这位干部的报复。后来有人说给阳泉，就赶快打发她走了。但她在那里很受虐待，离了婚又回娘家来。另一位干部要她嫁给那个地主的儿子，她的两个弟弟坚决反对，他爸爸鉴于上次的教训，不敢表示异议，让女儿自己决定。她觉得自己已经嫁过一次了，老住在娘家也不是长法，就答应了。他爸爸早就预料这件事未必有好结果，因为土改时他曾积极向这家地主进行斗争。果然不出所料，这个贫农的女儿从此落入精心安排的敌视、凌辱、迫害之中。在邻居面前，婆婆对她虽有伪装的笑脸，但一回到家门里，马上变了一副冷冰冰的神色，话也不说一句。让她单独吃一种恶劣的饭食。老太婆奶上生疮，她那已经出嫁的女儿把嫂嫂叫来说：“你给我妈妈治病吧！”“没钱？你知道这疮是叫你气出来的？”“疮是多年的老陈病，怎么算我气出来的？”她回家和爸爸一说，老贫农就明白了，这是说病是土改斗争造成的。丈夫也来折磨她：“你爸爸土改时分到的被子还没破吗？把你再卖一次就能买新被子了。”老贫农原来不打算过问女儿的事，这样以来却不能坐视不顾了。因为这已经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阶级的事。他决定向支书反映，要求解决。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前集是1959年看过的，续集是第一次看。这一集讲的是办电，但矛盾和前集差不多。

7月16日

开会研究谢中一写好的歌词，宣读江部长来信关于创作的部分：要在继续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要以革命的精神创作，不要闹个人主义，要与群众中的业余作者合作，要有地方色彩、乡土气息。根据这一精神，创作组决定回武家坪，我和谢中一到大寨，明天动身。

用整个下午的时间写了对采石场的印象。因感受较深，所以写得还算顺利。

晚上找来近来的几种报纸，披览直到深夜。

7月17日

早饭后到书店买了一本《左权民歌》，然后和歌舞团的同志一起动身。

中午到大寨，看到《山西戏剧》编辑部的来信，要我把那篇谈深入生活的稿子补充一二个例子，介绍向贫下中农学习生产技术、思想品质的体会。下午和晚上都在为此动脑筋，最后，把离开杨家庄时写的一首诗抄了去充数。

谢中一讲了一个陈永贵考验宋立英对贾进才爱情的故事，很有意思。

宋立英是13岁的时候，因为家破人亡，被贾进才买来的。解放后，公布了婚姻法，贾进才曾建议宋立英自由选择去留，宋立英留下了。但是她年纪比贾进才小20岁，难免对他有些任性撒娇的地方，陈永贵早就风闻。进才当饲养员的时候，有一次正在山上放牧，一场暴雨，山洪冲走了两头大牲口。村子里的人都埋怨他。他冒着大雨在山上转了半天，牲口没找着，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宋立英又把他骂了一顿：“老不死的！还有脸回来？”贾进才一听，湿衣服也没换，冒着雨又走了。陈永贵知道了这个情况，派人把支委们找来说：“河里漂下来一个尸首。”他把样子说得像贾进才一样，“公社叫我们认尸哩。”宋立英一听就愣了，听着听着，“哇”地一声哭出来，就要去认尸。陈永贵说：“你急什么？听说你天天盼望老汉死，现在不正合了你的心？”宋立英越发哭得厉害了。这幕喜剧是如何结束的，老谢没有讲，总之，他们两口子情爱愈笃了。

7月18日

把给《山西戏剧》编辑部的信交农学院一位同志带到城里付邮。

看孙谦的剧本《灾荒年月》，有生活气息，人物性格也很活跃，但觉得似低于大寨的生活真实。

看昔阳和左权的民间音乐资料，把自己需要的材料抄录出来。

晚上去看社员分配小麦。

7月19日

搞舞蹈的几位同志从武家坪来了，一起到采石场打了一会儿石头。后来找了一个桃荫，研究他们的舞蹈提纲。

午后帮助话剧团的同志记录小学生的唱歌。幼儿园的娃娃也跑到门外唱起来，有一个名叫苏兰的女孩指挥，可爱极了。

晚饭后，参加少先队的“雷锋日”。

7月20日

早饭后到采石场去。今天主要是打炮眼。锤头虽然不重，可是时间持久，还是很累人。不过我发现最难的还是头十几下，一百下之后倒反而轻松了。

7月21日

打石头不仅要卖力气，而且要动脑筋。其中有很多道理，有唯物论，也有辩证法。和贾进才一起在金石坡干了几天，多少有些体会。

首先，面对着岩层或石块，你得找出它自身的结构规律，才能确定从什么地方下手，用什么工具，不能不顾规律，盲目地乱来。要注意部分和全体的联系，各部分之间的互相制约。有时，一块石头似乎已经松动，你急急忙忙地用铁杠去撬，但是却奈何它不得，贾进才就会对你说：“不沾！不沾！”原来边上的缝缝里夹着一块小石头，卡住了。老人用钻头凿了几下，把小石头敲出来，石头很容易地就撬起来了。而撬起一块有关键性的石头，整片的岩层就可以顺利地开采。贾进才把这比作开锁，其实也就是毛主席说的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抓矛盾的特殊性。

这个石窝是属于金石坡大队的，可是他们开不了。大寨曾请外村的石匠师傅来 ，也开不了。最后，贾进才来了，他用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和向自然斗争的智慧，打开了这个石头的宝库。真个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我很想在采石场多干几天，写一篇短文，题目就叫“采石场的哲学”。

中午，突然狂风大作，下了一阵暴雨。听说有400余亩玉米倒伏，大寨人心情都很沉重。

7月23日 

早晨，到饭场会上去，陈永贵分派全体去扶苗。他自己带话剧团的同志去康家岭。我向秀兰妮借了小锄，和他们一起去了。

陈永贵首先示范，让我们看。做法是这样的：一手扶着靠近根部的地方，一手扶着中部，轻轻把倒伏的玉米扶直，然后把倒下去的那一边用土培起来，踩紧。如果附近有去年的玉米根，就用来垫上，更好。

我们依法炮制，六个人扶一片田，扶完了再到另一片田里去。大家都是小心谨慎地，像照护受伤的战士一样。有时偶然碰断一片叶子，就懊恼得很，要是弄断了一根玉米，更难过得厉害。大家都体会到：伺弄一棵庄稼是多么不容易啊！

午后又去扶苗，不过是在村南边的高梁上，扶的办法也略有改变：不要像上午那样扶得太直，甚至矫枉过正，否则要倒到另一边去了。

晚间，陈永贵给话剧团的同志讲话。谈话继续到半夜，共约3个小时。谈话中间，窗外沙沙地有雨声，陈永贵侧耳听了一下，问：“下雨了吗？”有人回答了他。他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显得心不在焉，说话老出错，把自力更生对阶级斗争有利，说成“对阶级敌人有利”。显然他心里在骚动不安，过了一会，才渐渐平静下来。最后说到下面这些话的时候，是带着倔强的感情的：“今年土地受灾，还是产量不减！玉米倒了向谷子要，谷子倒了向晚玉米要！一次受灾就认输？再有一次也不认！不是那么可怕的！”这一段话好像不是向剧团的同志说的，而是向自己或者向威胁大寨人的无情灾害说的。

1965年6月5日 星期六

今天动身到昔阳了。

10点14分上车，1点多钟到了阳泉。正好遇到一位去大寨的同志，一起去汽车站买了票，不久就上车，4点多钟就到了昔阳。

这位同志很热情，不光代我买票，还代一位老大娘买了，上下车的时候，对妇女老幼很照顾，比较起来，我自己顾自己的时候多，感到自愧弗如。

从到平定境内开始，到处都是学赶大寨的气象，地平，堰齐，庄稼旺盛，道路也修得更宽、更平坦了。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建筑，有些地方已经风景大异了。

在街上遇到谢静山，找到了党校的所在。曹克他们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家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洗了一下，我也学了一会儿《矛盾论》。

晚上，曹克等同志介绍了工作的意图和情况。反映大寨这个任务是很严重的，本着“战术上重视敌人”的精神，应当集中优势兵力。

6月6日 星期日

整天都翻阅曹克同志送来的材料，让大寨精神在脑子里更生动地显现出来。

前些日子从《太原晚报》上抄下一首题为《我们是革命接班人》的歌词，晚饭前试谱了一下，还好，不过有些地方还要突出些才行。

晚饭后从书店买了《小林多喜二小说选》，回来后才发现有精装本，很后悔。

晚上讨论《大寨人》的提纲。提纲已经是经过多次修改的了，大体上说，表现了大寨的主要精神，即自力更生，但以国为怀、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还不突出。讨论中，大家感到有些场不太自然，可是说不出原因来，其实是由于这些场里有个别情节离开了该场的主题。

讨论进行到10点10分，散会后又研究了明天如何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6月7日 星期一

早饭后，又研究了一会儿提纲，不过没有什么进展，只是决定暂时定名为《红寨人》。

拿了一些材料来继续阅读。等到吕梁他们改好了提纲，我就开始刻写。但钢板不好用，刻得很不顺利。直到下午找到另外一块钢板，才在晚饭前刻完了。

宣布了分工，我负责写3、4场的歌词和1、7场的音乐。

6月8日 星期二

每天早晨起来都扫院子，见到女同志那边长久不扫（大约她们早上练功，顾不上吧），所以今天我在扫完这边以后，又去扫那边。小谢和邱淑芳连忙也来扫，我叫她们照常练功去了。

整天就是翻阅有关材料，考虑分工给我的《革新花儿朵朵开》如何写的问题，竟不得要领。

应当到大寨去住几天啊！也该去看看贾进才一家这些熟悉的人了。

昨天和今天都听到小学校的学生们唱我写的《自力更生无价宝》（这只歌最近印在《学大寨歌曲选》里了），它居然能流传起来，真叫人喜出望外。不过，听起来没有什么光彩。

这两天在看小林的小说，这是真正的革命文学，并且艺术性很高。

6月9日 星期三

正在扫院子，听说成永贵来了。扔下笤帚跑到前院去，才知道中央乐团创作组的同志请他来给歌词提意见。我们也去听了。歌词很长，念了将近一个小时，然后陈永贵提了几点意见就走了。

乐团同志还要求我们给提意见，因为其他几位写词的同志都在赶任务，所以叫我代表大家发言。大家在一起交换了意见，我又准备了一下。会从4点开到6点半，本来还要请他们给我们的提纲提意见的，但时间不够了，只好以后再说。

乐团的歌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它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大寨人的英雄事迹，表现了大寨人的革命精神，特别是突出地表现了以国为怀、助人为乐的风格，这比我们的提纲有很大的优越性。同时，它对题材的处理是略远详近，着重渲染今天的大寨人在新高潮中的新风貌，这也是我们的提纲所不及的。，形式和语言也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早饭时向曹克提了去大寨的要求，他也同意，并且说早些去好，庄则栋今天去大寨了，可以听听陈永贵的报告。但是话虽如此，并没有做具体的安排。

《小林多喜二小说选》读完了，印象非常之深，这样的作品，读过一次，就永生也不会忘记。

6月10日 星期四

又回到大寨来了。

介绍信也顾不上拿，追上了乐团的几位同志，徒步向大寨走去。心，渴望着快些到达。体会到朝圣者的心情。

在招待所略事休息，就到村里去。看了展览室，比之去年，有一些改变，增加了民兵练武的专版，同时还展出一些作物的样品，其他则仍旧。然后去贾进才家，门反锁着，显然都忙去了。吃过午饭又去，家里仍没有人。去伙房那边和李喜庆谈了一会儿，他今年又得了甲甲等模范的奖状。

到海贵家里坐了一会儿，海贵回来了，他比去年高了一些，但是瘦了。跟他一起来了好几个小学生，海贵拿了几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给其中一个小孩。我问这个小孩读过哪些，他说读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孩子不过几岁的样子。我问海贵，老师欺负他的事，他说现在还是一样，社教运动也没有解决问题。

宋立英同志回来了，我和她一边说着，一边等贾进才父女。好久之后，老贾才回来，样子很疲劳，说他的手臂痛，我看了看他的长着厚厚的老茧的手，关节似乎肿了，可能是急性关节炎吧？我帮助宋立英压饸粩的时候他睡着了，他实在累得厉害。

秀兰终于回来了，她已经认不得我，但是当知道我姓陈的时候，她立刻猜到我就是寄书给她的同志。她告诉我，她已经读完了一本。我问她写笔记没有，她就把三个笔记本拿出来给我看，其中一本是日记，从里面看到她已经入团，一问，说是“5•4”加入的。早知道的话，应当带一点礼物祝贺她才对。

学校的女老师来了，不说什么，就帮宋立英去揉面。宋立英一边在炉子上烙薄饼，一边从炕席底下拿出一本毛著单行本来读，老师给她解释书里的生字。她们母女非让我吃薄饼不可，我只好吃了一点。

因为早上临走时约好两点半和小谢通话，所以赶忙回到招待所，等了半小时，县里的刘书记打来电话，通知招待所留我住在这里。问题解决了，心里高兴得很：我又可以在大寨住几天了。不来还好，一来，就不想离开这地方了。我爱大寨人，我爱这一边做饭、一边读毛主席书的农妇，我爱这里渗透到一切生活细节中的革命精神......

到山上去走了一圈，到处都有新气象。山上，钻井机在突突地响，大寨的水利工程在进行，各处的石堾都加固了，地堰也比去年修整得更光洁，庄稼也分外长得好，据说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一个人漫游了一个小时，才回到招待所。

农学院科学基点组的同志们仍在这里，他们和干部、社员的关系已经十分融洽，工作也展开了，不是去年那种几乎立脚不住的狼狈相。很想了解一下他们实行三结合的过程和体会，晚饭后到他们那里坐了一会儿，问起这个问题来，他们说，时间久了，彼此了解了，工作就展开了。但是问题怕不这么简单吧？有机会还要深入地谈谈。

黄昏时候阴云四合，空中响起威胁人的雷鸣，开始落雨点了。但是山坡上竞赛的红旗仍然在迎风招展，社员们仍然在加紧深刨。大寨人的战斗作风就是这样！

看完了秀兰的笔记很受感动，她的学习态度非常严肃认真，而且能够处处对照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这个小妮妮真值得我好好地学习呢。

秀兰和他妈妈之间的关系很有趣，不像母女，倒像姊妹。今天学校开会，秀兰回来迟了一点，宋立英抱怨了几句，秀兰一点也不嘴软，这倒还还平常；最奇怪的是宋立英的态度，一点也不带火气，也不抖老娘的威风，女儿回嘴，她倒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

晚上，乐团创作组请党支部和团支部给歌词提意见。朗读进行到10点多，大家都很困乏了，没有多说什么，只说：“很好，很好”，就算完事。我去旁听，本来是想从他们的评论中得些启发，结果是毫无所获。他们太疲乏了，赵大和几乎从凳子上摔下去，而正当读铁姑娘一段时，赵素兰却打起瞌睡来。

6月11日星期五

5点半起来，帮助服务员同志挑了两担水，据他说，每天要用30多担水，真够他挑的。

大部分同志起床后，我把屋子里的地面打扫了。

吃过早饭，准备去找贾进才同志一块儿到石窝去，正碰上他挑着三份早餐从村里出来，我连忙接过来挑上。遇上一位张书记，他和书记说话，叫我自己先走。我挑着饭走到石窝，三个社员正在打炮眼呢，见饭来了，就停工吃饭。他们三个是贾占元、贾占光，和小南山的一位社员。正谈着，车来了。赶车的说：“老陈（永贵）嫌出车晚哩。”三个社员不说什么，可是脸上有些不高兴似的。

我问小南山的那个社员，他们那里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大不大。他说：“农村干部文化不高，对党的政策不很好学习，还能没问题？”我说：“不在文化高低，陈永贵文化倒不高，可是只要听党的话，也能办好事情。”贾占元说：“永贵有肚才。别看他识字不多，做三天报告难不住他。”

一会儿，贾进才来了。中央乐团的金帆、张文纲、田丰等四位同志也来了。

在已经打好的跑眼里装上黑色炸药，放了一炮，很成功地炸开了一大片岩石。我来金石坡石窝好几次，还是头一次看见放炮。

然后就是撬呀，砸呀，抬呀，我能干的什么都干，大部分时间是在抡铁锤打炮眼。有一段时间，他们把这个活儿让给我们去搞，可是乐团的同志不大行，所以我抡锤的时候多。一连几百下，手掌上皮开肉绽，血水横溢了，握住锤把像握住铁蒺藜一样刺痛。但是想起贾进才他们的干劲，咬咬牙就忍过去了。在杨家庄时听他们讲，合作化初期，积极分子拼命搞集体经济，干到双手流血，当时我想像这一定是很不容易的，现在自己经受了，原来不过如此。后来贾进才发现我手破了，说什么也不让我再抡锤，我只好帮助抬、撬。

乐团的同志带来了照相机，大家在装满了石头的大车旁一起照了相，过了一会，就回招待所了。

乐团的人们午饭后回县城，他们的饭票不够了，我给他们每人数两饭票，省得他们再去买。饭后，他们搭乘参观者的车回去了。

中午，陈永贵来和一些参观者见面。在招待所的饭堂，他对几位干部说：

“地是越修越想修，修好这块，就显出那块不好了。”

“社员们想住窑洞——冬暖夏凉么，我就搬到楼上，等大家都住窑洞我再住窑洞。”

据他说，去年增产的幅度比公布的数字还要大些。因为，1、土地经过丈量，多出几亩，如仍依63年的亩数计算，还要高些；2、产量是到今年1月份粮食全干以后才落实的，如果像63年一样在未干以前落实，增长的数字还要大。

今年实行就地沤肥，省了肩挑之力。

谈到当前的深刨，他说：“现在是苗追人哩，它长得比手提的还快，早刨一天，多吸收一些阳光。”

他对这些住在招待所坐等材料的人似乎很恼火。他说：“参观的不怕，就怕这。压力大。”

后来他又和在外边凉棚下坐的一些矿学院的学生说了几句话：“到1970年，山顶是树林，半坡是果木，山下才是粮田。光是水果的收入，就抵得上现在农业的收入，那时候大家再来看吧！”学生们鼓起掌来，陈永贵走了，忽然又折回来。参观者中有一个戴红领巾的少年，他拉住这孩子要和他一起照相。但是，可惜胶卷已经用完了，大家都感到很遗憾，他只好向大家挥手致意，回村去了。学生们唱起《学习大寨赶大寨》这支歌来。

把秀兰妮的笔记本给她送回去，怕她等着用。她和贾进才都还没回来，只有宋立英一个人在做饭。

午睡起来，又帮助服务员挑水，然后就把上午的见闻记录下来。

读《大寨》，以便把脑子里的印象系统化。

五个小孩跑到招待所来要瓶瓶，我找遍了各个角落，只找到四个。没有拿到瓶瓶的孩子赖住不走，非要我给他一个瓶瓶不可。正当无法解脱之际，海贵来了，他劝那小孩以后再来，“要不我给你一个瓶”，终于把他劝走了。他又从其他四个小孩手里把瓶子都收回来重新分配，“淘气的孩子不给”，把另外一个孩子的瓶子给了刚才向隅而泣的小家伙。令人惊异的是，不论收回瓶子也好，把这个小孩的瓶子给另一个小孩也好，都没有遇到任何抗拒，连抗议都没有。海贵的威信就是这样高，孩子们的纪律性就是这样强。

吃饭的时候，正值前来演出的实验话剧院同志们在化妆，意外地见到榆次的刘甲莲。她是临时来帮忙。她说听到孩子们唱我去年写的《自力更生无价宝》，感到十分亲切。

吃过饭去贾进才家约他们看戏，发现宋立英正肚子痛，忙跑到供销社去买药，但是除镇痛片之外什么也没有。后来农学院实习的学生给她喝了一点十滴水。

秀兰妮吃罢饭就跑了，碗也不洗，煤也不添，贾进才对她很不满意。我给添了一铲煤，要去挑水，宋立英不让，说是水缸要洗了。秀兰的这个缺点要向她指出。方才我已经向她说：毛主席的文章要反复学，还应当告诉她：一个革命青年，也应当是尊重父母、勤俭持家的模范。

到素文家去，俱乐部的书还是放在她家，比去年增加了一些，但还不够多。问她学毛著的情况，据说目前只有《毛著选读》乙种本20余册，铁姑娘队也还没有做到人手一册。有可能的话，我一定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看了演出，很不坏。看戏的时候，一个武家坪的女孩大胆地来握我的手，这样异乎寻常的举动，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演出结束，陈永贵等和演员在台上拍了照之后，女演员又和铁姑娘们合影。快开拍的时候，我发现作栋和另一个姑娘躲在树下的阴影里。我问她们为什么不去拍照，作栋说：“她们已经排好了。”我再三劝说，她们总是不肯上台。后来我大声喊：“等一等拍！这里还有两个铁姑娘呢！”台上一齐招呼她们，这两个谦逊的姑娘才上台去了。

演员们当晚就返回留庄，我送走了甲莲才就寝，这时已经是凌晨1点多钟了。

6月12日 星期六

 起床后打扫了院子和房间，本想再去打扫看戏的空场，但是吃早饭的时间到了。

早饭后到贾进才家里去，想和宋立英一起去深刨玉米，但是她说今天不去了。我以为她昨天的病还不好，就安慰她：“你在家休息吧。”她说不是为有病，今天他要在家给秀兰补几件衣服。我向她借镢头，她说：“我的不好用，你把小花妮的拿去吧。”姑娘们今天送肥去了，制片厂要给她们拍电影。

我扛上镢头，跟定一伙人到了合作沟。这一伙人当中有贾承让、朱国栋，大部分是实习的学生。到了地头，先歇了一会儿，贾承让指着附近的几个大洞说：“日本鬼子捉人的时候大家就躲在那里边，但是因为有汉奸，还是被敌人找到了。于是大家就讲起日本人的野蛮和汉奸的可恨。有些27岁以下的青年人没有经历过这些事，不知不觉就受了一场爱国主义教育。

一边劳动，我问贾承让一年来有些什么新套套。他说今年没有，去年下半年新套套是单株管理。

刨了不多一会儿，昨天磨破的手上刚刚长出的嫩皮又磨破了，露出湿漉漉的红肉，黏黏糊糊的血水沁流出来，每一挥镢，手掌就针刺一样地痛。有点担心感染破伤风，想声明一下退出战斗，但内心又有一种声音制止了这种怯懦的行为。“轻伤不下火线！”这点伤是轻而又轻，比起大寨人洒着鲜血垒坝的苦斗来，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这样想着，就坚持下来了。

因为握紧镢棒连续地直刨，手痛得更厉害了。我就改为举手过顶，猛然砸下镢头，这样整个镢头都会扎进土层，一翻就是八九寸，速度也不低——我总是同时刨两垄，比只刨一垄的，也落后不了多远。同时我还注意少留脚印，总是刨到不能再刨时才跨一步。

有些人刨得又浅，又常捎着玉米根，贾承让很不高兴，他同时指出有些人碰断了玉米叶，“这比割你耳朵还痛哩！”

人多手稠，干得很快。一会儿就到沟顶上了。11点钟时，休息了一会儿。一坐下，不知怎么讲起陶鲁笳书记来了，于是谈起接班人的问题。贾承让说：“斯大林就没有培养下接班人。马林科夫？不是自动让位了吗？不沾。”后来话题一转，转到民主作风和说服教育问题上，好几个干部社员都参加讨论。贾承让说：“一个人，你越是和他害，他越不怕你；你越好，他越服。”

大寨人日常的闲谈就是如此。他们这里没有任何猥亵无聊的、低级趣味的谈话。在原平，住在郭双明院里那两个月，我每天都被一些妇女的无穷无尽的唠叨包围着，好像全身陷在一种讨厌的粘液里，使人心烦意乱。

后来，一个学生念报纸，快到招待所开饭的时间了，我就先自回来。路上遇见那些年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担肥。沤得很湿的秸秆一定是很重的，她们像男人们一样，每人都装得两筐满满的，压得脸都憋红了，上坡时嘘嘘的喘气声老远就能听见。但她们脸上却呈现出坚韧的表情，默不作声地在山路上飞奔。

大约是早饭吃得不多，所以饿得发慌，脸也不想洗，就去吃饭。

午睡起来，继续读《大寨》，反复读其中“一切经过试验”，“年年都有新套套”这两篇。大寨的技术革新，在我脑子里渐渐清晰起来。于是开始想如何表现的问题。像提纲规定的那样，几个青年一边在田间劳动，一边唱技术革新的好处，这种办法是不成的。这还要和他们商量一下。小谢托人带来一个纸条，叫我把大寨俱乐部的《自力更生是法宝》抄回去。

傍晚，作栋和美容穿着新衣服，背着枪，从村里走出来，他们要到太原参加比武去。作栋去而复返，原来是忘记带笔——比武虽当然重要，但是学习当然更重要。当时我很想把自己的笔给她，但怕她不会要，所以没有说。

去找贾吉义抄那个《自力更生是法宝》秧歌，他叫我去找秀兰，于是到了秀兰家。她找了另外一个女孩来一块儿凑，很快就把几段唱词凑起来了，然后我又记下了曲子。

我对秀兰说，一定要尊重老人、勤俭持家，并要她马上做起来，为了推动她，我动手扫地，还要替她刷碗，于是我们俩一会就把窑洞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了。一会儿，宋立英从外边进来，秀兰嘻嘻哈哈地告诉了妈妈。贾进才回来看了一下，说：“唔，今天收拾干净了。”

老人对我很关心，要看看我磨破了的手。听说今天又磨破了，他显出很焦急的样子

宋立英一边喂奶哄孩子睡觉，一边又掏出毛著单行本来看，女教员在一旁教她生字。没有比这更美的镜头了，看到一个孜孜不倦地钻研伟大真理的农村妇女，使人打心眼里感到敬爱。

秀兰说，她要送我两张照片，一张是夹着毛主席著作上学去，一张是正在读毛著。这两张照片我一定要很珍贵地保存起来。

    贾进才走后又回来，叫宋立英去开支委会。团支委牛桂兰也来叫秀兰去做什么，于是我就告别了这可爱的人家。找贾吉义的时候，顺便到赵素文家去，弄清《毛著选读》（乙种本）普及的情况，最后弄明白图书室里甲乙种本共有30多套。一部分干部和先进人物曾得到上级奖将给的乙种本，铁姑娘23人，大部分都没有。《语录》有60本（一连和八连各赠送30本），但没有发给大家。回去以后，只要有钱的话，我就要买一包（18本），送给这些可敬的铁姑娘。本来还想和素文谈谈他们学习毛著的情况，可是吉义要和她研究晚上的工作，再说她劳动刚刚回来，还没有吃饭，于是我就没有多事逗留。

6月13日 星期日

起床后照旧打扫了院子，又把舞台前后及球场都打扫干净了。炊事员见了夸道“积极分子啊！”

手破了，参加劳动怕影响农活质量，决定再到山上走一走，看看上次没有看的一些地方。先去看了缆车运肥：饲养处在山沟底下，圈肥不易送出，于是在山坡上修了一条简易的车道，用一个电动机带动一辆加高的平车，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厩肥送到山坡上面了。我在下面帮他们装了一会车，又顺着来路走到上面看了一会儿。

然后又从西面的沟里顺着供钻井机冷却用的输水管向上，走了好久，才到了钻井的地方。那里搭了一座帆布篷，有五六个工人在操作。看黑板上的记录，已经钻到118m了，可是还没有水。从钻孔中取出的岩芯堆在一边，已经装了十多箱，还有一些已经编号但还没有装箱，几乎全部是石灰岩。据说可能遇到了一块很大的石灰岩层。但是钻井机还在不停地工作，大约总有一天要出水的吧。

从东面的山坡向上，走回大寨，沿路拾了一些样子奇怪的石头。一位耧地的老农问我：“拾那有什么用？”我说：“拿回去做个纪念。”的确，虎头山上的石头，也是值得珍贵的。去年在大寨时，我曾捡到好几块玲珑剔透的石头，可惜当时没有带走，至今非常抱憾。在原平时，和一些同志说起，他们也都说应当带回的，所以这一次我决定不论如何要挑几块带回去。

因为明天要走了，下午把对秀兰的意见和希望写了一下，准备把我保存了一年没有舍得用的那个小笔记本同时送给她。

傍晚起了雷雨，本想去村里，可是行走不便，所以没去。坐在招待所里阅读毛主席著作，把有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话都摘录出来。

6月14日 星期一

早饭后到贾进才家去，他在石窝没回来。把一个小本和昨天写的意见给了秀兰。她看了意见以后说：“都是哩。老陈，我今后一定改正。”她还问了我的地址，准备寄照片给我。

然后我又到石窝去向贾进才告别。他们正在把岩层上面已经风化的部分劈下来铺到平地上去（以便马车拉近石块）。我拿过箩筐来，一口气担了一个多钟头。贾进才显然是为了照顾我，教大家一起休息抽烟。他又问起我的手，说：“回去给他们看看你的手，就知道你是怎样劳动的了。”我告辞的时候，他说：“今天不要走嘛，......天下雨就不要走啦。“看得出老人对我有些感情。

我一定要巩固和这一家人的联系，。能否巩固，对我是一种考验。

说好搭内蒙参观团的车进城，但他们午饭后不即启程，于是我就徒步回来了。到了党校，小谢他们午睡刚刚起床。

乐团的同志明天要走了，请张文纲、金帆、罗正来给我们的提纲提意见。他们很谦虚地说了一些鼓励的话，然后很中肯地指出：对大寨人的高尚风格表现得不够，，人物的内心思想感情表现得不深，形式上有些单调等等。在大寨的时候我曾对这个提纲做过一番仔细的推敲，发现其中有些部分是不合逻辑、不合情感发展的节奏的，从形式上面考虑的多，而内容单调、凌乱。实在说，我不认为它可以成为创作的基础。但马达既已开动，只好努力向前，现在的问题只是如何把分给自己的部分尽可能写好而已。

（我先后四次访问大寨。1964年访问的结果是写出合唱《改天换地大寨人》（后又扩充为《大寨红旗颂》）。65年访问是为了《大寨人》的创作，后来在此基础上，与人合作写成八场歌舞剧《壮志易山河》。1966年春节上演后，为进一步修改《壮》剧，又曾到大寨访问，但时间较短。第四次访问，则是文革后期了。我在日记里描述了大寨人的英雄业绩给我的深刻印象，记叙了我同大寨人、特别是贾进才一家的交往。）

（作者：陈志昂系原中流杂志副主编、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红色年华》顾问。本文首发于激流网会刊《红色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