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有修养的人们原谅我那时的童言无忌，

愿我的固定读者，重读时摈弃它的过言。

我已经写了：那是该节制的胡说。

2020年8月，作者记

1

当身为后辈，却真切地感到某种把握在沉静中逼近时，那感受是新鲜的。也许确实应当放纵这种瞬间的感受。他身边纠缠着那么多无聊至极的异类，如成群苍蝇在纠缠一具死骸。1991年的我突然觉得应当站出来了，应当有人将心比心，以血试血。

这原因是由于参照的必要，十余年来我一直寻求参照，但大都以失望告终。我习惯了以血统区别和判断，因为我曾这样认识了自己。托命一支笔以来，我曾非常注意向文人寻找，但结论是否定的。否定之中，又见识过《活动变人形》（王蒙）、《慈航》（诗，昌耀）、《边城》（沈从文）；艾依特玛托夫（苏联）、斯坦贝克（美国）和岡林信康（日本）的各式艺术，以及有一篇仅一页的兼论毛泽东和鲁迅的李志华（李新华？）的小文——因此，我同样不能否认他人的潜力。

这样，对自己的“类”的孤立的自信和无力感，便在每一夜中折磨灵魂。

我坚信，我读着《野草》、《故事新编》、《药》、《伤逝》、《故乡》、《狂人日记》这几篇时，我相信有了一种把握。我不愿重读。中学生教室里念一遍而如今却日觉鲜烈的印象；也许错，也许对，也许是关于先生上述作品的印象，也许不过是自我感觉——都无关紧要。如果我有能力出版先生一本选集，我只选上述几篇。其中《野草》和《故事新编》只选半部左右——我此刻寄人篱下，身无分文，资料全远在彼岸中国，但是我有如上把握。

就像王蒙依据他作家的内心体验戏作《红楼梦》研究一样，我也只凭自己的内心体验写这篇关于先生的随笔。

曹雪芹固然伟大，但是太中国人味了。或许曹雪芹是满洲人，但满人比汉人更北京化、更市井化、更充溢着孔孟之道的霉味。中国从来只能由曹雪芹型的人物代表；但中国需要的却是另一种人。腐朽的古文明不该再增添什么“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之类陈言滥调。中国需要公元前后那大时代的、刚刚混血所以新鲜的“士”；需要侠气、热血、极致。

先生弱也，丈夫气短。但是现代中国仅先生一人属于这个类型，因此，我遵循中国人称“主席”则不言而喻即专指毛泽东主席、称“总理”则不言而喻意在周恩来之用语习惯，以上以下，文中以“先生”二字尊称特指鲁迅先生一人。

2

有过一个非常善意的外国人问我：“鲁迅真可以被称做文学家吗？”——他的意思我懂，他是指先生文章犀利有余；政治论战、投枪匕首有余，而纯粹艺术意味的文学性不足。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也觉得，先生确实一直没有能够写成一部代表作。他缺一部或几部长篇小说——就纯粹艺术意味而言，我似乎早在他那些阴暗文字中品味过某种有苦难言的滋味。是责任感和区别意图——真的对祖国大前途的沉重责任逼他的文章不得不理论化与学术化；同时，区别——他不愿与活得轻松甚至妙趣横生的同时文豪们（比如郭沫若、林语堂）共伍，就如当代中国在牧区和田野忍受辛苦沉入底层的民族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不愿与那种媚世无节的“民俗学者”共伍一样——他没有宁静下来或疯狂起来，著作一部大书的余裕和心境。

而我盯住了他的能力。不错，就是能力二字。从《狂人日记》中可以判断他的现代主义能力，从《故事新编》中可以判断他的变形力。《伤逝》显示了他的“基本小说”的创作能力，没有对此种能力的确认，一个作家会丧失自信。（若容忍举一劣例，我想说，我本人若没有写过《西省暗杀考》和《北望长城外》两个篇什，我将长久自卑而不能自拔，尽管我有过不少铅字）。更重要的是《故乡》，闰土这个形象关键无比——前面失礼罗列的名人们是不会牢牢记住闰土的。让闰土成为自己心底充盈的深情，这种能力对一个大作家来说价值连城（我在同样意义上尊重王蒙的《在伊犁》）。此外还有学者式的能力；做学者态的文人古而有之，身具真知灼见者不见几人。沈从文后日潜心服饰史，但并不见他有控制古代之力。钱锺书一部《管锥篇》，未必经得住后人推敲。具备全部能力者，言则过严——但确实仅有先生一人。以我人微，作此大说必招大嫌。但是我在破题时决心已定。

由于种种原因，无力无暇写自己的人生之作，却眼见对手（文学战场上，总有高低较量）新书大著层出不穷——先生的苦涩，包括无法表白自己能力的苦涩，是他文章阴郁沉重的原因之一。

——这里引出一个深具意味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学呢？艺术性是否绝对是第一前提呢？

我也长久地为这个问题痛苦着。

暂时，我觉得：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吃亏了。比如他花费精力援助过不少年轻人，让他们成为作家。但是年轻人未必有青春，年轻人易于背叛。萧红萧军都未必是先生同类。先生放弃了一部分纯粹艺术性，也浪费了已有的条件。先生不知道：当年阜成门内的大四合院，以及上海的上层物质条件，对于他的后来同类来说，已是不可企及。除此以外，政府对先生的特殊容忍，在中国史上也是罕见的。他缺乏一种残酷或者说坚决，也缺乏一种判断，他吃了亏，苦在心里。卒年出版的《故事新编》，正以其一副末世相的怪诞狰狞，向后来人诉说着先生再无大作品的痛苦。

我从仙台新设的鲁迅纪念馆里拍摄的有藤野先生朱笔改过的鲁迅听课笔记

3

尚不仅仅是无法再写下去，而且既然小作品已经道破深机、便无心再写大作品；尚有更大的危机。

人最难与之对峙的，是自己内心中一个简单的矛盾。《故事新编》据我刚刚打电话向专家询问：恰出版于他的卒年，这不可思议——先生很久以前就已经向“古代”求索，尤其向春秋战国那中国的大时代强求，于是只要把痛苦的同感加上些许艺术力气，便篇篇令人不寒而栗。读《故事新编》会有一种生理的感觉，它绝不是愉快的。这种东西会使作家自知已经写绝，它们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作家已经无心再写下去。

但是，先生向古史钩沉是不能自救的。一生看破了学术也看破了文章，更看破了孔孟之道这一天敌的先生，并没有出口。绍兴一带，正是孔孟之道的深潭。出身绍兴，几乎断定了先生无法打破障壁。

——我在结识了、投身于回民哲合忍耶教派以后，常常胡思乱想。我总觉得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位南方人应该知道中国存在这样一个教派。但不可能，人生有限，知也无限，他们两人显然都缺乏这种特殊知识和认识。他们应当遗憾，尤其鲁迅先生应当遗憾——他很可能对这种顽强地在中国活下来的人群一无所知。

痛知中国文化之毒，苦无中国自救之理，又憎恶形形色色的媚外媚洋，而自己最终又不得不向中国这无限的存在去求活——宛如魔圈，宛如鬼墙，先生孤身一人，自责自苦，没有答案。他没有找到一个巨大的参照系。

在没有解决这巨大的矛盾之前，优秀的作家很难写作长篇小说。1936年先生辞世，留下了费解的《故事新编》勉作答案，但更留下了《狂人日记》为自己不死的灵魂呐喊。何止没有写成鸿篇巨著，先生只差一步没有疯狂。

读者既然读了，也应该做一个理解者。干扰的阅读是讨厌的。我想，我可以反问那位不乏善心的外国人了：你真的可以被称为读者吗？你有什么资格议论别人的文学呢？

徐锡麟办的热诚学校

4

臆想和胡说一发便不必收拾。我追忆着一些曾有过的对我的美好臆想，我觉得先生不会讨厌我的思路——据我的胡说，先生或是“胡人”后裔。当然，这是绝对无法实证的。

先生血性激烈，不合东南风水。当然，这仅仅是少数民族对当代汉族的一种偏见。我只是觉得，他的激烈之中有一种类病的忧郁和执倔，好像在我的经历中似曾相识。中华血脉复杂，历史上几次大规模混血；似乎血的继承是奇异的——并非是混血后形成了新的人，而是人们各自继承着遥远的某种秘密。就这个观点，我请教过遗传学专业人士，他们对我的胡说不予同意。因此，以上仅是妄言而已。

但我的心灵却坚持这个感觉。先生特殊的文章和为人，实在是太特殊了。对于江南以及中国，他的一切都太显得格格不入。我怀疑他的血缘，因为我极端地尊重这血缘。也许胡说更逼近一种把握。胡说应该节制，就此止笔。

回忆中，印象中，他的文章是多么不可思议呵，眉间尺行刺不成，人变怨鬼，两颗头颅在沸腾的鼎镬中迸跳追咬，最后大王和贱民两颗头颅都安静下来，安静成一对不能区别的白骨——追忆着，心里阵阵激动。两年前，当最终我也安静下来时，我满心杀意又手无寸铁，突然想起了这个画面。这才是短篇小说，有哪一位小说家创造过这样的文章画呢？写出来以后，怎能再写长篇呢？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是的，并不需要长篇。

我手头只有一薄册《野草》。它在1973年的中国印成的精美的单行本，定价只有两毛钱。三万字，两毛钱，这些数字都有寓意——今天这样短的散文集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那时如此便宜的定价，使任何穷人都买得起。

而先生本人，序这本《野草》时，他想到过那序文几乎是一篇近主的宗教誓辞了吗？“地火在地下运行”——把它解释成革命和阶级斗争，是多么天真；“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的环境，难道不是现世么？回民称之为“顿亚”（Duniya）时，对这种现世与精神世界之间界限的强调，难道不可能成为先生的参考么？对于“智识阶级”的讽刺和蔑视，如果有一个温暖的出口，是不会导致“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的伤感的。哪怕他们有长篇。

但毕竟是先生向中国大声喊出了孔孟之道的本质。中国的小学和中学强求当年还是孩子的我们背诵这呐喊，实在是太残酷了。好在那时教与学双方都不理解。但那时童声的背诵又太奇妙了：它使我心中留下的印象一直鲜活，心没有受伤然而心也没有麻木。

是的，“吃人”的孔孟之道将反复成为我们心灵的敌手。中国人，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应该牢记先生那沾血的呐喊声。

怀念你，我的先生。

199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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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承志。来源：微信公众号“张承志”。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