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白人至上主义思潮卷土重来，特朗普等右翼政客的上台更是推波助澜，把西方社会置于种族撕裂的处境。2016年夏天，当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大放厥词，发表无数种族歧视言论时，伦敦英格兰国家剧院上演了1950-60年代美国黑人女性剧作家罗瑞·汉斯博瑞（Lorraine Hansberry)的作品《白人》（Les Blancs）。这出戏描绘非洲人民从隐忍走向反抗的历史，是美国戏剧史上唯一以非洲人民反帝反殖斗争为主题的作品。剧作家用非洲大陆的革命来观照美国黑人争取平等的斗争，引导观众去思考一个极为深刻的问题：在当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框架中，黑人平权运动如何与“全世界受苦的人”的斗争建立连接，从而实现真正的解放?
近年来种族议题在好莱坞出现一波热潮。2018年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绿皮书》是这波热潮的一个小高潮。种族议题回归是现实矛盾激化的表现。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代“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的支配下，艺术家对种族议题的反思极少能深入历史和现实的坚硬内核。罗瑞大半个世纪前的绝笔之作，至今仍是这一领域最强有力的声音。这部杰作直到剧作家去世5年后才得以上演。在英格兰国家剧院将其搬上舞台之前的40余年中，它鲜有机会在英美主流剧院演出。英格兰国家剧院的网站上这样介绍：“《白人》写于《阳光下的葡萄干》之后11年，是罗瑞最后一部戏剧作品，这是美国舞台所未知的一出杰作，也是对后殖民时代非洲灵魂的一次高度戏剧化的研究。”1
罗瑞·汉斯博瑞 图片来自《纽约时报》网站
《阳光下的葡萄干》是罗瑞的舞台处女作，也是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该剧1959年在百老汇首演，100多场演出场场爆满。剧作家凭借该剧成为首位获得纽约剧评人协会奖年度最佳戏剧奖的黑人剧作家，也是该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者。这部作品被翻译成35国语言在世界各地上演，前后共有5个电影改编版。与其相比，《白人》写于剧作家罹患癌症生命即将终结之际，可谓是一部“天鹅之歌”。这部作品把非洲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广阔历史搬上舞台，并抨击西方白人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在这个问题上的首鼠两端。尽管这部作品从主题的深刻性到艺术呈现的诗意都远胜过她之前的作品，甚至被评论家誉为她最杰出的作品2，但主流观众无法面对剧作家思想的尖锐锋芒，这部伟大的作品因而知音寂寥。面对当下这个正在被种族、阶级冲突撕裂世界，以及大洋彼岸美利坚在特朗普执政之下的种种乱象，我们有必要穿越尘封的历史，重访这部伟大的作品并从中获得启示。
一、“寻找罗瑞”
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非裔美国研究的伊玛尼·佩瑞教授在其2018年出版的传记《寻找罗瑞：罗瑞·汉斯博瑞光亮而激进的一生》中为我们勾勒了剧作家短暂而光亮的一生中精神成长和思想、艺术发展的轨迹。罗瑞1930年5月19日出生于芝加哥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母是南方逃亡黑奴的后代，靠过人的勤奋和努力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成为那个年代黑人中的佼佼者。罗瑞的父亲卡尔·汉斯博瑞是个成功的商人，他一心爱国，全身心拥抱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然而种族歧视让他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一生和美国社会的不公不义做抗争，最终英年早逝于墨西哥。父亲的遭遇让罗瑞看穿了美国梦的虚妄，促使她日后远离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选择跟底层那些备受侮辱压迫的黑人民众站在一起。
罗瑞在青年时代见证了美国黑人文化的勃兴。许多杰出的人物，包括黑人学者威廉·里奥·汉斯博瑞、黑人音乐家保罗·罗宾逊、黑人作家朗斯顿·休斯、思想家杜波依斯等人都对她的成长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威廉·里奥·汉斯博瑞是罗瑞的叔叔，年轻时因其过人的勤奋而得到杜波依斯的赏识，被后者推荐到哈佛大学读书，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非洲古代文明研究学者，也是非洲独立运动在美国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的学生中有一些非常出色的人物，如尼日利亚独立后第一任总统纳姆迪·阿齐基维，加纳独立运动领袖科瓦米·恩克努玛。从小接触到的这些杰出人物，在罗瑞心中种下对非洲大陆的深厚感情，以及对其历史、文化和人民的热爱。
1951年，罗瑞搬到美国纽约哈莱姆，成为一名左翼记者、作家和社会运动人士。也是在这个时期，她成为黑人思想家杜波依斯的学生。杜波依斯是泛非洲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他的学术和政治活动跨越了大半个世纪，对20世纪上半叶第三世界追求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极大影响。1919年1月，杜波依斯出席一战后重建国际秩序的巴黎和会，力主非洲大陆的民族自主权。然而列强在签订《凡尔赛和约》时，无视非洲人民的诉求，对非洲进行重新瓜分。杜波依斯经历此番幻灭，愤而在巴黎主持召开第一次世界泛非大会，此后毕生致力于美国黑人解放和非洲人民独立的事业。
罗瑞·汉斯博瑞 图片来自英国国家剧院官网
罗瑞被杜波依斯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吸引，成了他最出色的学生。她为杜波依斯的课程做助教，在杜波依斯的指导下完成题为《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对其领土、历史和人民的初步研究》的论文。杜波依斯对罗瑞的重要影响，是让她把美国黑人争取平等的斗争放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中思考。罗瑞曾说：“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健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非洲人民与两千万美国黑人，他们彼此的最终命运和志向将永远牢不可分地紧密联系在一起。”3她呼吁美国黑人知识分子把自身命运和全世界被压迫者追求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在一次演讲中她说：“黑人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是参与到世界上一切地方人类所有的知识讨论中去。黑人知识界过去的最大敌人是孤立，这个敌人今天仍然还在。”4
从杜波依斯到罗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思想脉络，即从国际主义立场出发，把黑人追求平等的斗争放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和独立运动中去思考。196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叙述里，马丁·路德·金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路线成为主流，而从杜波依斯到罗瑞这样一条具有浓厚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想和实践脉络被有意无意地遗忘。然而，对于同样经历过巴黎和会的屈辱，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赢得民族解放的中国人民来说，杜波依斯和罗瑞的思想遗产是不应被忽视的。
二、从《黑人》到《白人》
《白人》的写作始于1961年。1965年剧作家因癌症去世，此剧未能完成。之后，她的前夫兼文学编辑罗伯特·涅米洛夫对她留下的手稿、笔记片段进行加工整理，完成了创作。在美国非裔剧作家中，罗瑞是第一个反思非洲殖民问题，描绘非洲独立运动中不同人的命运的。在这部作品中，剧作家回应了白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关切的问题：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是否应该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
该剧的写作最初是为了回应法国剧作家让·热内的《黑人》。1961年，《黑人》赴纽约外百老汇演出。热内用戏中戏的方式解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大幕拉开，舞台上是白人的法庭在审判一个黑人，他被指控谋杀一名白人女子。接下来的戏中戏重现了这个残忍色情的暴力场面。就在被告承认指控时，舞台上的灵柩打开，里面没有尸体。法庭外传来黑人暴动的消息，法庭内的黑人也开始反抗。他们枪决了白人的总督和法官，阉割了大主教，将女王斩首。热内的舞台充满假定性的诗意魔力。剧中白人统治者由黑人戴上白人的面具扮演，舞台叙述人直接告诉观众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女工、教堂的牧师助理和大学生。为增加演出的挑衅意味，剧作家特意在剧本扉页中提示：“这是一出黑人演给白人看的戏。每次演出现场至少要有一名白人观众在场。如果只有一个白人观众的话，那么演出组织者应对其加以隆重礼遇，给他穿上礼服，把他引到观众席紧挨乐池第一排中间的位置观看，整个演出过程中还应有一盏聚光灯始终打在这个白人观众身上。”透过戏里戏外这些近乎恶作剧的方式，热内对白人的种族特权进行羞辱。5
这出前卫且具有颠覆性的黑人议题作品在美国大获成功，格林尼治村那些反文化的时髦人士对之推崇备至。这出戏当时在全球共演出1408场，成为1960年代激进剧场的轰动之作。密切关注黑人解放议题的罗瑞当然不会错过这部作品。但看过演出之后，她表示不能接受热内对黑人反抗的舞台呈现形式。她说：热内的《黑人》其实是“发生在白人之间的一场只关乎他们自己的对话”6。在汉斯博瑞看来，这一自我对话当然很有必要，因为它是白人作家第一次直面三百年来对非洲的蹂躏所造成的灾难与仇恨。然而，热内始终用一种极度浪漫甚至异国情调式的笔触描绘黑人的形象。他笔下的黑人充满一种残忍、色情、暴力的黑暗魅力，尽管满足了剧作家本人的欲望，却封闭了对黑人所处的现实进行反思的可能性。这种种族色情主义让种族主义的话题变成一个抽象之物，黑人所受的压迫则成为一种黑人所独有的境遇。罗瑞说：“在《黑人》这部作品里，被压迫者始终是个独一无二的存在。热内笔下的黑人始终是个充满异国情调的‘黑人’，如此一来我们反而轻易地放过了那个最大的痛苦，对人压迫人这一事实不再追究。……这个世界上的问题是人压迫人。它威胁到我们的生存。而这恰恰是热内的抽象主题逃避的东西：他用一套精心制作的传奇来肯定，甚至强化那些相当不同的伤痛、情欲、残忍和野心，而他假定这些东西都在黑人身上存在着。”7
出于对热内这部作品的不满，罗瑞将自己深刻呈现非洲人民独立运动的作品命名为《白人》，以图对热内的创作进行某种回应。实际上，罗瑞对热内“种族色情主义”的批评不是空穴来风。尽管热内一生对权力结构及其压迫体制充满仇恨，但纵观其剧作，他笔下的权力及其压迫始终以一种极其抽象的形式存在。1960年代中期之后，热内逐渐放弃戏剧创作，开始介入美国黑豹党运动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他对权力及其压迫的反抗也由此逐渐获得一种具体的现实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罗瑞的批评所指引的方向，与热内本人未来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轨迹可谓不谋而合。8
三、作为美国黑人运动镜像的非洲独立革命
《白人》的故事发生在1950年代独立运动兴起前夕的非洲大陆，一个以肯尼亚为原型虚构的国家赞特比。黑人的不满和反抗如星星之火，欧洲殖民者则加紧高压统治。山雨欲来的气氛中，两个外来者进入当地一个白人传教士建立的医疗点。一个是美国新闻记者查理·莫里斯，他对即将到来的黑人革命恐惧不安，想了解局势的发展。另一个是离家数十年的本地克维族长老马托塞的儿子切姆贝·马托塞，他从年轻时代开始周游世界，见识了新旧大陆不同肤色穷人的苦难，最后在英国娶妻生子，此次回家是为了参加父亲的葬礼。
医疗站中有传教士夫人尼尔森太太和其他两位大夫。尼尔森太太年轻时随丈夫来到非洲，在这里度过大半生，与当地人结下深厚情谊，视马托塞兄弟如同自己的儿子。她同情黑人在殖民统治下遭受的痛苦，对殖民当局的残暴深感不安，却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最终丈夫在黑人骚乱中被杀死，她也彻底崩溃。当革命到来时，她祝福了成为黑人起义领袖的切姆贝，被交战双方的流弹击中，死在自己热爱的非洲。年轻的玛尔塔大夫单纯热情，对拯救当地黑人有强烈的使命感。但这使命感的背后是不加反省的种族优越心理。这种潜意识的种族歧视让她最终站到了殖民者的暴政一边。与她相反，德克文大夫清楚地意识到传教士的小恩小惠只是殖民统治的一部分。作为黑人的同情支持者，他痛斥殖民者对非洲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最终必将导致反抗。
记者查理是剧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厌恶殖民当局的粗野残暴和出尔反尔，又对即将来到的暴力革命惴惴不安。他不远万里来到赞特比想探究事实真相，可刚到医疗站，就被欧洲来的神父和大夫们在这蛮荒之地开辟的事业感动得无以复加。他声称这些人所做的一切，甚至他们的存在本身，都是西方那些关注非洲冲突的人意想不到的。手握这肤浅的“真相的另一面”，他向切姆贝发出挑战，质疑当地黑人为何要伤害那些为他们付出奉献的善良白人。查理的质疑令切姆贝啼笑皆非。他帮查理重温了欧洲人在非洲三百年的血腥殖民史，然后反问：“你跑了几千英里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要忘记昨天?不，非洲仍然活在昨天。即便是千万个明天，也不能磨灭昨天这里所发生的一切。”9
切姆贝对帝国主义者的控诉本应让查理哑口无言，不料他却抛出另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恨所有的白人?在这一诡辩逻辑指控下，承受三百年血腥殖民统治的非洲人民反而成了种族主义者。对此切姆贝回答道:“我为什么要恨所有的白人?为什么你们这些白人都迫切希望我像你们想的那样仇恨白人呢?我告诉你，我并不恨所有的白人。尽管有时候我希望自己是那样，因为那样的话事情就会变得无比简单。但事情没法那么简单。我见过利物浦和都柏林的贫民窟，那不勒斯穷人住的帐篷，阿姆斯特丹工人栖身的阁楼，我在清晨时分见过许多关节僵硬的法国工人走出地铁站去上工，也见过千万个意大利的孩子在忍饥挨饿。这一切让我很难相信，那些掳掠了非洲三个世纪的白人会‘爱’这些与他们同样肤色的人。我很乐意像你想象的那样头脑简单，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见过的太多了。”10
《白人》剧照 图片来自英国国家剧院官网
这段台词有力地诠释了罗瑞关于黑人解放运动的理念。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罗瑞不仅关注美国黑人摆脱歧视的议题，也关注非洲大陆黑人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伊玛尼·佩瑞在《寻找罗瑞：罗瑞·汉斯博瑞光亮而激进的一生》中这样写道：“美国黑人把自己的命运与世界上其他被殖民的人民以及被黑人歧视法侮辱的人民联系在一起，这是有长久历史的。而罗瑞不仅以一种抽象的方式认同于生活在非洲大陆以及流散在世界各地的非洲人民，而且将美国在海外的帝国主义行径与美国国内的种族不公联系起来思考。”11遗憾的是，二战后黑人民权运动的主流在战后狂热的自由主义理念支配下，选择与激进左翼保持距离。这种自由主义极力倡导爱国，维护美国的海外利益；对内则仅要求在美国传统的政治实践中加入一点点相对温和的福利国家模式作为调剂。这种自由主义视野狭隘，它不关心帝国主义的殖民问题，不关心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罗瑞的国际主义思考，她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拒斥，使得她相对于那个时代的主流黑人民权运动显得极其另类。
查理可谓那个时代关心种族议题的白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对白人罪恶的殖民史心怀愧疚，对黑人的苦难也不可谓不同情。但他坚决反对黑人通过暴力革命改变处境，也拒绝为祖辈所犯下的历史罪过承担责任。他鼓吹非暴力，打心眼里希望维持现状。他声称种族只是一套社会建构的观念，指责切姆贝执着于这种毫无意义的人为观念，却假装认识不到这套人为建构的观念被付诸实践后，事实上给了他这样的白人高高在上的特权地位。从骨子里他是个地道的机会主义者。透过这个形象，罗瑞对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出一针见血的诊断。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正确主张，正因为抛弃了阶级视角，又拒绝从当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框架中去思考种族和性别议题，所以难免机会主义的嫌疑。
1963年，以罗瑞和詹姆斯·鲍德温为代表的美国黑人解放运动激进左翼成立了争取自由艺术家联合会，这是一个旨在“针对美国人民的良知发声”的组织。1964年夏天该联合会组织了一场论坛，罗瑞在论坛上面对1500名白人听众发言，阐述黑人解放运动坚持激进立场的原因。她说：“你们要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早上起床了，然后琢磨着应该怎么做才能激怒美国。事实是从1619年起，黑人就已尝试了一切可能的方式去沟通，去改善他们的处境。从递交请愿书到争取选举，所有的方式都尝试过了。没有一种尝试不是徒劳无益。……你们总是说稍安毋躁，这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麻烦。”12她认为那些一方面口头说着支持平等，而另一方面又对黑人的斗争妄加指责的人是荒谬而不可忍受的。这些人是问题所在。而解决问题的办法，按照罗瑞的说法，就是要“找到一种对话的方法，鼓励和帮助这些白人自由主义者放弃他们的自由主义观念，转变成为激进的美国人。”13
《白人》剧照 图片来自英国国家剧院官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人》实现了热内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在处于殖民压迫权力结构两端的白人与黑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话。这场对话犀利、刻薄，不乏火药味，但唯其如此，才有望促成双方真正的相互理解。查理·莫里斯最终也没能理解切姆贝。他给后者扣上个“共产主义者”的赤色帽子，然后怀着满腔哀怨和无奈离开了非洲。但剧作家则希望白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过深刻反思，能投身于反抗种族不平等和殖民压迫的正义事业。正如伊玛尼·佩瑞所说：“罗瑞对自由主义者的批评绝不仅是为了折损这些人的傲慢和偏见。她清楚地呈现了她所看到的帝国结构：在美国本土和海外无处不在的剥削和社会阶级分层让种族主义成为美国事业中一个无解的死结，而种族主义本身也是支撑这个事业的。在越南发动一场针对越南人民主权的战争，和纵容联邦调查局拒绝对那些受攻击的南方争取自由的黑人组织者加以保护，这实际上是那个年代美国事业的一体两面。正如罗瑞所认为的那样，那些一边声称自己信仰种族平等，另一边却张开双臂拥抱所谓‘美国例外论’和美国帝国霸业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所支持的，是两种水火不能相容的实践。”14遗憾的是，今天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书写完全回到了自由主义的视角，罗瑞半个世纪前的呼吁已被遗忘。而她所揭示的真理，即种族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结构性缺陷所引发的症候，在今天的种族议题讨论中再一次被遮蔽。
四、舞台上的《白人》及其当代回声
剧中男主人公切姆贝·马托塞是一个丰满深沉的人物。他年轻时代远走他乡，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四处奔走，备受挫折。祖国所受的蹂躏在他心头刻下伤痕。解放事业面对的困难挫折令他悲观气馁。他想独善其身，但非洲大陆却总在夜深人静时化作一个高贵的女子，前来索取他的肉体和灵魂。他以为父亲的葬礼能让他彻底告别过去，但殖民者的疯狂残暴激起他的义愤。兄长阿比约塞投身基督教会，背叛祖国的行为令他鄙夷。同胞们要求他担起领袖的责任，他犹豫难决。结果阿比约塞出卖起义者，导致族中一位长者被殖民者杀害。悲愤之余，切姆贝亲手处决了阿比约塞，在熊熊大火中领导黑人发起了暴动。
《白人》剧照 图片来自英国国家剧院官网
在切姆贝身上，剧作家寄托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想。他在新旧大陆上与无数被压迫者一同承受苦难的经历，以及他与一个白人穷苦女子的结合，都使他超越了狭隘的种族观念。对他来说，白人-黑人的冲突不是两种肤色的对立，而是世间无数剥削压迫的一种具体呈现形式。当阿比约塞为自己皈依基督教辩护，声称只有白人的文明和仁爱才能拯救野蛮的非洲时，他一针见血戳穿了所谓基督之爱的虚伪本质:
切姆贝：(把哥哥身上挂的银色十字架抓在手里)我知道这银子的价值，阿比约塞，它远比你所想象的要神圣。我曾经和那些把它从地底下挖出来的人们在一起，我们因为精疲力竭而跌倒在矿道里，夜晚我们躺在漆黑一片的营房里，像动物一样被锁链捆在一起。我听见他们咳嗽、哭泣、诅咒，用彼此的身体来发泄自己身上痛苦的欲望。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我想，你的基督本应该爱那些人吧。……但我看他对于那些把这银子交到你手上的人并不在乎!15
观看和阅读《白人》的最大享受，是品味切姆贝那些充满思辨锋芒的台词。这个人物仿佛从莎士比亚或萧伯纳的作品中穿越而来，带着无可比拟的艺术魅力，将剧作家的深刻思想展示得淋漓尽致。然而，这种思想并非人人都能理解、接受。1970年的首演之后，《花花公子》杂志刊登了一篇别有用心的报道，声称该剧提出了一个解决种族问题的方案，就是对非黑人进行大屠杀。1970年《白人》在百老汇朗艾克剧院演出时，极端尖锐的主题——尤其是切姆贝和查理之间短兵相接的思想较量——引发了观众的极端对立。据罗伯特·涅米洛夫报导，每当舞台上查理被切姆贝奚落时，黑人观众掌声雷鸣；而当查理辱骂切姆贝伪君子时，白人观众纷纷喝彩。16这种对立证明了舞台与现实之间的深刻关联。现实中种族冲突那么激烈，又如何能指望一出表现黑人革命的作品能让观众一团和气呢?
令人遗憾的是，2016年英格兰国家剧院的演出版本把查理那些充满机会主义气味的台词几乎全部删除，他被改写成一个对黑人满怀同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和切姆贝之间的思想对峙不复存在。与之相应，罗瑞笔下那个作为非洲大陆化身而出现的神秘女子，在剧本中原是一个身穿部落盛装、手执长矛、跟随战鼓节奏激昂起舞的武士形象，而在这一版演出中，则是一个衣衫褴褛的黑人女子。在阵阵悲哀的吟唱中，她蹒跚走过舞台，腰身蜷曲，双臂张开，露出祈告无助的姿态。
毫无疑问，这样的舞台处理极大弱化了原作的斗争色彩，也让演出主题呈现出与原作完全不同的面貌。在当下西方盛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感召下，艺术家在剧场里酝酿着伦敦西区中产阶级观众们的怜悯和同情，同时小心翼翼地留心着不要引发他们的恐慌。罗瑞1960年代发出的革命召唤在这里已经消失殆尽。观看演出那天，英格兰国家剧院奥利弗剧场的观众席里破天荒地出现了很多黑人观众。而以往这里大体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白人的世界。看戏的过程中，我偷偷观察身边黑人观众的反应。他们坐得挺直，脸上表情沉默而凝重。唯独在切姆贝念出大段激情澎湃的台词，谴责阿比约塞改信基督教是对祖先和人民的背叛时，他们纷纷扬起头来，大声喝彩。我不由得在想：半个世纪前当他们的同胞面对这出戏时，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呢?
光阴荏苒，修订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2016年在伦敦观看演出已经整整过去了四年。又是新的美国大选年，特朗普的头一个总统任期让美利坚乱象丛生。而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则令我们生活的世界天翻地覆。各国思想界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从新自由主义的幻觉中清醒过来之后，人类社会究竟何去何从？而从英美发达国家到非洲、印度，广大底层民众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的危急处境表明：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们仍然因为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种种的不平等而身处困境，罗瑞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争取黑人解放而展开的舞台论述今天仍包含着值得我们思考的深刻内容。
而仅就美国的状况来说，在年轻一代中影响深远的政治家伯尼·桑德斯虽然在2020美国大选民主党初选中黯然退场，但他在美国社会重新开启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想象和讨论已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而2020年5月25日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所引发的抗议运动先后席卷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口号声四处响起，冲击着欧美社会的种族歧视及其背后整个不公正的社会结构。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中，罗瑞《白人》中包含的深刻思想是否会被重新发现？而这种思想又是否会对争取种族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政治实践产生新的影响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1 参见英格兰国家剧院演出剧目简介，网址：https://www.nationaltheatre.org.uk/shows/les-blancs。
2 Jewell Handy Gresham Nemiroff, “Forward”, Lorraine Hansberry, Les Blancs:The Collected Last Play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9. p.20.
3 Imani Perry, Looking for Lorraine: The Radiant and Radical Life of Lorraine Hansberry, Boston: Beacon Press, 2018. p.49.
4 Ibid.,p.60.
5 Jean Genet, The Blacks, trans. Bernard Frechtman, London &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60.
6 Jewell Handy Gresham Nemiroff, “A Critical Background”, Lorraine Hansberry, Les Blancs: The Collected Last Plays, p.82.
7 Ibid.
8 关于热内的后期作品以及他在1970年代以后介入美国黑豹党运动和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社会实践，与热内交往密切的美国思想家爱德华·萨伊德曾有过极为动人的描述,因与本文主旨无直接关系，在此不做转述。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EdwardSaid, “On Jean Genet’s Late Works”, Grand Street, No.36(1990)。
9 Lorraine Hansberry, Les Blancs: The Collected Last Plays, p.118.
10 Lorraine Hansberry, Les Blancs: The CollectedLast Plays, p.119.
11 Imani Perry, Looking for Lorraine: The Radiant and Radical Life of Lorraine Hansberry, p.157.
12 Ibid., p.172.
13 Ibid.
14 Imani Perry, Looking for Lorraine: The Radiant and Radical Life of Lorraine Hansberry, p.172.
15 Lorraine Hansberry, Les Blancs: The Collected Last Plays, p.99.
16 Robert Nemiroff, “Postscript”, Lorraine Hansberry, Les Blancs: The Collected Last Plays.pp.18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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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志勇。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