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与空间生产：新工人乐团与《从头越》

“贫富分化、城乡分化与区域分化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常态”[1]。正如新工人乐团（2019）在出版2019年新专辑《新工人》时说[2]：“新工人，狭义可以理解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者群体;广义是指新型的劳动者，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一些新型劳动形态出现，比如：快递、外卖、网约车司机、IT行业、办公文员、自由职业者等等……无论体力劳动或者脑力劳动者，只要是对他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工作者，都是劳动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者不仅指代打工者这个族群，还涵盖了城市中其他的劳动族群，他们在当今时代所面临的冲突和挣扎是共通的。汪晖（2014）将“新工人”与“新穷人”群体做了类比。他指出新工人群体是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形成过程中城乡对立和区域分化的产物，“新穷人”群体也同样是全球化条件下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过程的产物。消费社会下的“新穷人”群体受过高等教育，在都市边缘聚居，收入无法与消费文化激起的需求所匹配。但同时，他们在文化创造和生产上也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比如由他们主导的对“丧”文化[3]的追捧，就从起初的戏谑的符号延伸到对生活方式的自我嘲讽。

在过去，新工人群体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几乎没有自己的位置，但随着他们不断地壮大，新工人群体在文化生产上越来越积极。除了本文中即将谈到的新工人乐团与他们的音乐实践之外，还有其他工人群体的文艺形式频频出现：比如打工者创作诗歌的过程在纪录片《我的诗篇》中得以呈现。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别从两个视角，即话语生产和空间生产，来谈新工人乐团的音乐实践与文化生产。我主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新工人乐团通过歌词的创作进行了哪些表达？第二，他们在“大地民谣音乐会”中进行了怎样的空间生产，并带来了哪些影响？

新工人乐团的话语生产

格拉（Guerra）和席尔瓦（Silva）曾说过，无论乐队给自己取什么样的名字和唱什么样的歌，即使看似“毫无内容”，他们都在“尝试着说些什么”[4]。为了达到明确的交流目的，文字（连同音乐，服饰，舞台或者观众表演等）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传达信息的工具，以建立和传递一种意义。研究音乐歌词本身，是一个开端。当我们聆听《从头越》时，就会感受到新工人通过歌唱构建出了不同的维度。

为了充分地理解乐队所表达的内容，我用Nvivo质性软件对专辑里的所有歌词进行了编码。按照主题，我选择了10个关键词（如上图所示），发现《从头越》中最为频繁出现的主题为苦难，其次是乡愁，接下来是疏离和情谊，有关希望、自由、梦想、坚强和认同的表达也都成为了主题的一部分。其中苦难的表达中有对情绪的抒发，比如“绝望”“沉重”“崩溃”，也有对隐喻的使用，比如“我们说这背包太重了”，还有对具体场景的描摹，比如“上班下班两头都不见那太阳”。在情谊的部分，除了歌唱亲情外，还在《西藏南路》中歌唱了不断流逝的略带伤感的情感：“亲爱的人啊不要发现我，我会走向你经过你忘记你”。新工人乐团对于乡愁的歌唱则是充满诗意和情怀的，诸如“温暖的家”，或是“要带上一切美好回到梦中故乡”。从这个角度来看，故乡是美好的，温暖的，但同时也是梦里的，暗示着故乡与现实的差距。这样看来，在新工人乐团的话语生产中，故乡是过渡性的，它连接着现在和过去。在其他维度中，疏离感不仅是以“孤独”直白地表达出来，还通过具体的场景比如“冰冷的床”以及“我就住在五环外东北方的打工博物馆你站在高高城市的中央”表现。后者极大地凸现了一种被边缘化的情绪。与疏离、苦难相对应的话语为希望、梦想和自由，“光明”和“黑暗”成为了其中重要的隐喻手法。同时，关于认同的表达也从一首“我从未找到自己”中凸现了自我认同的缺失，以及“矿工咱兄弟”这样的歌唱中表达集体认同感。

由此可见，新工人乐团并非一味地积极，也并非格外地消沉。新工人身份带来的被剥削感，和城市乡村的二元结构形成的边缘感通过话语实践不断地蔓延。他们的话语生产体现出了新工人身份的独特性，但这种表达也能引起其他城市族群的共鸣。过速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疏离感和乡愁，是城市劳动者无法摆脱的共通情绪。

新工人乐团的空间生产

正如郭春林所说，新工人艺术团的现实感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充满方言的声音和词曲本身就构成了新的组织方式，制造更强的真实感和现场感。其二，新工人乐团义演的场景是企业厂矿或是工地，这种现场感往往变成了现实感[5]。新工人乐团的空间实践更多地体现在大地民谣音乐会的巡演上。“大地民谣音乐会”开始于2014年。2019年的全国巡演则开始于9月30号并在11月13号结束。新工人乐团从河北青龙满族自治县七道河乡石城子村开始，走遍小镇、特色村庄、侗寨、古村、工地、最后从山东潍坊牟家院村回到北京。在国家提倡“乡村振兴”的政策下，新工人乐团的音乐实践在不断地重塑村民和镇民们的主体性。

德· 塞尔托（De Certeau）说过,“行走对于城市系统来说，就像言语对于语言或者城市系统，是一种声明”[6]。行走会与周遭发生关系，它能“确认、怀疑、试验、超越、尊重它所‘叙述’的轨迹”（p. 99）。新工人乐团的音乐实践点亮了乡村的文化生产与空间生产。与新兴的在小城市发生的国际电影节和艺术节[7]不同，新工人乐团作为外来的文化形式能够迅速地融入到乡镇的文化生产脉络中去。朗朗上口的音乐表达、掷地有声的音乐节奏，以及热烈激情的音乐传递，都能迅速地感染村民镇民，让他们能在熟知的热闹氛围中享受、参与甚至与乐队一起共同创作。当新工人乐团去往贵州从江美德侗寨后，他们与当地的侗歌队共同演唱，让传统的侗歌音乐和现代音乐交融，并为那个大部分是妇女、孩子和老人的村庄带来了影响。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开始创造自己的空间[8]，即使这种碰撞的空间是暂时性的。

新工人乐团巡演的组织形式是众筹。这种形式既能让不同身份的人进行经济参与，也能让网络对他们的旨趣和理想进行传播。当他们进入乡村时，不仅有当地的老少妇孺参与，也引得在城市打工的人们回到故乡来，一起品味乡愁，延续对故乡的情感。这样的文艺形式是否能在短时间内影响乡村的身份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实践却能实实在在地唤醒乡民的身份意识。新工人艺术团的许多曾如此表达：“我们要打破精英对文艺表达的垄断。通常我们在剧场所看到的演出总是由学过表演的演员来演出的。通过观看戏剧和戏剧实践，我看到了精英文艺和大众文艺的区别，精英文艺把如何表达放到第一位，大众文艺首先是有话要说，然后才通过一种形式表达出来。”[9]通过巡演，新工人乐团不仅在话语上实践了大众文艺的表达形式，也同时在空间上将大众文艺的表达以乡村邻里熟知的一种聚会社交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在乡村里，人们不需要遵守特定的观看演出的规则或是仪式，而是以随意的方式聚集，可以一边参与活动，一边拉着家常，可以随时来，随时走，变成日常生活中的组成部分。

结语

新工人乐团从一开始以歌唱为主，逐渐扩大影响力，不仅成为了共青团所认可的组织机构，也通过众筹建立了打工博物馆、组织了巡演，并在长久的实践中开始进行社区交流，反思与城市工人紧密相关的文化生产或是身心问题，也与村民们一起关心乡村的探索和未来问题。对于新工人艺术团的人们而言，通过艺术和文化创造的方式，乡村可以重焕生机和活力，而通过艺术机构的建立，工农可以被赋权，成为叙述者和发声者。在这些努力之下，新工人将在文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社会上拥有着其他职业身份的人们，也会从他们的视角，去共鸣，去审视，去重新理解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注释

[1]汪晖. (2014)“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 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开放时代, 6: 58–79。

[2] 参看http://pre.jiliuwang.net/archives/81561

[3] 丧文化指90、00后的年轻人，在网络上、生活中表达沮丧的情感，形成一种文化趋势。 https://baike.baidu.com/item/丧文化/19892924.

[4] Guerra, P and Silva, AS (2015) Music and more than music: the approach to difference and identity in the Portuguese punk.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8(2): 207–223.

[5] 郭春林，形式的文化政治意义—试论新工人艺术团音乐实践的形式，《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6] Certeau, D.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 例如平遥电影节，乌镇戏剧节等。

[8] Altay, D. (2007) ‘Urban Spaces Re-Defined in Daily Practices: “Minibar”, Ankara’. Encountering Urban Places: Visual and Material Performances in the City. Ed. Lars Frers and Lars Meier. Aldershot and Burlington: Ashgate.

[9] 参看 http://www.xingongren21.com/usershow_15743_25_1.htm; 郭春林，形式的文化政治意义—试论新工人艺术团音乐实践的形式，《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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