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作为对消费主义时代的反映和总结，后现代哲学风行一时。它以强调多元化和个体性为特点，在政治哲学上，呈现为对个体意识和“人道主义”的片面强调，以及进而导致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三者的剥离。卢卡奇及其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即属于此列。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建构中，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道主义和黑格尔的简单存续，视意识形态为完全的物质性存在，希望通过文化革命来改造世界；正因如此，这一思潮发展至今，已经完全沦为仅存在于纸面上和故纸堆里的学术表演。本文主要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从发展历程、理论特点、实践性等几个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总体把握、分析和阐释。本文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归结为意识与物质的剥离，导致唯物史观的废弃，和实践性的破坏。这一特征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认识孤立且片面，因而对于许多现象（如符号化和异化等）无法作出解释。本文认为，要克服这一弊端，唯一的办法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当代西方黑格尔主义色彩的哲学流派所解构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而是从马克思主义自身寻找答案。

一、从经验主义到“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重建”：

20世纪初，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由此终结了理论界关于暴力革命和改良的争论；但是，这次历史性的胜利却并未像人们预期那样，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率先发生。

第二国际的理论无疑失灵了。现实要求西欧理论家寻找新的解释，来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引未来的行动。一批理论家将注意力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对马克思进行“重建”。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诞生。

不同于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忽视哲学、片面强调政治经济中个别现象的倾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哲学为出发点，特别重视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哲学观点上的传承关系，认为马克思完整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袍泽，否定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结论：马克思是在充分批判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唯心主义因素对其进行了批判性和辩证性吸收。但是，他们并不分析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而是仅仅将之视为后者的简单延续。换句话说，所谓“重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降低为黑格尔主义的简单重复，把马克思变成黑格尔“复活”的符号。

“重建”的理论基石是理论家卢卡奇确立的“总体性”范畴。他认为，导致第二国际理论家庸俗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验主义，在于他们沉湎于对孤立、片面的事实的分析而忽视这些事物作为整体的有机联系。因此，“总体性”原则被视为抗衡经验主义的最有力武器，受到极大重视；卢卡奇甚至认为，这一原则高于“历史解释中经济动因的优先性”，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真正本质所在。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于“行动的领域”，最终把总体性归结到了主体身上。卢卡奇试图复原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时，也将之描述为主体认识客体（即无产阶级认识自身）并复归的过程。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由自发转向自觉的过程，只是主体“异化-复归”的过程。根据主体性原则，柯尔施提出将意识形态视作在历史总体中与物质等同的部分，否认单独的经济动因的作用；他重视思想运动，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视为一次单纯的“思想领域的革命运动”，抛弃了它的现实性，把它变成了纯粹的哲学符号。

葛兰西则以实践哲学来发展主体性原则。他将实践和理论统一起来，认为理论是实践的内在组成部分。这一观点使他强调历史必然性中意识的因素，将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扩展到抽象的层面。而这种对意识的强调最终导向了无产阶级的主观意识决定社会革命进程的结论。在这些观点指导下，葛兰西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归结为文化革命；在探讨异化时，他同样格外注重文化产物的异化现象，并且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直接视为战胜资产阶级文化体系，夺取文化领导权。

阿尔都塞在这方面再次前进了一大步。在这里，意识形态不仅是独立于经济基础的实体，而且已经获得了物质性存在，成为社会物质生产结构的一部分——学校、教会、出版社等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不是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产物和附属，而是独立地作为总体的部分与强制性国家机器相对立。意识形态革命甚至找到了物质的依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至此被彻底割裂开来，二者成为相互独立且相互影响的“总体”的组成部分。

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站在黑格尔的视角、夸大主体性的结果，是意识与物质分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离，历史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分离。于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内涵被解读为纯粹的历史辩证法，而历史辩证法又被简单地视为黑格尔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所找到的“实体”。随着主体性的提出和自然辩证法的取消，唯物论和辩证法被拆卸为对立的两个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性遭到肢解，成为了一种完全主观的东西，即一种纯粹的哲学符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重建”，不仅无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向二元论倒退，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留出了空隙。是马克思主义异化和符号化的哲学基础，为全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肢解、异化、重构提供了最初的土壤。

二、异化与符号化——符号主义视角的“两个”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仍保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因素，如仍然坚持阶级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但本质上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而且，由于对意识形态独立性的强调以及对经济政治领域的轻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很快沦为空谈，“实践性”也仅仅成了口头上的实践性。这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事实上拥有了“两个”马克思主义。

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符号学往往是被作为一种现象，采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进行分析的。而对于“另一个马克思”，则可以以如下方式进行解读：

一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身理论基础的符号主义解读，即符号学的异化。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解读符号学，而是从符号学的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在分析《资本论》时，他们把它纯粹看成一本符号学著作，将商品视为符号。他们认为，正如符号在系统中的特定位置才具有意义，作为符号的商品也不例外，它只有在与其他商品的交换中才能体现其价值。同时，商品的消费也被视为符号的消费。符号价值受到强调，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则被排斥。消费似乎仅仅是文化层面的消费，而与现实的消费没有关联。

生产领域也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将商品的生产视为“客体物质”的生产，强调商品的符号价值与“二次生产”。至于商品生产的本质、劳动的物化、商品无需置于交换中也同样具备的内在价值，则往往被视为过时的内容遭到忽视。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视角下，商品流通的唯一意义好像只是体现出物主的社会身份。

自然，生产和消费的文化意义是不可被忽视的，但因此就忘记了消费最根本的目的依然是获取使用价值，仍然体现出了偏重意识形态、忽视经济与政治的弊病。这样绝无可能对当代的商品社会作出透彻的分析，因为商品消费并非纯粹的符号消费，本质上依旧是在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没有了对这层基础的探究，“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必将沦为纯粹的“花瓶”。

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词句的批判和解构，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于文化领域，只看到空中的塔尖，便幻想整座建筑都在漂浮。事实上，哪怕是现代社会一切看似已经无法解释的现象，也并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这并不新鲜，早在列宁时代，经济学家们就同样被这些形式上的差异所困扰过，陷入了纯粹对形式的分析和批判。某种意义上讲，对空中楼阁的执著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他们已陷入了自己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孤立地考察社会现实的某一方面（意识形态）。并且，这还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原本在寻求对符号异化的阻止，最终却使符号现象越来越神秘，其根源也被越来越深地埋藏起来。在当今的状况下，传统马克思主义需要的是自己的符号学理论。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首先清除符号神秘的假象，回归到对经济基础和商品社会的分析中去。传统马克思主义必须时刻注意经济基础的决定性意义，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才能避免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本末倒置，陷入彻底的虚无和混乱中。

二是马克思本身的符号化，也即马克思主义的异化。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行，“马克思主义”一词的内涵渐渐与它的本意相分离。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仍然保留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残余，但实质上已经彻底与马克思主义偏离。它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不再认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对社会构成的研究转为对话语构成的讨论。这实际上已经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反对。

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黑格尔主义视为马克思的方法论实质，出发点实际上是对于第二国际将辩证法视为黑格尔残余的反对。但是，这却将它的哲学观引向了另一个错误。他们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改造为完全背离它本身的主观的辩证法。它将“总体性”视为基石，忽视“经济动因的优先性”，强调“意识”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统一的东西渐渐被拆卸，分割为不同的事物。这套新的理论仍沿用着马克思主义的名字，无异于将马克思花费毕生精力揭开的谜底重新掩埋起来，并且贴上了封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马克思成为一个单纯的符号，并且在争夺这一符号的过程中被“重建”，甚至面目全非。

于是，以“保卫马克思”为初衷的理论最终却与马克思背道而驰。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对“异化”进行了大量探讨。但由于这些探讨依旧大多局限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因此反而加重了上述的状况，加剧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

三、回归马克思——“异化”的本质与“扬弃”：

青年时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表现为异化劳动理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曾用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特征进行说明；但后期，马克思已不再局限于这一理论，而是深入到社会的根部，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分析。

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不是为自己而进行。在这里，人的劳动转化为与自己相对立的力量，并且反过来奴役了人。人“同自己的产品相分离，同自己的活动相对立，同人类的本质相异化”。

早期的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将“异化”视为资本主义的全部实质。卢卡奇曾认为，人们对社会的认识被异化现象所阻碍，异化导致人们无法认识自己的处境。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上看，“异化”所依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劳动者而言，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约定俗成。在没有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工人不会主动去质疑这一规则自身是否合理，而是至多会寻求在这一规则内争取更好的条件。人仅仅因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便形成了主动与这一社会秩序相结合的理由，即规范。规范赋予每一个人身份——阶级地位。

在无产阶级尚未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时，组成无产阶级的每一个个体，已经开始与他们的活动相分离；然而在每个工人眼里，他们的这种行为却完全是自发的。他们受到的似乎只是自己意志的支配，因为他们作为一个“自由人”，凭自己的意愿接受雇佣，从事劳动，领取工资。劳动换来工资，似乎是十分公平的。他们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他们的支配，承认供求规律对他们的左右；但同时他们又视这些规律如同空气，好像天生就应该包围着人，并且必不可少。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一方面却又认为自己目前所处的位置是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一方面承受着规则带来的压迫，一方面认为规则是理所应当的。

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来的假象，身份就此得到认同；这种“公平”的假象使得阶级固化与“能力”和“努力”挂钩，资产阶级也乐于以此进行宣传。“身份”的认同由此被更加固定下来。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分析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单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规范当然是自然而然地形成，像是资本家用魔法操纵了意识形态一样。但是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而言，问题才刚刚开始。

资本主义之所以被认同为规范，是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大，这点本身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并不能停留于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它打败了过去的对手，而它的新对手迟迟没有产生？

后期的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人必须先吃饱饭，才能从事科学、文化和艺术。资产阶级对于舆论和思想的把控，是从对于经济的把控开始的。因此，对抗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也不能仅仅从理论中生产出来。对于意识形态的分析，终究要回到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分析上去，而不是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本末倒置。

“异化”的规范是由经济基础确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它必须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这种形式又导致资本向少数资本家手中集中，使他们掌控了上层建筑。接下来，他们利用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造，建构出仿佛永恒制度的资本主义规范。“异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人与自己劳动产物发生对立，是人的劳动产生了剩余价值的缘故。这是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原因，资本主义必然导致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必然导致异化。无法克服异化，不是无产阶级无法从理论高度上认识到自己处境的原因，而是结果。

劳动的异化如是，作为劳动产物的符号的异化亦如是；符号学的异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化亦如是。意识形态的产生与消灭，必须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进行考察，否则将没有任何意义。

小结：

“异化”的规范性身份认同，不是纯粹的意识层面产物，而是经济基础的产物。因此，如果第三届中学生哲学大会的诸公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而是继续重复和后现代主义的陈词滥调，继续把哲学变成纯粹的、空洞的思辨和无意义的词句，不是“把人变成人”，那么它也绝无依靠意识形态批判消除的可能。回归到马克思、回归到经济基础、回归到历史唯物主义，是这个时代唯一打破枷锁，实现突围的方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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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著.狱中札记[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3]陈先达等著.被肢解的马克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5]邓仁娥，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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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秋山。来源：公众号  百侣共激扬。责任编辑：还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