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内不容许存在派别组织
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而强有力的党，要争得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没有意志的统一，如果没有全体党员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党内铁的纪律是不可思议的。这当然不是说，因此就排斥了党内争论的可能。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党内的批评和争论，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更不是说，纪律应当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自觉自愿的服从，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只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成为真正铁的纪律。可是，当争论已经结束，批评已经完结，决议已经通过后，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是保证党内统一和党内铁的纪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
列宁说：“在目前紧张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最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只有有近乎军事纪律的铁的纪律，只有使党的中央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机关，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见《列宁全集》第 4 版第 31卷第 185 页）在争得专政以前的斗争条件下党内纪律的问题就是这样。
关于争得专政以后的党内纪律也应该这样说，而且更应该这样说。
列宁说：“谁只要稍微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同上，第 27 页）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几乎用不着证明，有派别组织就会产生几个中央，有几个中央就是表明党内没有共同的中央，就是分散统一的意志，就是削弱和破坏纪律，就是削弱和破坏专政。第二国际各党既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愿意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当然是可以容许派别组织自由这种自由主义的，因为它们根本就不需要铁的纪律。
可是，共产国际各党既然把争得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就不能容许“自由主义”，也不能容许派别组织自由。
党是意志的统一，是排斥任何派别活动和党内权力分散现象的。
因此，列宁“从保持党内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来说明“派别活动的危险性”，这个说明已经载入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专门决议中。
因此，列宁要求“彻底消灭任何派别活动”并“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否则就给以“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的处分。（见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 年 4 月），《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158—160 页
为了使这个革命取得胜利，还必须使共产党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大多数，使它成为工人阶级内部的决定性力量。必须揭露和粉碎社会民主党，使它降到只占工人阶级的极少数的地位。不然就休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使工人能够获得胜利，必须用统一的意志去鼓舞他们，必须由一个得到工人阶级大多数真正信任的党去领导他们。如果工人阶级内部有两个力量相等而彼此竞争的党，那末，即使外部存在着有利条件，也不可能取得巩固的胜利。列宁是十月革命以前第一个特别强调这一点的人，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胜利最必需的条件。
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1925 年 2 月），《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33 页。
二、工人阶级政党是在同内部的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德国党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在这个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有被拉萨尔特意豢养起来充当其工具的一帮恶棍没落以后，团结才有可能，其实就在那时我们的人去谋取团结也是过于匆忙了。在法国，有些人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却继续运用巴枯宁的斗争手段，同时还想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牺牲运动的阶级性质，这些人也必须先行没落，然后团结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团结就是十足的愚蠢。道德的说教对于反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 年 10 月 2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 卷第 370 一 371 页。
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2 年 10 月 2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卷第 380 页。
我们的同志（不仅孟什维克！）常常责难列宁太喜欢争辩和分裂，责难列宁同调和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等等。毫无疑问，这两种情况都有过。可是不难了解，如果我们党不把非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分子逐出党外，那它就不能除去内部的软弱和游移，它就不能获得它所具有的那种力量和坚固性。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同自己内部和工人阶级中间的机会主义的、反革命的和反党的分子进行斗争才能发展并巩固起来。拉萨尔说得对，“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起来的。”
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1920 年 4 月），《斯大林全集》第 4 卷第 275 页。
我们是带着全党早就知道的两条策略路线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对于工人政党来说，掩饰分歧和隐瞒分歧是不明智的、不体面的。我们要把两种观点更清楚地对比一下。我们要表明这两种观点在我们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上是怎样应用的。我们要对党的经验作出明确的总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到我们的责任，结束无产阶级政策中的动摇。（布尔什维克和一部分中派鼓掌）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07 年 5 月 21 日），《列宁全集》第 12 卷第 438 页。
什么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呢？工人阶级中的政派，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团或政党，它有自己一定的政治面貌、政纲和纲领，在工人阶级面前它不隐瞒，也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相反地，它在工人阶级面前公开而诚实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它不怕向工人阶级表明自己的政治面目，不怕在工人阶级面前宣布自己的真正目的和任务，相反地，它开诚布公地到工人阶级中间去，说服他们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过去在七八年以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派之一，固然，它是反列宁主义的，因此也是极端错误的政派，但是它总还算是一个政派。
能不能说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比如说， 1936 年的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政派呢？不，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托洛茨基分子，害怕向工人阶级表明自己的真正面目，害怕向工人阶级公开自己的真正目的和任务，在工人阶级面前力图隐瞒自己的政治面貌，担心工人阶级一旦知道他们的真正意图，就会骂他们是异己分子，把他们赶走。单是这一点就说明，现在托洛茨基分子活动的基本方法，不是公开而诚实地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而是掩饰自己的观点；卑躬屈节和阿谀逢迎地颂扬自己敌人的观点，假仁假义和口是心非地诋毁他们自己的观点。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1937 年 8 月），《斯大林文选》（上），第 118—119 页。
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因而就连每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 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 1869 年的爱森纳赫纲领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5 年 8 月 18 日 2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119-一 120 页。
例如英国、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在本国工会运动中已经有了真正据点，已经为自己开辟了走向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道路，并且已经开始取得工人阶级群众的信任，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是相当多的工人阶级群众的信任，可是德国在这方面还很弱，这种众所周知的情况是由于什么呢？这种情况首先是由于德国共产党内的“极左派”还很强，他们对工会、对统一战线的口号，对掌握工会的口号还抱着怀疑的态度。大家知道，不久以前“极左派”还坚持“退出工会”的口号。大家知道，这个反无产阶级口号的余毒，直到今天在“极左派”中间还没有完全消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德国共产党能够迅速而坚决地扫除“极左派”在群众工作方法问题上的偏见，彻底粉碎萧列姆集团，从思想上粉碎它，或者是德国共产党不能做到这一点， 那末党内危机就会朝着极危险的方向发展。
有人说，在“极左派”那里有诚实的革命工人，不能也不应当把他们推开。这是完全对的。我们并没有提出要把他们推开。
因此，在我们的决议草案中并没有提出关于把任何一个“极左派”分子，尤其是工人，推开或开除也党的任何建议。但是，怎样才能把这些工人提高到列宁党的觉悟水平呢？怎样才能使这些受了“极左派”领袖的错误和偏见影响的工人走出迷途呢？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政治上否认“极左派”的领袖，揭露“极左派”的错误，因为这种错误把诚实的革命工人弄得糊里糊涂并阻碍他们走上广阔的大道。在党内思想斗争和群众政治教育的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容许玩弄陈腐的外交手腕和掩饰错误呢？不，不能容许。要是容许，就是欺骗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只有一条：揭露“极左派”领袖的错误，从而帮助诚实的革命工人走上正确的道路。
斯大林：《关于反对右倾和“极左”倾的斗争》（1926 年 2 月），《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7—8 页。
三、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根源
德国党内的争吵，并没有使我惊讶。在德国这样一个小市民的国家里，党也必然有一个小市民的“有教养的”右翼。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5 年 8 月 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325 页。
我想，无产阶级党内矛盾的根源在于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使用压力，无产阶级中最不坚定的阶层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最不坚定的分子往往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不能认为无产阶级是完全与社会隔离而站在社会之外的。
无产阶级是社会的一部分，它和社会各种不同的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党也就不能和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层断绝联系并摆脱它们的影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表现于；资产阶级的观念、风俗、习惯和情绪往往通过某些和资产阶级社会有一定联系的无产阶级阶层而渗透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第二、就是工人阶级的庞杂性，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阶层。我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
第一个阶层就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的核心，它的固定部分，就是那些早已和资产阶级断绝联系的“纯血统的”无产者群众。这一无产阶级阶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可靠的柱石。
第二个阶层就是那些不久以前才从非无产阶级，即从农民、小市民队伍、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人。这批出身于其他阶级的人，在不久以前才加入无产阶级队伍，并把自己的作风，习惯、犹豫和动摇带到工人阶级中来。这个阶层是滋长各种无政府主义派、半无政府主义派和“极左派”的最好的土壤。
最后，第三个阶层就是工人贵族，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无产阶级中生活最有保障的一部分，他们力求和资产阶级妥协，极爱巴结有权有势的人物，喜欢“出人头地”。这个阶层是滋长露骨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最好的土壤。工人阶级的这后两个阶层虽然在外表上有所不同，却或多或少是培养一般机会主义的共同园地，在工人贵族的情绪占上风时，养成公开的机会主义，而在和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断绝关系的工人阶级半小市民阶层的情绪占上风时，则养成以“左的”词句掩盖着的机会主义。“极左的”情绪和公开的机会主义的情绪往往是一致的， ——这个事实一点也不奇怪。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极左的”反对派是右的、孟什维克的、露骨的机会主义的反对派的另一面。这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说“极左派”主张革命仅仅是因为他们盼望革命在明天就胜利，那末很明显，如果革命一旦受到阻碍，如果革命在明天不能胜利，他们一定会悲观失望，对革命丧失信心。
自然，每当阶级斗争发展到转折点的时候，每当斗争尖锐化和困难加重的时候，无产阶级各个阶层间在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别，必不可免地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力必然使这些分歧尖锐化，使这些分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来解决。
这就是党内矛盾和意见分歧的根源。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 年 11 月），《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10—12 页。
无产阶级的统一，是无产阶级在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中的最伟大的武器。从这个不容争辩的真理中，可以得出一个同样不容争辩的结论：当那些足以妨碍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大量混入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时，同这些分子讲统一，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极其有害的。现代的事件恰好表明：一方面，帝国主义（即与资本主义的最高的、最后的阶段相适应的）战争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另一方面，几十年的所谓和平时代在欧洲各国社会党内部积累了大量小资产阶级的和机会主义的垃圾。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这种机会主义的异己分子问题，在德国从有名的“伯恩施坦主义”时期算起（而在很多国家还更早些），提到日程上来已经将近十五年了，现在未必找得到一位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再以各式各样的借口否认机会主义者是真正敌视社会主义革命的非无产阶级分子。这一社会成分，如合法工人联合会的官老爷，议会议员及其他知识分子，在群众性的合法运动时期生活得舒舒服服的某些收入优厚的工人、小职员阶层等等，毫无疑问，在近几年来有了特别迅速的增长。战争清楚地表明 s 在危机时期（帝国主义时代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各种危机的时代），受到资产阶级支持、有时还受他们直接指挥（这点特别重要！）的大批机会主义者，跑到资产阶级那方面去，背叛社会主义，危害工人事业，葬送工人事业。在任何危机中，资产阶级总是帮助机会主义者，不惜采取极端非法、极端残酷的军事手段来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呆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自由主义的到宗教的和僧侣的）公开同盟者。
列宁：《以后怎么办？》（1915 年 1 月 9 日），《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90—91页。
托洛茨基硬说，集团的产生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官僚主义制度，如果我们没有官僚主义制度，也就不会有集团了。同志们，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我们这里所以有集团出现而且将来还会有集团出现，是因为我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从社会主义的萌芽形式到中世纪的形式。这是第一。其次，我们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说，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容许恢复私人资本和恢复相应的思想，这种思想渗入党内来了。这是第二。第三、因为我们党内有三种成分，有工人，有农民，有知识分子。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末这就是某些分子离开党而组织集团的原因，这些集团我们有时应当用外科手术来割除，有时却应当通过争论从思想方面来消除。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1924 年 1 月），《斯大林全集》第6 卷第 20—21 页。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来源：《马恩列斯论工人阶级》。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