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清朝的最后十年（上）

怎样看待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本来不是难以判断的问题。因为清朝政府在1911年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遭到国人抛弃这个事实，已比任何雄辩更清楚地做出了回答。

但近年来这个问题却又被讨论得很热闹。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让清朝政府继续存在下去，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将会来得更快些，受到的损害也会更小些；革命只会对社会造成破坏，辛亥革命不仅不必要，而且带来军阀割据下的动荡和混乱，把事情搞糟了。这种看法最初来自海外，后来国内也有回响，不少人以为这很有些新意。

清朝统治集团的状况

问题既然又提出来了，不妨重新考察一下清朝统治集团最后十年的实际情况，看看它有没有可能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里说的“最后十年”是约数，是指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那十来年的历史。

清朝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它的最高权力完全握在慈禧太后一人手中。她本来打算废掉光绪的帝位，但由于内外的阻力没有实现，而事实上光绪早已形同木偶，在政治上不能起什么作用。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写道：“两宫之垂帘也，帝中坐，后蔽以纱幕，孝贞（引注：指慈安太后）、孝钦（引注：指慈禧太后）左右对面坐。孝贞既崩，孝钦独坐于后。至戊戌训政，则太后与上并坐，若二君焉。臣工奏对，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迁上于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冰坚结，传闻上常携小奄踏冰出，为门者所阻，于是有传匠凿冰之举。上尝至一太监屋，几有书，取视之，《三国演义》也，阅数行，掷去，长叹曰：‘朕并不如汉献帝也。’”慈禧太后是个只醉心于个人权力的人，这时已年老多病，又经过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攻的打击，待辛丑订约后，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平稳地度过余生。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描述她：“年且耄矣，屡更忧患，后事遥遥不可知，因推权政府不肯任劳怨。”正当国难深重之际，最高统治者况且如此，又能指望整个政府有多大作为？

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主要辅佐机构是军机处（称为枢府）。曾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写道：“国朝官制，军机处为最要，始设置于雍正朝，历五世至咸丰。尔时，天子当阳，干纲独断，任是差者，不过秉承意旨，撰拟诏谕，靖共夙夜，即为尽职。”“厥后两宫垂帘，亲贤夹辅，一国三公，事权不无下移，各有声援，党祸遂因之而起。”“枢府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此中机括，间不容发。”但大事依然只能由最高统治者独断，决不容许大权旁落。

1901年军机处成员进行了大换班，这对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影响至大。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军机大臣共七人，首席军机大臣是礼亲王世铎。礼亲王是“世袭罔替”的清初八王之一，行辈高，但其人昏庸无能，易于驱使，故1884年甲申易枢时，慈禧为了罢斥恭亲王奕，才拿他出来摆摆样子。1900年8月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时，他没有随行，不久就退出军机处。军机大臣刚毅、启秀、赵舒翘、载漪四人是八国联军要求惩办的对象，稍后，或死或免职。余下只有荣禄、王文韶两人。到西安后又补了鹿传霖和瞿鸿禨，都是荣禄保举的，而由荣禄任首席军机大臣。

荣禄在当时清朝大臣中是比较能干的，深得慈禧信任。“但荣禄自辛丑回銮之后，体弱多病，时常请假，后因久病，竟不能入值，屡次奏请开缺，而那拉氏（引注：指慈禧）不许。”过了两年多，荣禄就病死了。慈禧特下懿旨，称他“翊赞纶扉，适在时事艰难之日，尽心经画，献纳周详，有为中外所不及知者。朝廷倚畀之殷，相须綦切”。“追念前荣，曷胜怆恸。”言辞之间对荣禄的政治评价甚高。

接替荣禄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的是庆亲王奕劻。奕劻的贪渎纳贿是出了名的。他接任后的第二年，御史蒋式瑆就上奏：“奕劻自任军机，门庭如市，细大不捐。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1906年，其子载振为农工商部尚书，命往奉天、吉林查办事件。次年三月，诏改奉天、吉林、黑龙江为东三省，以徐世昌为总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因段芝贵资浅（道员），忽膺不次之擢，舆论由是大哗。御史赵启霖具疏纠参，称载振至东三省查事，还过天津，芝贵以一万二千金购歌妓杨翠喜献之。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杨翠喜案”。又如，1907年盛宣怀写给奕劻的一封信说：“忝值千岁寿旦，谨备日金币二万圆，属令陶道（引注：指陶湘）面呈，伏乞赏收。”奕劻回信说：“杨柳风前，忽好音之惠我。荷蒙厚赐，崇饰贱辰，百拜承嘉，五中增感。”这两封现存盛宣怀档案中的原件信函，是奕劻贪渎的铁证。袁世凯手面更大。他刚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不久，得知奕劻有入军机的消息，就派杨士琦送去十万两一张的银票。随后，“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有庆王及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及一切赏用，甚至庆王的儿子成婚，格格出嫁，孙子弥月周岁，所需开支，都由世凯预先布置，不费王府一钱”。从此，遇有重要事件和人事任免，奕劻便都同袁世凯商议。由于得到奕劻的全力支持，袁世凯的实力和对中枢决策的影响日益增强。深得袁信任的张国淦回忆说：“庆亲王奕劻自继荣禄而为军机领袖，直隶总督袁世凯深与结纳，为其谋主。于是北洋遥制朝政，其权力之伟更远过于李鸿章。”盛宣怀在北京的密探也透露说：“至于领袖（引注：指奕劻）者，本属无可无不可，一听命于北洋而已。”陈夔龙对中枢这种状况感叹道：“迨文忠（引注：指荣禄）病逝，继任非贤，争权纳贿，伐异党同，不及十年，大盗（引注：指袁世凯）窃国，阳借共和之名，暗窥神器。”可见奕劻主枢实为清末政坛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关键。

但最初奕劻和袁世凯在权力控制上还有两个重要对手，内是瞿鸿禨，外是岑春煊。瞿是荣禄死时在任的三位军机大臣之一，也是当时重要谕旨的主要拟稿人，还兼第一任外务部尚书。岑因庚子年慈禧等仓皇逃往西安时率马队一路护送，照料周到，深得慈禧信任，后由山西巡抚而任两广总督。近人徐一士在《一士谭荟》中写道：“光绪末时，庆王奕劻长枢机，为朝臣领袖，袁世凯督畿辅，为疆吏领袖，并承后（引注：指慈禧）殊眷，势倾全国。而内则军机大臣瞿鸿禨，外则两广总督岑春煊独深不直之，显树异帜。”“后知春煊与奕劻水火，欲调解之，因问以到京后曾否往谒奕劻。对曰：‘未尝。’后曰：‘尔等同受倚任，为朝廷办事，宜和衷共济，何不往谒一谈？’曰：‘彼处例索门包，臣无钱备此。纵有钱，亦不能作如此用也。’后乱以他语而罢。春煊屡为后言奕劻贪劣诸状，蕲早斧逐，以澄清政地。后虽不能从，意盖不能无动。”这种说法大体反映出当时朝局的实情。

1906年11月6日，清廷在宣布改革官制的同时，对军机处进行了调整。军机大臣荣庆在这天日记中写道：“奉懿旨，庆邸、瞿相留军机，世相（引注：指世续）、林中丞绍年入军机，鹿、徐、铁及庆开军机，专办部务。”退出军机的四人，除鹿传霖年老体衰外，徐世昌、铁良、荣庆都与奕劻、袁世凯关系密切。补入军机的世续是没有多少作为的亲贵，林绍年却是瞿鸿禨推举的。这是一个不小的动作。

庆、袁与瞿、岑之间业已势同水火，政争势在必然。对奕劻的贪渎和袁世凯的跋扈，几乎尽人皆知，慈禧也有所闻。据载，她曾与瞿鸿禨谈起朝事，有“庆王声名外间甚坏，汝在军机处，宜多负责任之语”。瞿退朝后无意间同妻子谈及，结果辗转传言，为记者所知，在英国《泰晤士报》刊载。稍后慈禧宴请各国公使夫人时，英国公使夫人依据报上消息，问慈禧“是否有奕劻退出军机之事”。慈禧不悦，后以“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与”的罪名将瞿鸿禨开缺回籍。为了对付岑春煊，袁世凯更使出卑劣的手段。对此，岑在《乐斋漫笔》中写道：“知东朝（引注：指慈禧）平生最恶康、梁师弟，（袁）乃阴使人求余小照，与康梁所摄合印一帧，若共立相语然者，所立地则上海《时报》馆前也。既成，密呈于孝钦，指为暗通党人图乱之证。深宫不审其诈，既见摄影俨然，信之不疑，惊愕至于泪下，亟诺所以处置者。”岑春煊后来也被免职。这两件事都发生在1907年夏秋之间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朝局出现很大逆转，被称为“丁未政潮”。

瞿鸿禨罢职后，军机处缺少得力汉员，慈禧只得令鹿传霖解除吏部尚书职务，重入军机；同时，令醇亲王载沣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鹿传霖年迈衰老，难膺繁巨，军机处已经没有主持得力的人。9月，慈禧太后乃命张之洞、袁世凯同入军机，而此前不久军机大臣林绍年被外放河南巡抚，枢垣再次调整。调张、袁入军机，其实也有疑忌袁世凯权力日增的隐衷。“袁在军机，所有一切政务都是禀承谕旨，没有单独发表的事件，只外交部重要政策可以主持。”而把资深望重而又年老力衰的张之洞同时内调，位列袁世凯之前，也有对袁加以牵制的意思。但张之洞远不足以牵制袁世凯。辜鸿铭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写道：“丁未年，张文襄与袁项城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国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

首席军机大臣历来都由满族亲贵担任。慈禧这时虽对奕劻已有不满，但环顾满朝亲贵，不是老弱昏庸，就是纨绔恶少，实在提不出可以替代的合适人选。据岑春煊回忆，他在丁未年初赴京时曾对慈禧直言：“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欲勉强维持，亦将挽回无术矣。”“太后言：懿亲中，多年少不更事。尚有何人，能胜此任，汝可保奏。余对：此乃皇太后、皇上特简之员，臣何敢妄保。”慈禧说的多少也是实话。在她看来，首席军机大臣只能从“懿亲”中来考虑，其他人都不能让她放心，无奈这些“懿亲”大抵都“少不更事”，要找一个“能胜此任”的竟无法办到。结果，只能仍由奕劻继续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已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醇亲王载沣（就是后来的监国摄政王）“少不更事”，实在难当大任。据载，动议筹备立宪中官制改革这件大事时，慈禧曾问及醇邸，“邸即碰头奏称：‘奴才实在年幼无知，不敢妄陈。’慈圣即长叹曰：‘如何汝亦可如此？汝即不知，可问大众。’言外仿佛再如此无用，亲贵竟无人，所以长叹也。邸但惶恐碰首，所以后来即未预议”。懿亲中奕劻贪渎，载沣难当重任，慈禧已别无选择，清朝的国运只得走向尽头。

第二年，也就是1908年，光绪和慈禧在两天内相继死去。光绪死在慈禧的前一天，此事后来成为疑案。进入21世纪，有关部门研究人员以先进精密仪器对光绪遗发和地宫环境进行检测和研究，发现光绪头发中的含砷量为正常状况的几千倍，属砒霜中毒死亡无疑。“总之，慈禧唯恐自己先死，光绪复出掌权，尽翻旧案，故临终前令亲信下手毒死光绪。从检测结果与史料记载来看，这应是事实的真相。”

由于光绪并没有实际权力，他的死除了对康、梁等保皇派是个沉重打击外，对当时的政局没有产生多少直接的影响。而慈禧的死，影响就大多了。“在西太后时代，能得到太后欢心就等于得到了远大前程。要想讨西太后的欢心，首先必须随时摸得着太后的心意，方能做到投其所好。”在辛酉政变后的40多年中，清朝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力一直由慈禧一手独揽。她毕竟富有统治经验和权力，比较能驾驭内部各派势力的人。她一死，在清朝内部没有一个人能填补这个空白，能够拿大主意，发挥她原有的作用。这就使本已日趋进入绝境的清朝政府全乱了套，更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

慈禧和光绪死后，3岁的溥仪继皇帝位，年号宣统。光绪的皇后那拉氏（也是慈禧的侄女）被奉为隆裕太后。“隆裕初无他志，唯得时行乐而已。”溥仪的父亲载沣（也是慈禧的外甥、光绪的弟弟）当了摄政王。光绪死的当天载沣在日记中写道：“面承（慈禧）懿旨：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第二天，慈禧自知病笃，才又说：“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过了一个多月，清廷将袁世凯以“回籍养疴”为名，放归河南。罢斥袁世凯，不只是载沣要为他的哥哥光绪报仇，更重要的是清室贵族对汉族大臣权力日重感到恐惧。袁世凯离京时，“南皮（引注：指张之洞）来送行，太息曰：‘行将及我’，亦自危其势之孤也。不一载而南皮亦薨于位矣，盖亲贵用事不可挽回也”。尽管如此，袁世凯经营多年，旧部满布各处，他的潜势力依然存在。

这时，清室各少年亲贵争出揽权，统治集团不仅越来越自我孤立，内部更闹得乌烟瘴气。其中最重要的是两股势力。一股是载沣和他的兄弟要抓军权。溥仪说：“我父亲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统治，首先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在我即位后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载涛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建立皇家军队。袁世凯开缺后，他代替皇帝为大元帅，统率全国军队，派兄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谘处（等于参谋总部的机构），后来我这两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军部大臣和军谘府大臣。”

另一股势力是镇国公载泽。“隆裕妹为载泽妻（引注：也是慈禧的侄女），尝往来宫中通外廷消息，故载泽虽与载洵兄弟不合而气焰益张，恃内援也。”他出任度支部尚书，掌握了财政大权，事实上依靠的是盛宣怀。盛宣怀帮助李鸿章办洋务数十年，电报、轮船、矿利、银行等都由他掌握。袁世凯接任北洋大臣后，尽夺盛宣怀控制的电报局、铁路局、招商局等，盛只得卸差回里。载泽任度支部尚书后，“度支部办预算表，梁士诒与唐绍仪把持邮政，皆粤党也。泽公谋欲去之，莫能窥其底蕴。宣怀乘机进贿，遂起用为邮传部尚书”。以后，盛宣怀推行铁路国有政策，也得到载泽的有力支持。此外，还有肃亲王善耆担任民政部尚书，控制了警察大权。

这些少年亲贵尽管出任要职，大权在握，却都是一群不谙世事的纨绔子弟，朝政越来越糟。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写道：“二十年前，嘉定徐侍郎致祥尝语毓鼎曰：‘王室其遂微矣。’毓鼎请其故，侍郎曰：‘吾立朝近四十年，识近属亲贵殆遍，异日御区宇握大权者，皆出其中，察其四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吾是以知皇灵之不永也。’其言至是而信。”

清朝统治集团确已呈现出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末日景象，难以挽救了。

至于满朝文武以至封疆大吏，除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等少数人外，已看不到能多少有所作为的人。陈寅恪在《寒柳堂纪梦未定稿（补）》中感叹地写道：“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举，不谙地方实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其中固有例外，但以此原则衡清季数十年人事世变，虽不中亦不远也。”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时务，无论大官小官无一得行其志者，可胜浩叹。”“奏疏所陈，半系纸上文章，未见悉符实事。且一篇之中，枝叶过于精华，徒费目力，获益殊鲜。”

对于已经腐烂到如此程度，只在苟延残喘的清朝统治集团，还指望它能轰轰烈烈做出一番大事业，稳步地、有秩序地推进改革，使中国的现代化来得更好些，不说是痴人说梦，至少也是缘木求鱼。在这方面洋洋洒洒地去做许多文章，恐怕也只能是“纸上文章，未见悉符实事”，或者“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

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历史从来是复杂而多面的。为了做出正确的判断，需要有整体性的眼光，恰当地分析它的各个侧面在全局中所占的地位，抓住主线，分清主次。不能脱离全局而孤立地抽取某些片断，加以放大，仿佛这就是事情的主体或全部，据以得出重大的历史结论。用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举出若干论据和事实，猛一看也振振有词，其实很难说是严肃的科学态度。

要评论清朝统治集团最后十年的所作所为，不能不先看看中华民族在这十年间面对的最突出、最紧迫、最令人焦灼万分的矛盾是什么，那就是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不是通常的平静的时刻。祖国在危急中。中国会不会亡，成为压在人们心头最沉重的问题。再没有其他任何问题能够同它相比了。再看看清朝统治集团在这样严重的危机面前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就不难得出恰当的结论。

中日甲午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相继签订，使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存在的严重民族危机陡然大幅度升级。西方列强在条约中从中国攫取骇人听闻的巨大权益，使中国人蒙受刻骨铭心的耻辱。这些事实为大家所熟知，本文就不多说了。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当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还单独调集步兵、骑兵17.7万人，分六路入侵中国东北，强行占领境内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辛丑条约》签订后，他们仍不从东北撤兵。俄国的《新时报》甚至公然将中国东北称为“黄俄罗斯”。1902年，两国签订《东三省交收条约》，规定俄军在18个月内分三期撤完。但到1903年，沙俄不仅不撤一兵，反而增派军队，并且向中国提出7项无理要求，其中包括：俄清两国之外，无开掘东三省矿山权；俄国得以其国之兵，保护东清铁路；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俄国设商务衙门于奉天，派其国兵保护之；东三省练军归俄国将校训练。这实际上是要把他们占领东北合法化。俄国的无理要求直接激发留日学生和国内民众掀起“拒俄运动”。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当年秋天在《警世钟》小册子中写道：“自从俄国复占了东三省之后，瓜分的话日甚一日，人人都说中国灭种的日子到了。”他进一步写道：“你但问俄国占东三省的事真不真，不要问瓜分的事真不真。俄国占东三省的事倘若不虚，这瓜分的事一定是实了。你看德国占领胶州海口，俄国、英国、法国，也就照德国的样儿，各占了一个海口。于今俄国占了东三省，请问中国有几块与东三省一样宽的地方，将来分的时候，恐怕还不够分哩！于今还来问真问假，真真不知时务了。”“须知事到今日，断不能再讲预备救中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这是多么痛切的语言！

由于日本和沙俄争夺东亚的霸权，两国在中国的东北爆发了战争。战争爆发后不久，时任外务部尚书的那桐奉旨看了由大内交出的1896年9月28日互换的《中俄密约》（由李鸿章赴俄，和沙俄外交大臣巴甫洛夫、财政大臣维特谈判后签订，由奕劻、翁同龢、张荫桓在北京和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互换），内容是：“一，为日本国如损东方和平之局，侵占俄土、中国、朝鲜，清俄联和各出水陆军援助；二，如开战，不得一国先议和局；三，俄海军可驶入中国海口；四，修吉黑铁路；五，铁路平时可运俄兵；六，此约以十五年为限。”《在沙俄强占旅大又武装占领东北以后，这个密约已经失效。清廷听取袁世凯的意见，宣布对日俄战争守局外中立。上谕说：“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属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著各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文武，并晓谕军民人等，一体钦遵，以笃邦交而维大局，毋得疏误。”日俄两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激战，东北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难。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自两国战后，居民田庐荡尽，无家可归，麇集于省城，朔风冻雪，荡析离居，言之可惨。清政府竟宣告局外中立。这不能不使国人感到痛心和蒙受奇耻大辱。”

与此同时，英国军队从1903年冬天起武装进攻西藏，1904年8月占领拉萨。由于西藏人民的顽强抵抗，英军在一个多月后被迫撤出。陶湘给盛宣怀的密报中写道：“西藏事统归英人，情形较日本之处高丽尤甚。有大臣已将约章寄到，大致谓：‘此约章系奉英皇训条办理，不能更改一字，在西藏无论巨细均英主持，无论何国均不得在藏设电杆、造铁路、开矿、驻兵’等语。中国竟无一字提及。末了却云：‘此约交中国驻藏大臣翻译遵行。’政府亦无可如何。”这又给中国人很大的刺激。

日本打败沙皇俄国后，排除了同它争夺朝鲜的对手，于1910年正式并吞朝鲜。中朝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朝鲜的亡国，给处在异常敏感状态下的中国人极大的震动，感到等待着自己的可能是同样的悲惨命运。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第二年1月的一封信里写道：“每一个离别三载之后又回到这个国家的人，对公众对日情绪的变化都会有着触目惊心之感。这段期间里，自从朝鲜被并吞以后，人们对日本的感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西方列强的势力更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这时，它们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扩大投资放在比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更重要的地位，特别是通过建筑铁路、开掘矿藏、经营航运等手段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如果说，1901年以前，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攫取了各种投资的特权，但一时还来不及直接从事大规模的投资活动；那么，到1903年以后，它们就以空前的规模来实现这种投资的特权，来消化、巩固和扩大前一阶段获得的侵略成果了。其中，铁路投资规模之大、获利之丰，都是投资其他企业无法相比的，于是，各国便趋之若鹜。胡思敬写道：“是时，西人习知铁道利益，倾资极力包揽，凡京津、津榆、淞沪、津张、沪宁数大支路悉归掌握。”

随着内地通商口岸的相继开辟，在短短几年内，许多以前还很少见到外国人的地方，这时也闯进外国轮船，出现许多高视阔步、把中国人看作劣等民族的“洋人”。他们俨然以主子的姿态君临到中国的国土上来。而他们的势力每插到一个地方，都激起这个地方人民的愤怒和不满。

面对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谁能够实行真正的改革，奋起救亡图存，谁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以至拥护，否则，就要被人们所唾弃。而当时的清朝统治集团处在怎样的状况下呢？

《辛丑条约》磋商过程中，慈禧最关注的是“惩办祸首”那一条，生怕列强要逼迫她归政光绪。传闻，“外人于北京所提条款，原有黜废太后，请皇帝亲政一条，持之甚力。李鸿章再三磋商，始允删去”。列强对这一条放过后，她便放下心来。1901年2月4日，清廷在联军提出议和大纲并经奕劻、李鸿章草签后，慈禧下“自责之诏”，说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说：“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第二年1月，清朝政府从西安回到北京，从开封到正定这一段路坐了火车。进宫那天，“当西太后乘舆经过使馆人员站立的阳台时，她在轿中欠起身，以非常和蔼的态度向他们回礼”。当接待各国使节时，“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纱幕后面”。接着，她在接待和问候外国使节夫人时，“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这些，看起来是戏剧性的枝节小事，却很有象征性，显示出清朝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政治关系的新变化。

这以后，清朝政府一再传谕保护外人权益，竭力镇压民众爱国运动，聘请外国人担任财政、军事等顾问，连地方大吏的任命也要看外人的脸色行事。胡思敬的《国闻备乘》中专列“外务部媚夷”一条，写道：“堂司官坐拥厚糈，专恃媚夷为固位计，狡者作伥，钝者作媒，其能知外部为中国朝廷所设者，盖无几人。安徽争铜官山矿，部臣告皖抚曰：‘皖南北矿甚丰，此区区者何必与较？’”

既然清朝政府将自己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紧紧联结在一起，那么，毫不奇怪，民众自然也就将反对帝国主义同反对清朝政府紧紧联结在一起。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结论。

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写道：“列强，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做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做对，要把我们当做谋反叛逆的杀了。列位，我们尚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这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阻，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阻吗？”这本小册子流传极广，“洋人的朝廷”这个说法也就深入人心，遭人痛恨和唾弃。

严重的社会危机

到了晚清，中国的社会矛盾本已极端尖锐。甲午战败，赔款2.3亿两白银，那时清廷的年财政收入长期在8000万两白银左右，这赔款相当于3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使整个财政经济状况陷入大破产的境地。《辛丑条约》又要赔款4.5亿两白银，这就完全无法应付了。饮鸩止渴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条是大规模举借外债，这更大大加深了对外国列强的依赖和屈从；另一条是对民众加紧敲骨吸髓的盘剥，这就使国内本已异常尖锐的社会危机更大大激化了。

前面讲到清朝的年财政收入一直在8000万两白银左右，到1911年猛增到3亿两白银。在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财政收入如此大幅度的增加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只能是对百姓盘剥的加紧。在财政极端拮据的情况下，增加的捐税还成为筹措新政费用的主要手段。贪官污吏乘机巧立名目、层层加码，老百姓就更活不下去了。《国闻备乘》中写道：“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予观近时筹款之法，灼然共见者盖有数端：一曰百货统捐，创自江西；一曰烟酒增税，一曰酌提州县盈余，一曰八省膏捐，皆创自北洋；一曰铜元余利，创自广东；一曰漕粮折价，一曰推广捐例，皆创自部臣；一曰房捐，一曰米捐，一曰亩捐，一曰投效，一曰彩票，一曰盐斤加价，一曰整顿契牙各税，皆东南各督抚私自筹画。取民之法愈巧，侵蚀之术愈工。三年之间，户部再火（引注：指户部衙门两次发生火灾），天意盖可知矣！”

到1910年，清朝财政状况已支撑不住，出现全国性的财政金融大混乱。清政府除举借外债和横征暴敛外，又采取新的措施滥铸铜元和滥发纸币，用恶性通货膨胀的办法对民众进行无休止的掠夺。铸造铜元是1902年冬袁世凯在直隶开始实行的。由于铜元在铸造过程中可掺亚铅，币值不断下跌，出现一泻千里之势。下层劳动民众收入低微，持有的一般多是铜元。铜元价值暴跌，遭受灾难最大的还是他们。滥发纸币还造成政府财政信用破产，在城市中出现银号、钱庄大批倒闭的风潮，引起巨大恐慌。这些都是以往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从来不曾见到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下层民众中的自发反抗斗争愈演愈烈。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是抗捐斗争，一个是抢米风潮，前者如山东莱阳抗捐斗争，后者如湖南长沙抢米风潮，都是震动全国的。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人们对清政府的愤怒已达于极点。“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事实。奇怪的是，有些著作或文章对这些事实仿佛都置于视野之外，或看得无足轻重，而将笔墨尽花在清朝政府某些改革措施上（当然有些措施的积极作用也是可以如实加以肯定的），并且把它极度放大，似乎如果不发生革命，对中国的现代化反倒更好些。那就离历史事实太远了。

本文原题为《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出自《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第1册，略有删节。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