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新书《关键词》中，作者约翰·利里试图揭下“能力”、“数据”、“热情”和“毅力”这些词汇的虚伪面纱，从而揭示隐藏在这些描述中的专制、暴利和剥削，为晚期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祛魅。通过审查这些源自商业资本家的常用词语，利里的研究向我们讲述了“关键词”背后错综复杂的市场逻辑。
感恩节后没几天，通用汽车公司解雇了6000多名员工。新书《关键词:资本主义新语言》（Keywords: The New Language of Capitalism，以下简称《关键词》）的作者约翰·帕特里克·利里（John Patrick Leary）在推特上转发了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Mary Barra）的部分声明：“今天采取的行动使我们公司的转型得以继续保持灵活性、弹性和盈利能力，同时也给我们未来的投资带来了灵活空间。” 在巴拉的声明后面，利里补充了一句评论:“在这个情境下，语言被宣布死亡。”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那些用来描述晚期资本主义、并为其频发的混乱正名的特定词汇呢？ Haymarket最近出版的《关键词》一书中，作者利里探讨了晚期资本家的语言权力系统，那些源自企业界和商业出版社的商业术语而今无处不在。利里仔细审视了话语中隐含的、对社会关系的评判，他认为，这些词在宣扬一种更有利于企业的价值观(科层制,竞争力,盲目拥抱新技术)，其对企业的益处要胜过对人类的价值(民主、团结和审查新技术对人类和地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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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里写道，这些词限制了我们的概念视野，它们“束缚了我们的想象力”，使我们很难设想组织经济和社会的其他可能。思想领袖和企业高管鼓励我们将其作为常识性的语言来接受，仿佛这些语言描述了一种“常规的现实”。当我们理解这些词汇，并用它来描述自己的生活时，我们会被视作好员工；而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受到经济衰退的潜在威胁。毕竟，要是你不熟悉“创新”或“合作”这样的词，你怎么能指望自己在当下的美丽新经济中茁壮成长呢？
关键词：为资本主义正名
作为韦恩州立大学的英文教授，利里本着学术的严谨，审查了文中提到的语言。很多人会漫不经心地使用“晚期资本主义”这个词，以此笼统地解释为何我们的生活如此糟糕，但利里不是，他界定了“晚期资本主义”，并且解释了自己为何选择这个词。使用“晚期资本主义”意味着，尽管我们使用着时髦的流行词和先进技术，但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不过是过去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下一个迭代。
换句话说，他写道，“振作起来，事情自始至终就没好过！”利里引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家恩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话说，现在的新情况是，我们“相信技术全能”，相信专家。他还称，资本主义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到地理、文化和精神领域，这些在过去还是无法商品化的。
《关键词》的灵感得益于之前的一本同名书——威尔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1976年的著作《关键词：一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和利里一样，威廉姆斯的目标是鼓励读者成为“有意识的、批判性的”读者和听众，看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不是一种需要学习的传统，也不是一种需要接受的共识，(而是)……一种可以使用的词汇，我们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当我们发现有必要改变它的时候，就去改变它，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语言和历史”。
语言的力量不仅来自言说者的阶级地位，它还依赖于听者的默许。利里正是瞄准了这个“等式”的后半部分，致力于打破语言的魔咒——它可以不服务于精英阶层。“如果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词”，利里写道，“或许我们可以剥去它们魅惑的力量”。
为此，他提供了从“责任”到“健康”等约40个晚期资本家的“关键词”，其中一些词还跨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比如“教练（coach）”。在本书中，利里使用牛津英语词典、媒体的商业经济报道等简单工具进行检索分析，他认为，每一个关键词都以一种合理、中立、甚至令人振奋的方式，展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毫无根据的东西。
以“毅力（grit） ”为例，这是委办学校管理者、高管和Ted演讲者所推崇的价值观。从表面上看，强调成功来自在挑战、失败和逆境中努力工作，这无可反驳。这个观念看起来甚至很有吸引力，就像畅销书《毅力：热情与坚持的力量》（Grit: The Power of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的作者Angela Duckworth所说的，成功“更依赖于我们的热情和坚持，而非天生的才能”（还有我们父母的种族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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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里写道，关于“毅力”的讨论在小心翼翼地规避经济中显而易见的重要事实——贫困。达科沃斯（Duckworth）等宣扬“毅力”的人承认，对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来说，机会是有限的，但他们坚持认为坚韧的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他们也含蓄地承认，大多数人是无法走出困境的，只有勤奋、最合适、最具有毅力的人才能获得成功。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
利里继续分析，“毅力为现存的事实提供了一种解释，而不是引领我们去想象一些不同的东西”。“毅力”的提倡者不去批判那些使“毅力”成为正常生活必要条件的条件，反而要求女性、有色人种和穷人对他们出生的这个不公平的世界进行过度补偿。利里写道，虽然城市学生和贫困人口常常被教化说要有“毅力”，但这个词“真正的”受益者“居于我们众所周知的社会阶梯顶端”，从他们的位置看过去，不平等并没有那么糟糕。
在书中，利里将他的关键词分为四个大类：第一类是“晚期资本主义身体语言”，它赋予企业以人体的属性，比如敏捷性或灵活性，并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靠劳动创造利润的、真正的人体上转移开。“晚期资本主义的很多语言，”利里写道，“几乎把工作场所（除了其中那一群工作过度或工资过低的人）想象成身体的各个方面。”
还有“晚期资本主义的道德词汇”，这些词大多富于古老的宗教意味，利里援引了一首19世纪的诗，其中把耶稣称作“思想领袖”。利里说，这些道德价值正逐渐与经济价值混为一谈。此外，“手工（artisanal）”等词汇反映了资本主义对反主流文化批判的吸收，即它未能给予工人使命感和自主权。最后，还有一类词汇从创造出来就倾向于赞美一些新技术带来的可能性，比如，智能冰箱、智能烤面包机、智能马桶的“智能（smart）”。
关键词背后的剥削逻辑
在书中，利里试图揭下“能力”、“数据”、“优秀”和“聪明”这些词汇的虚伪面纱，从而揭示隐藏在这些描述中的专制、暴利和剥削。通过审查这些术语，利里的研究向我们讲述了关键词背后错综复杂的市场逻辑。
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一个常见特征，是抹除表示冲突或颠覆的词汇的政治性。比如在过去，“创新”和“破坏”这两个词都被用作贬义，用来描述对既定秩序（特别是牧师或教会）的异议。 在18世纪后期，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用“创新”这个词来宣传法国革命者，而一部1837年的天主教小册子则用“创新者”指代“异教徒”。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术语却被固定用作商业术语，它们与其他空洞的流行语一起出现，如“动态的”和“革命性的”，所有这些流行语都表示变化、进步和转变，但却只是在市场经济的狭义范围内。
现在，曾表示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反对力量之冲突的词语已被重新定义，词语中的冲突感被消除了。 “创新”不再是由意识形态对抗而产生，而是在既定秩序内发生。它不是表示系统性转变所带来的“分裂”，而是表示当前体系所固有的东西。这一话语体系反映出晚期资本主义对改变、更新和适应的兴趣 ，反正这些 “破坏”构不成政治威胁。
利里还通过一些关于“赋权（empower）”（ 这是另一个被去除了斗争和冲突含义的词）的阐释，把上述思路延伸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自我观念中。过去，员工被“赋权”与老板对抗，而现在，他们被“赋权”在工作场所履行自己的职责。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努力使自己的身份与市场需求保持一致，以此获得权力。这意味着一个人需要放弃自我才能获得自我，这是噩梦般的悖论。新自由主义鼓励人们成为自由、自主、至高无上的“自我企业家”。然而，这种“个性”是通过服从资本的强制性要求而建立的。
《关键词》记录了这种伪“赋权”如何重构了我们看待劳动的方式。“工作本是累人的、剥削的、与他们共同完成或是为他人完成的、有关劳动的，而现在，工作的劳动特性逐渐淡化，在其自我获得的功能面前相形失色”。当工作成为一种形成身份的(也许是唯一的)手段时，它的关系维度就被忽视了。如果每个员工都认为他的工作是为了获得自我，那么她就忽视了他与同事和老板的关系。现在这种情况掩盖了工作场所的等级制度，也使得集体组织难以形成。在这种制度下，工人会将他的悲惨境遇理解为塑造人格的过程，理解为自我实现的途径，而不是结构性不公的结果。他在办公室度过的时间越多，他就越能培养出稳定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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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个词是“热情（passion）”。 Miya Tokumitsu在2015年出版的重要文章《被迫热爱工作》中讨论了表示“工作热情”的一类词。当工作从为他人服务转变为锻炼自我时，人们期望员工对自己的角色表现出热情的投入。Tokumitsu写道，在这种情况下，“热情”是通过一个人工作的时间来衡量的。这意味着，管理者有权期待员工们表现出最大的热情，毕竟，借由工作，员工们能够在自我实现的黄金道路上获得一席之地，他们应该心怀感激，他们甚至应该自愿无限期延长每周的工作时间。如果工人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人们就会觉得他们缺乏“弹性(resilience)”，利里将“弹性”一词定义为在“脆弱、不稳定、没有工会组织”的条件下有效劳动的能力。
借由语言，想象其他可能
正如利里所展现的，这些关键词反映并巩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一套晚期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员工被要求具有 “工作热情”和“工作弹性”，而“企业家”却总是富于“创新精神”和“悟性”，他们“行动迅速，打破常规”。为公司的创造巨额财富的只有企业家，而不是他的员工，更不是任何可能为公司产品革新提供资金的纳税人(例如，Elon Musk已经获得了近500万美元的政府补贴)。对于亿万富翁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毕竟，为什么要通过税收或更高的工资，将财富重新分配给那些没有创造财富的人呢?
在这些短文中，利里戳穿了苏联语言学家瓦伦丁•沃洛希诺夫(Valentin Voloshinov)所描述的统治阶级的目标——“赋予意识形态符号一种……永恒的特征，消除或推动其中蕴含的不同社会价值判断之间的冲突。”以“企业家（entrepreneur）”为例，利里指出，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很多社会观点的斗争。
1800年左右，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首次将“企业家”定义为那些“将经济资源转移……到更高生产力的广阔领域”的人。然而，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给这个词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含义。利里认为，对有关企业家精神的当代观念既来自熊彼特（Schumpeter），他相信企业家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的、惊天动地的动乱的历史代言人。当我们用一种不加批判的接纳态度谈论“企业家”时，我们含蓄地接受了熊彼特（Schumpeter）的观点——财富是企业家在革新和创新的过程中创造的，这与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通过剥削占有财富的观点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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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证明这些词汇的含义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迁，利里认为，他们可能会进一步变化，因为由统治阶级赋予的含义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不容辩驳的。利里在探索我们语言以及嵌入其中的肮脏之物时，也鼓励我们去想象我们的语言应该强化什么、应当反映什么样的观念，当我们为“免费的时间，而非灵活性；为免费的健康照护，而非健康本身”；为免费的大学，而非“思想市场”而奋斗时，事情会是什么样子？
利里的书提醒我们，在这些关键词之外，我们还有其他选择。管理者可能称我们为人力资本，但我们同时也是工人，也是人。“语言不仅是事情本来面目的被动反映，”利里写道，它还是一种媒介，让我们去想象和创造事情本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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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ebecca Stoner, Oliver Eagleton
来源：土逗公社。责任编辑：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