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共（毛）中央委员：妇女运动中的哲学派别（下）

2.3 无政府女权主义

女权运动受到无政府主义（安那其）的影响，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激进女权主义者最接近他们的观点。因此，被称为无政府女权主义的工作主体可以被视为激进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所有形式的政府（国家）都是专制的、私有制的和暴虐的。他们设想建立一个没有政府、没有等级制度、没有私有制的社会。虽然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其他经典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但美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德曼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尤其具有影响力。出生于立陶宛的艾玛·戈德曼于1885年移民到美国，是一个在许多服装工厂工作过的工人，在此期间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她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积极宣传家，演说家和活动家。在当代女权主义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传播了艾玛·戈德曼的著作，她的思想一直很有影响力。

无政府女权主义者认为，没有一种固定形式的无政府主义，但他们有无政府主义传统的共识，即：（1）对现有社会的批评，关注权力与统治的关系;（2）替代的愿景，平等主义，非专制社会，以及关于如何组织起来的主张，以及（3）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的战略。

他们设想了一个确保人类自由的社会，但他们相信个人的自由和社会是一体的。但社会的制度必须能够使自由成为可能，应该没有等级制度或权威。他们的观点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但最接近激进女权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所从事的实践。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手段必须与目标一致，革命的过程也是如此。新的制度必须反映新的社会和必须创造的关系。因此，过程和组织形式极为重要。

根据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统治地位和从属地位取决于国家暴力维持的社会等级架构和经济胁迫（即通过控制财产等）。他们对社会的批判不是基于阶级和剥削，也不是基于国家的阶级性等，而是集中在等级和统治上。国家捍卫和支持这些等级架构，中央一级的决定强加于等级制度中的下属。因此，对他们而言，社会等级架构是社会统治和从属的根源。

这也导致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因为促进和传播的观点是官方观点——统治者的观点、制度及其流程。无政府主义者批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根据他们的说法，革命者正在创建层级组织（党），通过这种组织来实现变革。据他们说，一旦建立了等级制度，高层人士就不可能放弃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认为，实现变革的过程同样重要。“在一个等级制的组织中，我们无法学会以非专制的方式行事。”无政府主义者强调“行为宣传”，他们用这个词表述模范行为，通过正面的例子鼓励其他人加入。无政府女权主义者举例说明了创建各种社区活动的团体，例如在美国经营一家广播电台或食品合作社，其中已经探索出了非专制的组织运作方式。他们专门强调没有等级和统治的小团体。

但是这些团体在实践的运作中，隐藏的专制领导（Joreen）的出现招致了许多批评。遇到的问题包括隐藏的领导、媒体的噱头、有闲中产阶级妇女的人数过多、妇女可加入的任务组缺乏、对表现出主动性或领导能力的妇女的敌意等。当共产党人提出帝国主义者控制的中央集权国家需要被推翻时，他们承认他们的努力作用很小，需要与他人协调并与他人联系起来。但他们不愿意考虑建立一个集中的革命组织来推翻国家。

大体上根据他们的理论，资本主义国家不应该被推翻，但它必须被超越，“我们如何对抗病态的国家架构？也许最好的答案就是过渡而不是推翻。”——《无政府女权主义宣言》，西伦（1971）。

从他们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与革命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不相信推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是核心问题，而是倾向于把精力用于组建参与合作活动的小团体。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认为这些活动可以扩展和壮大并逐渐席卷整个社会是一种幻想。他们只会在像美国那样富足的社会中，被当成一种古怪的外来植物容忍。这样的群体倾向于以这种方式被社会选择。

激进女权主义者发现这些观点与他们的契合，并且受到无政府主义组织观念的极大影响，也有的无政府主义者对组织的观点和激进女权主义者的融合了。无政府女权主义思想的一个方面是他们对生态的关注，我们发现生态女权主义也是从无政府女权主义观点中产生的。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参与环境问题。

2.4生态女权主义

生态女权主义也与文化女权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生态女权主义者自己也与众不同。像玛丽·戴利这样的文化女权主义者在他们的著作中采用了接近生态女权主义认识的说法。耶涅斯特拉·金，万达娜·希瓦和玛利亚·密斯都是著名的生态女权主义者。

文化女权主义者在美术、诗歌、音乐和公社中赞美女性对自然的认同。他们认可女性并本能地对抗男性文化。例如，他们是积极的反军国主义者。他们指责男性参与战争，并指出男性的侵略是无视死亡的行为。生态女权主义者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强调的女性受压迫的经济和阶级原因，但批评她们忽视了自然统治的问题。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是自然反对人类统治的反抗。他们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自然的本身。

在生态女权主义中，自然是分析的核心范畴——自然的相互支配——心理和性欲、人类和非人类的压迫，以及女性在其中的社会历史地位。根据耶涅斯特拉·金的说法，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起点。据她所知，在实践中，女性一直站在保护自然的斗争的最前沿——奇普科-安多兰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据说村里妇女紧紧抓住树木，以阻止承包商在特里-加瓦尔砍伐树木。

生态女权主义中有许多分支。有的宗教生态女权主义者把唯灵论奉为圭臬，而世俗生态女权主义者则坚持积极干预以阻止破坏性的行为。他们说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必须被消解，我们与自然的统一才会出现。除非我们都生活得更加简朴，否则有些人将无法生活。根据他们的说法，在保护地球的运动中也有人发展的空间。生态女权主义者中有一个反对强调自然-女性联系的分支。据他们说，妇女必须尽量减少参与社会建构并在思想观念上加强与自然的特殊联系。目前世界分为男性和女性（文化和自然）;必须消解文化建构的男人和自然建构（育儿和生育）的女人，而要统一强调。男人必须把文化带入自然，女人应该把自然融入文化。这种观点被称为社会建构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像沃伦这样的思想家认为将女性与自然联系起来是错误的，因为男性和女性同样属于自然而且同样具有文化性。密斯和希瓦结合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见解（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角色）；以及世界女权主义者的见解——她们认为女性在世界各地的日常工作中更多地关注自然；以及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使文化倾向于同质化的批评。

他们相信世界各地的女性都一样能与资本主义的父权制及其产生的破坏作斗争。以妇女与破坏生态的工业或军事利益做斗争以保护赖以生存的环境为例，她们得出的结论是：妇女将站在保护生态斗争的最前沿。他们主张维持生存的观点，人们不得生产超过满足人类需求所需的产品，人们利用自然应该不超过自身需要，生产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满足社会需要，男人和女人应该培养传统的女性美德（关怀，同情，养育）。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能够与自然和平相处，维护国家、世代和男女之间的和平”，才能从事自给自足的生产。“妇女本质上是非暴力的”，她们声称并支持这一点。他们被认为是生态女权主义者的变种。

但是，万达娜·希瓦支持自给农业的理论依据实际上是反动的。她对绿色革命及其整体影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从一种对妇女和自然的“西方父权制暴力”的角度分析的。她用非西方智慧反对西方的父权制、理性和科学。帝国主义者利用农业科学的发展强迫农民增加产量（以避免红色革命），并与种子，肥料，杀虫剂等农业的跨国公司市场紧密联系。

但希瓦完全拒绝农业科学，不加批判地捍卫传统习俗。她声称传统的印度文化与普鲁沙和普拉克里提的辩证统一优于西方的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等哲学二元论。

因此，她声称，在这个生产是为了维持生计的文明中，为了满足人们的重要基本需求，妇女与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绿色革命打破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这种联系。事实上，希瓦正在赞美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民经济、封建制度和极端不平等。在那种经济形势下，妇女在艰苦的劳动中长时间劳作，而自己的工作得不到承认。她没有考虑到达利特（贱民）和其他较低种姓妇女的情况，她们在当时的封建地主的田地和房屋里辛苦劳作，大部分时间都遭受虐待、性剥削和无偿劳动。

此外，“维持生计”并不是基于所有人的生活需要，事实上，在这个“光荣”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妇女甚至被剥夺了基本必需品，她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不是独立的。这种缺乏独立性被她和密斯解释为第三世界女性拒绝自决和自主，因为她们重视与社会的联系。如果妇女们支持的社会制度包含任何其他选择，那么就被希瓦视为有意识地拒绝自我决定。实际上，他们以生态女权主义的名义和反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名义维护父权制的前资本主义生存经济。在科学和传统之间制造了一种错误的对立。

这是一种文化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形式，是捍卫第三世界社会的传统父权制文化的，反对以攻击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名义发展群众。我们反对唯利是图的帝国主义农业企业对农业技术（包括转基因种子等）的破坏性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推动，但并不反对将科学和农业技术用于改善农业生产。在现阶级关系下，即使是科学也是帝国主义的女仆，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下并非如此。

重要的是保留我们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但把传统全盘接受、大肆吹捧，是反人民的。生态女权主义者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理想化，也缺乏阶级观点。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像印度这样的落后国家，上层阶级的妇女几乎都没有表现出对自然的敏感性，因此她们沉迷于帝国主义炮制的全球消费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不是世界范围的剥削制度。他们没有改变自己的特权和基本生活方式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的意愿。对于农民妇女来说，生态破坏给她们的劳动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比如为牛采购燃料，水和饲料。由于大型项目占据她们的森林和土地而造成的流离失所也严重影响了她们。

因此，这些问题可以而且已经成为在斗争中动员她们的关键。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女性与男性相比具有保护自然的“天然”倾向。反对垄断资本主义无情地破坏自然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是人民的问题，全体人民——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参与其中。虽然生态女权主义者引用了奇普科的斗争作为例子，但实际上在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其他的斗争，其中无论男女都对生态问题及有关他们的权利的事情非常关心。

纳尔马达的骚动、奥里萨邦村民对大型采矿项目的反对、反对核导弹项目，或者巴斯塔尔和贾坎德邦的部落反对大型钢铁项目毁坏森林的斗争就是这样的例子。

2.5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20世纪60年代，当自发的妇女解放运动出现时，积极参与新左派、反越战学生运动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妇女加入了它。在运动中提出的女权主义论点的影响下，他们对自己在广泛的民主运动中的作用提出了质疑，并对新左派——他们身处其中——提出的妇女问题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基本上是批判苏联和中国的、托洛茨基修正主义倾向的。虽然他们批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无视女性的问题，但与激进女权主义派不同，他们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运动，而是热衷于将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其中也有很多派别。

一派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他们将自己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区分开来，因为他们更紧密地追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并将他们的分析集中在女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受的剥削。另一派是那些关注如何通过育儿实践创造性别认同的人。他们专注于心理过程，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他们也被称为精神分析女权主义者。但所有人都使用女权主义这个词。

一些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参与严肃学术和政治活动的女权主义者也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既表达了他们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区别，又表达了对女性问题的认真态度。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塔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和意大利女权主义团体的其他女权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务劳动进行了理论分析。达拉·科斯塔详细论述了在家庭工作中妇女就变成了工人，是一种商品（劳动力）。

因此，根据他们的观点，认为家庭工作只创造使用价值是错误的。家庭工作也创造交换价值——劳动力。当家务劳动的工资诉求出现时，达拉科斯塔主张把它作为一个战术行动，让社会意识到家务劳动的价值。虽然大多数人不同意他们的结论，即家务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并创造了对家务劳动的工资需求，但他们的分析在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圈子中引起了大量讨论，并提高了对家务劳动如何服务于资本的认识。大多数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此诉求持批评态度，但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最初（70年代初）家务劳动问题是他们讨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很明显，很大一部分妇女在家庭外工作，或者部分时间在家庭外工作。

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45％的劳动力是女性。此后，他们的研究重点转向他们的国家的妇女劳动力的状况。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分析了美国女性在工作和工资方面的受歧视程度。工作中的性别隔离（妇女集中在低工资的某些类型的工作中）也已经详细记录。这些研究有助于揭示资本主义的父权制本质。但是，就本文而言，我们只关注他们的对妇女受压迫和资本主义的理论立场。我们将采用海迪·哈特曼提出的一个立场，叫做“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不幸婚姻：建立更加进步的联盟”，以了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基本立场。

根据海迪·哈特曼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是两种已经结合的分析体系，但它们的“婚姻”却不幸，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以其对资本的分析能力占主导地位。但据她所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对历史发展和资本的分析，但没有分析男女关系。她说，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是由父权制度决定的，女权主义者对此进行了分析。

对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历史社会制度的父权制都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是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女性在其中的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形成以及父权制如何塑造资本主义这四个问题所必需的。她在妇女问题上批评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解决妇女的问题时只涉及经济制度。她说女性被视为工人，而恩格斯认为，如果女性进入生产阶段，性别分工将会瓦解，妇女生活的一切方面就会只与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延续相关。即使是关于家务劳动的研究也涉及到女性与资本的关系，但不涉及男性。虽然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女性的痛苦，但他们只关注私有制和资本，将其作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但据她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没能考虑到男性和女性对资本主义感受的差异，并认为父权制是更早时期遗留下来的。她说，资本和私有制不会把妇女当成女性压迫;因此它们的废除不会结束妇女的压迫。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正确地分析家庭中妇女的劳动。从她的家务中得益的不仅有资本家，也有男性。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不应忽视这一关键点。由此可见，男性有维持女性的从属地位的物质利益动机。

她的分析进一步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雇佣方式、意识形态及主要概念，如产业后备军。但工人、阶级是无视性别的，因为它不管谁将填补工作空位，即谁将是工人，谁将成为产业后备军等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任何人，无论是什么性别、种族、国籍，都可填补岗位。他们说，这就是妇女所面临的问题。

一些女权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了妇女的工作，但却对其进行了修正。例如，朱丽叶·米切尔分析了女性在市场上的工作、再生产、性行为和抚养孩子的工作。据她声称，市场上的工作是生产，其余的是意识形态。米切尔认为，父权制在生殖、性和育儿三座大山中张牙舞爪。她对男女如何形成基于性别的人格进行了精神分析研究。根据米切尔的说法，“我们在分析两个独立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和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模式。”

哈特曼不同意米切尔认为父权制只是意识形态、没有独立的物质基础的观点。据她说，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控制。他们通过阻止妇女接触社会的生产资料（剥夺她的生活工资）和限制她们的性取向来控制她们。她说这种控制不仅在家庭内，也在工作场所中。在家里，她为丈夫服务，在工作中，她为老板服务。这里一定要注意哈特曼没有区分统治阶级的男性和其他男性。哈特曼的结论是，没有纯粹的父权制，也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在整个社会中以组织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因此就有了她所谓的父权制资本主义。

据她说，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紧密。她认为马克思主义低估了父权制的力量和灵活性，高估了资本的力量。人已经适应了父权制，资本在早期生产方式中具有灵活性，并且已经使人们适应了资本积累的需要。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和在家中的工作取决于性别分工，资本主义将妇女当作次要的工人加以利用并借以分化工人阶级。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不同意哈特曼的双重制度理论，即两个独立制度，一个是生产领域的资本主义，另一个是生殖和思想领域的父权制。例如艾丽丝·扬，她认为哈特曼的双重制度把父权制当作一种永恒现象，在资本主义之前存在，并且在每个存在过的社会中都使其成为历史的，这倾向于文化和种族偏见。艾丽丝·扬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一种制度，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父权制。

根据艾丽丝·扬的说法，可以用来分析这一问题的概念不是阶级——因为它与性别无关，而是分工。她认为，基于性别的分工对于生产关系的架构至关重要。

在最近更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中，玛丽亚·密斯（她已经成为一个生态女权主义者）也专注于分工——“男女之间的等级分工及其变动构成了主导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即特定时代和社会以及更广泛的国家和国际劳动分工的阶级关系。”

据她说，唯物主义的解释要求我们分析女性、男性和自然之间作用的本质，并通过它来建构人性与社会性的本质。在这段中，她批评恩格斯没有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定义。因此，在早期她所谓的母系社会中，女性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她们是生产性的——生活中的积极生产者。在资本主义情形下这种状况改变了，她们是家庭主妇，没有任何创造性和生产性。妇女作为孩子和母乳的生产者、收集者和农民，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男性。男人通过工具与自然联系。男性的至高无上不是来自卓越的经济贡献，而是来自于他们发明了破坏性工具，通过这些工具，他们统制着女性、自然和其他男性。她补充说，这是建立父权关系的经济基础。男人们学会了在父权制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对武器以及男性在生殖中的作用的知识的垄断导致了劳动分工的变化。妇女作为食物收集者或生产者不再重要，她们的任务只是生孩子。因此，她的结论是，“我们可以将男女之间的不对称分工归因于这种掠夺性的生产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侵占，这是基于男性对控制手段的垄断，包括武器，以及通过暴力建立和维持两性之间永久的剥削和支配关系。”

为了维护它，家庭、国家和宗教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密斯说我们应该拒绝生物决定论，但她自己也转向了它。他们，例如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一些社会变革建议，都是针对男女关系的转变和抚养子女的责任。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所关注的核心是生殖自由。这意味着女性应该决定是否要生孩子以及何时生孩子。

生殖自由包括安全避孕措施权、安全堕胎权、日托中心、可照顾儿童的体面工资、医疗保健和住房。它还包括性选择自由;这是让孩子超越社会文化规范，即只能在一男一女的家庭中抚养孩子的权利。在这种家庭之外的妇女也应该被允许拥有和养育子女。从长远来看，育儿必须从女性的任务转变为男女共同的任务。妇女不应因无子女或因做母亲而受苦。但他们认识到，为了保证以上所有要求的实施，社会的工资分配必须改变，妇女的角色必须改变，强制性的异性恋必须结束，照顾儿童必须成为社会性的任务，而这一切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是不可能的。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不是单独的，生育方式必须一起转变。

后来的作家中，格尔达·勒纳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她的著作《父权制的产生》中，她详细解释了父权制的起源。她辩称，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历史上的一个时刻，不是因为某一个原因，而是一个超过2500年的过程，从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600年。她指出，恩格斯在他的开创性工作中为我们认识女性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规定了未来一百年的主要理论问题。他提出了关于妇女从属地位的历史性的命题，但他无法证实他的命题。根据她对古代社会和国家的研究，她得出的结论是：私有制的基础是男性对女性的性和生殖能力的占用;它先于私有制。

世界上第一批国家（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以父权制的形式组织起来。古代法律将妇女的性从属关系（男性控制家庭）和奴役制度化，并以国家权力强制执行。这是通过暴力、妇女的经济依赖和上层妇女的阶级特权来实现的。她通过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古代国家的研究，追溯了思想、符号和隐喻是如何发展的，通过这种发展将父权制的性/性别关系纳入了西方文明。男人学会了如何通过统治自己的女人来统治社会。但是女性继续在女神崇拜中扮演女祭司、治疗师等重要角色。直到后来才发生了妇女的宗教地位没落。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机械马克思主义者、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经济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等派别使用一样的术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专注于研究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但与他们都截然不同。他们批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把反对妇女压迫的斗争视为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核心方面。根据他们的说法，组织妇女（女权主义组织项目）应该被视为社会主义政治工作，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必须包括女权主义的方面。

2.6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妇女解放战略

在追溯美国左翼运动与女权主义运动之间的历史关系之后，哈特曼坚定地认为，除非女权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可能取得成功。她提出了一个战略：首先，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联合不同的利益群体（例如，妇女的利益不同于一般的工人阶级利益）；其次，妇女不能相信男人会在革命后解放他们。妇女必须拥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和权力基础。艾丽丝·扬也支持自治妇女团体的组建，但认为没有哪个女性的问题是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无关的。

在这个战略中，她认为没有必要建立一个先锋队以使革命成功，妇女团体必须独立于社会主义组织。贾格尔在以下这段文字中，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整个社会秩序——在其中妇女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异化。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战略是支持一些男女混合的社会主义组织。但也建立独立的女性团体，最终是一个独立的女性运动，致力于摧毁资本主义和破坏男性统治地位。妇女运动将加入与其他革命运动的联盟，但它不会放弃其组织独立性。”

他们为反资本主义和反对男性统治进行了煽动和宣传。由于他们将生殖确定为妇女受压迫的基础，他们将其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概念。因此，他们认为，许多正在热议的问题，如反对强奸、性骚扰和合法堕胎的斗争都是反资本主义的，也是对男性统治的挑战。他们支持发展鼓励集体精神的妇女文化的努力。他们还支持建立替代制度的努力，如医疗保健设施、鼓励社区生活或某种形式的中途安排。在这方面，他们接近激进女权主义者。但与激进女权主义者不同的是，后者认为这些设施应该使女性能够摆脱父权制、白人文化进入自己的避风港，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并不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这种撤退是可能的。简而言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将其视为组织和帮助女性的一种手段，而激进女权主义者则将其视为与男性完全分离的目标。像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一样，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改变家庭架构——他们所谓的女性受压迫的基石——的努力，必须从现在开始。所以他们一直在鼓励社区生活，或者某种中间道路，在那里人们试图在工作分配中克服性别差异，共同照顾孩子，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可以共同生活。

尽管他们知道这只是局部的改变，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取得成功，但他们认为做出努力是很重要的。激进女权主义者断言，这种安排是“生活在革命中”。这意味着这种行为本身就是革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意识到转型不会慢慢到来、会有一段时间的动荡，但这些都是准备工作。所以这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激进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都受到黑人妇女的尖锐批评，因为他们基本上忽略了黑人妇女的状况，并将所有分析集中在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情况和理论上。例如，约瑟夫指出了从未被认为是“女性”的黑人奴隶女性的状况。在田地和种植园中、劳动和惩罚中，她们被当成男人驱使。黑人家庭永远无法在奴隶制条件下稳定下来，黑人奴隶男子几乎无法主宰自己的女人。后来，黑人妇女被迫谋生而工作，许多人都做了富裕白人家庭的佣人。她们在那里面临的骚扰和长时间工作，使她们的经历与白人女性的经历大不相同。因此，他们不同意家庭是压迫根源的概念（对于黑人来说，家庭是抵抗种族主义的来源），以及女性对男性的依赖（黑人女性很难依赖于黑人男性，因为他们的失业率）和妇女的生殖角色（她们通过在白人的家庭就业来创造白人劳动力和孩子）。种族歧视对她们来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况，这使她们与黑人男性而不是白人妇女结盟。而白人女性自己也在继续宣扬种族主义，女权主义者应该反思自己。最初，黑人妇女几乎没有参加女权主义运动，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黑人女权主义运动逐渐形成，它试图将反对男性统治的斗争与反对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来自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的类似的批评产生了女权主义中称为全球女权主义的派别。在这种背景下，后现代主义也在女权主义者中找到了追随者。

2.6.1批判

基本上，如果我们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主要理论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结合起来，而他们的重点是证明女性受压迫是社会斗争的核心和动力。理论著作主要集中讨论欧洲和美国，他们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他们所有的分析都与他们国家的资本主义有关。甚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仅限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辩证法。

人们倾向于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推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和制度。例如，在封建时期较长的南亚和中国，我们看到那里的女性在封建时期的受压迫情况要严重得多。毛主义者对印度妇女问题的看法也将父权制视为一种在整个阶级社会中压迫妇女的制度。但他们没有将其看作具有独立运动规律的系统。他们的理解是父权制在不同的社会中由于其发展水平和特定社会的具体历史和条件而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统治阶级曾经并且正在利用它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父权制不是孤立的敌人。

统治阶级，无论是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封建统治者还是他们控制的国家，都同样是妇女的敌人，因为他们维护和延续了父权制家庭、性别歧视和社会中的父权意识形态。毫无疑问，他们得到了普通男性的支持，他们吸收了重男轻女的思想，这是统治阶级和压迫女性的思想。但普通男性和统治阶级的地位无法相提并论。强调生殖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低估了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的重要性。关键问题是，如果妇女没有掌握生产资料、生产必需品和财富的手段，那么妇女的从属地位如何能够结束？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虽然这可以在实践中基于性别分工的背景下加以考虑，但重点在于异性恋家庭内部的关系和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她们失去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是她们在阶级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基础。因此，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组织特定社会中的劳动分工，生产资料与劳动本身的关系，从而了解统治阶级如何利用妇女并迫使她们从属。父权制加剧了对妇女的剥削并降低其劳动价值。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支持费尔斯通提出的论点，强调女性在生殖中的作用，以构建她们的整个论点。他们引用以下恩格斯的话：“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在这段话的基础上，他们指出，在恩格斯的分析和研究中，只关注生产而完全忽视生殖。恩格斯的话给出了社会形态的基本框架。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对历史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在不考虑其他方面的情况下孤立地理解。事实是，在整个历史中，妇女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忽视了这一点、并断言妇女在生育领域的作用是核心方面、是应该首要关注的问题，事实上是接受父权制的论点——统治阶级认为女性在生育中的社会角色是最重要的，没有之一。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在分析中也歪曲并抹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的意义。费尔斯通说（像哈特曼这样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也这么认为）生殖是基础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与之相关的所有社会关系必须被视为家庭基础、其他男女关系等的一部分。如果所有经济关系和生殖关系都是基础的一部分，那么基础的概念就会变得过于广泛。它完全失去了意义，不能成为一种分析工具。性别分工一直是分析特定社会经济架构中重男轻女偏见的有用工具。但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性别分工概念比私有财产更有用，这在历史和分析上都令人困惑。第一次分工是男女之间的分工。这是由于自然或生物原因——妇女在生育孩子中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统治。

女性在部落生存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她们所做的食物收集、发现可种植的植物并培养、驯化动物对于部落的生存和进步至关重要。与此同时，进一步的分工不是基于性别的。新工具的发明、驯养动物的知识、陶器、金属工具、农业的知识，这些以及更多的知识技术促使了更复杂的分工。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整个社会及其架构——氏族和亲属架构的发展，与其他部落的交流和冲突以及对正在开发的生产资料的控制的背景下考量。随着剩余产品的产生、战争和对其他可以劳动的部落的征服，妇女退出社会生产的过程似乎已经开始。

这导致了生产资料的集中和部落首领开始占有剩余产品，这显然是男性的统治。无论对生产资料的这种控制是否仍然是共同形式，或者它是否以私有财产的形式发展，无论当时的阶级形成过程在不同的社会中是否完全不同或部分不同，我们必须研究特定社会的特定事实。基于他那个时代的信息，恩格斯追溯了西欧在古代的上述过程，我们在自己的社会中追溯这一过程。父权制的全面形成，即观念限制妇女退出社会生产、而只能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中生儿育女，只有在阶级社会全面发展、国家出现之后才能实现。

因此，性别分工这一事实并不能解释不平等。断言基于性别的分工，而不是阶级，是女性受压迫的基础，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一些社会的，物质上的不平等原因，我们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论点，即人类有追求权力和统治的内在动机。这种说法是自我矛盾的，因为这意味着争取平等没有意义，永远无法实现。抚养儿童的任务本身不是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种在原始社会中受到称赞和欢迎的角色。必然是其他物质原因导致了这个原因的出现，而激进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并没有探究更深的原因。

在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揭示了社会中的父权文化，例如母性的神话。但是，他们中一些人只片面强调关注意识形态和心理因素，使他们忽略了这种意识形态和心理所依托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制度。在组织问题中，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正在追随激进女权主义者和无政府女权主义者。他们已经明确地制定了战略，但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这是完全改良主义的战略，因为它没有解决如何从这个战略中诞生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如果按照他们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党/共产党不应该这样做，那么妇女团体应该提出一个如何推翻垄断资产阶级男性的战略。他们将实际活动限制在组织小组、建立替代社区、进行一般宣传和围绕特定需求进行动员。这是一种经济实践形式。这些活动本身对于组织基层人员是有用的，但这些活动还不够推翻资本主义并推动妇女解放的进程。这需要进行涉及与国家对抗的重大组织工作——情报和武装力量。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从某种意义上说，把它留给了他们批评的修正主义者和革命政党。因此，他们的整个方针是改良主义的，在现行制度内进行有限的组织和宣传。激进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派别的大量理论家已经被高薪、中产阶级的工作所收买。在大学中，这体现在他们写作中的精英主义和他们与群众运动的距离上。它也反映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国家理论领域中，“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大学和大学附近工作的许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不仅已经完全融入中产阶级，而且还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

2.7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

来自非白人妇女的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导致一部分女权主义者走向了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从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那里继承了观点，他们认为女性是“他者”（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群体叫他者，例如贱民、原住民、女性等）。后现代女权主义者正在赞美他者的立场，因为他们认为他者能够洞察她所不参与的主流文化。因此，女性可以批评主流文化强加给每个人的规范、价值观和活动。他们认为研究应该面向正在被研究的人——被统治者的价值观。后现代主义在学术界很受欢迎。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没有固定的类别，自我被各种身份的划分所分散——性别、阶级、种姓、民族、社区、种族。这些不同的身份具有内在价值。因此，这成为一种形式的文化相对主义。

因此，例如，实际上不存在单纯的女性类别。女人可以是自我的身份之一，也可以是其他人。可以有一名贱民妇女、一名贱民妓女、一个上层阶级妇女等。由于每个身份本身都有一个价值，因此对所有人都有的身份，它的价值没有重要意义。以这种方式看，集体政治活动没有共同空间。妇女的概念帮助妇女团结起来、共同行动，但这种身份政治的分裂程度超过了它的统一程度。这种统一是建立在最狭隘的基础上的。

后现代主义者鼓吹差异和身份，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关注一个“整体”阶级。进一步地，后现代主义认为语言（至少西方语言）没有反映现实。他们相信身份是通过“话语”建构的。因此，在他们的理解中，话语构成了现实。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的“解构”上。嗐，这使得人们“一无所有”——没有确切存在的物质现实了！这是极端主观主义的一种形式。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者专注于心理学和语言。后现代主义与法国大哲学家福柯结盟，反对他们所谓的“权力关系”。但是这种权力概念是分散的，并没有明确界定。

谁掌握了权力？据福柯说，权力只是在基层一级，所以对权力的抵抗也只能是地方性的。这不是非政府组织运作的基础——非政府组织是将人们组织起来反对一些地方腐败势力，并使上层权力，即中央政府和国家政府做出调整。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极具分裂性，因为它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并且在没有任何理论框架的情况下赋予了身份相对很大的重要性，旨在理解身份形成的历史原因并将各种身份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像WSF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中，每个人都在庆祝自己的身份——女性、妓女、同性恋、女同性恋、原住民、贱民等等，但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让他们全面了解、接受共同的策略。每个群体都会抵抗自己的压迫者，因为它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有了这样一个论点，从逻辑上讲，就不需要组织了，充其量只要有地方一级的自发组织和临时联盟就行了。按照他们的理解所主张的“组织”就是再造权力——等级和压迫。大体上，他们是让个人只为自己抵抗，反对联合的有组织的抵抗和武装抵抗。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卡罗尔·斯塔比尔说：“反组织的偏见是后现代主义一揽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家和女权主义者来说，组织任何哪怕最临时和最自发的联盟，都会重现压迫、等级和难以控制的统治形式。资本主义极其有组织的事实他们几乎视若无睹，因为个人抵制多元分散的权力形式。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正如二十年前出现的Joreen（隐形领导）那样，无组织会产生其自己的暴政。因此，意图取代任何有组织的政治的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给我们兜售的多元主义、个人主义、个人代理以及最终完全个人化的药方，这些药方从未——也绝不会——能够解决架构性问题。”（1997）

后现代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仅仅看成是一种形式的权力，这并不奇怪。虽然发达国家的后现代主义在印度这样的半殖民地社会中可能找不到，但许多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却受其影响。他们站在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的立场上对革命和修正主义组织的恶毒攻击也反映了近年来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2.8总结

我们简要介绍了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主要理论派别。虽然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在20世纪70年代占主导地位，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女权主义及其分裂主义毒瘤，和对文化上的女性受压迫的情况的关注渐渐抬头。性别选择和妇女生育角色问题在女权主义界的辩论、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许多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也重视这些问题，尽管不是以文化女权主义者的极端形式。异性恋家庭的转变成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运动的主要呼吁，其中较为活跃的份子也试图将其付诸实践。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已经设想以这种方式改变整个社会制度，但事实上它已成为他们试图理论化的改良主义方案。

后现代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产生影响。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再次成为女权主义分析中的重要理论。用这种批判地看待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的思想（特别是激进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派）从理论上分析了女性受的压迫、他们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以及他们为推动这一运动发展所制订的的策略之后，我们可以说，他们理论中的缺陷导致他们的解决方案只能使女权运动陷入死胡同。尽管该运动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并且得到了正在认识自己的诉求和问题的妇女的广泛支持，但这一运动无法发展成一个基础广泛的运动，一个不仅包括中产阶级、还包括工人阶级和受压迫种族的成分的运动。

他们的理论和策略的主要缺点是：

1.在生育角色中寻求女性压迫的根源。由于女性在生殖中的作用是由生物学决定的，因此它是无法改变的。不是把社会原因确定为妇女受压迫的起源，而是盯着生物学上的死的因素，从而陷入生物决定论的泥坑。

2.关注妇女在父权制核心家庭的生物学角色，并把这当做妇女受压迫根深蒂固的社会基本原因。因此，他们把反对异性恋家庭作为反对女性受压迫的主要任务。结果，决定家庭存在和家庭形成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架构被忽视了。

3.以男女矛盾为主要矛盾。将注意力集中在改变性/性别系统这一男女被后天培养的性别角色上。这意味着只盯着社会生活的文化和心理方面，而忽视产生和维系父权制文化的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4.强调男女之间的心理/人格差异是生物的，并倡导妇女的分裂主义。过分强调妇女的性解放，提倡男女分开社交、分开生活和女同性恋。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这种女权运动仅限于小团体，不能吸引或动员大量妇女。

5.通过强调解放妇女的性压抑的必要性，或者以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主张女性应有加入美国陆军的平等机会的名义，陷入了助长帝国主义的色情、性旅游等的泥坑。

6.组织上，强调反对等级制度和统治，并只盯着自发的小的学习小组和替代活动，反对动员和组织大批被压迫妇女。

7.忽视或反对苏联、中国（一共）等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对改变大部分妇女的处境的贡献。

在女权运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错误的理论分析和错误的策略如何影响运动。他们不了解妇女的受压迫与更广泛的剥削性社会经济、政治架构、帝国主义密切相关，反而在帝国主义制度内寻求解决办法。这些解决方案最多使一部分中产阶级妇女受益，但却使大量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妇女离解放越来越远。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不可能脱离推翻帝国主义制度本身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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