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伦·麦克森斯·伍德

任何一位作者在重读自己10多年前出版的作品时，都会有些许不安，尤其该作品又是在特定的政治情形之下，作为对某种特定而又稍纵即逝的思潮的一种回应而完成的。因此，这一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些陈述或判断上存有缺憾。一些当时看上去很重要的批评与主张很可能在今天已不复存在。近年来发生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断裂，或者说是当今最大的时代性转换之一——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使得距离感似乎更为强烈。

《从阶级退却》一书是其时代的产物。然而，我认为该书对已然衰亡的思想倾向所做的批判性评述在当代仍然是有意义的。该书意欲对阶级、意识形态、政治、社会主义与民主等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比当时更为重要或者至少同样重要——进行理论反思。我认为，即使是作为思想史，该书的重要性也已超出了它的主题。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或许已成往事，但其原初意旨在今日之学术风尚中仍具活力。我认为本书可谓已从整体上把握了这一思潮的来龙去脉。

就表面而言，从1986年起，特别是1989年以来，左派学术生活变化较大。比如，在《从阶级退却》一书最初发表时，“后马克思主义”一词不过正处在形成之中，今天，这个词却已经几乎无法指认。曾经用这些术语描述自己观点的人现在可能会——至少是在其原初意义上——拒绝那样的一种自我勾画。毕竟，在此术语生成之初，尽管它的阐释者们认为自己已经游离其外了，但它仍然意欲表明：他们共同源起于马克思主义这一传统。今天，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是极为脆弱而又疏离的，几乎是让人无以察觉。人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朝着与马克思主义或是社会主义——除了拒绝和否认之外——几不相关的方向游移。一切似乎很明显，“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通往“反马克思主义”的小小驿站而已。

尽管如此，把这一变化的轨程完全或主要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戏剧性事件是不当的。因此，过分夸大这些事件之后后马克思主义左派的学术与政治所发一的“变化”是错误的。在早期的后马克思主义与今天的后现代主义之间存有一种不可打破的连续性。它们共同强调“话语”和“差异”，或者是现实的碎片化本质以及人类的认同。这些连续性，如果是确实存在的话，与那些“变化”比起来则是更为显著的，且其源皆可深溯至50年代和6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的“先知”们思想形成的时期。

为了正确地描述这些连续性，让我们首先对“变化”进行考察。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构造性矛盾在于，尽管这些人极力强调“差异”，坚决拒绝“本质主义”、“普遍主义”以及阶级政治，但他们仍然会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某种无所不包的而且不伦不类的普遍性政治目标公开表示认同。由于如此众多的“差异”的存在以及诸如“阶级”之类的统一社会基础的缺乏，这些普遍性目标迫使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者去依赖非常抽象的、非决定性的社会政治原则。尤其是，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激进民主”的概念，本意是试图替换传统的社会主义设想，现在却不得不用非常模糊的措辞去加以界定，以服务于没有共同基础的“不同”的解放目标。

无论如何，“激进民主”中的“民主”一词总是极为模棱两可的。悲观一点看来，因为缺少某种社会基础，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激进民主”的教义，要求知识分子扮演一个非同一般的重要的政治角色。后马克思主义者公开承诺的真实的民主斗争——一比如反抗种族或性压迫——将被话语分析的学术政治所遮蔽。乐观一点说，“激进民主”的社会非决定性使其在政治实践中苍白无力。对于其全部的“反普遍主义”而言，这一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比起其欲取而代之的“本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概念——只能是过多地具有抽象统一性，而较少地具有社会历史的具体性。

在这里，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一种转换。后现代主义——在它们仍然保有的对于平等或者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之承诺的范围内——并没有完全摆脱渴望解放与拒绝任何道德或政治基础的支撑之间的矛盾。但是，总体而言，后现代主义借助于“散裂” 和“差异”，多多少少决定性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在这里，对于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原教旨主义”、“理性主义”或“启蒙方案”都不再心存留恋。其最终结论不仅是拒绝社会主义或者任何别的“普遍主义”政治，而且连同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本身也一并予以否定。后现代主义不能为它自己关于解放之承诺——就此问题而言，也就是它自己的政治多元主义——提供一个可信的基础。事实上，很难弄明白的是，为什么像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激进民主”的叙述一样模糊的一个政治原理，在被后现代主义解构了全部的政治基础之后仍然能够有效？

尽管存在这些表面上的转换，存在近期来的历史性断裂，然而，在“苏东解体”之前的后马克思主义和今天的学术风尚之间的“连续性”比起“变化”来说却是更为显著。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不过是加快了在60年代就已启动的知识进程而已。

60年代好战分子属于漫长的战后繁荣期间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已经成熟起来的一代人[在这里引用我本人在《新左派及其后继者的年表》或《现在谁是过时的？》（《社会主义年鉴》1995）里用较长篇幅说明的一个观点]，他们同资本主义的关系由此也要比他们的后继者更为模糊。第一代新左派在其形成时期经历的主要是战争与萧条，年轻一代的新左派，崛起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拥有对于资本主义常态的非常不同的感悟，他们毫不犹豫地反对“体系 ”，深深地执迷于表面上的成功。对此新的现实，当然存在着广泛的理论回应。但是，消费资本主义深入到学生运动(在像马尔库塞这样的思想家的影响下)当中去所形成的霸权性支配，特别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支配，已经一劳永逸地淡化了旧的反抗组织。从此，阶级斗争的“古战场”上硝烟散尽，往昔的差异与分立在开放时代自由思想交流的浪花里无影无踪。

60年代末70年代初，工人阶级斗争性在几个国家里的迸发或许已经动摇了那种信念，而且他们确实也为“黄金时代”的矛盾冲突提供了充足的证据。然而许多学生激进分子（他们也将成为成熟的学者）仍然认同于一个不变的思想：即学生和他们的思想导师们将不得不去填补由学生运动所遗留的历史空白，而且，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要么是被“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所取代，要么是化理论为“物质力量”。

伴随着某些调整与修正，尤为重要的是“阶级”从“阶级斗争”中的消失，从“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到“话语”的学术政治这样一条不间断的线索，把60年代的学生激进主义的几条线索与今天的学术风尚（而且甚至是把种种西方学生运动中的毛主义倾向和今天的后现代主义：从“文化革命”到文本解构）连接了起来。在从此至彼的这样一条演化线索中，主要的转折点就是后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倾向。

不管8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者从他们的60年代青年那里承继了什么样的反抗力量，今天这一切已不复存在。在新的后左派理论中，资本主义无可替代，阶级政治所拥有的空间比起在后马克思主义中更小。因此，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悖论：一种始自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强烈反抗性冲动的思想倾向，却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缺点与矛盾冲突自大萧条以来最为暴露无遗时，向资本主义投降了。更甚的是，种种迹象表明，一个阶级政治的新时代正在形成。如，许多国家的劳工运动展现出新面貌；人们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开始走上街头。然而，当前新左派对此却毫无准备。

欲判明这些历史演进会对今日之学术风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为时尚早，但最近爆发的“阶级斗争”（同时，“差异”与“政治认同”这些宣言在南斯拉夫和其他地方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还有就是，受物质条件和阶级的影响，种族与性的压迫方式更为明显）或许会有助于说明近来潜入后现代话语的某些“自醒”。有迹象表明，今日学术名人堂中的一些领风人物——比如，雅克·德里达、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理查德·罗蒂、朱迪斯·巴特勒——正愤怒于那些由反普遍主义、反阶级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所强加的种种理论与政治的约束。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而言，这是一个创新的时刻。此时此刻，为什么要退回围绕已然消逝的或已为人遗忘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去呢？其中一个答案是，这样有助于沿于当今已入僵局的后左派政治思想回溯至其关健的转折之点，在那样一个把阶级，连同社会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批判从我们的视线中拖走的转折之点之前，这些争论至少在当时仍然是关于阶级政治的。如果说，现在更新我们关于阶级和阶级政治的思考之资源具有某种紧迫性的话，或许那样的一个转折点倒是一个不坏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