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牺牲。
恽代英，又名蘧轩，字子毅。原籍江苏武进。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1918年夏从武汉中华大学文学系毕业后，任该校中学部主任。五四运动中参加领导罢课、示威斗争。1920年创办“利群书社”，团结教育青年，传播革命思想。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和1925年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并任上海大学教授。1924年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3月任黄埔军校总政治教官兼军校中共党团书记，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1927年春主持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同年4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南昌起义，是党的前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广州起义时任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1928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主编党刊《红旗》。1930年5月在上海任中央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时被捕。
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出卖，1931年4月29日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于南京监狱。
以为入政党便可不读书，这只怪他根本不知政党是什么。——恽代英
五四运动之后，青年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高涨。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对于怎样参与政治活动，怎样救国，特别是怎样看待政党，要不要加入政党等问题的看法，在青年学生中间还比较混乱，莫衷一是。1923年，在国民党改组之际，上海《学生杂志》发起了一场关于学生入党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一直持续到1926年，当时许多有影响力的报刊都参与其中。
不能从根本上否认政党的价值
1923年11月5日，恽代英应《学生杂志》编者杨贤江的请求，就读者黄斐然关于学生入党问题的来信给予答复。此后，他又在《学生杂志》和《中国青年》、《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新建设》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关于学生入党问题的通信，如《造党》《关于学生政治运动与入党问题的讨论》《关于政治运动的八问题》《讨论丁子昂君一文》《对于革命者的悲观》等，为青年学生解答疑惑，呼吁进步青年加入革命政党。
许多青年，正是在恽代英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比如，得到恽代英答复的来信读者中，有一位名叫华少峰，又名华岗，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内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学家。
恽代英在这些通信中对学生中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
当时，有人主张学生政治运动要不染党派色彩。恽代英指出，“不应笼统的抹煞政党。我们只可以说希望要好政党，不能因此根本否认政党的价值。”他批评一些自命无党派无色彩的人，对中国亦全无办法，只能袖着手批评别人。“人要完全没有色彩，只好永远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做些不着边际的事”。
针对一些人“不党”而营政治生活的想法，他诚恳地指出：“一个人孤立的力量，不协同人家，不提携人家，你能做什么事呢？我们必须靠团体才有力量，必须靠会社，靠党，不然，我们将永远屈服于黑暗势力之下。”他极力主张造党救国，指出，“我们必须为中国造一个最有力量的革命党，除了这没有法子救中国。”
有人说，“即使要救国，亦不必加入任何政党”。针对这种观点，恽代英指出：“我们并不说不入政党的人便不爱国，只是虽爱国而以孤立而散漫，无法打倒一般狐群狗党，所以爱国亦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党员不是不学无术的政客
有人以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学生课业繁重为由，叫学生不必与闻政治，不必入党。恽代英认为，一个人无论是哲学家或数学家，他永远是社会的一分子，永远是政治的生物，因而无法脱离政治。他还认为，党员不是不学无术的政客，读书与入党并不矛盾，“以为入政党便可不读书，这只怪他根本不知政党是什么”。
有的人认为加入政党就会受人指挥，处于被动，丧失独立自由和主动的精神。对此，恽代英分析道：一方面，加入一个政党，首先是认同了政党的主义，这是主动和自由的表现。“我们服从于与我们同一主张的党纲与党魁，便只是服从自由，岂有减杀独立自由精神的事？”另一方面，加入政党后，必须要受纪律的约束，才能形成一个有力量的作战团体。“倘若必须要一个群众的政党，想事事不带一点被动性质，可断言无此事理。” 恽代英把主义与纪律视为革命政党必须具备的两种要素。他不仅要求党员服从主义和纪律，还要求党员必须同时督促主义的实行和纪律的执行。
还有一些来信反映出许多青年学生对于当时中国政党状况的悲观心理，特别是因一些革命党员的不好，而怀疑，而不信赖革命党，甚至不信赖革命。
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政党，有的政党没有主义和纲领，有的政党有主义和党纲却不实行。国民党、三民主义只是某些人挂出的招牌，引人上当。对此，恽代英指出，“国民党与三民主义是不是招牌，我以为用不着强辩。便令是招牌，我们只应问这招牌所揭示的货物是不是中国所需要的，再则他们是不是货真价实。”“如果她的招牌上的货物是中国所急切需要的，我们只有用种种方法督促她做到货真价实的田地。”“倘若国民党有做到货真价实的希望呢，为什么不应当帮他们一臂之力。”
有人提出，政党的内容不能令人满意，党内分子过于复杂，或感情意见分歧，或品性学识参差，加入政党难保纯洁的人格。对此，恽代英指出，水太清则无鱼。“人上一百，种种色色”，大的党会兼收并蓄，其内容决不能像清流的小组织那样令人满意。但清流的小团体担负不了革命建设的大事。要为中国做事，必须要靠大的党会。我们看大的党会，不应求全责备，但必须要求有好的领袖和好的纲领。建设更加纯粹的政党，还需要更多勇敢有毅力的纯洁分子加入其中。
今日的中国，只有共产党员是最精粹的革命分子
还有的人因为革命党内有假革命分子、腐败分子和变节堕落的分子而对党失望。对此，恽代英指出，无可讳言，这些坏分子的存在会对党的信用造成伤害，然而我们的问题不在某个革命党员的堕落，这是他个人的事，我们的问题是怎样造成一个强固的民众运动和一个强固的革命党，使党的主义能得以贯彻始终，使党的纪律能得以坚决执行。“我们要在不痛快的环境中，努力宣传奋斗，使真革命的分子态度越明显，假革命分子自然受淘汰”。
恽代英说：“中国的党，要说完全可以满意的，诚然没有。然而有希望可以做到完全满意的，亦何至便没有。但使他们可以有希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家来促进他完成他，以使他能成为革命运动集中的势力呢？”他指出，“在今日的中国，只有共产党员是最精粹的革命分子，因为他有铁的纪律与统一的革命意志。”同时他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虽有种种缺点，终究有代表国民革命势力的可能。因此，在大革命时期，他积极呼吁有志青年加入革命的团体——共产党或国民党。恽代英支持一个政党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看他是否革命，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便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在一封书信中，恽代英对学生来信中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概括。他说：“我愿凡怀疑学生入党的问题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究竟没有党能否有成功的革命？（二）党的活动是否能不带一点被动的性质？（三）中国究竟是否可希望有能担任革命工作的党？”恽代英通过一系列通信，对这三个根本问题都作了回答。这些思想，在当时的革命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今天，仍能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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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昌勇。来源：中国青年报。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