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行动！——海外的台湾左派运动

一、前言：从一九七○年代的保钓运动谈起

台湾一般人对保钓运动的印象，除了这几年来不时有从北海岸出发前往钓鱼台列屿的保钓船，与日本海上保卫厅的舰艇发生衝撞而引来一些媒体关注之外，就是四十年前发生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的一场爱国运动。当年的参与者，所谓老保钓，如今也都过了耳顺之年。从2009年在新竹清华大学举办的保钓文献会议，到2011年在世新大学举办的保钓四十周年会议，我们在现场看到的确实主要是一群六、七十岁，头髮花白，不少已经退休的老留学生、老学人，其中大半还是理工科出身的。这些人虽然已过耳顺之年，然而发起言来的情感与气势却都还不输时下愤青，可以看出这是一场青年运动对参与者一生的衝击与影响，让他们在生命的深层还保留著青春状态。所以说，保钓运动是远远不能被政治的、爱国的概念来框限住。这是本文要探索的其中一个面向。

1987年解严之前，海外台湾留学生具有群眾性质的政治运动主要发生在北美洲，一个是台湾独立运动，另一个即是保卫钓鱼台运动。台湾独立运动基本上是以右倾的亲美反共思想為其意识形态，虽然有左派台独存在，但只是整个台独运动裡的边缘分子。相反的，保钓运动一开始就有受到社会主义啟蒙的左派学生参与其中，成為最大的主导力量，并且还将运动转化為中国统一运动。而当时中国正是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成為全球青年进步运动的理想标竿，因此当年狠多参与保钓运动的台湾留学生不仅曾经被四○年代全球青年造反运动猛烈衝击，还受到文革理想深刻感召。可以说约略同时在一九七○年代初发生的这两个台湾海外留学生政治运动，是台湾战后新生代来到美国留学之后，一左一右的两个运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发生在四十年前的保钓运动就不只是一场爱国保土运动，更是一场海外台湾留学生的左翼啟蒙运动。

他们在行动！——海外的台湾左派运动-激流网台湾保钓运动

四十年前发生在美国的保钓运动随著转化成统一运动。就像五四运动，它起源於一场学生爱国运动，这个「国」原初是一个广义的中国，但接著保钓高潮而来的冷战局面的巨大变动，在1971年9月在密西根州安娜堡举行的国是会议之后，这个中国就由中国大陆来代表了。由此，海外保钓运动遂转化成為中国统一运动（简称统运）。於是这个原初的、较為素朴的爱国运动就带上了左翼的色彩，这几乎是20世纪第三世界知识青年寻求国家自主与民族解放的命定途径。

这样的一种左翼的爱国运动，或说民族解放运动，基本上有著两个特质：其一是反帝，其二是社会改造。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一九七○年代的情境下，就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及其对第三世界的侵凌，而寻求国家的主权独立。第三世界的社会改造就是认為原来抵抗不了列强侵凌的、落后的、反动的社会政经体制，必须经过彻底的改造而走向前瞻的、现代的、真正民主与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当然不是美帝所代表的政经体制与意识形态所能提供，因此必须另寻出路。从保钓到统运之路基本上就是这麼一个左转过程，一方面反抗美帝将中国领土钓鱼台私相授受给日本（一个前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主权独立与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则提供了追求理想社会的另类蓝图。

从保钓到统运，在几乎整个一九七○年代吸引了狠多台湾赴美留学的知识青年，不少人以身相许，成為他们一生中抹灭不了的青春激情，因此我们今天还能在四十年后看到这些人重新聚会、相濡以沫。

1970年底开始的海外保钓运动，在1971年9月转化成统一运动，然而这股动力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开始衰退，而在1979年邓小平採取反向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更失去了原初的动力，遂沉寂下来而进入尾声。之后又随著中国大陆的改弦更张与苏东集团的解体所带来的全球左翼运动的大退潮，於是这个涵盖整个一九七○年代的广义的海外保钓运动的左翼内涵也逐渐模糊，抽象的「爱国」几乎就成了如今回顾的刻板印象。

然而正如五四运动有其多重的面向与丰富的意涵，而不能刻板地被限定在爱国运动的范畴，保钓运动也有其多重的面向与发展。首先，保钓运动不只发生在海外，也在台湾与香港爆发而且各有著深远的、多於爱国运动的影响。保钓运动在台湾的部分，我在十年前出版的《青春之歌》一书，记录了1971年到1973年台大学生的保钓学运过程，今年我在世新大学举办的「保钓四十周年──理想还在召唤」的会议上也发表了〈七○年代台湾保钓运动的珍贵资產〉一文，阐述当年台湾保钓运动的多面性，以及对那一整个世代人的影响。这一部分在此就不再多言，本文要讲述的是一向较少言及的保钓运动背后的一支重要力量，就是不会对中国大陆的政策言听计从，而较為强调台湾本身解放力量的「海外台湾左派」的来龙去脉。

台湾留学生的海外保钓运动转化成统一运动之后，基本上只能在海外华人与留学生圈子裡活动，较难在台湾本土有著力点。但是这裡要讲的这支海外台湾左派则有著另一番光景，首先它胎动於一九六○年代初期，其中部分人士积极参与保钓运动，成為影响钓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它也从钓运人士中吸纳更多新血。在海外钓运／统运沉寂之后，这股扩充后的力量继续面向台湾，不仅从一九七○年代就开始奋力支援台湾的民主运动，并在一九八○年代之后也成為促成台湾社会运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可说从六○年代初活跃到台湾解严的八○年代末，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海外台湾左派是一个概括性的称呼，这群人除了思想上受到马克思、与毛泽东的影响外，还有几个特点：

1.台湾解严前，他们因為各种原因，包括上了黑名单，甚至被吊销护照，或因学业尚未完成，基本只能在海外活动，尤其在美国。

2.他们不以「民族本位」来思考问题，但基本上也不质疑自己的中国人的身分，并且基本肯定从辛亥革命到四九年解放的中国现代革命道路。

3.他们认為台湾问题以及更大的整个中国的问题必须放在相对於欧美日的第三世界的视野来检视。

4.他们大多数不认為台独是条出路，因此不属於台独左派（但有少数台独左派也源自这群体），但对台独运动的发生抱著歷史性的同理心。

5.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如何统一的看法上。基於对台湾曾作為日本帝国殖民地，以及那时正作為美国保护国而位居冷战前线，这两段歷史特殊性的理解，他们认為台湾不能只是等待祖国的解放，必须发展出自身的社会解放力量。就是说，必须有台湾人民积极参与在内，才是最理想的统一与解放。当然这样的看法与立场并非那般涇渭分明。由於他们基本「面向台湾」，认為台湾社会在经过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左翼肃清之后，必须有自身左翼力量的重生与茁壮，因此他们与海外统运和台独左派之间也就存在著一些模糊空间。在这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由於发生过多次歷史性的变局，这批海外台湾左派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形势，而有著不同的课题与行动。同时也陆续有新到的年轻台湾留学生加入，确实能呈现出一个上下传承的线索与特质，可让我们称之為海外台湾左派。因此以歷史性事件為纲，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為几个时期：保钓前的六○年代、钓运／统运的七○年代以及后钓运／统运的七○年代。在分别叙述这几个时期之前，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当年的时代背景。

二、解严之前台湾留学生的时代背景

（一）大批来到美国的台湾留学生

海外台湾留学生的保钓运动在一九七○年下半开始酝酿发展，在1971年4月10日的华府保卫钓鱼台大示威达到最高潮。1那天估计有2,500人参加，其中3/4来自台湾，1/4来自港澳。这是个不得了的数字，北美洲各地的台港澳留学生那时总共二万多人，当然参加者也包括一些已经毕业工作的学生和各地华侨。在那经济并不充裕的年代，他们必须包巴士、搭飞机，或者开车，狠多是远从西海岸或加拿大，在4月10日那天聚集到华盛顿首府来。而不克赶赴华府的也在各地举行数百人之眾的示威游行。可见这个运动在北美台港澳留学生界影响之广。

一九七○年代之初会在远隔重洋的美国爆发这麼一个影响到那一整个留学生与留美学人世代、强而有力的保钓运动，是有其当时的特殊背景。不只保钓运动，与它同时同地同一个留学生与留美学人社群也兴起了台湾独立运动，几乎是与钓运／统运平行发生与发展。

要理解这个现象必须回到当时的全球冷战局势与台湾在其中的位置与角色。海外保钓运动酝酿於1970年底，也就是说参加保钓运动的留学生是在一九六○年代来到美国留学的。到了一九七○年代下半台湾在美国的留学生（还在修学位的）已经超过三万人，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数目中是数一数二的，另一个留美学生狠多的国家是伊朗。这些留学生大半都不是富有权贵家庭出身。就是说不是自费或公费留学，而是靠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来到美国。当时美国愿意提供大量的奖学金名额给这两个国家，当然有其特别考量的动机，而这两个国家能產生这麼多的留美学生当然也有其特殊的时代条件，及其与美国的特殊关係。

美国為何愿意提供巨额奖学金给第三世界国家？道理狠简单，首先是培养第三世界的亲美派，再来是吸收第三世界的菁英分子来為美国工商业服务。大凡每个大帝国都有这种雄心气魄来这样操作，不须多做阐述。问题在於為何选择台湾？这就要看一九五○年代以来，台湾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冷战局势中的位置与角色了。

台湾当时一方面作為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第一岛链中的关键一环，另一方面又是以代表全中国的中国人自居。中国大陆的「赤化」以及韩战时带给美国军队巨大的灾难，一直是美国战后难以吞嚥的苦果，因此如何栽培亲美的中国人就成了美国在韩战以后的重要课题，而这时能够被栽培的中国人就主要来自台湾，因此大量的奖学金名额就开放给了台湾的学生。这是一九七○年代保钓运动发生时為何会有那麼多台湾留学生的国际政治背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美关係解冻，中国大陆採取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九八○年代為止。

（二）战后台湾教育的普及化

台湾当时也适时能够提供这麼多够格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理工科的，来到美国留学。这除了有中国社会传统上就重视子女教育这因素外，就主要来自战后中华民国政府的普及化与平等化的教育政策了。

我与先父是同一个中学──台南一中──毕业，差别的是他是在日据时期（1935年），而我是在国府时期（1969年）。我就读台南一中时，每一个年级有20个班，每个班平均50个学生，就是每个年级有1,000个学生。而父亲毕业时他那一年级总共毕业了85名，分成两班。每个年级不超过100人，不到一九六○年代台南一中学生的1/10。何况日据时期全台湾给台湾人就读的中学校屈指可数，每个学校又只有这样的学生数目，可说是菁英教育了。到了一九六○年代台湾的中学在国民政府普及化的平等教育政策下，都已经成了平民化的中学校。

随著中学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公私立大学也急速扩展。我们可以从一九五○到一九六○年代台湾各级学校的升学率来看。在我出生的1951年，小学毕业生升上初中的升学率是38.6%，我小学毕业的1963年增加到54%，到我大学毕业的1973年则增為83.7%；而1951年初中毕业生就读高中的升学率是57.3%，到我初中毕业的1966年则增加到75.8%。以全体国民的教育程度来看，中等学校以上学歷的人口在1952年只占8.0%，到了我升上初中的1963年是14.5%，而在1975年我退伍时则上升到30.4%。若以绝对人数来看也呈现急速上升的趋势，1951年台湾从小学到大专等各级学校的当届毕业生是16万人，1963年增加到45万人，到1973年更增加到近90万人；其中当届中等教育毕业生在1951年是3万6千人，到我高中毕业的1969年则增加到27万7千人；而在学的中等教育学生人数1951年是12万8千人，1969年增加到102万8千人，有七倍的成长率。可以说相较於日据时代，台湾在经过一九五○年代开始的普及化教育后，到了一九六○年代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口确实已是个不小的群体。（参见表一）

来到一九六○年代，虽然台湾经济已经开始发展，但经济结构并没能够容纳得下逐年增加的大学毕业生。然而这些大学毕业生却有了一个新的出路，即是前往美国留学。美国也就在这个时候基於全球战略布局，而提供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大量的奖学金名额。

年份195119631966196919731975升学率：小学升初中38.6%54.0%59.0%75.5%83.7%89.5%升学率：初中升高中57.3%73.3%75.8%83.2%中学毕业以上人口8%14.5%15.8%24.5%27.8%30.4%各级学校应届毕业生总人数16万人45万人55万人70万人89万人95万人中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人数3.6万人27.7万人中等学校在学生人数12.8万人102.8万人资料来源：《歷年度各级教育简况》（教育部统计处，2008）和TaiwanStatisticalDataBook（经建会，1983）。

（三）留学美国成為台湾青年的出路

美国对台湾战后一代的知识青年而言本来就非陌生之地。一九五○年代开始，美国继日本成為台湾的宗主国之后，美国的影响在台湾全面展开。战后知青一代都不会忘记那时各地设立的美国新闻处的吸引力，以及他们办的

《今日世界》杂誌与出版的图书所提供的精彩内容；也不会忘记这些影响在一九六○年代成為用来反抗国府威权体制的思想工具。

於是台湾这批战后出生，成长於一九五○／一九六○年代的新生代知识青年，在国府普及化与平等化的教育体制下遂大批地进入大学，而在大学毕业服完兵役之后，又顺理成章地大批地接受美国大学奖学金，前往美国留学。这是一九六○／一九七○年代之交台湾学生出国留学的情况，那时主要的留学国就是美国，狠少人去欧洲或日本。於是这一批台湾留学生在美国遂形成一股不小而多样的力量。

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大约从一九五○／一九六○年代开始大量的前往美国留学，然而一九八○年代之前留学生学成回台的比例甚低，大半都在美国就业定居下来。这种有去无回的情况当年还引来了一句调侃的话「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因為出国留学的以台大毕业生最多。於梨华也写过《又见棕櫚，又见棕櫚》与《会场现形记》2等小说，来探索这批羈留北美洲华人知识分子在大洋两岸间的情事。当然刚开始时台大毕业生出国留学的最多，因為它本身成立早，学生也多，但到一九七○年代之后，来自其他学校的也不亚於台大的了。

基本上到了一九七○年代，只要大学成绩不差，毕业服役之后无须马上承担家庭经济责任的男生（就是说小康之家即可），又有出国留学的强烈动机，总是可以想方设法来到美国留学，而申请美国大学奖学金虽是最佳的途径，尤其是理工科的学生，但其他方式也不少。那个时候即使没能拿到奖学金，在美国打工的机会狠多，移民检查宽鬆，只要有心，半工半读就能在美国社会混下去。过后要解决身分问题，基本上都不是难事。当然奖学金是个重大资源，让你无须半工半读，有餘裕从事狠多课外活动。因此在一九六○／一九七○年代，除了循规蹈矩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所修学位的之外，还有不少身分不明的、跳船的、退学的、居留过期的，或因被国府吊销护照而成為黑户的，构成了美国的台湾留学社群的一片热闹景象。

美国的台湾留学生界还有另一个特点，在当时中国人的共同认同下，他们与港澳留学生是互通声气的。此外各大都会区都还有唐人街／老华侨社区，也成了台湾留学生各种活动或运动的场域。

（四）世局递嬗与留美学生的变化

台湾留学生在美国的人数与活动的高峰是在一九七○年代到一九八○年代前半，而在一九八○年代之后，由於中美和解，加上中国大陆採行改革开放政策，美国的大学遂开始把原先拨给台湾学生的名额逐渐转给大陆学生了。这对美国的政策而言是一致的，他们如今可以直接从中国大陆的学生吸收人才，培养亲美派了。而同时台湾由於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家庭可以负担得起自费留学的费用；而台湾的大学毕业生也不再那麼狂热於出国留学，即使出国也有更多选择与竞争国度，例如英国、德国、澳洲、日本等。此外，台湾留学生界二、三十年来热烈的政治活动，也因1987年的解除戒严而重心转移，海外不再成為反对活动的主要场域。

如此，在一九九○年代之后，美国台湾留学生社群的热闹景象遂被中国大陆留学生所取代，何况那又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一项数据可以帮忙说明这种情况：2002那一年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中，印度与中国大陆是人数最多的两个国家，都在六万人以上，台湾掉到第五名，不到三万人，其中还包括狠多高中毕业去读大学部的，与前一世代有著极為不同的组成。3

前面提到一九七○年代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人数是数一数二，而另一个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则是伊朗。伊朗的情况和台湾颇為类似而更极端，首先那是巴勒维时代的伊朗，1953年巴勒维在CIA的帮助下夺回政权之后，将伊朗建构成一个亲美政权，成為冷战时期美国在西南亚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由此，一九六○／一九七○年代也有大批伊朗子弟来到美国留学，在巴勒维王朝垮台前夕的1979年曾有超过五万留学生在美国的纪录。他们的社群也孕育著有如台湾留学生界那般的政治气氛，对伊朗祖国有著深沉的关怀和激进的行动。

伊朗留美学生界也在一九八○年代之后如同台湾留学生界一样，由於一个政治局势的转变而人事全非。那是发生在1979年的柯梅尼革命，推翻巴勒维，出现一个全新的、反美的穆斯林政权。此后美国大学校园难得见到伊朗学生，在新世纪甚至掉到2,000人以下，美国也找不到像台湾这样的一个小伊朗，可以继续用来栽培亲美伊朗人了。於是在一九九○年代以后，印度与中国大陆就取代了伊朗和台湾，成了在美国人数最多的外国留学生群了。

可以说台湾去美国的留学生从一九六○年代到一九八○年代，在全球冷战的高低潮变化中，前后热闹了将近三十年，而这一切都与世界局势的变动有著密切的关係。本文所要探索的海外台湾左派的演变，即与这三十年的世局递嬗息息相关。

三、六○年代全球青年造反运动的衝击

一九六○／一九七○年代这麼多的台湾留学生匯聚到美国，照理应如原初设计，不管回到台湾还是留在美国，都会接受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走上一条亲美的道路。实际上确实也达到了大半的功效，台独运动即是其中一个收穫。战后新生代亲美的台独运动从一九六○／一九七○年代之交在美国兴起，至今不衰，并且作為美国左右两岸关係的一颗棋子，而成為影响台湾政局与两岸局势的巨大力量。

然而作為与美国主流价值十分搭调的台湾独立运动，只是台湾留学生的一方风景，另外却也有一大批留学生反而意想不到地受到六○年代全球性青年造反运动的深刻影响，而走上对美国霸权及其价值的反思与反抗之路。美国社会在一九五○年代歷经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后，战后新生代在进入六○年代时即开始反思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及其在全世界的霸权角色。

（一）从黑人民权到反越战

美国战后的黑人民权运动（CivilRightsMovement）从1955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罢乘种族隔离公车行动」开始，到1960年在北卡罗莱纳州葛林斯堡一家百货公司饮食部的「种族隔离区强坐行动」（Sit-in），1963年8月金恩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我有一个梦〉的演说，而在1968年的《民权法案》达到最高潮。与此密切相关的「校园言论自由运动」（FreeSpeechMovement）也在1964年底的柏克莱加州大学爆发。而美国大举介入越南战场更是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1963年开始就有和平运动者开始抗议美国介入越南战场。1964年8月美军在越南外海製造东京湾事件，詹森总统藉此从国会取得出兵权，更大举出兵越南，隔年就达到30万兵力。又為了增兵越南，开始大规模徵兵，於是引发美国青年的抗议，尤其是也被列入徵兵范围的大学生。

於是从1965年开始，反越战运动迅速在全美各地蔓延，尤其是各个大学校园。全国性的学生组织也相继组成，像StudentsforaDemocraticSociety（SDS）与StudentNonviolentCoordinatingCommittee（SNCC）。在一九六○年代的下半期随著越战的升高、美军伤亡的日趋惨重以及美军在越南农村的暴行，例如1968年的美莱村屠杀事件（MyLaiMassacre），反越战运动遂进一步与黑人民权运动合流，成為要求改变美国社会主流价值与体制的两大重要推手。美国的大学校园遂成為这个战后新生代青年运动的主战场。学生不只游行，还发动罢课，占领行政大楼等等，并且把各种社会团体如妇女、宗教、工会等社团全都捲了进来。反越战运动并且扩大到全国政治层次，1968年8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用来提名当年总统候选人）在芝加哥举行，会场被反战示威群眾包围，芝加哥市长出动了三万名以上警察与国民兵强力镇压。

骚动的校园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年代，衝突越发激烈而血腥。例如1970年5月4日发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的国民军射杀四名反战示威学生事件（KentStateMassacre），以及十天之后的密西西比州杰克森州立大学的学生示威活动中，警察射杀二名学生（JacksonStateKillings）。这一连串的两次校园射杀事件引来全国民意的反弹，并引发了首次大规模的全国学生大罢课。这些流血抗议终於迫使尼克森政府开始考虑退出越战。直到1973年初，南越、北越、越共与美国四方人马签订巴黎和平协定，美军逐步撤出越南之后，反越战运动才进入尾声。

（二）从巴黎街头到美国黑豹党的左翼旗帜

从一九六○年代初到一九七○年代初的这段以美国反越战和黑人民权运

动為主导的战后新生代青年运动，也同时在其他国家发生，欧美日等已开发国家几乎无一倖免。其中1968年5月在法国爆发的学生运动与接著而来工人运动及其全国大罢工，更是成為其他国家青年运动的标竿。

1968年的法国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不仅是战后新生代青年运动的高峰，也是六○年代全球进步左翼风潮的象徵。在保守反共的一九五○年代之后，

1959年卡斯楚的古巴革命正是挑战美国為首的冷战秩序的滥觴。一九六○年代初中苏共公开决裂，随后在1963到1964年间，两国更针对国际共產主义运动的路线展开公开论战，中共先后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抨击苏联的霸权路线与僵化的官僚体制，构成有名的「九评」。这些都在為落后国家提出一个有别於美苏两大强权及其体制的另类出路，给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左翼力量极大的鼓舞与啟发。尤其是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之后，对左翼人士而言更证明了苏联道路的不可行。

在这种变局下，中国大陆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在全球青年运动的热潮中，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遂成了极吸引人的号召。「毛派」於是在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从此形成一股实在而不可轻忽的力量。

而美国社会反动保守势力所构成的阻碍，也让民权运动裡的一批人士激进化，有人遂喊出「黑人力量」（BlackPower）的口号，採取有别於马丁路德金恩温和路线的非和平的手段，来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其中最有名的即是主张左翼革命路线的「黑豹党」（BlackPantherParty），以及MalcomX及其黑色穆斯林

（BlackMuslims）。他们都遭到FBI的残酷镇压。这条路线后来產生不少激进小团体，一直到一九七○年代中期还在活动，例如1974年发生的进行都市游击战的共生解放军（SymbioneseLiberationArmy）绑架赫斯特报系老闆女儿事件。左翼力量在一九六○年代的復兴还配合著文化上突起的青年叛逆风潮。从美国的花童（FlowerKids）、嬉皮（Hippies）运动，与民权／反战紧密相繫的抗议民歌（如PeteSeeger、JoanBaez、BobDylan等），英国的摇滚乐如披头四、滚石，到法国的新浪潮电影，以及其他文学、绘画与戏剧上的各种前卫艺术，所在都有。这些文化上的叛逆风潮一路影响到流行消费层面，例如披头四的歌曲，男性留长髮，几乎是在全面挑战美国在战后建立起来的保守反共僵硬虚偽的中產阶级价值体系。从一九六○年代到一九七○年代，这些战后新生代的青年「反文化」风潮遂与风风火火的社会与政治运动合流并进，形成我们今天所谓的「六○年代」。

（三）左翼思想在海内外台湾青年中的的復甦

处於冷战阵营前锋的六○年代台湾，虽然仍在国府严厉的戒严体制之下，但由於政治上的亲美立场，美国文化及其「反文化」遂也透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管道源源流入。正式的管道有全用英语发声的美军电台（AFNT，即ICRT前身）和美国新闻处及其中文刊物《今日世界》与出版社；非正式的则来自各种媒体，包括进口的刊物如《时代周刊》与《生活画报》、电台的热门音乐、外文书店等。而其中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自行引进的各种资讯与观念，配合著台湾在一九六○年代的文艺出版与创作盛况。

於是开始了美国文化全面影响台湾的年代。欧美青年那时各种叛逆的讯息如反越战、民权、嬉皮、摇滚乐及新潮电影大量传入。台湾青年在经过「文艺復兴」的洗礼同时，也如飢似渴地接受全球性青年造反风潮的感染。4因此欧美青年运动除了带来政治方面如反越战与民权运动的衝击外，还有著文化方面的深远影响。经由音乐、书刊、影像的传布，美国青年的「反文化」运动，从花童、嬉皮、摇滚乐到嗑药等等思潮，也感染了这个年代的台湾青年知识圈，直到七○年代。

六○年代台湾知识青年接受欧美青年造反的反文化运动影响还只是间接的，当时在美国校园的台湾留学生就直接受到衝击了。有当时的留学生回忆说他是在校园罢课的烽火硝烟中完成博士学位的。六○年代有机会到美国留学的台湾学生，可以说是亲身体验到美国大学校园的动荡与争论以及社会的问题。这对狠多来自反共戒严体制思想禁闭下的台湾知识青年，是个大开眼界的机会。狠多当年的留学生都曾回顾说：留学之前他们把美国奉為理想社会的标竿，而六○年代的民权、工人与反战诸进步运动才让他们惊醒，不仅开始对美国社会体制进行反思，也开始摆脱美国的霸权意识形态来重新认识被妖魔化的中国大陆。这是台湾留美学生思想转变的环境与契机，由此开始了台湾战后新生代在海外寻找另类出路，而重新串起左翼连线的歷史性集结。

此外他们在美国还有了一个重新认识中国的环境。美国在度过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之后，在五○与六○年代之交兴起了一股重新关注中国的热潮，每个重要大学都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CenterforChineseStudies），并收藏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图书，包括大陆出版的中文书刊。这些关於中国的大量图书与报刊提供了台湾留学生一扇新的窗户，一个有别於原来在台湾被灌输的反共教育的新中国视野。不少有心的留学生就从这些中国研究中心的图书中得到左翼啟蒙与对中国的全新认识，并开始组织读书会。

这些开始受到左派理论与实践影响的台湾留学生，其中不少是理工科的留学生，而数学系出身的更是自成一帮，后来不少人回到台湾隐身各个领域。文法科留学生受到左翼啟蒙的，则有不少是殷海光的学生或受其影响者。联繫六○年代初期的中西文化论战来看，在思想上可说是从自由主义西化派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派的大蜕变。

这些战后第一批接受国府教育而后出国留学却又开始左转的台湾青年，有著极為不同的家世背景与学科训练。例如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读哲学的台南人许登源，出身铁路员工家庭，是殷海光当年所服膺的西方分析哲学的入门大弟子；其夫人桃园人陈妙惠是他台大哲学系同学。金宝瑜是公教家庭出身的旗人后代，东海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美国宾州的布林莫尔学院（BrynMawrCollege）取得经济学博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台北人陈若曦，出身小康家庭，就读台大外文系时即与白先勇等一群同学共创《现代文学》，参与台湾六○年代的文艺创作风潮；其夫段世尧则是工科学生，外省军人家庭出身，两人都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学。还有其他留学生几乎涵盖了社会上的各个阶层。

（四）蛰伏的六○年代左翼台湾留学生

六○年代的台湾，歷经五○年代对左派进行肃清的腥风血雨之后，基本上被塑造成几乎是铁板一块的亲美反共社会。左翼组织彻底崩解，左翼思想几乎完全被消灭，而任何左翼的风吹草动即刻会遭来扑杀。面对这麼一个恶劣环境，来到美国后接受左翼啟蒙的台湾留学生在实践上能有的选择不多。回归社会主义祖国参加建设是其中狠自然的一个，认為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了，台湾的解放就是迎刃而解之事；或说即使不能回台湾实践，至少回祖国大陆参加建设还可以立即尽其心意。陈若曦与段世尧夫妇在1965年参加他们在学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个左派读书会时，就已经决心回中国大陆。还有一些留学生也选择同一条道路。

当然还是有新受左翼啟蒙的海外留学生试图对岛内有所行动与影响，但都功败垂成。例如留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陈玉璽在海外发表左翼言论，却在1968年2月在日本暂留期间，被日本政府与国府合谋强制遣送回台，而被当局判处七年徒刑，后来在夏大师生的救援下减為三年，出狱后再回到美国继续学业。那年稍后的5月台湾则发生了陈映真案，多人被捕入狱，也牵涉到已经来到美国的蒙韶、刘大任等受到左翼啟蒙的留学生。可以说，台湾这种对左翼的镇压还直接延伸到海外来。

於是这第一批左转的海外留学生面对六○年代台湾在戒严下的严厉环境，除了选择回归社会主义中国像段世尧／陈若曦夫妇外，只能暂时羈留异邦静待时机了，而又基於左翼重视理论的特质，不少读书会被组织起来，研习理论，重读歷史，理解世局，并且互通声息，互相串联，以待实践契机之到来。

此外有一些个别海外留学生在接受左翼啟蒙后，选择进到美国社会基层，甚至到第三世界去工作的。例如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的林俊义，在1971年透过门诺教会的安排到非洲肯亚从事教育工作，后於1975年回到台湾东海大学任教，并开啟台湾的环保运动。

於是在六○年代台湾如此严厉的环境下，不回去社会主义中国的，或不认同其為祖国的，几乎就只能羈留异邦等待时机了，其中许登源、陈妙惠夫妇是必须提到的重要人物。许登源夫妇在1963年来到柏克莱加州大学攻读分析哲学，却发现美国学院哲学系搞的是狠专业的数理逻辑，与他们在台湾追随殷海光沉浸在逻辑实证论的那种生命实践的境界完全不搭嘎，大失所望。这时他们却发现柏克莱加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图书馆收藏了狠丰富的中国大陆出版的报刊与图书，提供了与原先在台湾所接受的反共教育极為不同的思想资源，让他们得以重新认识中国当代歷史，而发展出对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向往，并重新思考台湾的出路。

而这时在全球左翼阵营裡还有一件大事发生，就是中苏共的公开决裂与论战。在1963到1964年间，两国共產党针对国际共產主义运动的路线展开公开论战，中共先后发表了九封公开信，抨击苏联的霸权路线与僵化的官僚体制，即是出名的「九评」。九评带给许登源夫妇极大的震撼与啟蒙，让他们有机会重新认识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的路线。接著柏克莱加大的学生运动也在这时爆发（1964年开始的言论自由运动），校园内左翼思潮澎湃。於是他们遂放弃了西方分析哲学，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并被作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指路明灯的毛泽东思想所深深折服。陈妙惠於是转读图书馆系取得硕士学位，作為羈留美国的谋生工具。1965年许登源曾在蒙韶的引介下来到美国东岸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参加陈若曦夫妇的那个读书会，带领他们学习左翼理论。后来经由陈若曦，他们也认识了周大绪／金宝瑜夫妇。相对於段世尧与陈若曦的回归社会主义祖国，许登源与陈妙惠选择了暂留美国，等待回台实践机会的来临，这一选择反映出六○年代海外台湾左派面向台湾，认為台湾社会亟需重建自身左翼力量的信念。

1966年10月陈若曦与段世尧夫妇经过一番折衝终於回到北京，却碰上文革热潮，走了一条不曾预期的实践之路。选择留在美国的许登源夫妇则在同一年12月放弃柏克莱加大的学业，却没放弃回到台湾的可能，走上了一条与陈若曦不同的道路。夫妇俩迁移到美国东岸另起炉灶，陈妙惠找到图书馆的工作，许登源则到麻州大学读取电脑硕士学位。而后许一边在纽约一家银行的资讯部门工作，一边继续深研左翼理论，结交同志，组织读书小组，静待实践契机的来临。於是在他们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同时关注大陆文革与台湾变化的圈子，如蒙韶、周大绪、金宝瑜、傅伟勋等人。其中蒙韶还是1968年陈映真案的漏网之鱼，是陈映真读书会的成员，在1965年出国后继续与陈保持密切联繫，而被当局列為同案分子。而当许登源与陈妙惠夫妇尚未离开柏克莱时，已经受到左翼啟蒙的刘大任与郭松棻也先后来到柏克莱加大就读，延续了那裡的台湾左翼读书圈子，刘大任还陪著许登源夫妇搭灰狗巴士横贯北美洲一路串联来到纽约。5或许我们可以说陈若曦与许登源代表的不同道路，与其说是在左翼思想上的差异，毋寧说是对生命实践的不同选择。

如此，读书会成了羈留美国的台湾左派留学生这个蛰伏时期的主要活动。读书会作為左翼分子的一种重要活动是有其马克思主义的特性的，尤其对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讲求的不只是对世间不平的道德义愤，不只是在坚持一个政治立场，也不只是在拥抱一个类宗教式的对理想世界彼岸的信念，而是在实践中更知性地去认识人类社会演化的真相。马克思认為他的理论是科学的而非空想的社会主义，因此左翼分子特别重视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有著这麼一个强烈的知性要求，到了一九六○／七○年代，全世界的左翼理论书籍已是汗牛充栋，但是基本的经典还是大家必读之物。

於是在海外台湾左派的圈子裡，读书会的形式就一直延续到保钓运动前夕，并成為保钓运动的一股重大推力所在。几乎在每所有眾多台湾港澳留学生的大学校园都有类似的活动，例如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刘大任、郭松棻、傅运筹等，奥斯丁德州大学的王义雄等，以及哈佛大学的廖约克、龚忠武等人的学习小组，当运动一来，都成為该地区甚至全美的保钓主力。

四、风起云涌的七○与八○年代

（一）从保钓运动到美丽岛事件的实践场域

海外留学生保卫钓鱼台运动开始於1970年与1971年之交，是这批左转了的台湾留学生的实践契机，上述哈佛的龚忠武、廖约克，德州大学的王义雄等人都积极介入，而沉潜在柏克莱加大的刘大任、郭松棻、傅运筹等人所办的保钓刊物《战报》更是成了运动中的鲜明旗帜。许登源与林盛中也曾加入纽约保钓刊物《群报》的编辑群。虽然左翼留学生不是海外保钓运动主要的初始发动者，6但在介入运动之后在运动的思想、观点与方向上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影响了无数参与保钓运动的台湾留学生。狠多人开始以左翼进步的视野重新审视时局、检讨歷史、重看两岸关係，而认识到美国的霸权本质，以致改变世界观，将生命重新定位。保钓运动成了这一代台湾留学生的世代志业与鲜明印记。

几乎接著保钓运动而来的是中美和解（从季辛吉1971年7月密访北京开始）以及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1971年10月），标誌著中国大陆对欧美世界围堵政策的一大胜利。由於左翼的力量在保钓运动的啟动与开展上起了如此重大的作用，加上中国大陆被欧美世界接受，而当时文革的理想色彩更是感召了狠多保钓参与者，因此整个运动接著会向中国统一运动转化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年9月，保钓运动的各地成员在密西根大学所在地安娜堡（AnnArbor）举行国是会议，通过支持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的决议，正式宣告统一运动的开始。由於当时中国革命热潮未退、文革理想还在光芒万丈之时，统运人士的心理重心遂摆在中国大陆，将中国革命的理想及其成果作為中国统一最厚实的基础。可以说，中国大陆的文革作為六○年代全球青年造反运动的一环，是当时台湾留学生左转的一大因素。若没有这一因素，恐怕保钓运动会有不同的面貌，不会是那般的波澜壮阔。

由於这是来自反共盟邦台湾的留学生左翼运动，马上引起美国情治单位的注意。又因為中美开始和解，他们更是密切监视来自台湾留学生的政治动向，而在留学生组织中安置了不少线民。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保钓／统运的活跃分子遂经常受到如FBI等单位的骚扰，甚至迫害。例如当时在奥斯丁德州大学读土木工程博士的王义雄，由於参与发动当地的保钓运动，并在中国同学会与台湾同乡会裡积极推动保钓理想，又於1974年去大陆访问，而被线民打了报告，遭到FBI约谈。接著他的夫人张梅梅在1978年参加旅美台湾妇女访问团去了大陆后，FBI又来要求合作而被他拒绝，於是他就被移民局以国家安全為由驱逐出境。这个来自美国官方的迫害，还让他一度必须躲到墨西哥。后来透过美国友人、保钓同志与台湾同乡的帮忙，他才回到美国与妻小团聚，最后一家人落籍洛杉磯地区，继续支持海外台湾人的左翼运动。而他的身分问题则拖到1982年才得以解决。王义雄参加保钓而遭来迫害的经歷有著十足的代表性，显示出参加保钓运动的台港留学生所引发的美国政府的冷战神经癥候。

可以说，保钓到统运的过程影响了这整个一代的留学生与学人，形塑了他们的另类世界观，燃烧他们生命的青春热火直到世局又再一次改变，是整个七○年代海外台湾与港澳留学生的共同记忆。然而在1975年越战结束，全球青年运动逐渐沉寂；1976年毛泽东去世，接著发生四人帮事件；1978年底邓小平復出，改採「改革开放」路线等一连串事件之后，这波保钓／统一运动遂走入尾声。

与此同时，台湾在经过国府退出联合国的挫败之后，原先个别孤军奋战的党外人士再度活跃，他们在1975年创办了《台湾政论》杂誌作為集结点。自1960年《自由中国》停刊之后，《台湾政论》是十五年来第一本成气候的政治刊物，虽然只出了五期，到了年底就被禁刊了，但它的出版不论在政治上或台湾意识上都是划时代的，是七○年代台湾政治转折的一个重要徵兆，代表著台湾本土政治势力的崛起，以及民主运动的展开。这个变化也深深影响到海外的台湾留学生，包括深受政治啟蒙的保钓学生，於是也促成了不少以台湾民主发展為主要关心对象的活动团体。

在美国与保钓运动约略同时发生的还有台独运动。1970年全球「台独联盟」成立，合併当时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和台湾的台独组织，而以美国為主要基地。台独联盟的主流派自然採取毫无第三世界概念的亲美反共路线，与保钓运动在整个七○年代同时在台湾留学生中展开影响力的竞争。然而其中也有一些与许登源这些人同样在六○年代美国留学时代受到啟蒙的左翼分子。

在台湾党外民主运动勃兴的1978年底，美国宣布将与国府断交，当局停止正在进行国会选举，并於翌年初诬陷党外高雄老县长余登发為「匪谍」，将其逮捕入狱，引发党外人士首次公开示威的「桥头抗争」。最后在1979年底引发了高雄美丽岛事件，及后续的一连串逮捕、审判、林家血案等动荡。由此而将台湾民主运动与台独思想往前推了一大步。

这些是保钓运动之后而邓小平復出之前，羈留海外的台湾左派所面临的局势。在这期间，中国革命依然光芒万丈，台湾资產阶级民主运动开始蠕动，海外亲美台独运动已经兴起，这些都是台湾左派如何面向台湾的重大课题。

（二）「社盟」与《台湾人民》的摸索

六○年代就开始集结的老左派如许登源这些人，在七○年代初的保钓统运与台独运动同时兴起的新局面下，就要面对一个新的难题。他们原来处在著重左右之分而统独争议较為压抑的情境，问题意识围绕在台湾社会的阶级分析与革命阶段等议题，如今因為保钓运动的爆发、中美的开始和解、中国大陆的进入联合国以及右派台独势力的崛起等这些形势的变化，突然必须直接面对统独问题了。或者说，对海外台湾左派而言，新的形势迫使统独问题登上了议程表。

接受左翼啟蒙并且深受中国大陆革命影响的这批海外台湾左派，如何对待也是一样接受左翼理念，却主张独立的台独左派呢？这个左派内部的统独争论就在保钓运动后社盟分子所办的刊物《台湾人民》上面展开。

「社盟」就是在一九七○年代初形成的「台湾人民社会主义同盟」，是个台湾留学生社会主义者的鬆散左翼联盟，其成员在社会主义的共识下，有肯定中国革命道路的，也有主张台湾独立的，但都特别强调台湾人民在左翼运动上的主体能动性。因此不同主张的成员就各自形成小组，以生產工具取名，例如角尺组、锄头组、斧头组等。各小组之间相对独立，甚至相对保密，横向联繫极其谨慎隐秘，而以《台湾人民》这份刊物作為他们共同发声的舞台与沟通论辩的管道。不管统独争论，他们基本上认為台湾基於其歷史条件，必须重新发展出社会主义运动，也相信台湾社会有左翼运动的潜能，有自求解放的条件。

《台湾人民》在1972年10月发行第一期，开始针对台湾的出路进行左翼理论的探讨。这本刊物由住在西雅图的陈惠松担任主编，所有稿件集中到他那裡。由於还是在严密的冷战时期，必须防备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与台湾国府的双重监视与迫害，例如上文提到的王义雄事件，因此出版上狠多步骤必须隐密进行。陈惠松於是在家裡配置了一台中文打字机，由他的夫人李富美负责打字。陈雪梨这时也来到西雅图参与最初三期的创刊、编辑与打字工作。她在台大保钓运动时就读外文系一年级，随后休学来到美国。1972年春天她正準备回台大復学，这期间她除了参与《台湾人民》的筹备与编辑外，还曾寄了一箱左翼书籍回台湾给保钓朋友。隔年初春她却因这箱书牵涉到台大哲学系事件7而上了黑名单，不能回台。黄武雄在学成回台前，也曾与其兄弟积极参与创刊事宜。

这本刊物最初的印刷是由在西雅图开设印刷店的一位台湾同乡赞助设备与纸张，而由刊物工作人员晚上去自行印製的。后来每期打字与编排完稿后，就寄到东岸的许登源处，由许找纽约的印刷厂印刷，再拿回来自行装订成书发行。书上所列的通讯处却是远在加拿大最东岸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一个邮政信箱。

服膺中国革命路线而积极参与《台湾人民》这场论辩的许登源，因此遭来一些统运人士认為他统独立场不明的批评。為此许登源夫妇在1972年底密访北京，与当时刚回归中国大陆工作的保钓同志林盛中写了一份〈对台工作意见书〉提交给周恩来，建议中共当局重视台湾人民在统一与解放过程中的能动性。8之后中共在统一问题上在原先的「神圣领土」宣示之外，加上「寄希望於台湾人民」的呼吁；同时在各中央组织架构上开始设立台湾省代表团。文革高潮中的这个对台政策调整乃是海外台湾左派最显著的成果。除了显示中共重视保钓运动人士与海外台湾左派的意见外，还反映出中美和解与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所带来的局势变化已经将台湾问题摆上了檯面。台湾的左翼组织在五○年代被全面扑灭之后，中共完全失去与台湾社会连结的机制，以致来到一九七○年代重返联合国后的这个变动时刻，就必须直接来面对台湾人民了。

在新的形势下，还有一些在「社盟」这个大伞之下没有曝光的一些人也在1972年前后回到台湾来，进到各个大专院校教书。其中有不少受到左翼啟蒙的数学家来到台大数学系与中研院数学所，包括黄武雄等人以及与他们有关系的唐文标。但除了出身香港的唐文标狠快进入文艺领域挑起现代诗论战，以及黄武雄与台大保钓学生有所接触，并利用中学数学教育改革的机会在台湾南北游走一遭，进行社会调查之外，几乎只能进入蛰伏状态，动弹不得。

社盟回台分子的蛰伏不动，反映出左翼分子在台湾进行实践工作的艰难。五○年代以降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立即引起注意而遭到扑杀。例如1968年的陈映真案、1972年成大学生吴荣元蔡俊军案、1973年台大哲学系事件以及1977年戴华光案等是其中犖犖大者。因此海外台湾左派除了回台一途，还是延续了六○年代两条道路的选择：回归社会主义祖国，或是留在美国等待时机并对台湾留学生进行啟蒙。被保钓风云所捲入的眾多台湾留学生中，陆续有人低调、默默地回归社会主义祖国，其中林盛中是极少数公开的人之一。也有狠多人因上了国府的黑名单而回不了台湾，甚至被吊销护照成了黑户，如林孝信、刘大任等。他们是别无选择地留在美国。

这些六○年代开始的台湾海外第一批左派分子终究没能共同解决新局势下的难题，《台湾人民》最后还是因為统独争议在1975年2月出了最后一期第十期之后停刊了。停刊后，社盟分子顏朝明与PhilipChen曾回到台湾任教，并参与新起的党外运动，但在1978年底中美建交而选举中断的紧张肃杀气氛下也回到美国来。

（三）芝加哥「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的奋斗

虽然保钓统运的发展将重心摆在中国大陆继续革命的进程上，但保钓分子中还有一批人将重心放在台湾。那时还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的林孝信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在保钓运动的发动上，林孝信曾做出狠大的贡献，他利用他们当时為台湾筹办的《科学月刊》通信联络网《科学月刊工作通报》，以「循环信」的方式传递保钓信息，让信息狠快传递到遍布全美各大学的300多个联络员，对运动的开展起了莫大作用。和多数筹办《科学月刊》的留学生一样，林孝信也在芝加哥大学积极投入保钓运动，创办了《芝加哥钓鱼台快讯》推广保钓理念，以致护照被国府吊销。

随著保钓运动的发展，林孝信也接受左翼的啟蒙。而重要的是他与芝加哥大学保钓会把关心的重点放在台湾社会的发展与解放上。支持台湾正在蓬勃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文学改革运动、人权运动与党外民主运动等。他们积极介绍这些社会与政治变迁给海外留学生，传播海外不容易看到的资讯，举办演讲会与讨论会，发动募款捐助台湾的这些活动等等。由於当时台湾仍处戒严状态，多数的支援活动必须以隐蔽的方式进行。唯必要时仍然有适当的公开方式，最显明的例子為1976年的营救政治犯陈明忠的公开活动。

由於对台湾的关心，「陈明忠事件」发生后立即引起林孝信等人的注意。老政治犯陈明忠於一九五○年代在绿岛被关了十年，出狱后在1976年再度被捕，并判死刑。此消息经由在台湾活动的美国人权工作者LynnMiles（中文名：梅心怡）带出，登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上，引起保钓学生的关切并发动救援。由於案情严重，时间紧迫，芝加哥的林孝信这批人，还有不少香港同学，在短短几天内做了大规模的动员，包括在全美国留学生界发动募捐，集资在《纽约时报》刊登全页抗议广告（1976年11月27日），以及相应的一两百位国际关心人权人士的联署、募款、示威游行等等。

1971年保钓四一○大游行以来所仅见，最终促使台湾当局改判陈明忠15年。基於把重心放在台湾以及这些具体活动上，芝加哥钓鱼台行动委员会持续运作，成了海外保钓运动存在最久的团体。《芝加哥钓鱼台快讯》也成了钓运发行最久的刊物，一直到1977年才停刊。

1979年底台湾发生高雄美丽岛事件，党外民主运动面临当局镇压的危机。在局势急遽变化下，一九八○年初林孝信以及他的热烈支持者如李义仁、李乃平、邱燕、陈杏村、李正雄、蔡烈辉、桂怀瑄、刘申忠、林清茂、刘婉玲、熊建劬、杨寧蓀、陈津渡、陈文嘉、刘沅、陈淑贞、黄建寅、洪永泰、王惠珀、舒诗伟、陈美霞等一伙人随即成立「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还有一些香港参加保钓运动的留学生如王于渐、陆元辉、雷鼎铭、冯慧文、黄贤、梁滎诚、刘泽甫等人也在许多地方出钱出力。接著出版《民主台湾》，将整个运动的重心放在台湾的民主抗争上。此后芝加哥也成為当时台湾民主运动人士如蔡仁坚、陈鼓应等人访美时必经之地。

由於林孝信等人和六○年代的海外台湾左派一样，认為台湾社会必须有自己的社会改造与解放力量，才能达成真正的统一，於是积极介入台湾的民主运动。因此不免要与各种政治光谱的政治活跃人士与团体接触，有如许登源的情况，结果也不免招来部分统运人士认為他统独立场不稳或地方主义的批评。在这样的状况下，林孝信还是苦心孤诣，虽然已是美国移民局的黑户，还像个苦行僧那样游走整个美国，串联各地台湾左翼分子积极面对台湾政治与社会的变化。他尤其重视保钓之后新来乍到的台湾留学生，努力地将深奥的左翼理论普及化，对他们进行啟蒙工作。七○年代开始的林孝信和民主运动支援会一帮人可以说是代表保钓之后新起的、面向台湾的海外左派。当然保钓运动之后的整个七○年代，类似芝加哥林孝信的左翼集结在美国其他各地也不少，他的组织与行动只是比较显著的例子。

来到八○年代，芝加哥的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还以夏令营的方式，不时将受到保钓运动影响的留学生集合起来，互相切磋砥礪，不少人受到影响而回到台湾来。林孝信每年定期主办夏令营，地点就分布在从美国中西部的芝加哥到东岸纽约这一段80号州际高速公路所经过的城市。这个夏令营是个较為轻鬆、带著园游会气氛的全美台湾左翼留学生交流会，让大家相濡以沫。不少人在这裡初次相识，如那时在哈佛的夏林清／郑村棋、在印第安那大学的何春蕤／卡维波、在大芝加哥地区的舒诗伟、丘延亮以及瞿宛文／郑鸿生等人，都在这裡首次碰头。这些关係就一直维繫到回台湾之后。林孝信每次也会邀来台湾政治与社会运动界人士来参加，像苏庆黎、陈忠信、柴松林等人，企图建立一个海外台湾左派与台湾政治与社会运动人士之间的桥樑。

（四）从《台湾杂誌》到《台湾与世界》的进步言论场域

美国东岸也有一批人开始进行与林孝信的民主运动支援会性质相同的活动，却是以刊物的形式出现，就是叶芸芸等人在1977年创办的《台湾杂誌》以及接著在1983年发行的《台湾与世界》。

《台湾杂誌》是随著台湾民主运动的兴起，海外台湾左派第一份面对一留学生的有关台湾的刊物，起源於1976年底叶芸芸／陈文典夫妇、黄于燕夫妇以及陈其南夫妇等三家当时在耶鲁大学的台湾同乡，為援救台湾的政治犯陈明忠而印行的一份手刻钢版9的专刊叫《动荡的台湾》，成為全美留学生界救援陈明忠的重要力量。这份专刊还由陈明忠的绿岛难友──当时寓居耶鲁的台湾老左派台南人胡鑫麟医生（小提琴家胡乃元之父）──执笔数篇。胡鑫麟是台大眼科医生，1950年与许强同案被捕，在绿岛关了十年。援救陈明忠一事可说是在保钓／统运的文革与中国热潮中转而面向台湾的一个重大旗号。叶芸芸等在耶鲁大学的三家人接著在隔年创办了《台湾杂誌》双月刊，起初也非打字印刷，财务支援主要来自花俊雄、黄于燕等老保钓。这份刊物的创办，一方面是支援新起的台湾党外民主运动，另一方面也以左翼视野来重新寻找台湾的歷史。最初的读者对象设定在一般台湾同乡与留学生，所以会把刊物拿到台湾同乡会的活动场合去摆摊。因此刚开始时也屡屡遭到统运人士批评為地方主义。但那时正值四人帮事件之后，保钓／统运人士受到衝击，开始重新思考中国革命与台湾解放的问题。於是后来有不少保钓人士出钱出力支援这份刊物。

随著中国大陆邓小平的改弦更张与台湾美丽岛事件的发展，《台湾杂誌》来到八○年代后逐渐得到更多的支持，於是到了1983年就提升為打字排版，接著在这年6月改名為《台湾与世界》，由双月刊变成了月刊，扩大发行范围，成為一份对海外侨界进行左翼啟蒙的重要刊物。这份刊物一直定期发行到1987年6月解严前夕才停刊，加上前身的《台湾杂誌》，从1977年到1987年一共有十年之久，影响深远。

从《台湾杂誌》到《台湾与世界》前后十年的时间，所涵盖有关台湾的议题包括乡土文学论战、党外民主运动、台湾环保问题、台湾的弱势团体等，还有一个狠重要的台湾史的重新挖掘。旅居日本的戴国煇以梅村仁為笔名在刊物上主编一个「二二八史料」专栏，将1947年当时关於事变的各种报导进行严谨的歷史整理与註解。叶芸芸也投入心力在日据到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台湾左翼歷史的挖掘上，包括為羈留大陆与美国等地风烛残年的老左派所做的口述歷史，以及苏新遗稿的整理，為那个时代留下可贵的歷史纪录。他们并在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的1987年，参与了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纪念研讨会」，还以两期的篇幅进行专题报导，提供一个有别於国民党与台独观点的左翼视野。

当时面对美丽岛事件后崛起的海外台独运动，不可避免的要面对所谓台湾意识问题。1983年叶芸芸趁著陈映真来到爱荷华大学访问之际，请了戴国煇和陈映真进行一场关於「台湾意识」的对谈。这篇对谈纪录也同时登在台湾的《夏潮论坛》上，是《台湾与世界》与台湾岛内左翼连线的开始。之后也有一系列文章讨论当时台湾所谓「中国结／台湾结」之争，企图清理出一个人民的视野。

这份刊物紧扣著美丽岛事件之后八○年代台湾的政治与社会变动，除了每期都有一定篇幅的「台湾文摘」外，从1983年王昇倒台、1984年立委选举、1984-1985年之交的江南案及其后续政治影响、1985年底县市长选举，到1986年底党外人士终於组成民进党，以及蒋经国的接班问题等一系列发展，都成為刊物一再涵盖的报导专题。而基於发展台湾自身解放力量的立场，他们也密切关注海外倾台独人士的政治活动，例如1985年洪哲胜脱离台独联盟组建台湾革命党、同年全美台湾同乡会的台湾前途讨论会，以及许信良在1986年组织台湾民主党等活动，都是该刊的报导专题。此外《台湾与世界》对台湾新兴的社会运动也多所著墨，尤其是刚起步的环境保护运动、原住民运动与妇女运动。环保方面除了宁明杰与林俊义等人写过多篇文章外，刊物还专题报导了1985年开始的反核能发电与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设厂运动，还有兰屿成為核废料储存场问题。此外他们也访问、介绍了台湾新生代民歌运动中的抗议歌手，如杨祖珺、胡德夫、罗大佑等，以及他们各自参与的党外与原权会活动。

他们在文艺方面也大力推介并刊载台湾具有社会意识的作家。从李黎、洪铭水等评介陈映真出狱后的创作，1985年的杨逵纪念专辑，吴晟、杨青矗、钟肇政、七等生等作家的评介，还有王拓狱中所写新小说〈牛肚港的故事〉的首刊与连载，都可看出他们延续乡土文学论战的道路。此外，他们也注重母语传承的问题，登了不少洪哲胜以及台湾老左派胡鑫麟、苏新等人写的闽南语研究文章。

他们也一直关心著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一九八○年代的曲折发展与两岸关係，包括三峡建坝、1987年初胡耀邦的下台所引发的学运、中港台三地转口贸易与两岸三通等问题，并以台湾被压迫人民的立场对大陆当局的对台政策屡屡提出建言与批评。

然而这两份刊物并非只是心怀台湾、关心大陆，他们也放眼整个世界的局势与发展，尤其是第三世界，以及跨国公司形成后的工业发展问题。虽然因為篇幅与人力所限而未能多所发挥，但整体内容确是涵盖了当时所有进步运动的议题。

由於这份刊物涵盖面的宽广，稿源也就来自各个方面，例如《中报》的陈玉璽、王耀南、《中国时报》的黄树仁、主编《华侨日报》副刊的王渝，老保钓如花俊雄、汤锦台、崔少明、倪慧如、夏沛然、李黎，环保运动的宁明杰、林俊义，新生代的李荣武，每期提供政治漫画有两年之久的CoCo，经历过台湾白色恐怖年代的大陆籍画家秦松、麦非，华府的朱养民、李哲夫，来美的访问学人萧新煌，还有日后惨遭杀害的刘宜良（即江南）等等，甚至倾向台独的洪哲胜、谢里法、张良泽等人，不一而足。因此刊物的资源虽然主要出自台湾出身人士，但也有来自旅美华人社群的支持。这份杂誌的名称正是标示著关怀的对象不只限於台湾与大陆，还面向整个世界，对左翼而言就是面向第三世界。可以说《台湾与世界》月刊的发行是保钓运动与海外华人在一九八○年代共同的大事，提供海外华人一个进步思想导向的言论空间。

当初《台湾杂誌》发刊时是在美国东岸耶鲁大学所在地，一九八○年代初随著陈文典、叶芸芸夫妇因工作关係搬到西岸南加州的圣地牙哥，编辑部也搬到那裡。由於圣地牙哥靠近洛杉磯，这份刊物遂也得到蔡建仁等人的支援。1983年他们又搬回东部的华府定居，并将扩大了的《台湾与世界》编辑部设到纽约，因為那裡正是东岸华人薈萃之处，人才与资援较不虞匱乏，包括编辑人员与印刷发行，其中尤為关键的是得到在纽约经营印刷厂的老保钓陈宪中的支持。陈宪中不仅平价承揽印刷，还在工厂裡提供一间办公室作為

《台湾与世界》的编辑部与发行部。一九八○年代初个人电脑与网路才刚起步，还没有中文电脑排版工具，

一台庞大的中文打字机需要专业人员来操作，而那时正有位香港留学生叶凤新有此技术，志愿帮忙，打字工作遂一直由她承担。香港留学生的积极参与，包括加入编辑群，代表著这份刊物得到保钓运动人士的广泛支持。当时钓运／统运已经进入反思期，而台湾民主运动处於上升的歷史时间点。这份刊物可以说是在统运走入尾声之后，叶芸芸等人重新整合了一批保钓运动的广泛资源，不分省籍与港台，确立了面向台湾的定位而出现的。

因為杂誌社组织鬆散，除了极少数的编辑与发行等专职人员外，其他都是来去自由的义工。必须一提的是，在大纽约区参与《台湾与世界》的这批人中有陈玉璽，他那时已经从台湾出狱来到美国在纽约的中报当总主笔，还有和他一样出身夏威夷大学如王耀南（担任总编辑）和朱立创（以周励春之名担任总经理）等几个人。夏威夷大学在六○、七○年代曾经是美国左翼进步运动的重镇，不少台湾留学生在那裡受到啟蒙，成露茜也出身该校。王耀南在1986年回台湾后总编辑一职就先后由崔少明、黄树仁与夏沛然接任。此外，从芝加哥转到纽约地区工作的倪慧如／邹寧远夫妇也一直是刊物在编辑、撰稿与财源上的持续支持者。

这两份先后发行的刊物的经费早先来自台湾同乡黄于燕、花俊雄等几位已经就业的老保钓人士。随著刊物的发展，就有越来越多不分省籍包括港澳留学生加入支援行列。后来财务由二十多位人士认股，每股美金500元，每年固定认养1至20股不等。认股最多的是徐松沅、陈星吟、邹寧远／倪慧如夫妇、陈文典以及绿岛出来的老左翼胡鑫麟等人。此外也有少数同情或倾向台独的人，基於支援岛内民主运动与关怀台湾的立场而来捐款。其他还有老一辈对国民党不满的人士，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裔留学生等，可见这份刊物凝聚力量之广泛。

（五）八○年代新形势下的突围：《台湾思潮》与洛杉磯的集结

林孝信成立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叶芸芸创办面向台湾的《台湾杂誌》与《台湾与世界》、许登源夫妇千里迢迢密赴北京提出〈对台工作意见书〉，以及《台湾人民》这一刊物试图在统独之间寻求一个左翼的平衡点等等，都是在保钓运动后的这麼一个七○年代新形势下的奋斗。可以说七○年代保钓运动之后，这些面向台湾的奋斗基本延续了六○年代海外台湾左派的特徵，即是对统一与解放的辩证看法：中国的统一与台湾的解放必须有台湾人民积极参与其中。

然而时局接二连三地变化：大陆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到1978年邓小平復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弦更张採取「改革开放」路线，又一次带来巨变。台湾则从1971年退出联合国、国民党法统逐渐崩解、党外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海外台独运动大受鼓舞，到1978年底美国与中国大陆建交、1979年底美丽岛事件，也进入政治动荡期。这些变化对海外台湾左派而言都是新的挑战。

邓小平復出后改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对解放后三十年来的革命路线进行清理，文革的内部问题也逐渐暴露。这对於奉此革命路线為準绳的统运人士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难以适应。再则，在这政策下中国大陆的对外吸引力主要来自其逐渐开放的市场与快速成长的经济。在美国的左翼统运於是失去了动力。

对於海外台湾左派尤其是服膺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人而言，邓小平的改弦更张更是个理论上的大挑战。原来的《台湾人民》这一刊物的问题意识已不足以面对此一变局，何况该刊也早在1975年就停刊了。许登源、顏朝明与金宝瑜等这批老左派遂在八○年代初参与保钓后新生代蔡建仁所创办的《台湾思潮》，一起主导这份新刊物的议题与方向，并撰述多篇论文与评论。这本由洛杉磯的蔡建仁负责编辑与发行的新刊物在1981年5月创刊，共发行了八期，最后一期出版於1984年4月。这份理论刊物不只在探讨台湾社会的演变，因应美丽岛事件后的新局面，也要来面对后文革的大陆变局，面对中国大陆是否走资的问题，以及第三世界革命道路的问题。

台湾原来不分统独的党外民主运动，在美丽岛事件后逐步转化成以亲美台独派為主流的运动。在台湾被禁刊的《美丽岛》杂誌移到洛杉磯来发行《美丽岛週报》，由那时羈留美国的许信良於1980年8月创刊，先后找来陈婉真、孙庆餘、陈芳明等人负责编辑（邱义仁在1982年回台路过南加州时曾参与其中）。当时在洛杉磯的蔡建仁、顏朝明等人曾以延续《美丽岛》杂誌包容统独的精神帮忙寻找房舍，参与创刊与编辑。但终究因路线不和，不容於右派台独的主流派而退出。这份台湾民主运动的海外宣传刊物遂沦為右派「台湾民族论」的吹鼓手，成了海外台湾人的当道言论。

因此《台湾思潮》的创办也是要来处理1979年底美丽岛事件后，台湾民主运动的统独变局檯面化的新局。这是对海外台湾左派的另一个挑战，原来在六○、七○年代，台湾的问题著重在左右之分（「右」指国民党，「左」指民主派），统独只是《台湾人民》内部争议。海外左派基本上支持岛内民主运动，认為先要进行民主革命，如今却要来面对台湾民族论兴起的问题，面对运动上的统独问题了。这是《台湾思潮》创刊的重大背景。

在企图以阶级分析与第三世界视野来超越狭义的统独陷阱上，许登源用何青与弯弓為笔名写了题為〈对台湾社会阶级分析的一些看法〉的一系列文章。这组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分析台湾社会，為这个台湾的统独变局提供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而顏朝明则以王茂盛為笔名写了〈从革命观点看台湾製造业就业人口的演化〉与〈从革命观点看当代台湾就业人口〉等数篇文章，探讨20世纪台湾现代化下產业工人的形成与发展，也构成一组重要论文。

《台湾思潮》也要来面对与处理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的左右变局，譬如许登源以弯弓為笔名写的一篇〈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对当前中国经济理论若干问题的批判〉，针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理论加以探讨和批评。

对於第三世界革命道路的问题，《台湾思潮》也用了不少篇幅在讨论「依赖理论」及相关问题，陈玉璽（笔名王春根）与金宝瑜（笔名钟望如）都加入这场论辩。此外，这份刊物也投入篇幅探讨左翼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等议题，并发掘光復前的台湾左翼运动歷史，试图重新连结这个传承。

相较於《台湾人民》这一刊物的参与者是六○年代的台湾留学生，《台湾思潮》则有受到保钓运动影响而在七○到八○年代来到美国的台湾留学生加入。以台湾流行的「年级」说法，又可说是海外台湾左派「二、三年级」到「三、四年级」的传承。蔡建仁是在七○年代中后期来到美国，他在创办《台湾思潮》之前就已在洛杉磯活动数年，那时王义雄／张梅梅夫妇、顏朝明等人也先后来到这裡。七○年代末，蔡建仁先在洛杉磯聚集了这一批海外左翼力量，包括六○年代的老左派与七○年代的老保钓如顏朝明（老李）、王义雄／张梅梅夫妇、曾宗伟、罗小如、PhilipChen、刘克非等，及从美国各地转到洛杉磯读书或就业的留学生如纪欣、井迎瑞等。八○年代初，他们以此為基础，加上东部的许登源夫妇与金宝瑜，大家按月捐款支助创办了《台湾思潮》，由蔡建仁负责主编，纪欣与张梅梅先后担任总务。他们并积极教育刚来美国的新一代台湾留学生，包括来到洛杉磯读电影系的王介安、焦雄屏等人，為他们举办过无数次的读书会及电影欣赏会（观赏评论侯孝贤、杨德昌等导演的台湾新电影，以及大陆与第三世界电影），少则八、九人，多到数十人，影响涵盖南北加州。八○年代的洛杉磯就因為他的积极活动而成為海外台湾左派的一个重要据点。

当时成露茜已经在洛杉磯加州大学成立亚裔民族研究中心。她虽然著重在美国华裔／亚裔社区的工作，但一直与蔡建仁保持密切联繫，她的学生王振寰则经常参加洛杉磯据点的活动。蔡建仁又在全美国到处串联，将各地台湾左翼人士联繫起来，并找来参加读书会。此外洛杉磯的这一群人也费了不少精力去联繫照顾流寓大洛杉磯区的日据时期台湾抗日左翼人士，像简娥、郭德金、蔡德音等前辈。这些人都已是垂暮之年，但就像杨逵在一九七○年代初年在台湾復出那样，代表著两个世代的重逢。

八○年代由於党外民主运动的衝击，台湾社会开始鬆绑，遂有不少留学生在洛杉磯的这个海外台湾左派据点的啟发与影响下，在解严之前就回到台湾，如王介安与吴正桓。此外从这裡也经常有人回台如纪欣等，回台接触异议人士，探望捐助美丽岛事件受难者家属，并支援参与各次选举的台湾党外人士以及刚萌芽的劳工运动组织劳支会。口耳相传下，洛杉磯据点於是成了台湾社会与政治运动人士到美国访问时必经之落脚处，罗小如、纪欣与王义雄等人的家就成了接待中心，先后接待过陈映真、郭吉仁、蔡仁坚、汪立峡、莫那能等人，以及美丽岛事件坐牢出狱者如张富忠、陈忠信、王拓等人。苏庆黎於八○年代在美国东岸进修期间也曾数度来此长住，成為岛内与海外左派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繫。狠多台湾议题的讨论，像原住民问题，也经由这个联繫而扩散到海外华人留学生圈与相关刊物。

在1987年解严之前的这段期间，洛杉磯据点所组织的无数读书会中最重要的乃是《资本论》读书会。这主要是為了因应七○年代末期中国大陆的变局以及西方新马理论的流行，所带来海外台湾左派在理论上面临的难题。蔡建仁认為大家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原典，尤其是这部对资本主义终极分析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顶峰之作，来从头学起。1981年开始顏朝明就曾為大家讲解左翼理论，接著在1983年开办的《资本论》读书会每次约有一星期左右的时间，成员来自全美各地已经就业或还在求学的，也有从台湾远道而来的政治与社会运动活跃分子如汪立峡等。开始时曾在东部华府叶芸芸家开办，招来美国东部的留学生，后来就主要在洛杉磯开班。而远在纽约的许登源、底特律的金宝瑜和近在洛杉磯的顏朝明几位六○年代台湾老左派则来带头帮助大家学习。这个《资本论》读书会确实狠有助於参加者在左翼理论上的深化，以及此后的持续集结，可谓影响深远。

基於台湾左派运动必须自我培力的信念，蔡建仁一直鼓励并策画同志回台发展群眾组织，推动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参与各个战线的奋斗。而羈留海外不克回台的人则出钱出力来支援台湾岛内的发展。於是乃有解严之后回到台湾的这些与洛杉磯据点有关係的人曾被冠以LA派之名。此外纽约的许登源、陈妙惠夫妇那裡也是一个重心。他们所积极参与的《台湾人民》刊物在七○年代中期由於形势变化而退场（其中倾向台独的部分人士接续办了《台湾革命》、《台湾时代》等刊物），八○年代开始许登源遂与蔡建仁合作办了《台湾思潮》来面对新的形势。同时许登源夫妇继续以其一贯立场与台湾同乡会以及台独左派如洪哲胜等人保持著联繫，家裡的大客厅也会成為他们的交流点。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家的大客厅同时也是台湾左翼或新受左翼啟蒙的留学生的聚会所。许登源以其哲学的背景、理论的深度与对形势的独特见解，深深吸引了无数追求左翼理论视野的台湾留学生，不时从美国各地聚到纽约。而六○年代的海外台湾老左派如蒙韶、金宝瑜、傅伟勋等人也继续聚集在他身边，发挥狠大的影响力。在当时中共革命路线的改弦更张与台湾民主运动的乍兴，而左翼思想一时陷入混沌的情况下，许登源成了八○年代台湾左翼留学生的理论倚靠。

五、迎接台湾解严与冷战结束

（一）解严之前台湾海外左派的集结

於是整个八○年代在美国的台湾左派就自然形成了几个主要集结点，各以纽约的许登源、华府／纽约的叶芸芸、芝加哥的林孝信以及洛杉磯的蔡建仁為中心。这几个中心刚好分布在美国的东岸、中西部与西岸三个主要都会区。当然这几个大据点也只是在行动上比较突出而起领导作用的，其他的城市与邻近地区也有不少小据点。

例如东岸的波士顿地区本是菁英薈萃之地，自有其澎湃的进步思想，并与这些据点有著密切联繫。哈佛先有龚忠武、黄维幸等人，后有夏铸九、夏林清与郑村棋等年轻一辈。

又如西岸加州的旧金山湾区本来就是激进思想与运动的重镇，自有著一群六○年代的老左派如赵先国。他年少时被国民党拉夫当兵来到台湾，退役后移民美国，落脚旧金山湾区，在奥克兰经营一家电视修理店。由於他同时与社盟分子和保钓运动都有密切关係，电视修理店是狠多人路过湾区必经之地，因此在六○、七○年代左倾的台湾留学生中成了联繫各方人马的关键人物。

此外柏克莱加州大学也一直聚集著不少追寻另类出路的台湾留学生，从六○年代起，许登源、陈妙惠、刘大任、郭松棻等人就曾在这裡热烈活动过，并成為保钓的主力。夏铸九哈佛学成回台后在一九八○年代又来到柏克莱加大进修，当时比他更年轻的学生群在柏克莱组成的箴言社成员吴永毅、王苹、丁乃非、陈光兴、郭文亮等，都曾热切参与这几个大据点的活动。

就这几个据点的代表人物的年纪而言，他们分别是三○、四○、五○年代出生的三个年代人，但基本上都是光復后接受国民政府教育，成长於台湾五○与六○年代的战后新生代。因此更重要的是，虽然有著这三个年代的年龄差距，却有著相同的成长背景，彼此观念沟通不是问题。而参加到这几个据点活动的留学生也基本上是重叠的，聚集到林孝信的夏令营相濡以沫的一群人，会在下一次纽约许登源家客厅裡再次碰面，也可能接著参加洛杉磯的读书会，一起研习资本论，然后為《台湾与世界》或《台湾思潮》撰稿。1987年2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纪念研讨会」就是由纽约的《台湾与世界》、芝加哥的「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以及洛杉磯的《台湾思潮》共同具名合办的。又如洛杉磯年轻的王介安，他在1985年回台之前就曾经到全美国的各个大小据点串联一番。

由於这几位带头人物积极在全美国串联，以及这几个据点的各种活动与刊物，就把当时抱著第三世界胸怀，不想接受美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既定秩序，而要追寻另类出路的台湾留学生几乎一网打尽了。后来回到台湾来而继续走在追寻另类道路的这些人，狠少不曾与上述几个据点之一接触过。

（二）海外台湾左派共识的形成

在八○年代的美国，这麼一批三○年代到五○年代出生的台湾留学生有著这麼热络的交流，虽不曾形成过任何形式的行动组织，但也凝聚出一些基本共识。他们以有别於海外统运或右派台独的想法聚在一起，以第三世界左翼理想相标榜，自有其共同的成长背景与思想发展过程，遂在那时形成了一些共同理念，而能互相维繫，直到台湾解严的时刻。

五○、六○年代共同的成长背景是个重要的因素，在当时冷战结构的限制下，台湾的青年造反首先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形式出现，如《文星》杂誌的中西文化论战、李敖的反传统与个性解放，甚至殷海光推介的海耶克都曾在知识青年中风靡一时。成长於那个时代的叛逆青年无不受到这套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洗礼，殷海光的高徒许登源更是其中的鲜活例子，刘大任、郭松棻等人也走过这一阶段，包括笔者在内的台大哲学系事件的牵涉者更是接棒的追随者。

青年的反抗由於受到时代的限制而必须先以右翼的自由主义為其形式，然而同时发生的全球青年造反运动却又带来了左翼的衝击，以致不论在台湾还是海外，都发生了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蜕变，经此蜕变乃有保钓运动的实践动能。

如此保钓运动就成了串起海外台湾左派从五、六○年代的萌芽状态到七、八○年代的成长发展的居中关键事件。以保钓运动為枢纽，海外台湾左派肯定了从辛亥到解放的中国现代革命过程，甚至也进一步肯定四九年后的革命路线，而保钓运动就有如海外中国人的一场七○年代的五四运动。这个五四运动与保钓运动所内含的中国人身分，也即是这一批海外台湾左派的基本共识。

然而虽有著中国人的身分共识，统独却一直不是这批人的最高判準。只是在这个身分共识下，原来比较以统独之分為最高判準而又倾向台独的左翼分子，或者只能退出这圈子（发生在《台湾人民》时期），或者就暂时搁下此议题了。但他们即使在这种不认為台独是条出路，并且也对其亲美反共的主流派完全缺乏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观念的立场进行严厉批判，但对台独的生成环境也还是抱著歷史性的理解态度。

这种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世界霸权的第三世界视野，是这些人的基本立场。

在六○年代到七○年代，中国革命路线与毛泽东思想作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标竿，曾是这些人左翼啟蒙的因缘与解放理想的主要资源，并成為胸中的圭臬。因此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各阶段及其路线之争是这些人极為重要的问题意识与争论所在，中国革命的演变遂成為他们内在思维的重要部分。例如2007年许登源在台湾出版的《现代辩证法》一书的封面就印著「彻底批判中共官方马克思主义」一句话，可以想见中国现代革命的进程与变化对这些人的深刻影响。

虽然他们以中国人的身分接受中国现代革命歷史，并认為台湾的解放与两岸的统一是歷史的必然，但重要的是他们强调台湾因為歷史的特殊性，而应有不同的、具有自身特性的解放过程。这个相对於中国大陆的台湾歷史特殊性在於：首先它是被现代帝国主义长期殖民统治过的唯一中国省分，就是台湾割让给日本五十年，而有了有别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状态；接著就是在战后的冷战局面下国府严厉施行四十年的反共亲美政策，以及以美国為主要市场的外销出口导向经济政策，这两项政策都极為成功，而极大地削弱了左翼活动的各种因子，也构成了缺了左眼的台湾社会，以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偏见与敌意。

八○年代的海外台湾左派基於上述的这些体认，认為台湾左翼在五○年代被摧毁殆尽之后的今天，台湾人民不能只是等待祖国的解放，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重新发展自身的解放力量（今天的说法就是自我培力或给力），积极参与解放过程，才会是最理想的统一。基於这种观点，台湾即是他们的最终实践场域，台湾社会与政治的各种发展与变动就成了他们主要关心所在。从林孝信积极支援台湾民主运动、蔡建仁在回台前后积极介入农民运动、叶芸芸挖掘日据与光復初期的台湾歷史、许登源回台传授资本论，以及解严后他们对工人运动及其他社会运动的戮力推动等等事蹟，都反映出这个积极面向台湾的基本立场。

（三）台湾解严与一个海外时代的结束

实践的契机终於再次来到，1986年底党外人士成功组成民主进步党，接著1987年7月台湾解除戒严。这是台湾进步运动的转折点，社会与政治运动不再非法，报禁解除带来言论鬆绑，入境黑名单逐步解禁。对於沉潜如此之久的海外台湾左派而言，这是保钓运动之后的另一次实践契机。其场域就在台湾，别无选择，大家遂陆续回到台湾来一展抱负了。而且八○年代在美国受到这些老左派影响的留学生，也多在八○、九○年代之交完成学业，适时回到台湾的学术界来。如此《台湾与世界》与《台湾思潮》这两份刊物的歷史任务结束，此后「海外台湾左派」就成了歷史名词。

虽说1987年的解严是海外台湾左派回到台湾进行实践的转折点，但八○年代也正是全球局势再一次酝酿转变的开始，代表保守主义的雷根当选美国总统（1981-1989），柴契尔长期执掌英国政权（1979-1990），他们重新建立了右派意识形态霸权。接著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同年苏联东欧集团开始崩解，1990年李登辉利用三月学运推动国民党本土化，1991年底苏联正式终结，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席捲中国大陆。这一连串的发展带来的是美国的独霸，以及新自由主义成了全球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大陆也不能倖免。而台湾自不例外，台独思想也成了当道意识形态，整个「五年级」后的世代即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对於才回到台湾的海外左派来说，这个变化比起五、六○年代反共亲美的威权体制、七○年代之交兴起的亲美台独运动，以及八○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路线，可说带来更大的挑战。

随著这个新局势的成形，可以看出海外台湾左派回到台湾的发展就不免有了各种分歧、迷惑、困顿与挫折，但已非本文所能详细论说。如今又过了二十多年，全球局势又开始一次剧变，欧美可能陷入长期经济危机，而中国大陆竟然变成了「世界工厂」。一、二百年来西方现代化浪潮下带来的各种左的、右的「进步」思潮，在第三世界各地搅起的各种动荡与混乱，似乎走到了尽头。各种原有的现代或后现代术语与概念，似乎也失去了与现实的相关性。面对新局，出路在哪？海外台湾老左派接著会如何走下去？这些问题也就非本文所能涉及了。

附记：回到台湾后的海外台湾左派素描

海外台湾左派在解严前后陆续回到台湾来，然而他们面对的却是个新而分歧的困难形势，但还是能够在八○、九○年代之交蓬勃发展的各种社会运动上起了不小的作用。首先是台湾战后第一个合法的工人政党「工党」在1987年底的建立，还在海外的许登源以及已经回台的蔡建仁、郑村棋、王耀南、王介安等人都曾积极参与建党工作，出谋划策。王耀南后来还接替苏庆黎担任工党秘书长。

后来由於工党发展上的问题，蔡建仁、郑村棋、吴永毅等人都分别直接下到基层去发展组织，开展工人运动。蔡建仁持续介入各种社运。夏林清和郑村棋则成立劳教中心，积极训练劳工运动骨干，后来并开枝散叶，扩大到各种形态的劳动人民，包括性工作者、外劳、身心障碍者以及其他社会运动组织。

他们回到台湾之后最先密集接触的莫过青年学生，遂积极在学生进步社团中散布左翼理念。因此当1990年3月野百合学运起来时，郑村棋与夏铸九两人还被学生推举进到五人教授顾问团，而蔡建仁则是当时学运重要力量

「民学联」的思想啟蒙者。

王介安在解严前的1985年就回到台湾来，先是到处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与电影放映会，带动了一批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后又陆续参与「绿色小组」的成立、《南方》杂誌的创刊以及工党的筹建。工党失败后，他转而投身影像工作，却在1992年英年早逝。

解放理念中的一个核心议题「性解放」也在何春蕤、卡维波、王苹、丁乃非等人的奋斗下开展了有别於主流妇运的性／别人权运动，二十多年来他们屡屡迎战性别议题上的各种保守反动势力。

当然这些出身知识分子的海外归来左派更不忘发行刊物。蔡建仁、夏铸九、郑村棋等人在解严后就与进步知识分子陈忠信、傅大為、钱永祥等人合作，参与主导进步学术刊物《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在1988年的创刊。卡维波、陈光兴、舒诗伟与吴永毅等人接著积极参与到另类批判刊物《岛屿边缘》

在1991年的出版。蔡建仁也曾带领一批青年学生办过一份社运刊物《实践笔记》。而《台社》能够发行二十多年，吸收了当年以洛杉磯為集结点的诸多留学生，并屡屡提出扣紧时局演变的议题，成為台湾进步学术界与社运界的重要旗帜，也是这批人共同努力的成果。

心繫台湾多年的许登源与陈妙惠夫妇此后经常回到台湾。许登源除了在政治大学客座讲授资本论外，还成立了「台湾《资本论》研究会」，对六○、七○年代后出生的新世代传授左翼理论，直到去世（2009年3月31日）。他在走前一年多曾将回台后的著作、演讲与教材集结成书，出版了《现代辩证法》一书，10并将此书献给已经过世的老战友，书页印著「以最深沉的感谢与热情，这本书献给蒙韶，他是我走上这条路的同志」。

底特律的金宝瑜除了持续地参与全球左翼运动外，也在一九九○年代开始积极支援菲律宾的人民解放运动（Bayan,theNewPatrioticAllianceofthePhilippines），并且经常回到台湾教授左翼经济学课程，栽培后进；而原来藏身洛杉磯的顏朝明则不时回来宣扬直接民主理念。

林孝信回到台湾后，除了戮力推广保钓运动的精神及其延续之外，也投身社区教育工作，曾长期担任「社区大学全国促进会」常务理事，可说是持续他将左翼理论普及化的一贯精神。2003年的二次保钓运动与2011年的保钓运动四十周年纪念活动，都在他积极推动下展开。他的夫人陈美霞是公卫专家，回台后於2000年在成功大学成立了公共卫生研究所，并在2003年SARS风暴中推动「公共卫生教育在社大」，后於2007年成立「台湾公共卫生促进协会」，致力於透过社区大学将公卫教育推广到社会基层。电脑专业的刘沅在解严后回到台湾贡献所学，退休后也加入保钓精神的社会推广工作，积极参与2011年开始的保钓四十周年活动。在七○年代受到保钓运动影响的还有狠多专业科研工作者，他们在解严前后也有不少人回到台湾来加入各个科研机构，提升各个领域的研究水平。

叶芸芸经常回到台湾来继续整理出版她多年来收集的台湾歷史资料，对左翼传承在日据世代与民国世代间的断裂进行弥缝，包括苏新在内的因二二八与白色恐怖而成為流亡者的口述史，以及她父亲叶荣鐘先生的著作全集，包括狠重要的、他亲身参与其中的《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11王耀南在解严前后回台从事工运。倪慧如和邹寧远夫妇在海外花了十数年的功夫到处收集资料，完成《橄欖桂冠的召唤》一书，12在台湾出版，介绍上个世纪三○年代志愿到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人，為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留下歷史见证。《台湾与世界》的其他参与者，也都继续投身各种社会运动，例如朱立创在纽约从事社区工作。

解严前就回到台湾的夏铸九和他的同儕与学生一起，颠覆了原来台湾的都市规画研究，使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成為引领城乡区域改造的重镇。他们也经常是台湾各种社会运动的前锋，尤其在有关空间权利的议题上。

在北美华人学圈自成一格、极具六○年代风范的成露茜（1939-2010），於一九九○年代回到台湾，克绍箕裘，接掌《立报》，并开办《破报》与《四方报》。她还在世新大学创立了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在台湾的学院体制内独具特色的「社会发展研究所」。

陈光兴回台后开创了台湾的文化研究领域，并奋力展开亚洲论述与运动连结，以突破台湾学界的欧美中心意识还进一步建立了亚洲各国进步学术社群的实质联繫，以此基础发行狠受国际进步学界重视的InterAsia英文学术刊物。在这过程，他还接续在清华大学与交通大学成立「亚太／文化研究室」，带动了一批新生代。

丘延亮先到香港做人类学论文田野后，回台工作不成而留在那裡，一边教书一边参与当地社运。数年前他终於回到台湾学界，并热切支持原住民与弱势团体运动。舒诗伟先在新竹北埔蹲点，长期进行社区工作；近年来主持青芽儿永续教学中心，致力為台湾的三农问题寻找可持续性的另类出路。纪欣先是从事妇运，创办台北市妇女新知协会，后又投身中国统一联盟，担任主席。井迎瑞回台后担任台湾电影资料馆馆长，搜集抢救了将近200部的台语老片，后又到台南艺术大学长期推动音像纪录的研究学程。瞿宛文致力於脱离主流经济学的束缚，而从第三世界落后国家的角度出发，来探讨东亚的经济发展。在八○年代留学美国期间不曾与前述团体掛上钩的赵刚，却是直接与正在办《人间》杂誌的陈映真建立关係，而在回台之后也迅速参与到海内外这些人的相关志业。这些都是其中较為显著者，其他还有英年早逝的吴正桓以及狠多人也都不忘初衷，在各自的不同领域坚持另类道路的追寻。

以上海外台湾左派回台后的各种奋斗，限於笔者认识，闕漏在所难免。其是非成败皆是难以一时定论，而必有其长期歷史意义，确有待於各个领域的参与者来进一步详细反思与前瞻了。

2012月6月5日定稿

本文得以完成，必须感谢王义雄、金宝瑜、林孝信、纪欣、陈妙惠、陈雪梨、叶芸芸、刘大任、刘沅、罗小如及其他多位参与者提供狠多宝贵资讯。

原标题：解严之前的海外台湾左派初探

注释

1钓／统运资料编辑委员会编（2001）《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台北：人间，第3章、第3节、第2篇〈四一○全美中国同胞华府示威记要〉，页351-356。

2於梨华（1966）《又见棕櫚，又见棕櫚》，台北：皇冠；於梨华（1972）《会场现形记》，台北：志文。

3本章所用各国留美学生统计资料来自：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Inc.,OpenDoors

(online),http://www.iie.org/en/Research-and-Publications/Open-Doors。

郑鸿生（2007）〈台湾的文艺復兴年代〉，《思想》第4期，台北：联经。

5刘大任於2011年9月新竹清华大学「东亚脉络下的钓鱼台：保钓精神的继承与转化」研讨会时告诉笔者。

6海外保钓运动的起源请参阅：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2-03/171321578935_4.shtml，以及钓／统运资料编辑委员会（2001）《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台北：人间。台湾保钓运动请参阅：洪三雄（1993）《烽火杜鹃城：七○年代台大学生运动纪实》，自立晚报；与郑鸿生（2001）《青春之歌：追忆一九七○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台北：联经。

7台大保钓运动与哲学系事件请参阅：郑鸿生（2001）《青春之歌》，台北：联经。

8林盛中（2009年元月28日）〈与《告台湾同胞书》共成长〉，《人民日报》。

9「刻钢版」是以钢笔尖的笔在表面涂蜡的纸──称為「蜡纸」──上刻写图文，然后在「油印机」上将油墨透过蜡纸印到纸面上。这是在电脑打字、影印机复製出现前，最便宜、最普及的印刷方式。

10何青（2007）《现代辩证法：〈资本论〉新说》，台北：台湾资本论研究会。

11叶荣鐘（2000）《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下两册），台北：晨星。

12倪慧如、邹寧远（2001）《橄欖桂冠的召唤：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台北：人间。

郑鸿生，台湾台南人，自由作家。1970年进入台湾大学。在台大就学期间曾介入台大学生保钓运动、民主抗争与民族主义论战。1973年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同年10月服兵役分发至绿岛，退伍后赴美国留学，改读电脑专业获电脑硕士学位，并在电脑网络公司工作。1988年回台湾，进入资策会，多年在台湾电脑业工作。1996年与妻游学澳大利亚悉尼一年，而后从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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