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反对经济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

1.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任务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俄国正处在沙皇专制制度的暴戾恣肆、穷凶极恶的反动统治之下，工农劳动群众遭受着残酷的剥削，没有丝毫政治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开始进行群众性的罢工斗争。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传播起来，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但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工人运动很少联系，它们还没有了解到必须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基本任务是，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各个零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一个工人政党，以便领导无产阶级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并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

在俄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只有列宁最深刻、最透彻地理解到了这个历史任务。一八九四年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这本书中，列宁这样说道：“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1]]

列宁如此明确地向俄国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革命的战略任务，并且为实现这个战略任务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当时，民粹派是妨碍马克思主义传播、妨碍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建立的主要障碍。民粹派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蔑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给了民粹派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远没有完成从思想上粉碎民粹派的事业。这一事业是由列宁完成的。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彻底批驳了民粹派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阐明了工人阶级是社会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的原理，第一次提出了俄国工人同农民的联盟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主要手段的思想。列宁指出，九十年代的民粹派，已经放弃了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斗争，转而主张同沙皇政府妥协，他们根本不是什么“人民之友”，而是富农阶级的代言人。

列宁粉碎了民粹主义思想，也彻底地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企图利用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使工人运动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司徒卢威，辩护并赞美资本主义，号召大家“承认我们不文明，去向资本主义领教”。列宁指出，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抹杀阶级矛盾，抛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2.反对崇拜自发性、醉心于经济斗争的经济主义

继“合法马克思主义”之后，经济主义流行起来，它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后裔。一八九七年，列宁被沙皇政府流放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偏僻的村庄。他密切注视着经济派的活动。一八九九年，一部分经济派分子发表了宣言，他们主张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并且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列宁看到了这个宣言，就把流放在附近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召集起来开会，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接着，列宁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如《我们的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等。流放期满后，列宁侨居国外，一九○二年写成了有名的著作《怎么办？》。在这些论著中，列宁痛斥了经济主义者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号召马克思主义者同经济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开展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

经济派的基本错误是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他们认为，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产生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他们责难马克思主义者“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夸大思想的作用”,“夸大自觉成分的作用”。列宁批判说，工人群众自己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作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令等等的信念，而不可能自发形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是从外面灌输到工人中间去的。工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但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多。因此，经济派反对把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给工人，实际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传播他们的思想影响。列宁写道：“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末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没有中间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2]]“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都是——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3]]列宁指出，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轻视党的作用，其结果就是埋葬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因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4]]，“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5]]

经济派说什么工人运功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说什么“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贵”，说什么工人进行斗争时，“应当知道他们现在的斗争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他们还为自己辩护说：“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有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于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应当有首要的意义”。[[6]]列宁反驳道：“从经济利益有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当做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革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7]]把无产阶级的任务局限于经济斗争，就是使工人永远限于奴隶的地位，永远不能扫除沙皇专制制度，永远不能埋葬资本主义。当然，这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不重视经济斗争的意义。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了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8]]社会民主党如果局限于进行经济斗争，就等于政治上自杀。“世界上不论什么地方，不论过去或现在，不和政治斗争紧密相联的社会民主党是没有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政治斗争，那就等于河没有水”。[[9]]

当然，经济派也不是绝对否认政治，他们还说什么应当“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列宁指出：经济派的“所谓‘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话，听起来虽然‘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则只是包含着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那种传统的倾向！”这种工联主义的政治，就是力争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来改善劳动条件，而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列宁指出，工联主义的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它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相差十万八千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从来都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到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工人阶级绝不是“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的稀饭就能喂饱的小孩子”。必须利用经济斗争给予工人的初步政治觉悟，把工人提高到社会主义政治觉悟的高度，把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

经济派崇拜自发性在组织上的表现是，赞美当时存在的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经济派既然鼓吹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是“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因此，在他们看来，根本不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集中的革命组织。列宁深刻地论证了建立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他就：“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斗争’”“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0]]

列宁在反对经济派的斗争中，系统地阐明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关系，指出了政治斗争对无产阶级解放的决定性作用，把理论的作用和党的作用提到了应有的高度，论证了党是工人运动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根本原理。

3.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

经济主义是伯恩施坦主义的俄国变种，列宁在批判经济主义的同时，也批判了伯恩施坦主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第一个以最完整的形式，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一八九六到一八九八年，伯思施坦以《社会主义问题》的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一八九九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伯恩施坦在他的著作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法国社会党领袖米勒兰，作出了实践伯恩施坦主义的“绝好的榜样”，参加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内阁，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里雨将军一起担任部长的职务。国际工人运动中到处都出现了同革命派相对立的机会主义派。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可以比做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中的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他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各个派别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个别国家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现象”,“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内阁主义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10】“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8】

伯恩施坦派大喊大叫要“革新”马克思主义，他们是怎样“革新”的呢？伯恩施坦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

一、“我不仅不使社会主义的胜利依存于社会主义里‘内在的经济的必然性’，而且反认为不可能也不必要给与社会主义以纯唯物的基础”。

二、“随着资本家人数不断相对地减少，无产阶级幸福的不断增长或中产阶级的人数增加，就成为不断发展生产的唯一而不可避免的结果。”

三、“由于欧洲各工业国财富的惊人增加，随着近代信用制度的伸缩性和工业上卡特尔的兴盛，地方或特殊部门的混乱影响一般产业界的力量大大减弱，至少在今后较长期间内，不是可以认为像过去产业上一般性的经济危机大概不会到来了吗？”“不再有从纯经济的理由来推断这种危机的发生的确实根据了。”

四、“现代各国的政治组织越是民主化，政治大灾变的必要和机会便越是减少。”“社会民主党，与其用不合法的手段和革命，还不如用合法手段，会使它的发展更顺利得多。”

五、“对于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而一般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算不得什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生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27、51、59、72、3、5页。)。

列宁读了伯思施坦的书以后，立即怒不可遏地写道：“书的内容越来越使我们吃惊。理论上太差了；而且是重复别人的话。光说批评，实际上连认真地进行独立的批评的尝试都没有。实际上是机会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和可能主义，而且是胆小的机会主义”,“他的惨败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11]]

列宁指出，伯恩施坦“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布‘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坚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的真正民主的社会等等。”[10]伯恩施坦主义的实质，就是企图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之庸俗化，就是企图用争取改良来代替革命斗争，就是企图把革命的工人党变为改良党。

列宁透彻地说明了改良和革命的关系，他说：“革命者从不放弃为争取各项改革而斗事，从不放弃夺取敌人的、即使是无关紧要的和个别的阵地，只要这一阵地能增强他们的攻击力量和有助于取得完全的胜利。然而，他们从来也没有忘记，有时敌人主动退出某一个阵地，正是为了分割和更容易地击溃进攻者。他们从来没有忘祀，只有永远记住‘最终目的’，只有从总的革命斗争的观点来评价‘运动’的每一个步骤和每一项个别的改革，才能够保证运动不采取不正确的步骤和不犯可耻的错误。”[[12]]

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列宁庄严地宣告：“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阴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事，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揭穿了伯恩施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革新”和“批评自由”之类的谰调。伯恩施坦派所谓“革新”马克思主义，其实只是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来一些零零碎碎的落后理论，“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不倦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让步的理论”。[8]伯思施坦派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自由”，这种“自由”，实际上就是抛弃完整周密的理论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伯恩施坦派所谓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思想僵化”，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他们在理论方面的无能，只不过是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手法。列宁说：“‘教条’这是一个多么便于利用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稍歪曲一下，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宇眼把这种歪曲掩盖一番，这就万事大吉了！”。[[13]]“有人会大叫大嚷，说我们想把社会主义政党变成一个‘正教’会，迫害那些背弃‘教条’、具有独立见解等等的‘异教徒’。我们明白所有这些时髦的刻薄话。不过这些话一点也不正确，而且毫无意义。”[8]

列宁无情地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同时，列宁认为必须用创造精神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用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顾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在局部方面，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8]

注释：

[[1]] 《列宁全集》第1卷．第277～278页。

[[2]]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51－352页。

[[3]]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50页。

[[4]] 《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页

[[5]]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36页。

[[6]] 转引自《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48－349、358—359页。

[[7]]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59、373、445、487页。

[[8]] 《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4卷。

[[9]] 《列宁全集》第4卷，第252页。

[[10]]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

[[11]] 《给玛·亚·岛里杨诺娃》。《列宁全集》第37卷，第241-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