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灌输论”作为一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现实却一直伴随着争议。关于“灌输论”的争论从理论上说是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关系间题，从政治上说是坚持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方向还是资产阶级方向的问题。在放任自流的情况下，今天的新工人易受自由主义意识影响，老工人尽管政治意识相对要强很多，但也易接受“保救”等观点。因此，回顾列宁同经济派围绕着“灌输”问题进行的这场争论，并非是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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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期，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围绕着“灌输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在列宁创建党的学说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争论涉及的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道路。

列宁在建党过程中，遇到了来自俄国和国际范围内的各种社会思潮的阻力。经济主义思潮一开始就成了建党的严重障碍。在当时，如果不反对经济派，不从理论上驳斥经济派的各种论点，就不可能在俄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新型的、战斗的革命政党。

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低估革命理论、革命政党对工人运动的重大意义。他们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自发的工人运动的产物。他们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夸大思想的作用”、“夸大自觉成分的作用”，等等。列宁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02年在有名的《怎么办？》一书中阐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原理。列宁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作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248页）列宁的意思是说，工人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是列宁也指出，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出现和工人运动毫不相干。列宁也说过，工人有自发接受社会主义的倾向，这是说明，由于工人们所处的地位，他们很容易领会和接受这一理论。但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多。所以必须自觉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列宁写道：“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末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页），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254页）。

列宁认为，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轻视党的作用，结果就会埋葬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2页）。

以上就是列宁阐述的“灌输论”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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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这个“灌输论”不是列宁第一个提出的。而是列宁接受了考茨基的思想并作了发挥的。1901年10月间考茨基在看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顿草案时，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见解，该纲领草案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使无产阶级的数量增加，无产阶级也就越是不得不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越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有实现的可能和必要。因此，社会主义的意识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和直接的结果。考茨基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考茨基说：“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的必要性的意识”，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的，也同这种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困的斗争中产生的，但是，他说：“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因此，“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考茨基在论述了这个间题后得出结论说：“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义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新时代》（1901-1902）第20年卷第1册第3期第79-80页）

我们说，列宁接受了考茨基的观点，但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进一步发展了。这至少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第一，列宁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第二，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第三，列宁并不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产生，同工人运动没有关系。没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

列宁的上述理论，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这个理论的主要是经济派分子。当时经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丁诺夫在讨论党的纲领草案时作了一个长篇发言。他引经据典，力图证明列宁的论断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马尔丁诺夫一开始就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的原则部分同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同。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都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必然不仅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而且也创造社会主义的精神前提”。

而他所谓的“精神前提”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或者说，使工人阶级具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必然倾向”。他的意思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就自然而然地具有社会主义意识，不取决于外界的影响。他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中没有写上这样的“原理”，是不正确的。接着，马尔丁诺夫从法国、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摘引了一些片言只语，企图证明他的观点。但是，这些话丝毫说明不了问题。例如他引证了爱尔福特纲领中的一段话：“这种变革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必然是一种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就不可能进行它的经济斗争和发展它的经济组织。它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09页）。这段话本来是正确地说明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但是，马尔丁诺夫的理解却不同。他认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这一概念的内容就是“意味着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因此在这里党的活动的基础就是无产阶级客观上不可避免地进台的政治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页）。这句话乍一看来很费解。其实，只要看一看当时俄国经济派对政治斗争的理解就清楚了。例如，经济派的一个刊物《工人事业报》就曾经鼓吹：马克思认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所以工人的任何一种自发行动都是政治行动。

马尔丁诺夫在发言中更重要的是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反对列宁的论点。他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摘引了这样几段话：

“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页）

“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科学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的理论表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11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6、433页））

“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2页）

马尔丁诺夫在引证了这上述几段话后说：“或者，各国的经验证明上述的马克思的话不对，或者列宁同志不能使‘各国经验’符合马克思的观点”，“我倾向后一种意见，各国经验告诉我，现代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产物而产生，‘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而受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支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11页）。

马尔丁诺夫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是在工人阶级中自然养成的，不是由什么人从外面灌输进去的。他最后得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结论：“第一，整个现代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产物”，“第二，在制定现代社会主义时，觉悟程度不同的工人阶级各阶层在实践上已经达到了和摸索到了他们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发现、概括和论证了的某些任务和解决办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20页）根据这个“原理”，他建议将党的纲领草案中的“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团结精神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这句话改为：“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团结精神和自觉性在增强……”。在他看来，这样就可以说明无产阶级的自觉性是自发增长起来的。

从马尔丁诺夫的论点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主张工人运动自由发展，反对对工人运动进行自觉的干预。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关系到工人运动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工人运动要不要革命理论的指导，要不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领导？显然，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俄国革命就不可能沿着马克思主义轨道前进。

马尔丁诺夫的言论遭到了列宁的拥护者的反驳，甚至在党章问题上同列宁发生严重分歧的马尔托夫也不同意他的论点。在马尔丁诺夫发言后他第一个起来反驳说：“我感到惊讶的是，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除了建议增加‘自觉性’一词和用‘剥削’代替‘剥削者’外，是毫无结果的，我无法看出列宁的那本书的一个地方和没有写上‘自觉性’一词有什么联系。我不反对增加这个词。马尔丁诺夫同志反对列宁的论据是建立在对两个不同方面的问题的混淆上面的。马尔丁诺夫同志的引文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马克思究竟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一定阶级的思想家同这个阶级的关系。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说过由工人阶级制定表现工人阶级历史存在条件的世界观的完成过程是怎样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20页）

值得注意的是普列汉诺夫的发言。普列汉诺夫一开始是站在列宁一边的。他认为马尔丁诺夫只抓住列宁的一句话，而忽略了《怎么办？》一书的全文。他说：“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手法使我想到了一个书报检查官的话：‘给我一篇“祷告词”，让我从中抽出一句话来，我可以给你们证明，它的作者是应该判处绞刑的。’然而，不仅马尔丁诺夫同志一个人而且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对这句倒霉的话（指列宁的话）的一切责难全是出于误解。马尔丁诺夫引证恩格斯的话：‘现代社会主义是现代工人运动的理论表现。’列宁同志也同意恩格斯的意见。如果他不同意恩格斯的话，那他真的该判处绞刑了。但要知道，恩格斯的话是一般的原理。问题在于究竟是谁最先阐述了这一理论上的表现。列宁所写的不是一篇论述历史哲学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反对‘经济派’的辩论文章，‘经济派’硬说，我们应当静待工人阶级不用‘革命霉菌’（即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而独立达到的结局。其所以禁止社会民主党向工人进行宣传，正因为它是‘革命霉菌’，正因为它具有理论的意识。但是如果你们把‘霉菌’去掉，那就只剩下没有觉悟而必须从外面把意识灌输进去的群众了。假如你们愿意公正地对待列宁并把他这部书仔细地读一遍，那么你们就会看到列宁所说的正是这一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25页）

可见，普列汉诺夫正确地维护了列宁的观点。但是，很可惜，他的立场没有始终一贯，时隔不久，在《火星报》编委选举问题上同列宁发生分妓后，普列汉诺夫转到孟什维克一边。此后，他对“灌输论”的观点也改变了。

1904年7月至8月间，普列汉诺夫写了《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一文，专门评论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并且着重批评列宁关于“灌输”的理论。普列汉诺夫的论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普列汉诺夫承认，社会主义理论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们在创造社会主义理论时并不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普列汉诺夫说：“说马克思、恩格斯属于知识分子，这自然是正确的。不过这个正确的思想在列宁那里表达得不完全确切。例如，恩格斯‘按其出身’是富有的工厂主的儿子，完全不属于知识分子。但这是无关宏旨的小节。无比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也是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的最强大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1964年三联书店版上册第89页）

二、普列汉诺夫认为列宁违反了“存在”决定“思维”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定理说，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如果这条根本原理是正确的，如果这个基本定理也没有欺骗我们，那么很明白，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即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单靠本身的力量’，也会达到社会主义的。”（《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1964年三联书店版上册第91页）普列汉诺夫还引证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说的无产阶级由于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必然要废除私有制的论点得出结论说：“按照列宁的意见，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改善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条件的斗争。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这个阶级一定要力图消灭这些关系，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1964年三联书店版上册第94页）

三、普列汉诺夫从列宁引证过的考茨基谈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那篇文章中，又摘录了这样一段话：“无论如何要增长的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这种对立，资本主义追求扩大依赖性的倾向和无产阶级身上增长着的对独立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这种矛盾就一定会产生阶级斗争，就一定会产生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意图。只有解决了这种矛盾它才会消失”。（《新时代》（1901-1902年）第20年卷第1册第3期第75页）普列汉诺夫引证这段话的目的是企图证明，考茨基同列宁关于“灌输”的观点不是一个意思。普列汉诺夫说，考茨基的意思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必然会使工人产生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图”，而列宁硬要人们相信“这个矛盾只能推动无产阶级在这些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斗争。考茨基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背叛它”（《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97页）。

四、普列汉诺夫竭力歪曲列宁的论点，硬说列宁的理论是把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对立起来，是马克思批判过的“鲍威尔主义”，是“新版本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说在列宁看来，一方面是“工人群众，他们是消极的因素”，而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积极的因素，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一切可能性就依赖于他们的活动”（《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第102、105页）。

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言论不仅同他在二大的发言相比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且在逻辑上也混乱不堪，没有任何说服力。列宁看到普列汉诺夫的这篇文章后，开始没有理睬，直到1907年才作了如下评论：“普列汉诺夫在1904年，也就是在《进一步，退两步》刚出版不久，曾经在《火星报》上宣称他在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上同我有原则分歧。我既没有回答他的这个声明（如果不算日内瓦的《前进报》上的一个按语的话），也没有回答在孟什维克书刊上出现的许多类似的言论，我没有回答，因为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显然是在吹毛求疵，断章取义，抓住我个别的表述不完全恰当或不完全确切的说法，根本不管小册子的一般内容和整个精神。”（列宁全集第13卷第89-90页。）

列宁在这里说的“不完全确切的说法”，看来主要是指“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这句话。从我们上面引证的列宁的话可以看出，列宁完全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是十分中肯的。

斯大林在看到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后不久，就从格鲁吉亚的库泰依斯接连给不位同志写了两封信批评普列汉诺夫，后来又发表了著名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文，系统地批驳了普列汉诺夫的错误观点。

斯大林指出，普列汉诺夫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来批评列宁的思想，这是无的放矢。列宁说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这就是“怎样把各个思想创造一个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理论），怎样把大大小小的思想结成一个严整的体系——社会主义理论，并且由谁来创造和结成。究竟是群众向自已的领导者提供纲领和纲领的根据呢，还是领导者向群众提供？”他还说：“如果说自发运动不会产生社会主义理论（不要忘记，列宁所说的是社会主义理论），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自发运动之外产生的，是由具备现代知识的人在观察和研究自发运动以后得来的”（《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48页）。可见，斯大林在这里强调的是，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意识”是指“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要创造这种思想体系，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深刻地研究历史发展的法则。这样的任务作为工人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斯大林深刻地论证了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他说，假如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少数人，比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如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知识，也就不可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斯大林就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什么是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呢？——这好象放在船上不用的罗盘，只会生锈，结果只好把它扔到海里去”。“什么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呢？——这好象是一只没有罗盘的大船，虽然也能驶到彼岸，但是有了罗盘，到达彼岸就会快得多，危险也会少一些”。所以社会民主党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因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性质”（《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91页）。

列宁同经济派围绕着“灌输”问题进行的这场争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场争论不仅为俄国建立一个新型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思想基础，保证了俄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为世界无产阶级在党的建设方面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范例，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

这场争论从理论上说是关系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关系间题，从政治上说是坚持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方向还是资产阶级方向的问题，从组织上说是要无产阶级政党充当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还是做工人运动尾巴的问题。因此，归根到底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从而也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的问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列宁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意识不可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这从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实践中看得很清楚。英国在欧洲各国中最先开展工人运动，英国的工会不仅成立时间早，而且也组织得最好。但是英国的工人运动却一直停滞不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那里的工人运动长期受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支配。工联主义只是探讨现行制度下改善工人状况的各种途径，主张通过调解、协商来解决劳资冲突。它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更没有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的愿望。因此不可能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结果成了阻碍工人运动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障碍。国际共运史上杰出的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早在1899年就对英国工人运动作过这样一个评论，她说，英国工联主义证明，“工会运动本身还丝毫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能是传播社会主义意识的直接障碍。反过来也一样，社会主义意识在有些情况下也能够成为纯工会成就的障碍”（《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德文版第1卷第1册第481页）。事实证明，卢森堡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说，俄国的经济主义思潮实际上是英国工联主义的翻版。但这也不是说，它们是一模一样的。英国的工联主义者主张开展纯工会运动，一般说来，他们没有提出建立工人政党的要求。俄国经济派起初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随着俄国工人运动和党内斗争的发展，他们也不公开反对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了。但是，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政党不应该成为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不应该去干预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也就是不要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可以想象，如果按照经济派的主张去做，俄国的工人运动只能走上工联主义道路，这样也就不可能有俄国革命的胜利。

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以前，工人运动处于自发阶段，因而始终不能改变自己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自从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无产阶级认识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自己的历史使命，工人阶级才逐渐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但是，必须经过灌输和教育，它才能拥有这种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所谓“灌输”，就是要向工人阶级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目的是要使工人阶级认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认清自己的根本利益和自己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以便自觉地为实现这种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中国的革命经验也同样证明，向工人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不仅仅适用于我国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历史时期，而且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

本文原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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