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于1927年3月经范文澜介绍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八年后，“一二·九”运动爆发，他被中共河北省委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直接领导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林炎志告诉笔者，母亲郭明秋（中共党员）当时是北平学联主席，经常冲在前阵，父亲则作为市委书记，运筹帷幄，此前两人并不认识。尽管在“一二·九”示威游行的行列中，不乏中共党员，“学联”中也建立了党的组织，但当时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领导层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并不一致，模棱两可者有之，不赞同甚而反对者也有之。林炎志说，父亲的态度很鲜明，积极支持“一二·九”运动，明确提出党应当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作为市委书记，他通过与“学联”领导核心成员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的直接联系，及时把握运动方向，使这场运动产生了具有全国意义的深远的历史影响。当时的“学联”党团书记姚依林后来回忆说：
从1935年12月中旬起，到1936年3月中下旬，我在林枫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们的联系是密切的，每星期至少见一次面，有时见两次面。我把工作中了解的情况和遇见的问题详细向他汇报，每一次他都充分地听取我的反映，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将他的意见提出来同我讨论，取得一致。
1935年12月下旬，林枫代表北平市委和黄敬、彭涛等人商定，成立南下扩大宣传团，组织学生到农村去“唤起民众”、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个宣传团于1936年元旦过后成行，虽然前后不过十来天，只到了保定周边的几个地方，但意义却非同寻常。林炎志说，当年在北平念书的大中学生，多非劳动家庭出身，平时很少接触工农群众，更缺乏对底层生活状况的切身体验。母亲郭明秋曾回忆说，不少女学生是穿着旗袍和高跟鞋下乡的，起初叫苦连天，但艰苦的乡村生活最终教育了他们，触及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位参加宣传团的同学写信给上海《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说：“十二天的农村生活，精神上的热火压灭了一切冻和饿的进攻，我们得到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增加了不少的知识，这知识是我们在教室里和书本上所永远找不到的。回来的人都说：‘我们十二天的收获，比读一年的书强的多。’”这实际上意味着，林枫和北平市委领导北平学联，把“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引向一条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后来，刘少奇也曾指出：“‘一二·九’运动中的革命学生所走过的这种道路，是一个模范。一二·九时代的革命青年学生（特别是北平学生），已经指出了一条道路——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农民结合起来……这是一切革命青年学生在民族危险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一二·九”运动爆发不久，林枫就向北平市委提出，北平学联拥有两万多学生，不组织一个核心力量，群众运动是不能持久的。1936年1月下旬，南下宣传团全部返回北平后，林枫又与姚依林、黄敬在骑河楼清华大学学生会举行会议，决定将南下归来的大批积极分子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取名清华民先队，林枫指定黄敬为党团书记，黄敬推荐李昌为民先队长。随后，又成立了范围更广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即著名的“民先队”组织。
1936年1月底，各大中学临近开学。林枫从革命的长远利益考虑，适时地提出学生不应当无限期地罢课，而应当有条件地复课，学生运动的骨干也要回校学习，参加考试。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学联”党团书记姚依林曾问林枫：我的学籍还要不要，是不是回去参加考试？林枫回答说：你还是回去考一下，保留一个学籍也好。北平学联根据林枫的意见，开会决定复课，并于2月7日发表了《为本市各大中小学生复课宣言》。就在这个当口，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和迫害，逮捕了大批爱国学生。林枫根据形势的变化，立即向中共河北省委提出建议，将已经引起当局注意的学运骨干转移到天津等地工作，以免遭受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河北省委接受了林枫的建议，从北平抽调一批干部转移到天津等地工作。
1936年3月，林枫调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5月出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秘书，这年夏天，他与郭明秋结为伴侣。他在北平尽管只工作了短短的三个来月，但作为市委书记，他直接参与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其意义之长远，已经超过了三年、三十年……大批进步学生通过“一二·九”运动，逐渐成长起来，最终投身革命事业。谈到这里，林炎志引了毛泽东几年后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的讲演中的一段话：“‘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林炎志认为，其中的“干部准备”就党迫在眉睫的事业而言，是最“实惠”的。他举例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一退再退，有时一下让出几十个县，不断形成权力真空地区。为充实敌后工作，中共面临着大量德才兼备干部的需求。而通过“一二·九”运动走上革命之路的大批知识青年中，有数万名干部被输送到敌后，成为党建立根据地的宝贵财富，这对于中共领导的抗战而言，实可谓一种“久旱逢甘雨”的政治局面。新中国成立后，“一二·九”运动造就的一批干部在各个岗位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林炎志曾长期从事学生和青年团工作，作为“一二·九”运动参加者的后人，他对这场运动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完整的“一二·九”抗日救亡民主运动，应当是从1935年5月至1937年7月，经历了酝酿准备、爆发游行和深入发展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黄河赈济会为代表的发动、酝酿、准备时期；第二阶段是“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上街游行；第三阶段是全国学生青年走向工农群众，走向共产党，走向根据地的时期，前后达两三年。“一二·九”运动最生动的高潮虽然在第二阶段，但其历史作用的关键在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之后的与工农相结合，与八路军新四军相结合，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结合。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这个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核心，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林炎志就近几年社会上针对“一二·九”运动的某些看法谈到，“一二·九”之前，由于中共地下党被几次破坏，一直处于高度隐蔽的秘密工作状态。党的领导者不可能公开活动。这是许多当事者及后人，不清楚党组织对“一二·九”运动的运筹情况，不太清楚党的领导人和党员作用的重要原因。甚至形成了一些舆论，认为“一二·九”运动完全是自发的，没有党的领导。林炎志说，“一二·九”运动当然有自发性。所有群众运动，都有自发性。没有自发性，哪里有群众性。但是中国近现代的所有群众运动能否在历史上站得住脚，都与共产党的领导相关。有人说，查不着中央的电报、指示。这更是反映了这种认识的误区。中国共产党由于承担的历史使命非常艰巨，所面对的环境又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空前复杂的环境。所有这些都造成党发挥领导作用的形式是人类政党史上空前多样，空前生动的。党的领导形式今后必然还会发展，还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式。但党的领导已经与中国历史必由之路相结合，已经成为客观之必然，尤其是青年运动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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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仰东。来源：炎黄春秋。责任编辑：邱铭珊）
